辛亥革命时期，黄兴周围聚集了一批年轻有为的革命军官，耿毅即是其中之一。耽毅，字鹤生，河北省任县人，较早加入同盟会。1901年后，他先后在广西、湖北、江苏、江西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响应和配合黄兴的军事行动，是黄兴的忠实支持者。
先后入桂 发动革命
广西地处南疆，清政府统治相对薄弱，具有与海外联系方便，人民富于革命传统，便于从事反清革命的有利条件，向来为孙中山、黄兴所重视。同盟会成立之后，黄兴拟在华南地区发动武装起义，首先到广西作实地考察。1905年12月，他从香港经梧州到达广西省府桂林，住在广西巡防营统领郭人漳家。他在巡防营所属随营学堂宣传革命，发展同盟会员，建立了广西最早的同盟会组织——桂林同盟会分会，参加者有80余人。黄兴原拟策动郭人漳相机起义，未成，不得已于次年春离开桂林。但他的这些活动在广西新军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为耿毅等人后来入桂发动革命打下了一定基础。
黄兴离桂林不久，即赴新加坡和孙中山“筹商方略”，交流对发展国内革命形势的看法。1906年秋冬之间，他们审定了有关武装斗争的一系列文件，确定了“注重两广首义，各省从而响应之”，“务使革命势力弥漫全国”的战略方针。于是，黄兴又几番进入两广交界地和桂越边境发动武装起义。1907年，赴钦州策应防城起义；同年12月，和孙中山亲临镇南关指挥作战；1908年3月，率“中华国民军南军”转战予钦（州）、廉（州）、上思一带，威名大著。虽然这些起义先后失败，但黄兴没有放弃在两广地区发动革命的努力，仍然关注着广西形势的发展。
与黄兴在两广转战的同时，一批受到黄兴的影响，决心发展广西为革命基地的同盟会员先后入桂开展活动，其中有钮永建、李书城、王孝缜等，多为黄兴留日时的革命同志，他们进一步招徕革命党人，耿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广西的。
1909年，王孝缜受广西巡抚张鸣歧之托北上邀聘培训新军的人才。张招纳一批新人，目的本在附和“革新”潮流，捞取政治资本；而客观上却给革命党人提供了一个入桂活动的有利时机。王孝缜乘机约请了一批留日归来的同盟会员和内地革命党人，其时耿毅正从河北保定军官速成学堂毕业，亦在被邀之列。年底，他与何遂、刘建藩、吕公望、杨明远等一行人，在王孝缜率领下抵达桂林。
耿毅与何遂等负责在干部学堂培训新军。他们利用招生的机会选拔具有革命和进步倾向的青年入学，并注意在授课时宣讲革命排满的道理，有意识地激起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大义。”同时他们还与陆军小学、法政学堂、学兵营等处的革命党人保持联系，互通声气。
入桂不久，耿毅与黄兴取得了直接联系。1910年3月，张鸣岐派他与何遂前往中越边境调查防务。2人借机与云南、香港的革命党人联络。他们经越南海防到香港，见到黄兴，详细地汇报了广西的情况。黄兴对此十分重视，告诉2人，南宁讲武堂总办蔡锷也是革命同志，可与他加强联系，共同推进广西革命。当即交给他们一封盖有黄兴本人图章的信件，以此与蔡锷接上关系。耿、何返桂后，因误会错过了与蔡锷建立联系的机会。不久，蔡锷离桂，耿毅等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由于耿毅等人的努力，同盟会员增多，革命力量逐渐壮大，同年8月，他们召集桂林主要军事学堂及咨议局的同盟会员20余人，共同商议成立了广西同盟会支部，耿毅被推举为支部长，何遂为总参议，赵正平为秘书长。支部出版了一份专门宣传革命的半月刊《南报》（后改为《南风报》），介绍古今中外民族革命和民族英雄，报道孙中山、黄兴近期的革命活动，在一定范围内起了推动人们觉醒的作用。会员进一步增多后，他们又在各军事学堂、政法学堂、师范学堂及商会等处设立分部，与社会各阶层和下面各县建立联系，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
