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1年11月26日，曾国藩出身于一个湖南地主家庭，后发迹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是湘军的创立和统帅者。其人官至两江、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也算是晚清重臣。
曾国藩之重，不在其功名与业迹，毕竟大江东去，浪滔尽多少英雄人物，功名利禄中的曾国藩，又岂能幸免？曾国藩之重，在其意识，曾国藩意识是中国文化流的一个显现。
读了一些书，人群各异，对曾国藩的议论也纷纭。讨论中国的中、近代史，曾国藩是一个绕不过的问题；讨论当代或是未来中国，曾国藩同样是值得探讨的课题。
因为：
如果以阴、阳分别中、近代中国两条相斥而纽结的思维链，曾国藩意识是思维链之一中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
而如果把曾国藩意识置于人类文化演变中看，作为精英意识的曾国藩意识是走不出困境的、保守的一翼。
所谓曾国藩意识，也就是当代的精英意识；与之相斥而纽结的思维链即大众意识。如果说曾国藩意识作为精英意识的一个环节，直接决定了当代的精英意识；它的对立面，即太平天国意识也存在于现代中国人的情绪中。
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认识，只能将其置于中国文化的历程中加以观察，文化作为自然性的社会现象证明，任何个人或集体都没有创造文化的能力――如同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对于文化的认识，只能从多种意识――尤其是主流意识中去探讨，当代文人把武打小说、京剧小品等游戏作为文化来看待，其内在则证明了当代文化的没落――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幸亏只是某些人的意识，根本无法说明当代文化，更不能说明先进文化。
作为精英意识，曾国藩意识就是近代中国文化的一翼。曾国藩意识作为社会的一类自然现象一直延伸到现在，影响到未来，它的存在并不以人们的好恶为改变。
当代精英理论的倡导者，大精英吴敬琏提出“权贵资本主义”与“极左”的关系，不无忧虑地说到：“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政治和经济改革扼制后者的势头，来自另一极端的势力就有可能利用大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推销极‘左’路线，把中国引向另一条歧路。”
吴敬琏发现他从魔瓶中放出的魔鬼似乎有点不对劲，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他提出的理论，无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都只能是中国文化自身的表达，当代中国的精英意识不可能是熊－彼得的菁英意识，当代中国的精英无法摆脱曾国藩意识，包括吴敬琏本身。
曾国藩意识的基本点之一在于，作为满清时期取得成功的汉仕子，必然具备两个基本素质：学问和对满清主子的屈从。
一）曾国藩的学问：
曾国藩作为近代中国仕子的代表，就在于他的学问和权谋是他人无法比拟的。毛泽东评曰：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青年时期的毛泽东甚至说：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这个评价是准确的。
作为中国思维链中的一个环节，曾国藩意识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的大背景是中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文化，或称湖湘文化，推而论之即闽、浙、赣、湘文化，即程朱理学。
曾国藩是岳麓书院的学子，他考中秀才之后，他的父亲曾麟书就把他送进岳麓书院读书。曾麟书也许知道岳麓书院是湖南名校，大约不知道他把自己的儿子送进了中国文化的主河道。
在中华文化的传续中，岳麓书院存在的意义是非同寻常的，自北宋闽人胡安国、胡宏在这里讲授理学而开张湖湘学派，到南宋朱熹与张栻在这里的学术交往，至于明代王阳明和东林党人高世泰的讲学，直到王夫之思想和曾国藩意识的发生，再体现为2003年出自湖湘文化人的杰作《走向共和》。岳麓书院一脉贯穿于中国中、近代史，它的连续性和影响力决定了它的意义远远超过声名卓著的东林书院或其它。
崇帧六年（1633），吴道行出任明代岳麓书院最后一任山长，他力纠王阳明心学的空疏流弊，宣讲朱、张之学，“笃伦敦义，讲学穷理”，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延传了“道南正脉”，岳麓书院因此与东林书院遥相呼应。
1641年（崇帧十四年）东林学派传人高世泰任湖广按察使佥事提督学政，来岳麓讲学，高世泰称赞吴道行“道以朱张为宗，与文端（顾宪成)、忠宽揆（高攀龙）固一也，可不谓衡湘之贤哲哉。”二人成为至交好友，为恢复理学正宗，培养湖湘弟子而竭心尽力。大思想家王夫之即他们的成果之一。
