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魏源的《海国图志》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先后辉映，其光芒穿透封建末世阴霾密布的漆黑夜空，给人们带来为之振奋的期望，启示苦难的中国人在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风云际会中，振作精神“睁眼看世界”，跨出中世纪的门槛，迈步“走向世界”。作为启蒙思想家，魏源和黄遵宪虽然相隔半个多世纪，但先后都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令人遗憾的是，黄遵宪应有的历史地位长期以来被忽视，人们往往把他看作一位诗人，仅从文学的角度给予评价，这是远远不够的。

每提及魏源，自然会想起《海国图志》中的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可以说《海国图志》是鸦片战争惨败后，痛定思痛之作。魏源与林则徐、龚自珍志同道合，以打开国人眼界，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编撰《海国图志》为其一生最大业绩。五十卷共五十七万字的《海国图志》于1842年完成，十年后扩充成百卷行世，它较全面介绍世界政治、历史、地理、科技发展状况，这是当时中国最丰富完备的世界知识百科全书，一部中国人开始面对世界的划时代巨著。多少被封建传统禁锢得麻木不仁的头脑，通过《海国图志》的启迪，睁开沉睡之眼，认识并接受先进国家的长处。魏源“师长”之说，目的明确，方法具体，成为中国近代许多先进人物为拯救中国反抗侵略而寻求真理的努力方向。《海国图志》堪称“创榛莽莽，前驱先路”之先锋。“风气日升，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魏源衷心希冀祖国富强，师夷之长而不失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这种精神在中国近代史开端之际更显得难能可贵。

然而，早负才名、志切用世的魏源，由于背着封建文化的包袱，未能冲破科举束缚，无法越雷池一步，走出国门调查研究。他二十九岁中举，步履艰难，年逾半百方熬得进士，只到过香港、澳门考察，《海国图志》近于“闭门造车”之作，难免人云亦云、抄袭传讹之误，随着形势不断发展，更显其范围局限，简略粗浅，只是一部“世界知识”启蒙读物。而且，后人慢慢发现：仅仅搞一点“坚船利炮”而“师夷长技”，是行不通的。

1857年，魏源病故于杭州旅次。二十年以后，一位出生于粤东山区的青年黄遵宪从北京南下上海，以参赞随使日本。启程前，沐着浩浩天风，写下一首豪情满怀的诗：

“如此头颅如此腹，此行万里亦奇哉!诸公未见靴尖趯。待我扶桑灌足来”。将及而立之年的山里人，从此“直挂云帆济沧海”。乘御风周游列国，探索拯救国家民族的道路。

耐人寻味的是，与魏源一样，黄遵宪也是二十九岁中举，如果他未能毅然投身被时人讥为“不能事人，焉能事鬼”的低下、清苦、危险的外交生涯，继续追逐科名，那么黄遵宪的历史影响存在与否，都是难以想像的。黄遵宪受顾炎武、黄宗羲及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先贤所提倡的“经世致用”思想影响，早在十八岁就写下至今仍深具现实意义的见解：

“古人岂我欺，今昔奈势异。儒生不出门，勿论当世事。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他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主张重视现实，取于向权威挑战，二十一岁时就喊出了：“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这句石破天惊的口号，它被文学史家看作近代“诗界革命”的宣言，喻为“实是旧文学第一道催命符”，不但震撼了当时的文坛，而且影响了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其实，以近代思想启蒙角度来理解，它大胆地否定束缚和禁锢人性发展的封建传统思想，要求人们勇于摆脱这种思想的束缚，独立自由地思考和表达自己的思想，具有鲜明的思想启蒙意义，因此它更应当被看作是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中首先提出的思想解放口号，影响深远。

黄遵宪早年成熟的思想对其一生的影响实在太大了。他坐言起行，弃科举，出国门，阅世事，愤著书，力图强，矢志不渝。1902年，其致亡命日本的梁启超函中有一段自白，最能看出其心路历程：