耿毅等人的到来和广西同盟会支部的建立，推进了广西的革命形势。随着支部活动有计划地发展，广西境内各地同盟会员的联系加强，行动渐趋一致，开始自觉地、有组织地承担起配合同盟会在华南行动的责任，这便为孙中山、黄兴实施以两广为基地，将革命由华南推向全国的计划创造了一定有利条件。
支部成立后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是响应黄兴领导的广州黄花岗起义。1911年初，黄兴从南洋到达香港，召集南方同盟会负责人及在港的南方几省代表开会，决定4月份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要求各省响应。到会的广西代表有刘古香，施正甫。他们会后与耿毅等支部负责人取得了联系。未几，黄兴再派人到桂林询问广西同盟会的发展情况，通知起义事项，要求广西支部组织响应，耿毅召集支部及分部负责人会议，就响应起义的有关事宜作了周密布置。会后，他们接应和掩护了大批扶海外、香港等地秘密归来准备参加起义的人员，并组织了一批本地革命志士和同盟会员参战。耿毅准备亲往参加，但香港同盟会本部要他“留下积极准备4月1日（农历）同举大事。”3月30日，耿毅等正在筹划起事，忽然得知广州的起义已于29日失败，黄兴离开广州。原来起义已因故提前，赴广州的广西同志由广西会党首领李德山率领，组成尖兵队，率先攻入督署。战斗十分激烈，李德山等壮烈牺牲，表现了无畏的献身精神。耿毅虽未能亲自参战，但为响应起义作了大量准备，也为黄兴助了一臂之力。
抗敌武汉 镇守南京
黄花岗起义给了清政府沉重的一击，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义失败后，黄兴决定今后起义以武昌为“中枢”，但仍强调以两广和湖南为“后劲”，配合行动。因此，耿毅领导下的支部加紧联络会党，运动新军，积极准备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耿毅迅速召集支部大会，确定攻下广西、宣布独立、响应武昌的计划，同时派人前往湖北了解详情，取得联系。为准备起义，他召开了会员和新军士兵的动员大会，要求大家加紧操练，随时待命。10月30日，耿毅等率领新军、会党冒雨进攻桂林城，由于道路被水淹没，无法前进，只好退回。
巡抚沈秉堃（张鸣岐已调任两广总督）、藩司王芝祥得知新军攻城，非常恐慌，感到与其开战，不如主动宣布独立，提议与革命党的负责人谈判协商。耿毅乃改变原定计划，前去谈判。他向王芝祥表示，只要广西宣布独立，战争可以避免，新军将北上授鄂，“广西的都督，你们愿意给谁就给谁。”沈、王于11月6日夜同意宣布独立，咨议局使让人连夜赶制黄旗数百面，大书“大汉广西全省国民恭请沈都督宣布独立，”分播城内外各街巷。次日，市民开门见旗，方知广西也“由官发起独立。”
广西的独立，虽然只是走了一个过场，但与先后独立的各省一样，是对首义湖北的声援。对于正在指挥武汉保卫战的黄兴，也是一个鼓舞。作为促成独立的革命党方面的主要人物，耿毅当时的注意力不在广西，而是想尽量减少损失，争取时间，积蓄力量，援助首义后处境困难的武昌。他已经得到黄兴电催广东胡汉民派兵北上援助的消息。11月2日，汉口失守，黄兴于当晚召开军事会议，再次向各省发出求援的紧急呼吁。耿毅越发感到形势逼人，必须加快独立的步伐，迅速组织新军援鄂，当时支部内有一部分人不同意他的意见，要求先打下广西作基础，耿坚决不同意，湖北好比脑袋，必先保住，否则革命首义之地一失，其他地方势必难保，广西以后还可以打回来。
