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宽厚广交为人称道的黄兴，是有很多朋友的，但他很注重从中选择自己的可靠盟友。他曾搔首发问：“沧海横流漫九洲，同群谁与证盟鸥？”何天炯尽管在历史地位与声望方面远逊于黄兴，何在黄的笔下亦极少道及。然而，仍有不少资料表明，何天炯堪称是黄兴长期搏击于风雨如磐的黑夜长空中的一个声应气求的“盟鸥”。
（一）
黄兴出生后3年，即1877年，何天炯（字晓柳，别号桑根，小名日祥，曾化名高山英太郎）出生于广东省兴宁县；在黄兴过早地辞世后9年，何亦于1925年死于英年。他们在生卒年月、出生地点等方面虽有不同，但却有较多的共性。二者都是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腐败的封建专制统治（先是清政府，紧接着是军阀统治）已使人民再也不能忍受之时。必须迅谋国家独立、民主和富强的近代中国三大课题，已十分突出地提到人们面前。二者几乎相似的出身、经历和个性，使得他们几乎同时作出了必须进行民主革命的回答。
黄、阿都生长于农村，同属于耕读之家，赋性都聪颖好学，曾涉足科举；而又少怀奇志，喜欢练习拳术。而19世纪末的维新思潮，又推动他们迅速抛弃旧学和科举仕途，转求新学，为中国寻找新的出路。黄在这方面的迈步比何稍早一点。1900年前，黄已萌发不为满人效忠、而要“为我汉人扬眉吐气”的念头，曾与闻1900年自立军起事的谋划。这次起事的失败，使他得出“只有革命，才能够救亡图存”的结论。他毅然表示不愿困居国内专制樊笼，决志“一去渡沧海，高扬摩碧穹”，于1902年5月赴日本留学，并迅即加入正在掀起的留日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成为1903年上半年拒俄义勇队（后改名学生军，又改为军国民教育会）的重要骨干。何天炯则是1903年5月愤然断发留学日本、深受上述运动影响才走上民主革命道路的，这在他于1904年所作《日本行》长诗中有较真切的追述。该诗略云：
“岭海之间有一士 其性宁静兼昂藏
壮岁家居苦落魄 愤然断发走扶桑
扶桑之邦日日新 映入脑髓回中肠
惭愧宗邦文物祖 竞争不适如秕糠
百孔千疮老帝国 中有魑魅为虎伥
虎伥不灭政府傲 志士颈血和脑浆
一朝慷慨学生队 意气上触星寒芒”
“嬴秦无道逆天纪 提椎一击试留侯
万众欢呼时哉雨 东方从此种自由
同学少年多任侠 悠悠我亦喜猎”
其另一首诗《书怀》也抒发了“欣逢东海英”、“行伍胜书生”的当时欣悦心情。显然，包括黄兴在内的拒俄运动的众英豪，特别是他们在这一运动因遭到禁阻而激扬起“提椎一击”嬴秦、即回国实行反清革命的大无畏行动，对何天炯起了极大的鼓舞和启迪作用。但从现有资料看，学生军、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及捐款者名单中，均无何天炯名字，何亦未参加其时在东京的广东志士致电清廷抗争。很可能何尚系初到日本，仅作为目击者而非参加者。至于黄兴，那时也还是刚由一个“沉默寡言和端敏慎重的学生”，转成活跃的爱国的民主革命的积极分子，但尚不是十分崭露头角的运动领导者，而黄兴于这年5月31日，即作为军国民教育会的运动员回国策划反清。所以，在1903年上半年黄、何即使有偶遇机会，也很难说已经相互结识。
