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元年（1851）十一月初九日，曾国潢从白玉堂搬出，移居下腰里黄金堂新宅。他致书长兄国藩曰：

永丰往贺家吃寿酒，初三午正乃归，叩母亲大人寿。初四即在腰里整屋，初九子时过火，一切事皆从省俭，而所办各物，总是大处立论。弟过火后，烟酒均戒，订隔两日下来问堂上大人安……温弟送叔母下城吃罗家喜酒（树三爷之子吉席），弟特飞呈片纸。

不知是入住新宅一时性起，还是新环境“一切事皆从省俭”，国潢郑重地向长兄表决心：“烟酒均戒。”永丰贺家的寿酒，湘乡县城中罗家的喜酒，初三母亲大人寿辰也须具酒。湘中农村习俗，一遇红白喜事均须办酒。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想不沾一滴酒何其难也。

曾国藩对这位可爱的澄弟“烟酒具戒”之决心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态度。他在次年正月初九《与诸弟书》中曰：澄弟戒烟，正与阿兄同年，余以壬寅年（道光二十二年即1842年）戒烟，三十二也，澄弟去年亦三十二也。戒酒似可不必，三两杯以养血，未始不可，但不宜多耳。

曾国藩是“老烟枪”，年轻时与朱尧阶在长沙求学，每人携一杆长烟枪，从东长街至西长街，遍访书肆，吸烟不断。直至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一，曾氏日记曰：是日早起，吃烟，口苦舌干，甚觉烟之有损无益，而刻不能离，恶湿居下，深以为恨。誓从今永戒吃烟，将水烟袋捶碎。因念世之吸食烟瘾者，岂不自知其然？不能立地放下屠刀，则终不能自拔耳。

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到咸丰二年（1852），曾氏戒烟整整10年了。因此，他以自己32岁开始戒烟，并已成功，其澄弟也正好32岁始立志戒烟，因以此说鼓励澄弟戒烟之决心。

至于戒酒，曾国藩觉得“似可不必”，“三两杯以养血”。

曾国藩年轻时即饮酒，道光十九年（1839），他为修《曾氏族谱》事，湘南遍走衡阳、耒阳、永兴、郴州等地的曾祠；湘西北遍走宝庆、洞口、新化、安化、宁乡等地的曾祠。到一处饮一处。道光二十年（1840）他入翰林院后，是年六月廿六日记曰：

梁俪棠请至“小有馀芳”吃酒。

卅日记曰：

梁玉臣请吃酒，在余寓所，有伶人、香吏在座。是日，余未吃饭。

“小有馀芳”，富有诗意。“伶人”、“香吏”，歌舞升平，饮酒助兴。“余未吃饭”，是日，文正公饮酒有点过量了。曾氏日记没有戒酒之说，而赴“约饮”、“邀饮”、“上酒馆”之记载倒是不少。但曾氏也没有醉酒之记录。看来，他是遵循其“三两杯以养血，未始不可，但不宜多饮”之说的。

文人骚客，大都与酒有缘。曾国藩的诗词、联语中与酒相关之作品不少，这也显示了他的一种大量与气度。

道光二十三年作《温甫读书城南寄示二首》诗中有句曰：

岳麓东环湘水回，长沙风物信佳哉！

妙高峰上携谁步？爱晚亭边醉几回。

其时，温弟读书城南书院，妙高峰是城南书院之顶峰（今湖南一师内），温弟，你的师友为谁人呢？国藩曾读书岳麓，“爱晚亭边醉几回”，也可能是陶醉在山景之中，不管是“陶醉”还是真的“醉酒”，国藩既是怀念自己的读书时代，又是期望温弟珍惜学习生活。长沙风物，爱晚亭边，湘水回环，这是多么美好的读书之处啊。

道光二十四年（1844）曾国藩《漫与》诗中有句曰：

径求名酒一千斛，轰醉王城百不知。

此诗写作背景是国藩久居京师，惦念祖父年迈多病，几欲抽身南归不成，因而有“轰醉王城百不知”之句发泄。“王城”者，都市也。此指国藩客居之京师。他只好把思乡思亲之情寄托在梦幻的“醉酒”中。

曾国藩所作联语，也多与酒文化有关。

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国藩因典试四川过新都县，县令张宜亭邀游桂湖，“酒罢，因题联语”：

五千里秦树蜀山，我原过客；

一万顷荷花秋水，中有诗人。

此联脍炙人口，过客即诗人自己。诗人无酒，难以唱出如此绝妙之联。读罢此联，呈现在你眼前的就是一幅胸襟大开，美妙无穷，诗人正在饮酒的山水画图啊！

其题锦江副戎联曰：

心地平安体舒适；

杯觞豪举笔纵横。

此联妙在一个“豪举”，国藩曾赠湘乡三大草书家之首的萧礼容联曰：

大笔横飞，颠张醉素；

高山名卧，鹤骨松心。

两联同工异曲。少林寺的和尚之“醉拳”，吾辈平民看其优美的舞蹈动作都为之神往。（唐）张旭草书时常醉饮大呼，以头投入墨中；怀素饮酒运笔，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而章法不乱。“颠张醉素”，对后世书界影响颇大。

又其题江西吴城望湖亭曰：

五夜楼船，曾上孤亭听鼓角；

一樽浊酒，重来此处看湖山。

此联撰于咸丰八年七月，曾国藩奉旨赴浙，重过此地，与彭玉麟等觞会于此。酒罢，彭玉麟请国藩为亭撰句，即成此联。国藩在联中还自注曰：“盖咸丰五年，余驻师于此，曾命军士夜习水战，在此亭阅看也。”

“万里中原烽火北，一樽浊酒戌楼东”，浊酒一杯，陈说往事。曾氏想起捐躯的将士，心情沉重起来了。是夜，他在此亭祭江一次，行二跪六叩礼。

酒啊酒！人们兴奋之余，懊丧之时，都会为之举杯寻找寄托，吾等但信曾文正公之“三两杯以养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