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朝廷不愿直接与洋人打交道，因此，地方督抚直接参与外交交涉。1861年成立总理衙门后，中央对于重大外交政策和对外纠纷等问题仍然坚持向地方大员进行咨询。这就是曾国藩等在晚清外交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主要原因。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外交人物，是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变局时崛起的著名人物，以其立德、立功、立言的非凡实践而著称于世。毛泽东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历史证明，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是洋务外交的首家、道义外交的名家、军事外交的大家，当然，也是教案外交的输家。

　　洋务外交的首家

洋务运动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化运动，其始作俑者是曾国藩，因此，他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化的开创者。虽然一开始就有怀着各种目的的洋人参与这一运动，但中国人主导了这一运动，它的必然性、爱国性和进步性已经日益为更多的人所认同。曾国藩对洋务运动的倡导，来自于他编练湘军时对洋枪洋炮的接触。1854年10月，湘军攻克武昌时，就大量使用洋炮。1860年12月19日，担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在《北京条约》签署后，向朝廷建议：“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忘备……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远，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曾国藩提出自己造炮造船，是洋务运动自强自立的先声。

次年8月，他再次建议：“今日议和既成，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既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显然，曾国藩提出洋务运动的目的在于自强御侮。1860年冬天，曾国藩在安庆设立火药、子弹等局，并设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这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军工企业。1863年，他采纳美籍华人容闳关于首先建立能制造出枪炮的机器厂的建议，派他赴美采购了“制器之器”，命人在上海建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开了民族现代制造业的先河。洋务运动的兴起与洋务外交的开展是彼此依赖、相互促进的。洋务外交的出现，是中国外交从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中国传统外交事务是所谓办“夷务”，它是建立在天朝中心这一观念之上的，谈不上中外平等，更谈不上中国有组织、有目的地向其他国家学习。办洋务则不同，其核心是承认外国先进，将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思想付诸实践。“师夷之长技”必然要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必然要选派人员出国留学，必然要促进中外文化之间的互动。因此，洋务外交的出现，事实上导致了我国近代以来科技外交、经济外交和文化外交的产生，大大突破了传统外交的眼界。曾国藩对中国外交的贡献之一就是他将传统的“夷务”推向了洋务这一新的阶段。洋务运动的兴起和洋务外交的开展，标志着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外交思想史上超越了魏源。曾国藩提出的“师夷智以造船制炮”一语中的师夷智，其内涵比魏源的“师夷长技”要丰富得多。“技”所包含的只不过是坚船利炮的武器之类。魏源明确说：“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而曾国藩的“智”则既包涵了“坚船利炮”的技能，也包涵了“制器之器”以及与此相关的科学文化或其他先进的文化，甚至包括魏源要禁传的西方学术的某些部分。曾国藩不仅有此思想，而且付诸实际行动。例如，他第一个正式上奏提出“师夷智以制船造炮”；第一个建立现代工厂并造出轮船；第一个派人出洋购买成套“制器之器”；第一个提出“官督商办”的建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一个上奏促成实现公派留学生出洋留学的计划。