1644年4月，明王朝覆亡。吴道行“郁郁不自得，一日趋吉藩故邸，望阙痛哭展拜，舆归山中，不食而卒。”以身殉国殉君了。明亡之际，三大思想家都有一段极其惨痛的刺激：
黄宗羲的恩师、明代哲学家刘宗周绝食自尽，以身殉国殉君；顾炎武的养育人――他的继母自尽，以身殉国殉君；王夫之的恩师、岳麓山长吴道行不食而卒，以身殉国殉君。
从政治上言，以身殉国殉君是一种无奈的表现；但是在文化上，它所能产生的影响则在千百年中梦寐萦怀而不去，满清一朝就是在这样的仇恨中孑然前行，这是满清异于中国其它朝代的重要特征――它始终没有得到汉民族的承认，包括曾、左、胡、李等等。这是近代中国无法实现西方或日本式的君主立宪的重要原因，也是曾国藩意识的困局和戊戌变法失败的成因之一。
对于岳麓学子而言，无论是王夫之还是后来的曾国藩都无法背离这一情结。不过由于满清文化对中国粗暴的干涉，曾国藩的思维有了变异，固然不忘“道南正脉”所崇倡的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却也不能不留存阳明心学的烙印。
事实上，当曾国藩响应满清文化的宋学倡导，也必然以阳明心学对立于汉学派的实学。实学是清代汉学派的主要理论，而曾国藩的着眼点就不能不是阳明心学了――必须承认的是，这一特点，与其岳麓学子的身份也是相符的。
二）宋学的倡导：
乾、嘉以来“宋学”为朝廷倡导，汉人学者间对其则极为排斥。曾国藩是宋学的倡导者，人或推许其为孔子、朱子之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圣哲――这是从封建仕大夫的角度说的，但是既然他在他所处的时代有效地传续了宋代理学，他在中国文化的地位也就无法否认。
宋学即宋理学，兴起于唐末的混乱与唐后五代的社会分裂之中，因此“理”之于政治就有了绝对君权的概念；论其内在，“理”只是社会、民生的关怀，把稳定视为最大的需求而置其于“天理”的位置。在这里，绝对君权只是维稳的需要，是“理”的一个推证。但是，后来的保守者则常常择其表象的绝对君权观以为自己用，而无视社会、民生的现实愿望――非“理”也。
汉学即汉代宣扬的《春秋》三传，其主体在《公羊》。《公羊》学说在思想上之所以能够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于它独树一帜的“三世说”历史观，其精髓是变易发展观。公羊学者看到时代的进步，相信未来的社会更加美好，当然也自然而然地批判和否定现代。
两学的区别很明显地表示了一条界限，即对满清政权的维护和反对。虽然在不间断的政治高压下，反对者并不能旗帜高张，不过体现于两学的对立却也经纬分明。
公羊学说的“张三世、通三统之义贯之”对这一时期主张汉学的龚自珍、魏源有深刻的启迪。龚自珍、魏源对时局的认识及其使命感引导他们将这种具有变革思想，又可以引申比附的哲学观点作出新的解释，他们抛弃了其中维护封建统治的性质，形成批判满清专制的新思想。
龚自珍把《公羊》中的乱世、升平、太平的三世说，改造成治世、衰世、乱世的新三世说，以之证明满清统治已经陷入危机。龚自珍说：
“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为一等。’”
龚自珍断言满清统治已到了“衰世”，评论：
“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沌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
“然而起视其世,乱也竟不远矣。”(《龚自珍全集》第一辑)
作为汉人的曾国藩却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更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在他的倡导下，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因此一变，对于汉学的评价逐渐低落。作为蟒蛇投胎的曾国藩没有王莽的志向，却有郭子仪的肝胆，他成为满清的栋梁，是有其思想准备的。
曾国藩是清末著名的理学大师，学术造诣极深。他说：“盖真能读书者，良亦贵乎强有力也”，要做到“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他认为：“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灰”。
曾国藩《家书》最为著名，书中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盛不过三代的时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出现了象曾纪泽、曾广均、曾约农、曾宝荪、曾宪植、曾昭抡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和高级干部。
三）曾国藩意识的意义：
应该肯定的是，曾国藩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续上传前启后的作用，表现为三点：
