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什么要在湘军与太平军决战的重要时刻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整理出版王船山著述？金陵本《船山遗书》刻刊之后，王船山思想学说究竟在当时及以后起过什么重要作用？对此，自清末民初以来一直存在着模糊的认识，很有必要作深入研究。笔者拟对这个问题另文作出回答，此处谨就与这个问题相关联的两个问题，即曾国藩重刻《船山遗书》的具体经过及其对近代中国图书出版业产生的影响问题作些分析考察。

　　一、金陵本《船山遗书》的重刻经过

尽管王船山被清朝国史馆列入“儒林传中次居第二”，在清朝初年学术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因他晚年独居穷乡僻壤，“深閟固藏，邈焉无与”，几乎与世隔绝，“其身长遁，其名寂寂，其学亦竟不显于世”。他的一部分著述，直至1839年才由学者邓显鹤主持，在欧阳兆熊的协助下刻行于世。因此，自王船山1692年去世至1862年曾国藩兄弟动议重刻《船山遗书》这170年间，王船山思想学说对世人并无多大的影响。
               
1861年9月，湘军攻陷安徽省城安庆，三个月后曾国藩钦奉谕旨“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节制四省”，在开始部署合围太平天国首都金陵的同时，着手重建以“理（礼）学经世”为主旨的传统文化秩序的工作，而其重刻《船山遗书》和传播王船山思想学说之举则被纳入恢复和重组传统文化秩序这一工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大约1862年夏秋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于安庆正式决定重刻《船山遗书》，聘请饱学之士刘毓嵩、张文虎、欧阳兆熊等人专事校雠工作。为了使《船山遗书》重刻工作顺利进行，曾国藩在安庆创立了江南官书局（后改名为金陵官书局，局址由安庆迁移至金陵），由曾国荃首捐三万两银子专供刻刊之资。从《船山遗书》历时前后五年的编校出版过程来看，曾国藩始终给予了高度重视。
               
第一，分派多人想方设法搜集散失在各地的王船山著述。曾国藩曾拜托著名学者莫友芝到湖南等地“采访遗书”，收获不少；又派人远赴北京等地手抄王船山重要著作，如“《书经稗疏》三本、《春秋家说序》一薄本，系托刘韫斋先生在京城文渊阁抄出者”。从而，为尽力收全王船山著述的工作创造了必要条件。我们从曾国藩所作《王船山遗书序》一文中可以看出，金陵本《船山遗书》“凡三百二十二卷”，比邓显鹤主编之道光本已“增益百七十二卷”。其篇目数量和实际内容，金陵本较道光本增加了一半以上。这在当时处于湘军与太平军生死决战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第二，非常重视《船山遗书》编校、刻刊业务。为加快出版速度、确保印刷质量，在人员配备和经费资助方面提供有利条件。《船山遗书》校雠者除了刘毓嵩、张文虎、欧阳兆熊、莫友芝等著名学者之外，还有曾国藩身边众多著名幕僚如汪士铎、赵烈文、黎庶昌等人参与其事。与此同时，《船山遗书》的重刻工作得到过江苏省地方大吏从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的鼎力支助。据曾国藩在1863年11月《致吴棠》书信中说：《船山遗书》经“舍弟等筹捐刻资，已有成说。惟敝乡写刻苦无佳手，拟在皖省设局，招致好手开雕。昨检阅郝兰皋先生《尔雅义疏》丙辰年刻本，极为精审，知系袁兴高君伯平一手校雠。似闻写刻各匠均系昔年金陵专门之业，近岁寓居淮城，拟请其挑选十馀人，前来安庆开工。已由敝幕钱子密函致高君，详达一切。惟梓人动身须先给盘川等项，奉求阁下一为垫发，即由敝处遇便寄还”。由此可知，曾国藩为确保《船山遗书》出版质量，对“写刻各匠”的素质提出了很高要求。更为重要的是，江南各省地方大吏为《船山遗书》的出版从各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吴棠就是一个突出代表。曾国藩在《复吴棠》信件中怀着感激的心情说：“……护送梓人柏继伦等，均已抵皖，揽字收到，种种周密之至。垫发各款……应由敝处奉缴。乃蒙示及作为捐赏手民，不必扣抵，鸠工既费清神，犒匠又叨厚惠，遏胜感荷！”正是在曾国藩的亲自主持和名声地位的影响之下，金陵本《船山遗书》不仅在所收王船山著述的数量方面较之道光本大大增加，而且其校编质量之精、印刷水平之高和出版速度之快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第三，在《船山遗书》的编校质量方面，曾国藩亲自把关。为了使《船山遗书》编校水平达到较高程度，曾国藩主要分两个阶段对王船山著述进行了细心研读校阅。第一阶段自1862年11月至1864年3月。这个阶段的研读校阅工作，主要是为1865年11月《船山遗书》印刷样稿服务的。第二阶段自1866年6月至10月。这个阶段是以《船山遗书》印刷样稿为基础，在继续校误勘讹的同时，为撰写《船山遗书序》一文积累素材。尽管军政事务极为繁杂，且转战各地生活极无规律，但曾国藩对《船山遗书》的编校工作一刻也未放松。在前后五年时间内，他坚持细心校阅、研读王船山著述中的重要篇章。不管是在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甚至伤风感冒身体不适期间亦是如此。如他在日记中多次提及：“天气奇热，心不能入”；“天气奇热，心绪烦躁，不能仔细”；“枕边倦眼，病中朦胧，不甚清晰，涉猎而已”；“酷热之后继以疾病，涉猎一过，校出错字甚少”等等。据他在《船山遗书序》一文中交待，由其亲自“校阅者，《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张子正蒙注》九卷，《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四书》《易》《诗》《春秋》诸经稗疏考异十四卷，订正讹脱百七十馀事”。尽管金陵本《船山遗书》在编校质量方面仍然存在不足，如胡渐逵先生在《金陵本〈船山遗书〉校勘述评》一文中，肯定其校勘优点的同时就误校之处作了评论，但因曾国藩亲自把关，且有众多著名学者（其中不乏校勘高手）参与其事，从而其编校质量在当时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故京中许多官僚士大夫争相以金陵本《船山遗书》“校刊之精突过殿本”而向曾国藩索取；不少文人学者阅读过金陵本《船山遗书》后，认为其编校质量为旧本所不能及，“虽千镒之赐，不是过矣”。应当说，这个评价是基本符合实际的。