“自吾少时，绝无求富贵之心，而颇有树勋名之念。

游东西洋十年，归以告诗五曰：‘巳矣!吾所学屠龙之技，无所可用也。’盖其志在变法、在民权，谓非宰相不可，为宰相又必乘时之会，得君之专而后可也。既而游欧洲，历南洋，又四五年，归见当道者之顽固如此，吾民之聋瞆如此，又欲以先知先觉为己任，借报纸以启发之，以拯救之。而伯严苦劝之作官，既而幸识公，则驰告伯严日：‘吾所谓以言救世之责，今悉卸其肩于某君矣!’然自顾官卑职陋，又欲凭借政府一二人，或南北洋大臣以发摅之，又苦无其人。而吴季清又谓：‘与其假借他人之权，不如自入政府，自膺疆吏之为愈。’吾笑谢之。及戊戌新政，新机大动，吾又膺非常之知，遂欲捐其躯以报国矣!自是以来，愈益挫折，愈益艰危，而吾志乃愈坚。蓋篙目时艰，横揽人材，有无佛称尊之想，益有舍我其谁之叹!

   数年闭门读书以广智，习劳以养生。早夜奋励，务养无畏之精神，求舍生之学术，一有机会，投袂起矣!尽吾力为之，成败利钝不计也。虽然，我仰视天，俯画地，仍守以待之而已。求而得之，是吾丧我，吾不为也。苟终无可为之时，是天厌之，吾亦不受咎也。吾之不欲明与公等往来者，以为使公等头颅无可评之价，盗贼儿可指之名。昭雪褒示，或者终在吾手，故姑且濡忍以待时。虽然，弃而不可留者，年也；流而不知所届者，时势也。再阅数年，加富尔变而为玛志尼，吾亦不敢知也。公忍待之。”所谓“屠龙之技”，是指日本明治维新变法经验。黄遵宪非常幸运，他走向世界的第一站是日本，正值“明治维新”取得成效，西方先进学说大行其道，他“初见卢骚、孟德斯鸠之书，辄心醉其说，谓太平世必在民主国无疑也。”于是，发愤著《日本国志》，前后费时八、九年，中间力辞旧金山总领事职及巡察南洋诸岛之行，全力以赴，方成此四十卷五十万字的“日本维新大典”。其“《日本国志》书成志感”道出其中甘苦：

“湖海归来气未除，忧天热血几时撼?

《千秋鉴》借《吾妻镜》，四壁图悬人境庐。

改制世方尊白统，《罪言》我窃比《黄书》。

频年风雨鸡鸣夕，洒泪挑灯自卷舒。”

但是，这部渗透着热血与悲泪的巨著被当政者处置高阁，直至甲午之役，变法维新的“小日本”打败了顽固守旧的大清王朝，举国震惊，《日本国志》方受普遍重视。京官袁昶到江宁见张之洞，随身携带《日本国志》，并对黄遵宪说：“此书早布，省岁币二万万。”光绪直接受黄遵宪变法改革思想影响，可从1896年9月间召见黄遵宪之对话中看出：

光绪问：“泰西之政治何以胜中国?”

黄遵宪奏：“泰西之强，悉由变法。臣在伦敦，闻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华。”光绪当时的反应是：初甚惊讶，旋笑颔之。以后，光绪通过不同渠道，先后一共要了三部《日本国志》。将《日本国志》与光绪戊戌变法诏令及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参核，可知光绪及康有为直接受《日本国志》影响。

毛泽东在论及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这段历史时期说过一段引人深思的话：

“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他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

在中国近代史上，魏源通过《海国图志》首先提出向先进的外国学习，影响了近代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并开始迈步走向世界；黄遵宪则以其《日本国志》最早倡导学习“日本模式”，指明学习遥远的西方，不如取法原本同文同种、一衣带水的邻邦，既符合中国的国情，又能争取时间。《日本国志》自1895年正式刻成流布后，立即引起维新派人士的广泛重视，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以至湖南时务学堂的少年学生，都受到《日本国志》的影响。梁启超于1896年被黄遵宪委任为《时务报》主笔，就在此时他读了《日本国志》，并感叹道：“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烽咏叹黄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强，赖黄子也。”