尽管如此，黄、何两颗炽热的爱国革命的心是日益贴近了。黄兴等回到国内，即义无反顾地从事革命团体的建立和武装反清的策动。当年11月4日，黄兴等在长沙筹划创立华兴会，次年10月在长沙密谋起义，不幸事泄失败。何天炯于黄兴等回国时仍留日本，但他对国内革命斗争的开展寄予深切关注。他在上述《日本行》一诗中写道：“可怜一水绕三山，遂令欲渡无舟楫，遥闻辍耕太息声，茫茫逐鹿知谁捷，人生到此苦忧煎，见惯司空亦涕涟。”何初渡日本，家贫无法醵旅资，仗村中父老筹集资金才得以成行；刚到日本即返国活动，势所不能。但国内革命斗争进展如何，能否获胜，使他深受“忧煎”之苦。到1904年，何终于克服困难，回到兴宁，复偕嫡堂兄何天翰（公博）等赴日留学，随后同县一批学生亦相继赴日，何曾写《题兴宁留东同人摄影》以抒此行怀抱，是出于“冠带何曾作马牛”，“田横入海怀孤愤”，为“亿万疮黎尽待瘳。”而到海外寻找“长生药”的。黄兴在策划华兴会的长沙起义时曾经提出湖南首义与各省纷起之法，“故望诸同志对于本省外省各界有机缘者分途运动”。从这点看，黄、何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当黄兴于1904年11月因起义失败而再到日本时，已是享有盛名的革命领导者，留东学生纷纷接近他。何天炯到日本后，主要攻读社会科学，进一步接受了民主革命理论，更明确地提出了“民约千篇续待谁”的问题，并且深信“民权若火不可灭，前消后发如涌泉”，因而“道弥穷兮心弥坚，心弥坚兮石亦穿”。而他这时又有一批追随他的同邑留日学生，已使他在东京中国革命者中享有一定的声望，他和时在东京的一些革命志士如张继、刘道一、胡汉民、汪精卫、赵声、廖仲恺、朱执信等人均有交结。孙中山于1903年7月——9月曾在日本横滨逗留，何于这段时间是否见到孙中山尚未见记截。但何于黄兴再次到日后迅速结交则可肯定无疑。何与宫崎滔天大概也在1903——1904年结识定交，黄、何结交与宫崎有无关系，则尚乏史料说明，但黄、何与宫崎之随后长期志趣相投，常能同声相应，此时应见端倪。
（二）
黄兴与何天炯的合作共事，是孙中山于1905年7月30日在东京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开始的。这是迄今见到的黄、何相聚一堂、共同宣誓入盟的最早文字记截。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推孙中山为总理，黄兴掌执行部庶务，实居协理地位。不久，何天炯任该部会计，掌财务，随后，何又曾任同盟会广东支部长。由于孙中山于同盟会成立后即离日到欧美、南洋活动东京同盟会总部实由黄兴主持，而广东又成为孙中山、黄兴此后一段时间策动反清起义的重点，这样，黄、何共事的机会较多，现有资料表明，他们在关键时刻和一些重大问题上，是十分契合的。
同盟会成立后的首次较大起义——萍浏醴起义的失败，使得黄、何同声痛悼，黄兴在《挽刘道一烈士》诗中痛“哭刘郎”、“思国士”，誓志“吞胡恢汉业”。何天炯也在次年作《挽刘君道一》，“痛哭秋风又一年”，不管“爱国家先破”，定要解除烈士的“锄非恨”。在随后频举的西南边境武装起义中，黄兴是主要的组织者和指挥者，英勇转战各地。何天炯是这些起义的积极支持者，为筹措军饷、运送军械而热心奔走。1908年3月，黄兴组织中华国民军南路军，从安南边境进攻钦、廉，何天炯除为革命军输送军械外，还帮助黄兴发动和组织华侨参加这支军队。不过，这些起义都先后失败了。在这一期间，因孙中山把日本赠款主要用于西南边境起义而引起章太炎、陶成章等的强烈不满，他们从1907年起，就掀起了倒孙风潮，要求召开同盟会本部大会，改举黄兴为总理，黄、何都反对这种分裂行径。