因此，独立几天后，由耿毅、赵恒惕率领的第一批广西援鄂军组成，随即北上。他们由桂林经全州、衡阳步行至长沙，仅用了9天时间，“足见官兵援鄂心切”。部队抵长沙后，由赵恒惕带领暂留原地，耿毅先赴武昌了解情况，商量行动计划。这时汉阳已经失守，黄兴离鄂赴沪。耿毅几经周折，找到了黎元洪和前来援鄂的江西军官李烈钧，初步商定由他、李烈钧和湖北军官杜锡钧分三路防卫武汉，抗御清军。耿毅正准备回长沙带兵，突然接王芝详由广西来电，请他代表广西赴南京共商组建政府事宜，只得电告赵恒锡速率部来汉，自己则赶往南京。
耿毅到达南京始知组建政府一事并未定下，并得知黄兴已到上海。耿毅遂再赴上海，找到黄兴办事处询问此事。黄兴表示要待孙中山回国决定。各省代表开会时，耿毅还在北上途中，并不十分了解这其中曲折。这时仍“念鄂局危急，”来不及仔细弄清这一切，又“仓卒乘轮回汉。”
耿毅抵汉时，赴恒锡已率部抵达武昌上游的金口镇。耿毅下船后从武昌步行至金口与部队汇合，率部进驻蔡甸，向孝感推进，逼退敌军。正欲发起对敌作战，“南北和谈”的消息传来，战事遂告停顿。
广西新军是继湖南、江西援军之后又一支援鄂劲旅，它的到来，进一步鼓舞了士气，受到湖北军民的热烈欢迎。当有人介绍耿毅是广西援鄂军官时，武昌各街巷涌出不少人拍手高呼：“广西军万岁，”足见民众之情绪。黄兴此时虽已不在武汉督战，但援军的相继到来，改变了敌我军事力量的对比，也增加了他与旧势力抗衡的信心。
由于多种原因，革命党人没能抵挡住来自袁世凯、立宪派和旧官僚三方面的压力。耿毅和部队在孝感驻防不久，黄兴电告，和谈大局已定，事已至此，不必过于官战，拟请广西军队移守南京。耿毅对“和议”早有所闻，并不相信黄兴亦会同意，认为这是黎元洪要黄兴出面劝自己“赞成和议”罢了，内心十分不快。心想广西军队远至湖北，意在与清军决战，现在“如此罢战言和，将来大局不堪设想。”但究竟不明了事情真相，遂决定先服从黄兴的命令，率部开拔南京。
耿毅带着部队抵南京时，黄兴指示他，将队伍重新分成马、步、机枪、炮、工、辎等行列，遍游南京城后，再经总统府至陆军部接受检阅。他不理解黄兴此举的用意何在，联想近来发生的事情，更感不安。黄兴特于当晚宴请耿毅等人，解释事情的前因后果。席间，黄兴坦诚地向众人表白：“本意扫除清廷庸劣政府和旧军阀官僚分子，但起初时，各省军队尚称奋勇，及闻议和，吾辈同仁尚有直捣黄龙之心，而附和和议者不是盘踞地方，即是搬兵自卫，只求目前名利，不计将来祸患，甚至以军队名义要求罢战议和，并有暗与袁通声气者。黎元洪本非革命者，主和尤力，我若过干强制，他将单独与袁议和，大势如此，我何能独持异议！孙大总统初回国，不知此中内容，责我过于软弱，我只好忍受而已。”又进一步解释白天之所以让广西军队在街上游行，“即寓镇抚人心之意，使上海议和尚有条件可讲，否则就是向袁投降而已！”黄兴所言与当时情形大致不差。武昌首义时，孙中山、黄兴都不在国内，黄兴后来赶到武汉时，“群龙无首”的革命党人已将黎元洪推上了都督位置，及汉口、汉阳失守，少数“骄傲不羁”，情绪偏激的革命党人更“依一时成败之迹，蔑视多年尽力革命之元戎为败将”不服从黄兴的指挥，使黎元洪竞以“首义元勋”自居。当黎与立宪派、旧官僚结成联盟，高唱“议和”时，黄兴确已失去了控制局面的主动权，即便赶回来的孙中山，虽想推翻原议，亦已无力回天了。
耿毅素知黄兴的为人，体谅他日前的处境，但对“议和”仍异常失望。他与一些革命军官连日自动集议，都说：“如此停战议和，吾辈实不甘心”。主张由黄兴率大家北伐，乘袁世凯地位尚未稳固，革命军还有十几万人，一举扫平北洋军阀。无奈大局已定，黄兴也不再主张“北伐”，为了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歇毅决定尽个人努力，协助黄兴，使革命形势朝尽可能有利的方面发展。
袁世凯当总统后，黄兴被任命为南京留守，但这不过是袁世凯的权宜之计，假意让黄兴统辖南方十几万军队，实则已作好了排挤革命势力的部署。当时驻扎在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有来自各省的军队，王芝祥因受广西地方的势力排挤，此时亦假“北伐””之各率部到达南京。维持这支庞大的队伍需要足够的军饷。袁世凯不但拒绝供给，且暗中派人唆使江西在南京的军队借口无饷，在南京城内肆行抢劫。其时黄兴为筹集军费，倡办国民捐，离开了南京。留守府总参谋长李书城令担任第三军军长的王芝祥派兵平息。王犹豫不决，耿毅任他的参谋长，坚决要求速速发兵剿办，并亲自上南京鼓楼指挥，才迅将兵变平息。本来，耿毅也不赞成黄兴举办国民捐以筹军饷的做法，但在关键时刻仍竭力维护黄兴的威信，保障大局稳定。