　　二、重刻《船山遗书》促发曾国藩对近代中国图书出版业务的改革

第一次鸦片战争惨败的严酷现实告诉人们：中国传统文化要获得新生，就必须实行转型，作为传播文化的方式和手段之一的图书出版业也只有实行转型才能获得新生。而在中国传统图书出版业向近代转型过程中具有开拓之功者，则是由曾国藩率先创办的江南官书局之类地方官书局。以往，有人认为地方官书局的首创者为胡林翼或左宗棠。对此，王建辉在《曾国藩与近代中国出版》一文中指出：“此说道理不足。”第一，胡左二人主持的“所谓书局实际上并不成为书局，因为它们并无书局名称”；第二，刻书数量有限，“几乎各只有一二种”；第三，“存在时间很短，又几乎没有影响”；第四，与胡、左二人几乎同时，“曾国藩已在考虑设立书局。”我们认为，王先生所论令人信服。因为，从完整意义上而言，曾国藩是晚清地方官书局的首创者。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我们需要继续深入考察的是，通过重刻《船山遗书》引发了曾国藩对晚清图书出版的转型和变革究竟作了何种努力，具有何等重要理论思考和实践举措的问题。

第一，通过重刻《船山遗书》，使曾国藩加深了对图书出版业务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金陵本《船山遗书》刊行后，其重大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均在重建传统文化秩序中得到体现。这就更加促使曾国藩感到地方官书局在传递思想文化过程中重要地位不容忽视。然而，自江南官书局（前金陵官书局）诞生前后，在清朝同治年间相继有江楚书局、淮南书局、江苏书局、浙江书局、思贤书局和崇文书局等书局创办。这些书局大多为地方官书局，其经营管理方式和经费筹措途径等均以官府行为为主体，业务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通过重刻《船山遗书》，曾国藩从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以书养书的出版经营理念。这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改进和规范刻书方式方法，提高印刷质量，用以吸引更多购书者。1868年初，曾国藩在《致周学濬》的书信中“仆尝论刻板之精者，须兼‘方粗清匀’四字之长。”这四字的具体含义包括：“‘方’以结体方整言，而好手写之，则笔画多有棱角，是不仅在体，而足在画中见之”；“‘粗’则耐于多刷，最忌一横之中太小，一撇之尾太尖等弊”；“‘清’则此字不与彼字相混，字边不与直线相拂”；“‘匀’者字之大小匀，画之粗细匀，布白之疏密匀。”从而，他郑重嘱咐周学濬，这一雕刻程式要求，“既系长远之局，须请局中诸友常常执此四端，与工匠讲求，殷勤训奖，严切董戒，甚至扑责议罚，俱不可少。自然渐有长进。”只有这样严格要求，出书质量才会得到提高，书局生存才会有空间，所出之书“卖价不妨略昂，取其赢馀，以为续刻它书之资”。进而，曾国藩要求周学?等“酌拟一价”之后，交由他“核定张贴局门，使人共知工匠之殿最。赏罚亦请酌议条规，即庋板开刷等事均立章程，以便遵守”。曾国藩的这些有关刻书印书方面的业务性很强的意见和指示，不仅在金陵官书局业务中得到基本落实，而且对于各地官书局刻书业务和经营方式的改进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在出书质量方面，地方官书局所出之书往往优于殿本和私刻本。尤需指出的是，曾国藩有关刻书印书的方式方法，以及“以书养书”的出版经营理念，在西方近代铅印、石印等机械印刷术和新的图书出版经营方式尚未为中国人所普遍采用的清朝同治年间，自然体现出远见卓识的眼光以及开风气之先的学识与胆识。