1、曾国藩开汉仕族参政之始：
太平天国起义暴露了满清作为一个小部落政权脆弱的特性，由于曾国藩们的努力参与，满清的专制逐渐有了汉仕族的分享，其后满清专制分崩离析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到了袁世凯时代终于崩溃。
2、曾国藩西学之讲求：
梁启超写到：
“自雍正元年放逐耶稣会教士以后，中国学界和外国学界断绝来往已经一百多年了。道光间鸦片战役失败，逼着割让香港，五口通商；咸丰间英法联军陷京师，烧圆明园，皇帝出走，客死于外。经这次痛苦，虽以麻木自大的中国人，也不能不受点激刺。所以乱定之后，经曾文正、李文忠这班人提倡，忽有‘洋务’、‘西学’等名词出现。”
3、曾国藩开民主主义时代：
曾国藩既然主张理学，尽管他的本意可能只是宣扬满清小朝廷的主张以服务于满清，但是宋理学有其思维的路径，并不为满清小朝廷而生。当理学把“理”置于“冲膜无朕，万象森然”的至高无上的位置，人间的帝王已经返回他作为社会大众一员的本象，他的地位只有当他具有帝王的德行的时候才具有合理性。当然，这是属于民主主义的范畴了。
后来人把中国近代的文化演变区别为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两个阶段，应该说旧民主主义的发端就在曾国藩。作为旧民主主义文化中人的梁启超对曾国藩的敬仰不是偶然的，梁启超称：“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梁启超评论曾国藩：
“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文化意义上的曾国藩，就在于对宋学的继承和对西学的开拓。后来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有一个前奏，这一演奏即在曾国藩。
可以归纳，曾国藩个人身上的阴与阳表现为两个特点：
1、曾国藩的宋学倡导的是维护满清小朝廷的绝对君权论，因此从政治说，他的思想是黑暗的，他的行为也因此阴损残忍而为人所不齿。
曾国藩有一付蟒蛇相，三角眼，棱角突出；与人言，态度严肃，人或称其为“闭眼蛇”。诸多传说有抨击曾国藩阴残如蛇的意思，更主要的是为其正名，他的拜相封侯是天命所归――这一点对满清时期的汉人来说是难于上青天的，对于现代的人们来说，仍然趋之若鹜。
2、曾国藩既然倡导宋学，从文化上说，他的思想是光明的，他不能不趋向民主主义的方向，只能引导后人走上解放与民主的道路。
应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的肇始者，第一次从根基上撼动了满清小部落专制，也动摇了中国封建主义。如果说太平天国作为农民起义，是以朝代更替的模式出现的，曾国藩肇始的则是中国仕子对中国封建主义的再思考――尽管这一点可能不是他本人的愿望，而是不自觉地成为这一自然进程的推动者。
曾国藩的典型性并不只是个人的特性，他是宋、明文化与近、现代中国文化的连接者。
四）曾国藩的奴性：
曾国藩出身于湖南长沙府一个豪门地主家庭，是一类极其容易受到农民运动冲击的群体，从晚明的情况看，这一群体极容易为满清部落政权所收卖，例如“江左三大家”的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等。
在满清治下，这一群体的心态充满矛盾，不过曾国藩却比较容易地接受了满清主子们，这一点虽然有汉仕子的反抗精神逐渐颓废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28岁时考中同进士后踏上仕途之路，却幸运地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
所谓同进士，是科考中的末流。发迹后的曾国藩始终以自身“同”字辈的身份遗憾，据说曾国藩曾经求对于幕客们，联云：“如夫人”，也就是小老婆，引申为：“如夫人不如夫人”。有人应对“同进士”，自然引伸为“同进士非同进士”。据说曾国藩脸色骤变，一堂不欢而散。
但是，考得好不如嫁得好，这一点本来就是中国社会的铁律，自古皆然。作为穆彰阿的门生的曾国藩，在京十年七迁，连跃十级，从七品一跃而为二品大员。
穆彰阿(1782—1856)何许人也？
穆彰阿满洲镶蓝旗人，贵族出身，其父广泰，官至内阁学士、右翼总兵。
道光初年，穆彰阿受到道光帝的信任，于1828年授军机大臣，蝉联十年，至道光十七年又升任首席军机大臣，“终道光朝，恩眷不衰”，前后担任军机大臣凡二十余年。
穆彰阿长期当国，专擅大权，结党营私，招收门生，拉帮结派，《清史稿》记载：穆彰阿“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牒、实录诸馆，皆为总裁。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
咸丰三年，穆彰阿捐军饷镇压太平军，又三年死。
机遇造就了曾国藩对满清的忠诚，曾国藩已经淡化了自己的汉人身份，这已经不是“有奶就是娘”可以说明的，而是一类真诚的改造。
五）曾国藩的困境：
作为屈从于满清主子的汉仕子不能不面对一个困境：如何解决滿清朝廷对汉仕子的不信任。
