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官行事的方式在历史上罕见
一想到清官，我们脑海中总会浮起“囊橐萧然”、“贫不能殓”这样容易引动人悲情的词汇。“似乎所谓”清官”，必须”清可见底”。朱元璋时的弘文馆学士罗复仁雇不起小工，自己登梯粉刷墙壁；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海瑞，则要靠在官署内种菜以维持生活（《明史》）。
以此标准，曾国藩算不上清官。他入仕之前，曾家是小地主。而曾国藩晚年，曾氏家族已经是湘乡巨族。曾国荃富甲一方不说，曾国藩也无法保持寒素面目。曾国潢等代他营建的”一等毅勇侯第”，三进八横，大小房屋120余间，巍然特立于荷叶镇上。
不但自己没有做到“一贫如洗”，对他人，曾国藩也没能做到“一身正气”。曾国藩十分尊重官场潜规则，庆吊往来，礼数十分周到。而且和大部分官员一样，他请客送礼，有时用的也是公款。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曾国藩确实又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清官。他终生生活俭朴，“夜饭不荤”。晚年位高名重，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在现存资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用于个人消费的记录。相反，他倒是经常以自己的养廉银来周济他人，或者垫补公款之不足。由于生前多次“散财”，及至身死，曾国藩只存银万余两，办理丧事都不够用。
一般来讲，清官往往很在乎“清誉”，然而曾国藩却唯恐得到“清官”之名。他多次告诫自己的儿子说，“散财最忌有名”，“一有名便有许多窒碍”。身跻高位之后，他一直以清廉之名为惧：“余生平以享大名为忧，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所以他的“清廉”，只求问心无愧，不求为人所知，内心操守坚定，表面上和光同尘。他的一生，可谓既“清”又“浑”，以“浑”为表，以“清”为里。这种居官行事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
明清京官经济待遇十分低下
明清京官之苦，举世皆知。特别是翰林，虽然地位清要，经济待遇却十分低下，以致于被人称为“穷翰林”。有记载清代京官有人穷到“不能举火”。清李慈铭记载他一个做京官的族弟“屋宇倚漏，人有菜色”。京官之苦，根源在于明清两代的“薄俸制”。在清代俸禄体系中，曾国藩这样的七品京官年俸四十五两。而“京员(中央机关和京城地方官员)例支双俸”，即在基本工资之外加发同样数目的津贴，称“恩俸”。加上四十五两“恩俸”，不过为九十两。此外“每正俸银一两兼支米一斛”，还有四十五斛（二十二点五石）“禄米”。这就是他的全部收入来源。以一石粮食值一两银子计算，数项相加，不过一百三十五两。
那么曾国藩一年的支出需要多少呢？既然身为官员，自然需要较为体面的住房，需要雇用仆人，需要衣食、社交。张之洞在《请加翰林科道津贴片》替京官们算帐说：“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
那么，这样大的财政赤字如何弥补呢？只有两法。一是借贷，二是收受外官的馈赠。外官收入丰厚，为了构建关系网，每次进京，都要给熟悉的京官们送点礼，名为“冰敬”（孝敬夏天买冰消暑的钱）、“炭敬”（冬天烧炭的取暖费）、“别敬”（离别京城时的“分手礼”）。这笔馈赠，少则数十两，多则数百两，常可为京官雪中送炭。但是这种馈送次数不多，有时一年也遇不到一次。借债就是京官经济来源的主要部分。因为名声好，曾国藩借钱比较容易。道光二十一年年底，曾国藩借银五十两，这是他日记中首次提及在京中借债。及至道光二十二年的春夏之交，他借银已达二百两。到这年年底，累计更高达四百两。在这一阶段家书中多次出现“借”、“欠”、“窘”的字样，艰难形状，跃然纸上。
