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翊武是武昌首义的主要指挥者。然而，蒋翊武能迅速走上革命道路并领导武昌首义，是与民主革命领袖黄兴对其影响和支持密不可分的。武昌起义后，蒋翊武协助黄兴在坚守汉阳的战斗中，奋战月余，为全国各地纷纷起义独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二次革命”爆发，他们又为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蒋翊武并为此而献出了生命。他们都为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和巩固民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
蒋翊武原名保勷，易名伯夔，1895年出生于湖南澧县一城市贫民家庭，比出生在民沙的黄兴小11岁。蒋翊武在常德西路师范学堂读书时，就阅读了黄兴等革命派散发的《新湖南》、《警世钟》、《革命军》等革命书刊，萌发了革命志向。他与湘西哥老会首领刘复基纵谈国家形势，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结为生死之交，并经常深入会党群众宣传反清革命思想。1904年，黄兴创立革命团体“华兴会”，联络会党，准备举义于长沙。当宋教仁接受黄兴委派，到常德联络同志时，蒋自荐联络常德地区“湖西先河志士”，准备响应长沙起义。长沙起义事泄，“董校者乃除蒋及梅景鸿名。蒋自是与刘尧澂（复基）奔走于沅、湘间，招纳会党，晓以复汉大义，皆感泣，得死士数百，为立机关于城内之祗园寺。”准备再次配合黄兴的起义。1905年春，马福益在洪江发动反清起义，黄兴在日本获此喜信，急离东京回国，运送枪支弹药并欲亲往指挥。蒋翊武获悉后，积极组织会党响应。是年4月，清军镇压了起义，马福益被湘抚端方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1906年夏，萍、浏、醴酝酿反清起义，刘道一受黄兴派遣，从日本返回湖南，积极开展活动。他与蒋翊武等数十人密议于长沙水麓洲舟中。刘传达了黄兴关于“革命军发难，以军队与会党同时并举为上策”的意见，计划利用矿工、会党，“发难于浏醴，而直扑长沙。”蒋翊武等“负运动新军责任。”为追随黄兴参加革命，蒋翊武一方面通过刘复基与在东京的宋教仁联系；另方面，欲亲赴日本与黄兴商议，后至沪因病未能成行，乃入上海中国公学学习，加入同盟会，成为上海机关部任事者之一。萍、浏、醴起义爆发时，蒋在沪组织苏沪同志支援起义。起义失败后，蒋被迫离沪到武汉等地考察。
蒋翊武欲会见黄兴，了解同盟会革命计划未成，于是潜归澧县，“杜门不出，日以诗酒自遣……人亦不测其为何也。”实际上，蒋正在总结自己组织会党、文学志士革命不成的教训。一天，蒋对刘复基说：“吾辈所事，又添障碍矣，及今不图，迟益艰难。闻鄂中新军多志士，余久志从戎，今且赴鄂实行矣。君能与俱否？”刘复基欣然从之，遂于1909年秋联翩抵汉。
黄兴在湖南的一系列革命活动，促进了蒋翊武迅速走上革命的道路。但是，蒋认识到要革命必须亲自从戎，运动军队，则是从自己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是蒋翊武认识上的一个飞跃。认识来源于实践，黄与蒋都是在长期斗争中逐渐认识到革命必须先从运动新军着手。
（二）
湖南和湖北在历史上统称荆楚，清朝统治者在两湖设一湖广总督管辖，两地在经济、政治、军事方面同属—个区域。人们视两地为一整体，并无地域界限。黄兴等湖南知识分子，多就读于武汉各书院、学堂。1903年，黄兴由日本返国时，先到武昌宣传革命思想并散发4千余册革命书刊。1904年，黄兴谋在长沙举义，首先就计划联络“武汉军界，与相呼应。”两湖革命团体的产生和发展，息息相关，武汉革命团体中有湖南籍人士参加，长沙革命组织中亦有湖北志士。他们相互支持，共同战斗，并无地域界限。有人将黄兴与蒋翊武的革命友谊视为乡土观念，显然是错误的。