选派幼童出洋留学是中国教育改革和洋务运动的一件大事，詹天佑、唐绍仪等就来自于这批留学生，这件事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影响深远。可见曾国藩比魏源眼光更远，勇气更大，思想更开放。曾国藩提出“师夷智”，大大突破了传统外交的局限，比其同辈明显要高明。就此而论，曾国藩是引进西方科技的带头人，是引进西方近代文化的倡导者。曾国藩倡导的洋务运动收到了不容忽视和低估的成效。单以反侵略而论，洋务运动对牵制日本1874年侵台战争的扩大，对左宗棠收复新疆，对中法战争战场上的胜利，对一再挫败日本吞并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阴谋，对推迟甲午战争的爆发，都产生了切实的积极作用。因此，完全可以认为，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开拓者，洋务运动是振兴中华的救国运动。洋务运动本身的目的虽没有达到，但它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有十分深远意义的，它促进了中国的产业革命，促进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随洋务运动产生的洋务外交，对促进传统外交与现代外交的对接，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道义外交的名家

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讨论到中国当时的外交情况时说：当时中国的一些人总是以道义原则去看待西方对外扩张行为，而一些西方人则是以贱买贵卖的商战原则一再哄弄着坚持这种道义原则的中国人。曾国藩就是这种道义外交的代表人物。道义外交以儒家外交哲学为前提，以传统的羁縻外交思想为基础。所谓羁縻，实际上是对强敌权且笼络，争取一个和平环境，速图自强，最终达到御侮的目的。当时，中外实力悬殊甚大，和列强硬碰，单纯靠武力与之周旋，是不明智、不现实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贫穷落后、受人欺侮的中国，尽量延长相对和平的环境，尽量减少列强对中国造成的损害，使中国赢得时间来卧薪尝胆，反弱为强，符合中国长远的和根本的利益，也是当时中国外交的根本使命。中国传统的羁縻外交的表现形式，就是以儒家外交哲学为前提的道义外交。曾的道义外交方针有四个字：“诚”，推诚相见；“信”，信守和约；“争”，据理力争；“和”，外敦和睦。“诚”是道义外交的前提。按曾国藩自己的说法,“诚”就是“老老实实，推诚相见，和他平情说理”，.因为“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任你如何虚强做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当李鸿章向曾国藩请教外交方略时，曾国藩送他一个“诚字锦囊”。李鸿章说这个诚字锦囊“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诚”的含义就是“忠信笃敬”。曾给李的信中说：“夷务本难处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今天看来，这正是对外交往所需的基本品格。“信”是道义外交的核心。曾国藩的“信”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信守已经签订的条约，把列强限制在条约许可的范围内，抑制其贪而无厌的要求；二是讲“恩信”或“威信”，从自身的道德完善中获取自信、自立和自强的力量。他说：“自古善驭外国或称恩信，或称威信，总不出一信字……既已讲好通和，凡事公平照拂，不使远人吃亏，此恩信也。

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做样。临难有不可屈扰之节，临财有不可点染之嫌，此威信也。《周易》正家之道，尚以有孚之威归诸反身，况立威于外域，求孚于异族，而可不反求诸己哉！斯二者看似迂远而不切于事情，实则质直而消患于未萌。”曾国藩的“信”并非要人们顺从侵略，而是切忌“装模做样”，要反观自身的弱点，完善自己，达到自立自强，这样才有“信”可言。“争”是道义外交的手段。曾国藩崇尚“自强”“自立”，他在对外交涉时有抗拒力争的一面，李鸿章称其在一些“虚仪”的争执上有让步，而在关系到国民生计的问题上则不含糊。几千年来，中国的文人极为重视“虚仪”，曾也深受影响，然而他毕竟看得远一些，既能守旧，又能开新，担当起历史赋予的重任，在对外关系上他主张变通。他说：“其争彼我之虚仪者许之，其夺吾民之生计者勿许。”这就是说，原来力争保全的中华帝国的虚假威仪可以放弃，但对于国计民生的事项，则不得讨价还价。这是他处理对外关系的底线。“和”是道义外交的目的。曾国藩的“和戎”和“制夷”思想是并存的，现在的“和戎”是为了将来的“制夷”。