黄兴在复刘揆一书中凛然表示：“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据吴玉章回忆：其时，何天炯常与他以及其他留在东京的一些省份的同盟会支部负责人“经常联系，不断集会”、“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各省同盟会负责人员的联席会议，维系着同盟会的组织于不散，坚持着革命工作的进行。”
黄、何都很尊崇南宋坚持抗金的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并以之自况。何天炯在《题放翁集》一诗写道：
风骨高骞鹤唳霄 诗情宦兴两超超〔迢迢〕
思量报国今无术 常把胡尘一笔销
剑南听罢子规声 我亦天涯过此生
慷慨吟君好诗句 不知何处请长缨
黄兴十分理解并同情何天炯这种志趣和心情，他于1908年孟冬（约系公历11月）录陆游《塞上曲四首》对何进行慰勉。陆游是在做川陕宣抚使王炎的于办公事期间写出这四首诗的。当时，陆游满怀北上抗金的激情，亲历大散陈仓奇伟的地形，看到了人民要求出师北伐收复失地的热切愿望，进一步提高了必胜的信念，因而向王炎献进取之策，但王炎未听。陆游这四首诗既寓讽谏，又是自明心迹。他希冀不忘“要识君王念征戍，新秋已报赐冬衣”的负託，抱着“王师仗义从天下，莫道南兵夜斫营”的豪情和“车载氊庐驰载酒，渔阳城里作重阳”的抗金必胜决心，慨然表示“老矣犹思万里计，翩身上马始身轻，玉关去路心如铁把酒何妨听渭城”。黄兴此时录此诗以赠何天炯确实意味深长。在这以前，孙中山已于1908年3月因印度支那法国殖民当局应清政府要求而被驱出境，临行时，把西南边境再举任务委托给黄兴，孙自己则到南洋等地筹款以应，黄兴随即发动了钦廉之役，在钦廉和广西上思一带转战四十余日，威震两广。孙中山曾大喜过望，认为如是则各地义师将纷起，南方七省可定，将能实现他数年来所拟“北军可起于燕齐，中军必可起于吴楚”，以推倒清政府的计划。在这一起义终遭失败后，黄兴又受孙中山命赶往云南，指挥河口起义，旋亦失败，随后黄兴又被印度支那法国当局押送出境，连续两年的西南边境起义被迫结束，章、陶等掀起的倒孙风潮因而益发猖狂，革命更是陷于内外交困之中。但孙、黄同心同德，斗志弥坚，孙于是年6月为日人池亨吉所著《支那革命实见记》所写的“序”言中，勖勉革命同志于“失败之后，谨慎戒惧，集思补过，折而愈劲，道阻且长，期以必达，则党力庶有充实之时。历观前事，足以气壮，此固吾党之士所宜以自策励。黄兴也于是年夏题古诗“抽刀断水水更流”以表反清决心。可见，黄兴录此诗意在表明：前此虽多遭挫败，但决不负孙中山和人民之信任和期待，重振雄风，不怕前途艰险，继续奋战，并深信终必有直捣清廷巢穴，痛饮黄龙之一日。他引用王维《渭城曲》的故典，说明他与何天炯曾有过出征前，有过象古代豪杰西出阳关时“劝君更尽一杯酒”的动人策勉和深情，并希望随后仍听到这样的策勉。据记载：1907年3月，黄兴与宋教仁、何天炯以及一些日本友人同往东京大森池上观梅饮酒叙怀，黄兴即席画了一副梅花送给同去的当时替民报社当生活管家的宫崎滔天夫人的姐姐前田卓子，何天炯则在上面题了几句话。题词内容缺乏记载，但据何天炯《挽宫崎滔天先生》称：“几度避秦人，把酒吟梅，掀髯笑我同何逊；开端革命史，落花雪恨，被发樱冠救汉家。”则可见当日中日志士同游叙怀，既表明他们的私交甚笃，而又是以抒展革命情愫、相互策励作为主调的。