第二，通过重刻《船山遗书》，曾国藩明确认识到重刻中国传统典籍在重建传统文化秩序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在与太平军多年打交道的过程中曾国藩感到，太平军之所以声势浩大，影响遍及大半个中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洪秀全等人通过刊印《太平诏书》《太平刑律》等图书宣传农民阶级的主张，且设立了“删书衙”，删改四书五经，明确提出反孔口号，称儒家经典为“妖书”，从思想言行上控制住广大农民群众的同时，极大地冲击着传统文化秩序。从而，曾国藩决心在思想文化上与太平天国争夺这一重要阵地。重刻发行《船山遗书》之后，船山思想学说在江南地区尤其是在湘淮军将领和文人学子中间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新的历史时期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而，曾国藩以金陵书局为阵地，大量刊印传统典籍。在总结重刻《船山遗书》经验的基础上，曾国藩对金陵书局校勘班子作了补充。如在原有基础上补充了一批学有专长既懂校勘之学，又是专门学者的古籍校勘人才；对出版传统典籍作了整体规划。如优先校勘、出版史学和经学方面的书籍；对图书印刷、发行业务做了进一步改革。如设置了专门化的机构负责管理，重视对刻印工人的培训，对图书发行渠道的疏通等。曾国藩还亲自审订金陵书局章程八条，明确规定局内分为业务、事务两个部门。其业务负责人为总纂或总校，事务总管为提调。这些重要改革与措施，为金陵书局大量刻印传统典籍提供了有利条件和重要保障。从而，该局在清朝同治年间所出传统典籍不仅数量最多，而且质量最佳，产生了重大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出版业务的影响，在校勘水平、印刷水平和读者面上均较传统刻书业有所进步，体现出明显的近代化色彩。

第三，由重刻《船山遗书》从一个侧面引发曾国藩组织人力物力翻译出版西方书籍的兴趣和付诸实践的决心。我们知道，在曾国藩倡导下于19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的洋务运动以“师夷智”仿造“坚船利炮”为其发韧。可是，学造西方利器，须有制器之器；而制器之器本于专门之学，要掌握专门之学却存在着文字上的隔阂。于是，只有翻译出版西方有用之书，才能探究其本原。正如曾国藩在奏折中指出：“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扌干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因此，曾国藩主持翻译出版西方书籍之举措，主要是其引进西学，向西方学习这一理念促发的结果。然而，由重刻《船山遗书》所积累起来的在校勘、印刷、发行等图书出版业务方面的宝贵经验，尤其是因在传递文化方面产生重大影响而形成的对图书出版业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深刻认识，以及形成的图书出版经营理念，则从一个侧面为曾国藩主持江南制造局附设之翻译馆和印书处的工作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1867年冬，曾国藩专折上奏获准后，采纳著名科学家徐寿的建议，正式创设翻译馆和印书处于江南制造局内。翻译馆的译书方法很特别，由外国学者口译，中国学者笔述。据傅兰雅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中记载说：“至于馆内译书之法，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有数要书，临刊时华人与西人核对；而平常书多不必对，皆赖华士改正。因华士详慎斫所，其讹则少，而文法甚精。”这一方法，被王建辉称之为“是当时缺乏中西方俱佳的译才的情况下所创造的一种翻译方法，它成为过渡时期的一种翻译方法。”翻译馆在书籍印刷方面，逐渐利用西方新型印刷技术，如铅印、石印等近代化机械印刷较普遍使用；在图书装订和文字排版方面，也逐渐仿照西方成例进行改革，如由线装书改成洋装书，由单面改为双面，少量书籍还实现了竖版到横版的过渡。

据史料记载，翻译馆所译之书，其书目和部分书稿往往是首先呈请曾国藩审阅，然后才决定开雕印刷。如《机器发轫》《汽机问答》《运归约指》《泰西采煤图说》四种西方书籍，经传教士傅兰雅、伟烈亚力、玛高温与中国学者合译成书后，送呈曾国藩亲自审阅一过，最终促成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印书处的奏设。在上述独特的译书方法和新型印刷技术的实施之下，特别是在曾国藩通过重刻《船山遗书》和刻印传统典籍过程中形成的有关图书编校、刻印、发行等基本规则和理念的指导下，不仅大量西方科技和人文著作被介绍到中国，而且以其准确、严谨的面目出现在中国人面前。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印书处，作为19世纪中期中国最大的一所翻译出版机构，存在时间最长，译书数量最多。所翻译印行的2000多种图书中，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方面的书籍占85．6％，其他有关外交、公法、宗教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占13．5％。它在整个洋务运动中，在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具有的历史地位是不可低估的，在近代出版史上也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总之，从《船山遗书》重刻的具体过程来看，曾国藩做出的努力获得了成功，不仅因其所收内容较全，校勘水平较高，印刷质量较好引起重大学术反响和社会反响，而且通过重刻《船山遗书》促发曾国藩对于传统典籍的整理刻行在重建传统文化秩序中重要地位的认识不断加深，促发曾国藩注意总结重刻《船山遗书》过程中校勘、出版业务方面的经验教训，把目光投向翻译出版西方书籍这一更加宽广的晚清图书出版事业上，并且在图书出版业务的诸多方面进行改革，对于促进中国传统图书出版业在近代转型起过重要作用。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当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