“兵变”虽平，军饷仍无着落。袁世凯又乘机压迫南方革命党人交出军权，陆续将黄兴倚重的将领解职，并要南方各省裁军。革命军官对此十分不满，“口齿间常吐愤恨之词，”耿毅亦感不平，请求黄兴顶住袁氏压力。但黄兴认为南北刚刚统一，若袁初下令，南方革命党人不服从，则“显吾辈先闹意见，”竭力劝解众军官服从。同时，黄兴亦认为要训练精兵，须先裁冗兵，因此也同意各省裁兵。然而面对袁世凯的步步进逼，留守府库空如洗，终难维持。黄兴只得自动提出辞职，早日结束留守府。他下令驻南京的浙江、广东、湖南军队调回原省，江苏军队划归江苏都督府，在其余遣散的军队中，挑选一批优秀的军官和士兵及优良的武器装备组成3个直属中央师，以保存一定革命实力，耿毅带来的广西军队“人强马壮，装备整齐，”组成一个旅，编入第8师，成为该师主力。众官兵欲推他为师长，但他坚辞不就。黄兴去职离开南京不久，耿毅亦起程北上。
癸丑讨袁 挥戈疆场
黄兴提出辞职时，曾要求袁世凯任命王芝祥为直隶都督，留守府结束后，王芝祥决定北上就职，邀耿毅同行。耿毅曾对第八师军官们表示，此次随王北上有两个意图：“一为帮助直督事务，二为侦察袁世凯究竟对于共和是否忠实，”他说：“我总疑袁对于共和政体及吾同盟会员都有异心，将来还需要战争，你们责任极重，务望切实训练军队，以备意外。”他的怀疑是对的，袁世凯根本不相信革命党人，甚至对王芝祥这样出身于旧官僚的南方人物也十分提防，说“王系革命党人，若使督直，不啻引狼入室，将来他和南方联合，我们尚有余地么？”因而不同意王出任直督，只命他和耿毅回到南方主持裁军。
裁军结束后，袁世凯要耿毅到总统府任职，负责领见南方代表。袁假意和他亲近，实欲通过他了解南方的情况，耿毅察知袁的用心在寻找机会扑灭革命努力，痛感“从前和议是个大错，将来国家败坏，尚不知到何地步。”他表面与袁虚与委蛇，引见代表时，往往事先与代表通气，使之不受袁的蒙蔽，暗中则将袁的动向密函告中山、克强，”希望孙中山、黄兴作讨袁准备。
黄兴自辞留守职后，一度关注教育和实业，对袁世凯的独裁野心虽有所警惕，但并不想通过军事斗争推翻袁的专制统治，转而支持宋教仁的“议会斗争”，期望通过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和利用国民党在国会中占据一定势力来限制袁的独断专行，实现“政党政治。”耿毅不赞成这样做，曾对昔日一起共事的何遂说：“我们怎么会这样糊涂，把袁世凯捧出来做总统？黄兴居然想拉袁世凯做国民党的党魁！我们简直把他的历史都忘干净了。”并说：“袁世凯一个人还好对付，只怕他手下的这批人今后才更不容易收拾哩！”他已经感到，不推翻袁世凯为首的军阀统治，革命成果终难保证。他迫切希望黄兴率领大家继续战斗。
任职总统府4个月后，耿毅借机摆脱了袁世凯的控制。江西都督李烈钧反对袁世凯实行旨在削弱各省都督职权的“军民分治”，并因江西省长的人选问题与袁发生冲突。袁世凯假意让王芝祥去江西斡旋，同时派耿毅随行。袁以为耿毅已为己用，密令他此去须迫使李烈钧下野。耿毅不动声色地应承下来，和王芝祥一同离开北京。