他感叹地说：“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自宋以来，君子好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他指出：“洋人方敦和好，暂可羁縻，若思深虑远，当使兵力财力均能取胜于彼，庶几可刚可柔。”这是颇有见地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的“驭夷”思想开始成熟，他认为与洋人交际，“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对洋人要以诚相待，谨守条约，条约既订，无奈之际，只能设法不让危害继续扩大，应当维持现状，争取自立自强。”曾国藩说：“凡附强不附弱，人与万物之情一也，中国与外夷之情一也。以自立为本，以推诚为用，当可渐为我用。”不少人认为，在列强的侵略面前，曾国藩的这种道义外交显得迂腐可笑。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发现，他的外交方略具有长期的战略意义。原因很简单，不能因为列强对我欺诈，我也可以一味胡来。他的外交思想是建立在儒家传统的道德教条之上的。初看起来，似乎觉得幼稚荒唐，然而，深思之下，会发现他的外交理念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外交哲学。本来，“和”既是中国外交哲学的出发点，又是终结点。孔子的“仁爱”、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孟子的“王道”（非霸权）思想等，就曾被提倡作为处理各诸侯国（这与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有差别的）之间关系的原则。仁爱、信义、和平、中庸的哲学思想曾长期影响了古近代中国的外交活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在对外交往中体现了包容性、合作性、协调性和对话性，曾国藩的外交理念与这种文化和价值观是大体一致的。当然，曾国藩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本质认识是模糊的，他认识不到列强绝对不会坐看中华民族的自立和自强，想以“忠信笃敬”来换取帝国主义的回报终究是与虎谋皮。不过，历史决定了曾国藩时代的外交不可能使中国走向富强，曾国藩的道义外交起到的是传统外交向现代外交转轨过程中的过渡作用，中国近代外交的历史命运通过曾国藩表现出了它那苦涩无奈的一面。曾国藩道义外交的历史价值在于它的过渡性。军事外交的大家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因俄国首先向恭亲王提出，愿意派遣水师“会剿”太平天国，清廷就借师会剿一事向疆臣征求意见。12月19日，两江总督曾国藩提出了两点意见：一是对于外国的会剿计划，在态度上要表示热情的感谢，但在行动上要拖延一下，等陆军克复江南各省后再约会其派船助剿。为什么呢？曾国藩认为朝廷必须多一只眼睛，防止沙俄等洋人介入中国内政，特别是要防止他们控制中国的军队。他对某些人主张借洋人军队收复苏州等地的意见明确表示“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实际上是不同意，因为，他内心一直对借助洋人的力量来剿灭太平天国这件事存有戒心，他并不是对太平天国下不了手，而是担心外国军事力量乘机干涉中国内政。按他的话来说就是：“彼以助我而来，我若猜忌太深，则无以导迎善气。若推诚相与，又恐包藏祸心。观于汉口焚船等案，片言不合，戎事立兴。嫌衅一开，全局瓦解。臣始终不愿与之会剿，盖亦筹之至熟。”二是自己造炮造船，以免仰人鼻息。外交的中心任务就是尽可能维护国家的利益。身为军事统帅的曾国藩，在对外军事活动中，注意维护国家权益。最典型的事例是他坚决拒绝阿思本舰队。

1861年，为帮助平定太平天国，在英国人李泰国（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和赫德（时任广州海关副税务司）的怂恿下，朝廷采纳恭亲王奕的建议，决定向英国购买一支现代化的舰队。经李泰国和英国政府联系，朝廷购买了8艘舰船，这些舰船分别被李命名为“北京”号、“江苏”号等。李同时招募了英国海军官兵600人，聘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为舰队“总统”。1863年1月，未经清政府允许，李泰国擅自与阿思本签订《合同十三条》，并签订了《英中联合海军舰队章程》。这十三条完全违背了当初的协议。按照这个合同，阿思本不仅成了这支舰队的司令，而且是清政府的海军总司令，所有海军官兵的任用都要经过阿思本的同意。阿思本只接受中国皇帝的命令，而中国皇帝的命令只能由李泰国传达，而李对中国皇帝的命令有否决权，即他认为行得通的就传达，行不通的就不传达。这样一来，中国政府实际不能管理和指挥这支军队，这支军队事实上将成为凌驾于任何人之上的李泰国的私家军队。1863年1月中旬，李泰国筹建舰队。