这部被人称之为可与影响了法国大革命的伏尔泰史论相媲美的巨著，不仅影响了戊戌维新之士，而且影响到辛亥革命前后的爱国者，从此借东瀛为基地，散播中国近代化的种籽。

颇值一提的是，黄氏在1880年写成的《私拟朝鲜策略》，影响了朝鲜的近代化进程。他目光敏锐，早在《日本国志》中就预言：“日本维新之效，成则且霸，而且首先受其冲者为吾中国。”历史事实足证其先见之明。最难得的是，黄遵宪并未停留在“预言”的地步，而是积极与日本朝野人士友好往来，不断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力图防患于未然，化干戈为玉帛：

“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辑；譬若辅车依，譬若椅角立。所恃各富强，乃能相辅弼。同类争奋兴，外侮自潜匿；解甲影太平，传之千万亿。”

一百多年前，黄遵宪写下衷心祝福中日两国繁荣富强、世世代代永远友好下去的诗篇。然而，抚今追昔，翘首东望，不禁令人掷笔长叹，深思再三了!

黄遵宪终其一生做了两件大事：

首先就是著《日本国志》，其自谓“出《瀛寰志略》、《海国图志》之上”。此书是他亲自在日、美、英、法等国长期具体考察和深入研究的结果，结合中国国情的变法改革之说尽萃其中。透过它可以知道，对近代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西方进化论和民约论，是黄遵宪首先介绍到中国的(虽然比较零碎，但却比严复早了整整十年)，黄遵宪也是把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

黄遵宪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他并非抱着《日本国志》自我陶醉，而是通过参与创《时务报》、举“南学会”、开“时务学堂”、办《湘报》等一系列政治活动，积极推出《日本国志》这部维新变法的启蒙读物，广泛深入宣传其变法主张，以此开启民智，影响广大维新志士，有力地推动戊戌维新运动的发展。

其次是领导改革潮流，在湖南全力协助巡抚陈宝箴厉行新政。最值得称道的是，在变法改革过程中，黄遵宪极力宣扬民权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提出了地方自治的理论，并将此理论付诸一系列的革命实践。他首创民治于众，具体通过“分官权于民”的新酞，藉以削弱地方官僚的权力，从而培养百姓的自治能力和独立性，为最终实现举国共和逐渐打下坚实的基础。这种做法颇有“由民作主”的意味，实际上与孙中山后来提倡的民权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湖南新政卓有成效，影响深远，可以说是黄遵宪把《日本国志》中的变法理论大胆地运用于改革实践的结果。

综上所述，黄遵宪不但是维新变法思想的启蒙者，而且是戊戌变法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他“上承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下启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无论从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角度，抑或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角度上评价，他都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这大概就是黄遵宪的主要历史影响。

然而，黄遵宪一生经历丰富多采，他被称道的业绩是多方面的。他历任驻日本、英国参赞，驻美国旧金山、新加坡总领事，尽力保护华侨的权益，如于美国极力抵制种族主义者掀起的排华恶浪，于新加坡请开海禁，创立南洋护照制度等政绩，广大华侨至今仍感念不已。作为弱国外交官，努力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积极促进国际友好。他余时为诗，“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生民”，熔古铸今，动人心魄，为“诗界革命”之魁杰，其《人境庐诗草》多展现时代风云，被誉为“史诗”。

魏源晚年客居西子湖畔，南屏晚钟伴随他共渡余生。黄遵宪的晚年却充满悲壮色彩。戊戌变法失败，他差点由上海押解上京，充当“七君子”。当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为此赶到上海解救，但遭到他义正辞严的斥责：“这是中国内政，你不必干预。”民族尊严胜于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千秋尚凛然的浩然之气，此话掷地可作金石声，与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之句，同样激励后人。他被罢官离开上海之际，一面对前来送别的青年说：‘“你不可气馁，尤不可气愤，国家不是一天的国家，事要慢慢来办。几百年积下的毛病，尤其要慢慢来治。这次失败就是新派人‘求快’两字的失败。”这一席话对于由性慢转向性急的中国人来说，实是一剂解热清凉散，可惜真正理解的人太少了!