途中2人商量决定，由王芝祥速去上海向黄兴汇报情况，耿毅到江西与李烈钧商讨对策。耿毅先到南京召见第八师军官，“详述在总统府4个月中和袁接触的经过，”说“袁野心甚大，非把民党消灭不可，”此次赴江西“名为调和，恐怕难免一战”。要他们作好讨袁军事准备。随后即往江西与李烈钧商谈。他们感到，马上起兵讨袁时机尚不成熟，要待各省都有所准备才能动手，于是决定先与袁世凯应付周旋，争取一段时间。乃由耿毅电告袁世凯称，李在江西拥护者尚众，不可即刻去之，需等待时机，自己拟留下从事暗中“倒李”，袁同意，正巧李烈钧又赶走了暗中通袁的九江镇守使戈克安，推耿毅代理，因他有“倒李”前言，袁世凯亦表示同意。但袁世凯对他的信任引起了一些不明真相的革命党人的怀疑，以为他为袁所收买。议论传到黄兴那里，黄兴特来函询问，耿毅感到“不便多说”，仅复“将来自知”4个字，仍和李烈钧加紧筹划反袁斗争。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事件发生，全国舆论沸腾，讨袁声浪日高。江西成为反袁的前沿阵地。九江又当交通要地，一些人纷纷到九江、南昌询问耿、李的态度。袁世凯对耿毅不放心，亦差人来问何时可以实现“倒李”。耿毅一直主张军事讨袁，但各地尚在等待和观望，仅一省兵力是无法与袁对抗的；国民党的革命性已远不及同盟会，党人意志消沉，能否领导起一场大规模的革命斗争，耿毅是持怀疑态度的。因此，他对各方前来催促赶快起兵的军官们说：“打总是要打的。”但“此系大局问题，吾辈不能决定，得看孙、黄和全党要人共同商定办法。”同时派人向黄兴问计。
黄兴也担心革命党人军事实力不足，匆忙起兵恐不能取胜，主张先行“法律解决”。孙中山坚决主张马上起兵讨袁。他们就此召开了几次领导人会议交换意见，但一时还定不下来。黄兴派何遂“沿长江一带去联络联络，”看看各地的准备情况，何遂到九江时将黄兴的看办告诉了耿毅，要求作好准备。
革命党人仍在商讨袁对策，袁世凯从4月到6月间，都已调集了重兵开赴长江中下游一带，前锋直指江西。接着免去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的都督职务，全面摆开与西方革命势力决战的架式。黄兴目睹袁世凯兵刃即加，认识到“豺狼之性，终不可移”转而支持孙中山武力倒袁的革命主张和孙中山商定了起兵计划，派人赴各省发动。
这时，袁军李纯部逼近九江，已成“非战不可”之势。耿毅决定迅速起兵，“即使战败，亦所不辞。”乃急电向孙中山、黄兴汇报，促李烈钧速回江西主持战事，同时召集部下布置作战计划，随后将队伍移防九江城外，与敌军对峙，准备战斗。
7月12日，李烈钧衔命而归，在湖口召集耿毅等成立江西讨袁军，自任总司令，任命耿毅为参谋长，通电全国，宣布江西独立，首先揭起讨袁旗帜。是日，讨袁军与李纯部在江西德安一带接战，“二次革命”爆发。
7月15日，黄兴赴南京组织江苏讨袁军，挟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正式宣告：“法律解决，既经无效，仍不得不诉之于武力，作最后之解决，”决心率“吊民伐罪”之师，“竭九死之身，努力驰驱，不除袁贼，誓不生还。”之后，南方几省陆续响应，战斗全面打响。耿毅、李烈钧亲临湖口指挥，黄兴督战于南京。战斗在这些地方甚为激烈。他们互相呼应，挥戈抗敌，演出了民国史上英勇悲壮的一幕。
7月底8月初，江西、江苏讨袁军先后失利，至9月中旬，持续两月之久的“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黄兴、李烈钧、胡汉民等国民党要人及耿毅、熊克武、程潜等一批讨袁军官相继逃亡日本。革命武装全部瓦解。原来革命党人控制的地盘全部沦为敌有。
客居他乡 不忘护国
二次革命后，耿毅和一批逃亡日本的军界人物，又陆续聚集到黄兴的周围。在一败涂地、创巨痛深之余，大家思想不免有些混乱。针对这种情况，黄兴时常召集他们开会，要求大家讨论四个问题：（1）国民党失败的主要原因；（2）何以在政治和军事上处于被动；（3）目前敌我双方形势的对比；（4）今后的革命纲领和倒袁策略。
耿毅、程潜等人反复研究认为，国民党败于组织不纯，实力不足，思想不一；今后须坚持三民主义的政纲，才能有效地组织一切反袁力量；目前袁世凯暂时嚣张，但终究是不得人心的，革命党人应同心协力，等待时机，武力倒袁。通过这些讨论，大家基本上统一了思想，决心在黄兴的领导下，重新开始各种革命活动。