这一个困境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的大名（藩地诸侯）、武士没有遇到的，如果说明治维新的先导是“大政奉还、王政复古”，那么戊戌变法的前提只能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于是曾国藩们遭遇不可逾越的困境，尽管曾国藩们镇压了太平天国，尽管李鸿章、陈宝箴等人展开了洋务运动，尽管张之洞作为军机大臣总揽全国教育大权并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教育变革。但是他们都无法面对类似于“大政奉还、王政复古”类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课题。
曾国藩面临二层困境：
其一、曾国藩的个人困境：
作为汉仕族，曾国藩不可能没有忌“滿”情绪；作为个人，曾国藩承受的“滿”恩太重，不能不有一片忠心。和赵烈文关于满清命运的对话中，曾国藩所持的暧昧的态度正是此类二重人格的体现。
其二，曾国藩的文化困境：
当笔者剖析曾国藩意识的形成，想起一个与曾国藩命运相似的犹太人摩西。曾国藩与摩西一样都是受到奴役自己民族的异族的豢养而成长的。所谓“摩西”，埃及语即“儿童”或“儿子”――摩西是一个埃及公主培养和教育成人的。但是摩西后来走出的道路与曾国藩完全不同。
《出埃及记》记载，公元前12世纪，作为被掠夺的奴隶的犹太人忍受不了埃及法老拉美西斯的欺压。摩西以自己得之于埃及公主培养和教育的知识致力于自己民族的解放。《旧约》记载，摩西带领希伯来人在沙漠中跋涉40年，克服重重困难从埃及的兰塞起行，向巴勒斯坦进发，走出埃及。
摩西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人物，而是犹太文化的创造者。摩西是犹太教惟一神论的奠基人，他创造了犹太精神，凝聚了一个分崩离析的民族；摩西的知识体现于是律法书――犹太教即摩西教的规章制度，《旧约》中所制定的古犹太律法，包括十诫成为希伯来人的行为准则。
三千多年了，摩西仍然是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所共同拥戴的人。“走出去，团结起来走出去。”摩西的行为准则成为西方社会最为本源的文化，例如东罗马的东正教所引导的出走造就了后来的苏联；加尔文和马丁－路德创立的新教引导教徒的出走，创造了英国和美国。
英国、美国和苏联，这是人类史上可以称为超级大国的三大国家，它们都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主要的是摩西的行为准则“走出去，团结起来走出去。”的产物。而我们今天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其思想核心仍然是“走出去，团结起来走出去。”――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曾国藩意识与摩西精神比较是两类文化的比较，当代中国人热衷于精英意识的鼓吹，但是从顾准到吴敬琏实际上都没有认识到，中国的精英意识与西方菁英意识并不一样，实在是越凫楚乙，翩然有别。
如果说摩西精神的“走出去”是一种大变革意识，走出困境创造未来；那么曾国藩意识则是旧形态中的固守、困惑与无奈。
曾国藩意识是能够与摩西精神相颉颃的，构成精英意识的双翼。曾国藩意识固有传承而重在后续，曾国藩之后，比较著名的近代中国人物有左宗堂、李鸿章，张之洞，陈宝箴，康有为等等，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恪守曾国藩意识的界限，不能有丝毫逾越。
本节综述：
中国的戊戌变法就是在这样一类精英的推动之下进行的，也就是说是在曾国藩意识中展开的，虽然其后仍然有许多闹剧，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如果不是为了证明中国也有变法之举，如果不是为了在西方近代大变革和日本明治维新面前检验中国的演变，戊戌变法大可不必记，因为它不是一个突破性的演变。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文中把陈宝箴之子陈三立作为旧文化最后的代表，陈三立是“凭栏一片风云气，闲作神州袖手人”的遗老，而他的同榜郑孝胥却终于成了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
在胡适评陈三立之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李慎之是“最后一个仕大夫”，呼“慎公”而不名；后来，一些国学中人称季羡林为“最后一个仕大夫”――尽管季羡林主张大国学而不想当“国学大师”。
只是不知道这一个“仕大夫”流到底要延续到什么时候，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大变革的影响到底还要持续多久？中国文化的困境将如何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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