黄遵宪虽“劫余惊抚好头颅”，但在家仍长期遭监视，丧失安全感。然而，就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他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成败：

“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二十年后言定验，手书心史井函中。”所以他欣然写下“万花烂漫他年事，第一安排旋复花”的诗句，坚信变法改革的潮流不可抗拒。他反对梁启超劝他效法狄仁杰辅武则天而为慈禧效力，面对“玉玺犹持一妇人”的现实，他为了民族复兴，呼唤国魂，铸造新人，抱病致函勉励海外的梁启超：

“我公努力努力，本爱国之心，绞爱国之脑，滴爱国之泪，洒爱国之血，掉爱国之舌，举西东文明大国国权、民权之说输入于中国，以为新民倡，以为中国光，此列祖列宗之所阴助，四万万人所托命也。”

并以世界眼光预言中国之前途:

“风会所趋，时势所激，其鼓荡推移之力，再历十数年，百余年，或且胥天下而变民主，或且合天下而共载一主，皆未可知。然而中国之进步，必先以民族主义，继以立宪政体，可断言也。”

以上这段话犹如出自一位民主主义者之口，然而更为难得的是，他不仅看到二十世纪的社会发展，将“无复容帝制，举世趋大同”，而且期待“一有机会，投袂而起”，由“加富尔变而为玛志尼”，不惜以革命手段推翻封建王朝：

“忽而大笑冠缨绝，忽而大哭继以血。大笑者何为?笑我鼎镬甘如怡。大哭者何为?哭尔众生长沉苦海无已时。吁嗟，笑亦何奇，哭亦何奇，胸中块垒当告谁?平生胸吞路易十四十八九，挟山手段要为荆坷匕首张良椎。仗剑报仇不惜死，千辛万挫终不移。致命何从容，宁作可怜虫，岁寒知松柏，劲草扶颓风。君不见当今老学狂涛何轰轰，国魂消尽兵魂空。安得人人誓洒铁红血?拔出四亿同胞黑暗地狱中。”

这首慷慨悲歌的佚诗《侠客行》，将一位爱国者的思想感情表现得多么淋漓尽致！至今诵之，仍感惊心动魄，热血沸腾。由此可知，黄遵宪的思想已远远超越维新运动诸君子，可惜他忧国成疾，年仅五十八岁就含恨而逝，不然，天假以年，挟时代之风云，他说不定还会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呢!

“朝来爽气，晚节秋容”，是黄遵宪晚年自撰联句，这八个字是他一生绝妙写照，令人赞叹，更启人深思。黄遵宪在日本期间，曾将自撰对联书赠友人源桂阁：

  “好春时看诸天花雨，半夜里闻大海潮音。”

如果说在近代中国，西方先进思想(进化论和民约论)像排天巨浪冲击着腐朽的天朝帝国，那么黄遵宪可以说是在末世黑夜里首先聆听到令人振奋的潮音，并倾注全部的心血发出呼喊的先行者。“朝来爽气”，得风气之先，“独立苍茫，高唱万峰峰顶”，难能可贵。然而，人生最不容易做到的还是紧跟时代潮流不断进步，矢志不渝，“晚节秋容”。黄遵宪也曾有过“便欲窜伏深山，不复与人世间事”的沮丧时刻，但是纵观其一生，立身于封建末世血与泪的感性生命之中，他那超越侪辈的世界观念，敏锐透彻的思想，以及蓬勃昂扬的性格始终占主导地位。他晚年青眼高歌，以“后死之责”勉励梁启超、蔡锷等后辈“衔石补天”。这位屠龙高手还自制“幼稚园上学歌”、“小学生相和歌”，以“绝去奴隶心，堂堂要独立”的思想启蒙新一代，其用心何其良苦也!近代中国的悲剧在于一切变革最终只是救了一个旧文明，国民素质依然故我。黄遵宪的卓识在于他很早就看到“启蒙”非“器物”、“制度”所能取代，并为了点点滴滴、默默耕耘，直至生命最后一息。他的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至今使人钦敬不已。

“近代名家，及臻暮年，其所思所为，类往往愚不可及，如康、梁保皇，章氏佞佛，适之迷于国故，知堂隐退附日，是其例也。”魏源到晚年也是闭门面壁，潜心佛学了。何独黄遵宪得臻“晚节秋容”呢?这一现象颇值后人细加探讨研究。

   每当夜阑人静之际，尝捫心自问，若国人少放些空泛之论，如黄氏多做点滴实事，则中华振兴之路或许不会那么艰难漫长吧。（原载《文汇报》 1991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