诚然，我们也要看到黄、何间的相异之点，如果说，何天炯在《题放翁集》一诗中既深有感于陆游的爱国激情，仍“欲把胡尘一笔销”；却也流露了在革命困难时期的报国无术，“不知何处请长缨”的茫然情绪。而黄兴所录陆游诗，则是给了何天炯以坚定不移的革命方向，不屈的革命意志和必胜信念，在随后的革命岁月里，他们的同和异，仍时隐时现，表明他们在政治素养上一直存在着差异。
1910年冬，革命又从低潮逐渐转进高潮。这年11月，孙中山在槟榔屿召开有黄兴、赵声、胡汉民等重要骨干参加的军事会议，决定重谋大举，筹备广州起义，由黄兴、赵声主持。何天炯亦深受鼓舞，他于1911年赋《寄林广尘》诗写道：“忽闻乌鹊噪，知是东方明”；“心中浩气在，穷困则安之”；“世人自苦恼，吾道总平夷”。他在送赵声南归香港执行任务诗中，但愿“汉旌猎猎黄如锦”，深信“似此人材终复楚。”这不仅是对赵声，而且也是对黄兴等一批革命精英纷纷南归参加广州大举的期其必成和信赖。起义前，何与吴玉章、林时塽、林觉民、李恢等负责从日本运械到香港，历尽艰险。不仅如此，他还决志参加此次起义，他离日赴香港时吟诗抒怀：“谁人识得南行意，月满征袍雪满刀。”因此，他抵香港后，即招募敢死队50余人，被时人誉为招募最多而又能节省费用者。起义前夕，他亲自率领这支敢死队，于3月29日凌晨与宋教仁、吕天民、何克夫、黄一欧等党人同乘早船赶到广州。讵料黄兴已遍于情势先期举义并迅速壮烈失败了。何吕未赶上战斗，但黄兴等的英勇奋战和死难烈士的碧血丹心，使他撤退到香港后，心情异常悲愤而激动。他对黄兴率领起义军“人人奋勇向前，致满兵伤亡，三倍我党”，极表钦佩。为悼念壮烈牺牲的战友，他写了《书感》25篇，慨叹：“遥望珠江上，行人尽白巾，在昔易水别，衣冠见精神。”烈士们“头颅轻一掷”，“浩气何奔腾”。他深感“所痛失股肱”，自是特别“怀酸辛”。黄兴在负伤败退香港后，痛楚异常，闭门谢客；何天炯虽然因“友仇实显昭”，“惟独浊酒浇”。但他仍强忍悲痛，对黄兴等多方劝慰，诗中有云：“英雄多血性，成败等尘灰，可惜魔王在，君应眼尚开”，很可能即就此而言。何天炯于5月17日给宫崎滔天的信就说：“此回事虽失败，然不失名誉，故将来对外洋同志，仍可筹款，惟克强此刻，十分愤激，深恨同志之误事，故欲不预闻大局之事，而行个人实行之事，故刻下同人多方劝慰，而未气平耳。”这里是说黄兴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亟欲报仇，欲舍武装起义而致力于暗杀，这是当时孙中山所不赞成的。何天炯本不反对暗杀，他曾赋诗赞扬黄花岗起义前夕刺杀广州将军孚琦的温生才烈士为“先登拔蟊者，温姓足千秋。”但他也不赞成黄兴主要从事和亲自搞暗杀。黄兴在经过一阵激愤之后，又看到起义虽失败：“民心专向于吾党，而视虏廷如蛇蝎”，因而决计再图起义，“卷土重来，不宜少懈。”后来，黄兴在致冯自由函中谈到：这一思想转变是“为同事人所阻止，不得径行其志。……若以弟一死为妖党所借口，致阻碍将来筹款之路，或所不免。此则弟日来所踌躇于心而未决者也。”在这当中，自也包括何天炯的有益劝告，应该说，他俩这时的情愫是互通的。何天炯在这时曾写《水调歌头》词一首，寄托伤时、怨别、望乡、思亲之情，其最后两句为“神州如可复，何事不团圆？”黄兴看后，也深有同感，为之潸然泪下。