由于刻苦自砺，在士林中声望良好，曾国藩升迁颇速。道光二十七年，被授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这是他仕途上一次重大升迁，“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仕途如此顺利，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二十九年正月，他又补了本部右侍郎。这是清朝开国以来，湘乡县出的第一个副部级干部。
不过，即使贵为副部长，不主动伸手捞钱的曾国藩仍然不富裕。清代侍郎级高官，年俸一百五十五两。加以恩俸和禄米，年收入一共可达六百二十两，此外还有一些公开的灰色收入。《春明梦录》说：“京官亷俸极薄，所赖以挹注者，则以外省所解之照费、饭食银，堂(各部首长)司(郎中等司官)均分，稍资津贴耳。各部之中，以户部为较优，礼部尚书一年千二百金，侍郎一年八百金而已。”这两项加起来，一共一千四百二十两，看起来增长颇巨。但是随着交往等级的提高，开支也随之增加，比如交通费一年就至少要四百两，所以清代的侍郎仍是一介穷京官。
在整个京官生涯中，只有在典试四川的时候，曾国藩曾经大大地阔过一把。正主考的差旅费定为二千两银子，副主考为一千两，而实际的路途花费不足一千两。故仅此一项，就可以省出千余两银子。而乡试结束时，地方官场还要送给主考官员一笔“辛苦费”，也在千两左右。
这两笔收入，会使一个穷困的翰林一夜暴富。曾国藩作为一省的正考官，这次任务所获收入具体多少不得而知。不过从四川回来后，曾国藩的经济状况显然大为改善。一个是他在京中所欠的数百两债务全部还清。二是他寄回家中六百两银子，用于还家中所欠。同时，又拿出四百两赠送族戚。三是他心情很愉快，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台阶。“男自四川归后，身体发胖，精神甚好，夜间不出门，虽未畜车，而每出必以车，无一处徒步。”
任四川主考这一次，是曾国藩步入仕途后首次往家里大额寄钱，大解家中燃眉之急。曾家人终于沾了曾国藩一回光。因为及至此时，为了维持乡绅生活的体面，曾家已经是债台高筑，欠债总额已经高达八百至一千两。虽然寄回六百两供家中还债，曾家的债务其实还是没有还清。曾国藩还坚持把另外的四百两用来周济自己的同族和亲戚。
四川乡试发的这笔财并不违反曾氏“不靠做官发财”的誓言。因为这笔收入，虽然用今天的财政标准衡量是灰色的，实际上在当时却是公开合法的。曾国藩虽然乐于“与流俗战”，但从来不会从这些细枝末节入手。如果他像海瑞那样要做一个一清到骨的清官，拒绝这项收入，那无异是与天下所有考官为敌，这绝不是稳健厚重的曾国藩的行事风格。
大帅“不要钱” 宦囊不丰富
咸丰二年六月，做了十三年京官的曾国藩又一次获得了出任乡试主考官的差事，这次的目的地是江西。他兴冲冲地登程南下，不料刚走到安徽太湖小池驿，忽然接到母亲江氏去世的消息，于是迅速由九江乘船西上奔丧。在家呆了不过几个月，太平军攻入湖南，曾国藩创建湘军，从此开始了十一年戎马生涯。
在京官时期，虽然曾国藩立下了不靠做官发财的铮铮誓言，却有点放空炮的意思。因为他想发财也没有机会。不过，一旦步入军界，这个誓言可要真正面临考验了，因为晚清时代，军队是腐败最烈的所在。军官把兵丁当成私人仆役，派他们给自己办事跑腿，盖房起屋，已经是最轻微的腐败行为。吃空额、扣兵饷是军官们最普遍的营私方式。除此之外，还有“出售兵缺”，在军营中设赌收费等层出不穷的牟利方式，更有甚者，有的水师干脆把战船租赁给商贾贩货，把收入全数纳入私囊。曾国藩自己都说：”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
即使不公然贪污，仅凭半合法的灰色收入，军队大员也可以很快致富。在晚清时代，将领们合法的灰色收入有多种。其一为截旷。国家统计的军饷，是足员足月的全额。但一年当中，军队常有兵员死亡、退伍或者被淘汰，以新兵补充。新旧兵员不可能当天衔接，这中间会有空缺。空缺时的饷银就节省下来，叫作“截旷”。此外，国家计饷，都按每月三十天算。但农历小月只有二十九天，这省下的一天军饷扣下来，叫做扣建。按理，这两笔银子应该上缴国库，但实际上谁都没有缴。表面上看起来不多，但日积月累，为数甚巨。
即使拒绝灰色收入，湘军正式饷银也是相当优厚的。尤其是将官，连曾国藩也不能不承认“章程本过于丰厚。而曾氏所练湘军，是朝廷编外部队，军饷主要来源靠“自筹”。由于没有正规的财政制度，曾国藩完全可以上下其手，大笔纳入自己的腰包。如果曾国藩稍有贪念，则十多年军旅生涯，积累一百万两资财实在是太轻松的事。
而事实上，曾国藩的宦囊并没有因此而丰富。