他推翻了所需经费65万两的原议，提出再加20万两，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中国被迫追加15万两。同年5月下旬，阿思本率舰队到达中国，李泰国全部推翻与清政府达成的协议，声称必须按他们制订的十三条办事。中英原来的计划是，英舰驶到中国后，由中国总兵官为舰队“总统”，水兵从湖南、山东和东北等地招聘，同时聘请7名洋人作为舵手和炮手，洋人并非限于英国人。而李泰国提出水手要以英国人为主，4年内不得更换。曾国藩对李泰国的行为异常愤怒，他在答复朝廷的密函中说：“购船云者，购之以为己物，令中国之主也。”他最关心的是必须由中国人指挥这支舰队，“中国兵权不可假与洋人”，中国政府对这支舰队的主权不容谈判。总理衙门大臣弈等人对李泰国阴谋手段极为反感，认为李泰国这样做的用心是要控制中国的军事大权，进而控制中国的内政，于是“再四向李泰国严词驳诘，相持几近一月”。李泰国先到上海，向李鸿章索要12万两支付船炮欠款和官兵川资，遭李鸿章严词拒绝。李泰国一怒之下，竟拂袖而去，李鸿章也怒不相送。李泰国又赶到北京，要求总理衙门承认他擅自签订的合同，经过一个多月的争辩，自知理亏的李泰国不得不与总理衙门重新议定《轮船章程》，章程的核心内容是确定指挥权在中国。尽管如此，曾国藩对此仍持怀疑态度，认为章程规定舰队“悉由中国主持，窃恐万办不到，其势使之然也。”听地方督抚“节制之说，亦恐徒托虚名”。李鸿章也持同样看法。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曾国藩所料，阿思本于当年9月率舰队抵达上海，并立即赶往北京。到京后便与李泰国一起到总理衙门，坚决要求推翻《船务章程》，英国驻中国公使布鲁斯也参与进来，公开支持李泰国和阿思本。深感头痛的清政府最后采取了曾国藩的建议，痛下决心了断了这个争议。曾的建议是干脆“将此船分赏各国，不索原价”，这样做的损失“不过区区一百七十万之船价，每年九十四万用款而已”，“以中国之大，视之直如秋毫，了不介意！”曾国藩夸大其词地说这些损失算不了什么，听来似觉荒谬，但他的本意是要坚定朝廷防止洋人染指中国军事大权的信心，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果然，曾国藩的信坚定了朝廷解散阿思本舰队的信心。恭亲王回信曾国藩，对他的建议极表赞赏。朝廷痛下决心，将英国军舰、水手全部退回，要求英国归还中国预付的船款。已经发派的薪酬、差旅等费用，则由中国方面支付。额外赏给阿思本一万两白银，同时，坚决撤消李泰国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务。从购买舰船到遣散舰队，历时一年零八个月，清政府最后白白耗费了66万多两白银。在这场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军事外交斗争中，曾国藩坚决拒绝英国人阴谋的勇气，维护了国家的权益，打击了英国人的野心。教案外交的输家1870年，曾国藩60岁，此时他肝病严重，右眼失明。正休病假时，天津教案发生，他奉命前往办理。教会势力随列强的侵略渗入中国后，，民众与教会势力的冲突不断发生，同治年间大小教案百余起。每次教案发生，教会总是胜利的一方，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不仅是西方的传教士，就是中国籍的教民，也成了一个清政府不敢轻易一碰的特殊群体。教案外交是清政府最棘手的外交之一，教案外交几乎是屈辱外交的代名词。天津教案的发生是一个叫武兰珍的人因拐卖儿童被天津官府抓获而引发的，武供认其作案使用的药物是天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供给的。当时，社会上关于洋教堂拐卖儿童及用儿童心肝配制长生药的传言十分广泛，武案发生后，万民群众集于仁慈堂外申讨。5月23日，法国领事丰大业到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衙门商谈派兵弹压，商谈中，丰放枪威胁崇厚，走出衙门后，又开枪打伤了天津知县刘杰的部下。围观群众愤而攻之，当场将丰打死。群众趁势捣毁法国驻天津领事馆，焚烧了法国国旗，并打死法国人9名（一说13人），俄国人3名，美、英、比利时等国数人，另有无名尸体10具。总计毁坏法国天主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英美教堂数所、洋行一处、英美讲书堂各一处。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法国等7国联合向清政府交涉，法国代办罗淑亚向曾国藩公开发出战争威胁，除非中方将府县及提督陈国瑞正法。事情的严重性足以导致一场中外战争。