武昌起义的枪声，使黄兴、何天炯都大为振奋，黄兴闻讯后即山香港经上海赶到武昌，被推为革命军总司令。何天炯则留在香港策划广东独立。11月上旬，何为筹措经费赴日本，11月15日，何与宫崎滔天离东京经上海转赴武汉，拟赞襄黄兴戎幕。但黄兴于11月28日因汉阳军事失利、众议不协，离武昌溯江东下，29日与何天炯等邂逅相遇于镇江，遂同轮于12月1日回到上海。12月中旬，黄兴由各省驻沪代表公举为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组织临时政府，其时军事需财孔亟，黄乃委任何天炯赴东京筹借巨款，给予在不损失国权的前提下订立条约的全权。何赴日路过香港时，于12月21日与自海外归国路过香港之孙中山相会。孙对何赴日事很可能亦有嘱托。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黄兴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实居各部之首，何继续充当南京临时政府驻日借款代表。按照孙中山、黄兴的意图，与遁居日本的盛宣怀就以汉冶萍公司出面问日贷款事进行商谈。由于当时南京临时政府最急迫的是军饷问题，它关系着革命军能否北伐与袁世凯进行较量，而筹款购械又主要是指望日本，故孙、黄对何倚仗颇为殷切，此事虽因各方面的原因而终未成，但这可算是孙、黄、何合作共事的亲密一段。
（三）
然而，上述孙、黄、何合作共事的关系，不久就因对宋教仁被刺案和随后的反袁斗争意见分歧，而发生了有损于革命的不幸变化，出现了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错综复杂情景，黄、何的关系，恰成为这种情景的一种很好写照。
孙、黄之间的大同小异，在辛亥革命时期已肇其端。二次革命前后在如何对付袁世凯的屠刀相向，如河总结这次革命的失败教训，以及要否建立一个宣誓附扶孙中山，并按指模以表忠诚，坚持武装讨袁的中华革命党等问题上的分歧更一度发展为尖锐对立。据时充调停的萱野长知称：孙、黄在流亡东京后，常常由争论而演成激烈争吵，“两雄（孙、黄）的意见如此互相抵触，国民党几乎达致分裂。”
在这场革命队伍内部的分裂事件发生过程中，何天炯虽然于11月1日宣誓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但基于他和黄兴较长期结成的友谊以及与黄实际观点的接近，他仍和黄兴大体保持一致。不过，起初他还想和宫崎滔天等一道调停孙、黄矛盾。他于1913年9月16日至11月1日在东京期间，曾访问孙中山24次、黄兴4次。其中，与宫崎滔天在孙宅相会16次。这些会晤有时是商议国内革命进行事宜，不少则是在孙、黄间进行调停，但无法解决彼此矛盾。宫崎于10月17日给宫崎民藏的信中就对此觉得是一大憾事。从这封信和宫崎后来的回忆看，宫崎虽然仍感佩孙的心情和抱负，但他也认为孙“离世态人情过远”，而且硬要人服从自己，“是孙中山的不对。”何天炯是和宫崎持同样观点的，他于11月离东京回上海后，就和孙中山很疏远。他于1914年7月29日致宫崎函，解释他之所以流连上海而屡不听孙命赴东京，就是因为“苦谏不行言不听，则虽来无益也”。他还认为革命党人效法官僚“以权利为性命”，倒不如不革命。这种过激言论以及消极态度，是与黄兴其时虽愤于“同志交谪”，仍“愿以积极手段改革支那政治，发挥我素抱之平等自由主义，以与蟊贼人道者战，”并且仍对孙中山据理规劝的意境有别。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萱野长知、宫崎滔天等见孙中山亟图乘时在国内发动第三次革命，屡次试图邀黄返日，而黄不应。