初出山之时，曾国藩就已经充分估计到这个巨大诱惑对自己人格操守的威胁。所以在《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中，他信誓旦旦地说：”国藩奉命以来，日夜悚惕，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借以号召吾乡之豪杰。”
带兵打仗之后，虽然可以支配的金钱如沙如海，他寄回家里的钱，却比以前少了。他宁肯把自己的收入捐给战区灾民，也不送回家。
曾国藩立定主意不多往家寄钱，是有多方面考虑的。一方面是因为保持清廉之节，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金钱观所致。曾国藩基于自身经验，认定从小经过生活磨练的农家孩子更容易成大器，这种思路对于他后来立下了“不以银钱留子孙”的经济原则有直接影响。他不多寄银钱回家，主要是担心经济上的富裕导致家风的败坏。
由原来的方正，一变而为圆通
因为怕汉人难制，他带兵三年，皇帝一直没有给他一个正式的名份，孤悬客处，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咸丰七年，他接到了父亲的讣告。他立刻上疏要求回家守孝，并且在奏折中历数数年来办事之难，要求皇帝给予他明确的权力。没想到皇帝顺水推舟，批准他回家守制三年，实际上即解除了他的兵权。
这对于一心建功立业的他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灰溜溜地回到了乡下老家，心情极度恶劣。他反复阅读经史及老庄，象一个闭关的和尚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他对自己碰壁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结论是自己原则性过强，得罪人过多，不按潜规则办事，所以处处碰壁。经过一年多的乡居，再出山时，曾国藩如同变了个人。行动作事，由原来的方正，一变而为圆通。
曾国藩的改头换面，也包括对金钱的态度。回到老家后，他了解到他领兵在外时，曾家经济上非常困难。因为曾国藩的妻子儿女都已经从北京回到了湖南老家，家里陆续经历了母亲丧事及儿子曾纪泽婚事等几件大事，花费巨大，仅靠土地收入根本不够。老父亲不敢向儿子开口，百计营求，难堪异常。曾国藩听说之后，非常难受。
因此，再次出山之后，曾国藩对弟弟曾国荃在金钱方面要求比以前大大放松了。曾国荃比曾国藩小十三岁，咸丰六年起追随曾国藩领兵打仗。曾国藩以廉自誓，曾国荃却急于广置田宇。曾国藩以前对这种做法多有批评，这次却改变了态度。在曾国藩的默许之下，咸丰八年曾国荃在攻下吉安后初次送抢掠所得的战利品回家，数量之多，令在家管理家务的兄长曾国潢大为惊讶。
从克吉安之后，曾国荃又陷景德镇、安庆、天京四城，每下一城，都要请长假回家一次，买房买地，不一而足。曾纪芬后来说：“九叔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战，必请假回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湘乡曾氏文献》）
对曾国荃一些太出格的举动，曾国藩虽然也曾偶有批评，但更多时候，他对老九替他“照顾家族”的“功劳”是肯定的。晚年他更说：”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
始终把握住一条，就是绝不把公款放进自己包中
咸丰十年，曾国藩终于被任命为两江总督，获得梦寐以求的地方大权。从此之后，到同治十一年去世，他一直在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任上，前后十三年。
清代一品大员的固定收入中第一条当然是年俸，金额不过一百八十两。实际上，这是官员收入中最小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部分，就象今天的“工资基本不动”一样。因为总督最大的一笔固定收入是养廉银，一年一万五千两，是年俸的八十四倍。
