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的《曾国藩》（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一书我读了两次。第一次读得粗，只觉得杀人太残酷，认为曾国藩也是个“人血染红顶子”的人物。第二次也许读得随意些，读出了曾国藩的另一面来。这另一面，包含着很有趣的曾国藩的三次人际交往。

第一次是与左宗棠的交往。曾国藩与左宗棠惺惺相惜、互相仰慕——这是我们一般人从民间野史里知道的。但很少人知道他们互相抵牾，互不服气，竟至撰联互相奚落。左宗棠字季高，湖南人，算得上曾国藩同乡。当时仕途不顺，功名只考上举人。但他和曾国藩初次在长沙见面，已官居兵部侍郎的曾国藩口才竟不如他，每发议论多被他驳倒，于是撰一联讥讽曰：

“季子自称高，仕不在朝，隐不在野，与人意见辄相左；”

话中嵌着“左季高”三字。哪知左宗棠听后微微一笑，应了一付下联：

“藩臣当卫国，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你经济有何曾？”

联中也恰好嵌着“曾国藩”三字。曾国藩于是惊叹左宗棠的才思敏捷。

这个小故事的意义，是看得出曾左二人虽在历史上影响巨大，起码是本事很厉害的名人。但他们也犯低层次的错误，就是都曾把对方低估得很严重。这显然不是开玩笑，虽然他们后来恢复了友好。

第二次是与李鸿章的交往。

李鸿章虽是晚清名相，但他仕途的起发，却是从湘军与太平军作战时，任职于曾国藩幕府开始的。由于曾国藩在科举考试中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同年，李文安曾督促儿子拜曾国藩为师学作文。曾国藩因此一直把李鸿章看作门生，李鸿章则称曾国藩为“恩师”。然而初到曾国藩幕中，李鸿章就大不适应。因为他在淮北带团练时习惯睡懒觉，而曾国藩的习惯则是五更起床，放炮吃早饭。平时训练也一样，吃早饭时天还是漆黑的。

亲兵来敲门，李鸿章醒过来说：“都告诉你们我病了，为什么三番五次来喊！”

亲兵说：“曾大人说，有病也得起来，大家等你去后再用餐。”

李鸿章心里发毛，赶紧披衣，奔进餐厅。餐厅里一众将官才跟着曾国藩起筷。

曾国藩一言不发。吃完饭只说了一句话：“少筌（李鸿章字），既到我这里来，就要遵守我的规矩。此间所尚的，惟一诚字而已。”

从那天起，李鸿章一改骄懒的文人习气，这才有了后来出将入相的大名。

曾国藩的第三次交往，是与容闳的交往。容闳是广东番禺人，早年曾留学美国耶鲁大学。是他主持建设了清朝最早的也是最大规模的机器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制造机器、轮船和枪炮；又是他亲自带领第一批小留学生渡过太平洋前往美国。然而，他的宏伟事业，也是在晋见曾国藩之后才开始的。

容闳在晋见曾国藩之前，曾晋见过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并提出七点建议：一、组建良好军队；二、办武备学堂；三、建海军学校；四、建人才政府；五、创办银行；六、以《圣经》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

这真是石破天惊的改革建议！

倘使太平天国全盘接受这一改革，那么一个新的皇朝必将取代清朝，中国历史就必然会全盘改写。然而这些建议好像树叶掉到水里，连泡沫都没泛起一个。

到曾国藩这里就不同了。曾国藩邀请容闳担任将官，容闳认为自己没学过军事，推辞了；邀请他担任幕僚，仍然推辞。曾国藩确实没见过这样的人才，于是问：“容先生，今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的事情，当从何着手？”

容闳答：“总督大人，你提的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我尚未有很好考虑。”容闳重新坐下，思考片刻，说：“当今最重要最有益的事，我想莫过于仿照洋人的办法建一个机器母厂。”

这又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建议。曾国藩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诞生了。

读人物传记，我认为一定不能错过这些关键的细节。这些细节虽然在《曾国藩》全书里只占很少的篇幅，但从中我们看到了许多纯粹描写战争场面所看不到的东西。太平天国为什么失败，湘军和清政府为什么胜利，道理已经隐含在其中了。

至于对历史人物的认识，我们从本书描写的曾国藩的性格就可以看到，人物的性格，完全可以由极不相同的两方面或更多方面结合起来且天衣无缝，这叫做“性格组合论”。而那些只写人物性格一个方面的传记，不可能是深刻的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