萱野等又促孙中山亲自以函电相邀，但“孙认为中国流亡者之有今日，并非借重黄兴之力”，因而认为无相邀之必要，此事遂作罢。何天炯亦于此时到了东京，参与《中华革命党方略》的讨论，随后被任命为中华革命党广东支部长。1915年3月，何又受孙中山命，以南洋各埠特务委员身份，向南洋华侨筹募经费，但何天炯对上述活动显然并不热心，4月，即自南洋经日本回上海。当时，李根源、熊克武、邹鲁等已在日本东京组织欧事研究会，黄兴亦复函赞成，该会一些骨干如李烈钧、熊克武、陈炯明等都在南洋进行筹款和宣传活动，与中华革命党相角逐。而孙中山于1915年3月致黄兴函，望黄“同心一致、乘机以赴”，“即日言旋”。但仍追究往事，语多责备。同时责令南洋各地同志“一面日图进取，一面重整党务，以企完全负责统一进行。”何天炯由于对黄派表同情，不直孙中山所为，故他违命归沪，而且于6月底致函胡汉民、廖仲恺、邓铿，指陈得失，望彼等“切劝中山公改订誓约，以维系人心”，胡等对此颇为同情，但孙见信后很不满，责备何天炯“不明事体”。何得悉此情后，于8月27日致函宫崎滔天，指责孙中山包办党事，认为如此“则吾党前途毫无希望”。约在这对，何写的一些诗，对孙中山、陈其美亦颇多诮责。何的上述意见与黄兴于1914年6月即向孙提出的“宜宽宏其量，受壤纳流，使异党之有爱国心者有所归向”的正确主张本相契合，但与黄的同时期始终尊敬，爱护孙中山的言行作比较，则有偏激失实之处；而且对1915年5月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后国内反袁形势的发展和孙、黄已在策划重新合作不够了解与信任。是年秋，黄兴已命其子一欧在日本与各方面加强联系，一欧曾送其父致孙中山函，信中谈到袁世凯必将称帝，三次革命发难时机已届成熟，如有所命，极愿效力。9月，欧事研究会重要骨干钮永建由美抵日，与孙中山、陈其美、居正两次商谈合作事宜。钮回到上海后，即与随后回沪之李根源、程潜等建立欧事研究会上海机关。次年4月20日，双方决定：上海方面的讨袁活动，由陈其美统一负责，钮永建协助。此后，陈、钮虽仍有无形之冲突，但孙中山于6月1日回沪后，即与钮谋共同进行办法。同时，孙中山电邀黄兴回沪面商，黄于4月下旬回国途中，答日本记者问时亦恳切表示：坚决讨袁，与孙无任何分歧。孙在上海于5月9日发表《讨袁宣言》希望讨袁各派消除政争相互提携，为众谋国。黄兴赞称：“中山先生在沪宣言，豁然大公，无任钦仰！”随后，黄因故逗留日本，孙托其在日借款购械，黄亦竭尽其力。如此等等，足可表明：在反袁高潮中，孙、黄是真诚合作的。这是当时已形成的主流。
但是，何天炯在上述时期发表的言论，也并非事出无因。尽管孙中山宣称：“今日为众谋国之日，决非群雄逐鹿之时”，而各派“猜忌自纷”的现象仍不可能消弭。纷争的焦点在于以谁为盟主，联合谁、打击谁。反袁高潮刚起时，孙中山在1915年11月10日《复希炉革命党人函》中就提到冯国璋、张勋、朱瑞、汤芗铭、陆荣廷等已与中华革命党人接洽，联络共同倒袁，但他“只认此为一种机会（从来官僚不足恃），主动仍须在我，故现在厚集兵力，乘此时机，先发制人。”1916年2月，孙在东京与被欧事研究会隐然拥立为首领的岑春煊和梁启超的代表周善培进行过商谈，但或“无甚要领”，或“亦空言而已”。关键可能在于承认谁为盟主的问题，孙中山在护国军起后，赶紧策动上海、广东、山东等省起义，并多次强调以革命党人为主动，意即在此。黄兴对孙中山关于已往将来，“为民党与官僚派之争，其争孰胜，即为国家治乱所系。孰胜孰败，则视彼此之团结如何”，因而须“求最大之团结力，以当彼官僚派”的正确形势分析和处事方针未提出异议，后来他在一次演说中也说过当今新旧之争，实“民党与官僚之争”。但他从未表示过要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为主。