但以陈其美为代表的少数人，将“二次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归咎于黄兴，并有意挑拨孙、黄关系，使孙中山对黄兴产生误会。
一日，黄兴接到孙中山的来信，信中指责他在“宋案”发生后贻误了战机和不该放弃南京。他感到非常不安，请耿毅、程潜等来谈话，将孙中山的信交与众人传阅，说：“我从事革命，时时本着至诚，服从中山。去年南京失败，我应负完全责任。中山来信责备我，……有一部分合于当时事实，一部分与当时的事实有出入。”他请大家商量一下，要不要申明辩解。耿毅等对陈其美一味指责黄兴本不满意，见其如此挑拨是非更为气愤。他们不赞成将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罪于一人，但仍建议黄兴保持冷静，暂时不作辩解，以免引起进一步误会。他们认为在此茧命失败、身居他乡之时，不宜意气用事，当须加强团结，共图再起。黄兴赞成他们的意见，十分兴奋地说：“我诚心诚意接受同志们的建议。”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孙中山痛感党人组织涣散，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党，并对党员的职责及入党手续作了极严格的规定。黄兴不同意党员必须宣誓服从党魁个人的入党宗旨和按指模的入党手续，拒不加入。但他不愿在革命党人间造成分裂，遂决定暂赴美国，避免矛盾深化。
两位领袖发生政见分歧，耿毅在感情上、思想上更倾向黄兴。他和素来追随黄兴的一批同盟会员表示不愿加入中华革命党。黄兴赴美后，他们仍然留日本，通过各种途径和黄兴保持着联系，实际上他们还是拥戴黄兴作他们的精神领袖，共同关注国内形势的发展。
同年8月，他们发起组织“欧事研究会”，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及其对中国时局的影响，并向黄兴汇报了研究会成立的经过及其对时局的方针，得到黄兴的同意。该会在策略上持“稳慎”态度，表面不露锋芒，被称为国民党的温和派或文治派，实际会员仍以信仰三民主义和坚持反袁斗争为职志。但是1915年2月，当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欧事研究会由章士钏起草，黄兴领街，发表了一个对时局的通电，引起了中华革命党人的反对。5月7日，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了《二十一条》，彻底暴露了他的卖国贼面目。黄兴等豁然醒悟，乃与李烈钧等联名通电，痛斥袁氏卖国罪行，并向全国人民公开表明反对袁世凯独裁卖国的正义立场。他们将注意力转向国内反袁斗争，和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逐渐趋向一致，筹谋护国讨袁。
耿毅等人在东京每周集会，密切关注国内情势。8月，正是袁世凯筹备帝制开场的时候，他们建议方声涛回云南了解情况。9月，方由昆明来信，言云南革命形势大好，请大家速回上海面商。11月上旬，程潜、耿毅等陆续由日本潜回上海，他们商定以云南为发难基地和发难主力，并分头发动全国各地的讨袁力量，互相策应。耿毅为联络北方几省的反袁斗争而积极奔走。当时黄兴在美染病，仍抱病出谋划策，努力配合国内的护国讨袁斗争。他帮助蔡锷、李烈钧等顺利入滇起兵，并致函刘揆一联合耿毅、刘基炎等人发起直鲁革命，响应南方；同时运用各种方法揭露袁世凯的卖国、独裁行径。1916年4月，在孙中山暨护国诸将领的敦请下，他决定离美回国，亲自参加护国战争。7月上旬，扶病归来。遗憾的是，黄兴没能再次领导耿毅等革命党人共同战斗，就于10月份在上海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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