然而，对于大部分中国官员来说，年俸加养廉构成固定收入仍然只占他总收入的一小部分。他们更大宗的收入部分是“规费”。”它们来自比政府规定的额度多征的税收，来自附加税，以及馈赠和礼物。”清政府默许地方官员在国库定额税粮之外以“办公费用”名义合法浮收一部分税款。这种附加税，一般在正税额的十分之一上下浮动，其多寡视官员搜刮能力而定。按照西方标准，这种收入当然是纯粹的腐败收入，但是“中华帝国的朝廷和百姓都不认为收取规费有什么不妥或者是腐败，只要此种行为保持在习惯性的限度以内就行。”（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而这个习惯性的限度，据有关历史学家的研究结果，巡抚和总督级的官员是十八万两。
也就是说，如果年收入不超过二十万两，那么做为总督的曾国藩就不会被判定为一个贪官。曾国藩在一品大员的高位上做了十二年。如果他此间的总收入不超过二百四十万两白银，那么他就可以称得上对得起皇帝和神明了。
那么曾国藩一生积蓄了多少钱呢？
同治七年十一月，他在家信中说，他一生所积养廉，一万八千两。
这笔钱就是他为自己攒的养老钱：”尔等进京，可至雨亭处取养廉数千金作为途费，余者仍寄雨亭处另款存库，余罢官后或取作终老之资，以极丰裕矣。”
这些积蓄，明显与总督级官员的平均收入不符。其他的钱哪去了呢？
首先，曾国藩拒绝或者整顿了许多其他官员欣然笑纳的不合理的陋规。
其次，即使那些“合法的”甚至可以说是光明正大的“灰色收入”，他也大多用于了公务。
第三，在人情往来，官场应酬上，曾国藩并不标新立异，而是尽量从俗。在这些开销上，他从不吝啬。
同治八年正月，曾国藩由两江总督改授直隶，入京陛见。多年没有入京，那些在穷京官生活中挣扎的故友新朋们盼他如望云霓。他自然大送了一笔别敬。在给儿子的信中，他说：“余送别敬一万四千馀金，三江两湖五省全送，但不厚耳”。总共送了一万四千两，仍然不厚。加上其他费用，他北京一行，花费了两万两。”合之捐款及杂费凡万六千下上，加以用度千余金，再带二千余金赴官，共用二万两。“这笔巨款的来源是什么呢？曾国藩在信中说：”已写信寄应敏斋，由作梅于余所存缉私经费项下提出归款。阅该项存后路粮台者已有三万余金。”
这三万多两缉私经费，按清代官场规则，是可以由曾国藩完全支配的，所以他此举并不算贪渎。事实上，曾国藩虽然全面接受并遵守官场的潜规则，却始终把握住一条，就是绝不把公款放进自己包中。
虽然官至极品，权力在全中华帝国地方官员中最大，但曾国藩晚年生活仍然相当俭朴。薛福成拟的《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有这样一段：
曾国藩平生清廉俭朴，自持如寒素之人。所应得的养廉钱，都用于公务，自己不曾盖一间房，买一块地。衣食都很俭省，每顿饭不过四样菜；儿女婚嫁，费用规定不得超过二百两银子。以此做为家训。但是遇到友军发不了饷，灾民吃不上饭，以及地方上应该兴办的公务，他从不惜以自己节省的俸禄，来补充公款的不足。（其本身清俭，一如寒素。官中廉俸，尽举以充官中之用，未尝置屋一廛，增田一区。疏食菲衣，自甘淡泊，每食不得过四簋。男女婚嫁，不得过二百金，垂为家训。有唐杨绾宋李沆之遗风。而邻军困穷，灾民饥馑，与夫地方应办之事，则不惜以禄俸之赢余，助公用之不给。）
这种叙述，应该说是并没有夸大。曾国藩爱穿着家人为其织的土布衣服，不爱着绸帛。曾国藩升任总督后，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当时每晚南京城两江总督府内，曾国藩夜阅公事，全家长幼女眷都在麻油灯下纺纱绩麻，这在当时的官员中可说是绝无仅有。吃饭上，曾国藩亦不讲究，简单至极。通常他每顿饭只有一个菜。
曾国藩有两个儿子五个女儿，他规定娶媳妇的用度和嫁女嫁妆不能超过200两白银。当第四个女儿曾纪纯出嫁时，曾国荃正在荷叶老家。他不信大哥只给200两陪嫁银，打开箱奁验看证实以后感叹不已，认为200两实在不敷应用，就送了400两银子给嫂子欧阳夫人用作喜事开销。
自己留下的养老钱连办丧事都不充裕
曾国藩自以为给自己留下的养老钱“极丰裕”，然而这笔钱后来连办他的丧事都不充裕。
同治十一年也就是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在两江总督官署去世，终年61岁。曾国藩生前曾留下遗嘱，嘱咐孩子们给自己办丧事时不可收礼：”余若长逝，灵枢自以由运河搬运回江南归湘为便。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