朝廷内外一片主战之声，内阁中书李如松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立场。他主张即使不能把洋人赶尽杀绝，也要与法国断交。按他的话来说就是：“纵不能乘此机会尽焚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亦必将激变之法国，先与绝和，略示薄惩。”朝廷中许多人形成了“论理派”，认为民为邦本，民心不可失，主张与外国进行决战，以快万众之心；朝廷中少部分人是所谓“论势者”，他们多是主持外交，有守土之责的“局中人”，认为列强穷年累世好战，且常多国联合，共同侵华，兵力强大，而中国兵疲将寡，缺乏战备，如果开战，侵略联军可能再次打到北京。朝廷受此两种意见的影响，给曾国藩三道上谕，主要是说：如果教堂有人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则按律严办；对肇事人员，按律严惩；处置办事不力的地方官员；保护教民；向法国认错。朝廷的命令是自相矛盾的：既要服众，又要讲理；既要妥协，又要强硬。这使处理天津教案的曾国藩陷入了两难境地。对他来说，这次教案外交既是外交难题，必须千方百计避免中外战争，又是内政难题，必须千方百计防止民变，而两者之间很难统一起来。因为按照洋人的要求，将提督、知县等人抵命，不答应的中国人很可能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如果按照多数中国人的要求，中外难免一战，国力衰败的中国很可能又一次被联合起来的列强所打败，失败后损失更惨，中国必然进一步被削弱。在几乎成为他政治生涯的滑铁卢的天津教案中，曾国藩可谓苦心孤诣，然而历史注定了他只能扮演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他在给天津士民的告谕中说：“内则劳皇上之忧虑，外则启各国之疑衅，十载讲和，多方维持而不足，一朝激变，荼毒万姓而有余。国有士民，但逞一朝之忿而不顾干戈起于疆场，忧危及于皇上。”这一番肺腑之言颇有韬光养晦的道理。曾国藩当时的选择是，在确保和局的前提下，尽可能做到少损失，少屈辱。他知道，要保和局，必然向侵略者妥协，作些让步，这要遭到顽固派的打击，也会引起天津人民的义愤。曾国藩总结道：“伏见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皇上登极以来，外国强盛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此已事之成效。津郡此案，因愚民一旦愤激，致成大变，初非臣僚有意挑衅。倘即从此动兵，则今年即能幸胜，明年彼必复来，天津即可支持，沿海势难尽备。朝廷昭示大信，不开兵端，此实天下生民之福惟万不得已而设备，乃取以善全和局。兵端决不可自我而开，以为保民之道；时时设备，以为立国之本。二者不可偏废。臣此次以无备之故，办理过柔，存心报疾”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前给家里写了封类似遗书的家信，他感觉到了空前的压力。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处理天津教案时虽然不得不迁就外国的要求，但处理此案是在中国主权管辖的前提下进行的，依照的是中国法律，没有给予列强治外法权。他把天津教案当作国内刑事案件来处理，不与中法关系等挂钩，也就是说，把杀人偿命作为基本的处理原则，经报奏朝廷，先后正法20人（低于天津教案中被打死近30人这个数字），徒流25人，赔偿白银40多万两，派崇厚赴法国道歉。同时，坚决拒绝了法国提出的以天津都道府县官员抵命的要求；郑重声明所谓教堂迷拐儿童、挖眼剖心的传言查无实据，不足为信；急调李鸿章部由陕西赶到华北，应对法国可能挑起的战争。曾国藩本人对处理天津教案的结果也是不满意的，为什么呢？按照他的情感，他有种种理由不信任洋人，不喜欢传教士的，例如，《天津条约》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传教使他这位理学大师痛心疾首；他内心并不愿意委曲求全，实在是力量不如人，开战在当时不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所有这些迫使他不得不顾及列强的关切，这样做的同时，对于追求道德完美的他自然在心理上非常内疚。因此，曾纪泽在日记中说他父亲因办理此案而“内疚神明，外惭清议”。

曾国藩从此郁郁寡欢，2年后便去世，时年仅62岁。人们也认为他办理过柔，不能平天下民愤，因此，他在北京湖南会馆的匾额被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教案外交的输家。他的输是时势造成的。但是，从外交角度而论，曾国藩在这场教案外交中理智战胜了情感，按照他对形势的清醒的分析，他选择了用外交手段，而不是战争手段来解决这个事件。弱国外交的成功，必须兼顾强弱双方的利益，向侵略者适当作出让步，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战争，保持和局。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这一选择是无可厚非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一场新的战祸。虽然，曾国藩在处理教案中有“办理过柔”的地方，但总体上应是功大于过。因为，一场战祸的损失是远远大于因天津教案带来的损失和屈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