当时何天炯对上述形势虽无法透视，但也不是毫无所见，他在1916年1月2日致宫崎滔天函中已经明确提出：袁世凯垮台已不成问题，但“可虑者，一般拥兵大员不知共和为何物，虽一旦反戈向袁，其结果于民国前途不能放若何之异彩”。他还提出与袁世凯的军警两界人士接洽，须“全恃吾党团体之坚决，与猛进之精神，方能吸收耳！”这些与孙、黄当时所见一致。在反袁时期，黄兴与蔡锷、梁启超、张謇、赵凤昌、唐绍仪、以及康有为派遣之徐勤，或有书信往来，或有面谈。这些确有助于广泛的反袁联合阵线的组成。何天炯对此有所了解，对黄与康有为“颇有函件往来”表示支持，而对孙中山“绝对排斥康派”十分不满；并且认为冯国璋与康派之联络将成事实，康所图联络范围将比孙派广得多，“恐第三次革命成功，竟在官僚之手”这些看法亦有其台理性。但是，何天炯在对上述问题的看法和处理上不仅和黄兴同样的错误估计当时形势，而且带有更多的偏颇情绪。他把孙中山坚持“非真民党，不能任维持共和，振兴民国”是“有神样之顽迷，致使同志四分五裂，为官僚所轻视，……而吾党将来不能在政治上独占优势，推原祸始，陈英士等不能辞其咎也。”他对两派合作持悲观态度，认为“断无结合之望。”当时陈其美和钮永建都在上海策动海军倒戈，都急需活动经费，黄兴受孙中山委托在东京筹款，并电告“一有资，望调和而统一”。但何天炯对孙中山等因怀成见，既赌气不愿向孙中山求助，又埋怨陈其美在沪活动无效。他甚至责骂孙中山在上海积极策划海军独立为“权利之心老而弥笃。蚩蚩信徒，衣钵相传，民国之祸，正未有已也。”他不断向宫崎打听黄兴归期，渴望黄速筹款以应，使当时已被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任命为驻沪军事代表的钮永建活动海军成功，并使他自己得以在广东另树一帜。这不仅不利于联合反袁，而且客观上对代袁而起的军阀、官僚有利。
但是，黄兴与何天炯毕竟和孙中山、陈其美等中华革命党具有共同的民主革命目标和长期战斗情谊。当陈其美于5月18日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刺杀后，黄、何都同声悲悼，他们都参与悼念陈其美暨癸丑以后诸烈士大会的发起，并给陈以很高的评价。黄兴表示：“旧同志健者又弱一个，极为惨痛。”并赞称陈和其他诸烈士用血肉再造了共和。何天炯一则感叹双方生前“意见苦难融”，但又沉痛表示：“革命谁为健者，重道义若山，视金钱如土，瞻念吾党，低首不尽到先生。”
随着袁世凯的垮台和孙、黄的重归于好，何天炯也较前冷静地看问题。他在1916年9月10日致宫崎函，改变了以前一味尊黄贬孙的看法，他称赞“孙中山近年态度甚为谨慎，外界非难之声尚少。”但也指出孙中山的弱点，“惜其行事，忽然积极，忽然消极，如生龙活虎，无从捉摸”，因而不足以取信于人。对黄兴，他既肯定其“对于政界十分热心”，但又“惜其人好作虚言，老同志中甚为解体，且其自身之气欲日见发展，是亦无良好之结果也。”这种评价不能说很全面和很得当。但可以看出黄、何两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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