蒋翊武和刘复基抵汉后，蒋由黄贞元介绍入伍，成为湖北陆军特别学生。他一方面藉从军之便，运动新军；同时与詹大悲、何海鸣诸人创办《大江报》，鼓吹革命。不久，就联合武汉军中志士组织文学社，被推为社长。不到半年时间，文学社社员发展到3千多人，社员多为投笔从戎之士兵。1911年4月，“黄兴等起义广州，蒋拟炸鄂督响应，事败，乃止。”但蒋翊武毫不气馁，决心以武汉为中心，发动更大规模的起义。为争取黄兴的领导，蒋派居正、杨玉如等到上海，与宋教仁、谭人凤等人进行联系。
共进会是武汉另一个重要团体，1908年成立于东京，辛亥年在武汉的会员已发展到2千余人。当时，铁路风潮汹涌澎湃。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要求两大革命团体消除隔阂，迅速实现联合，以利并肩战斗。为此，蒋翊武数次访问共进会首领孙武，后经多次协商，于1911年9月24日举行两团体联席会议，正式举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并决定在武昌小朝街设立军事指挥部，准备起义。蒋翊武为争取黄兴前来领导武汉起义，早在9月11日两团体联系会议上就提出：“我们的意见，起义是大事，我们都年轻，经验少，先要派人到上海去清黄兴、宋教仁、谭人凤他们来主持。”在另一次会，大家又推定杨玉如和居正前赴上海敦请。当为杨、居饯行时，蒋翊武对二人说：“你们早去早回，把克强先生邀来，或是把钝初（宋教仁）和石屏（谭人凤）两先生邀来都好。现在钱的问题还小，人的问题太大。投有人，恐怕仓卒发难，群龙无首，那就糟糕。”于是，杨、居二人急乘船东下。
黄兴是同盟会的实际负责人，是多次武装起义的著名领袖，在革命党人心耳中具有崇高的威望。能争取他来武汉领导起义，就能消除湖北革命团体间的派性，一致对敌。而且，黄兴有武装斗争的丰富经验，他来汉领导起义，成功的把握也就更大。这不仅是蒋翊武的心愿，也是湖北革命党人的希望。
黄兴在南方领导武装起义时，就十分关注武汉的革命。1911年初，他就责成谭人凤和居正到武汉考察。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于上海，设分会于汉口主持鄂事。但是，武汉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是黄兴未能预料到的。是年10月9日（旧历八月十八日）晨，蒋翊武由岳州抵汉，得黄兴电告起义“必须迟到九月初，约同十一省同时起事才好。”蒋翊武一向信赖黄兴，认为“克强心里，很有把握，凡事从谨慎方面去做，自然百无一失。”于是，蒋乃劝急待发难的各标、营代表散去待命。可是，这天上午，孙武在汉口宝善里制炸弹，不慎失火爆炸。俄租界巡捕闻声赶到，搜去革命党人大量材料。清政府据情在武汉三镇大肆搜捕革命党人……武汉形势急转直下。由于形势的变化，蒋翊武不得不于下午5时以临时总司令的名义发布起义命令，并立即派人送往各标、营，决定当夜起义。是夜，清军警于午夜搜查小朝街机关，彭、刘、杨等革命党人被捕，蒋翊武乘间逃离得免。10日凌晨，彭、刘、杨三烈士英勇就义。革命党人闻之，无不义愤填膺。是夜7时，工程八营中的革命党人首举义旗，迅速攻战楚望台和其它一些据点。经过一夜激战，攻下总督衙门。随后，汉口、汉阳相继光复。蒋翊武9日的命令“布置周密，一无漏，罅”在首义胜利中仍起到了指导作用。
9日晚上，蒋翊武侥幸逃后避到新沟，得悉武昌光复，乃于12日返抵武昌。时黎元洪已被举为都督。黎任蒋为军事顾问兼防御使。蒋翊武对黎已有戒备，立即令原文学社社员控制汉口、汉阳、扩编民军，安定社会秩序。为了巩固武汉革命政权，蒋又提议出兵武胜关，阻止清军南下，但没有被采纳，致使北洋军冯国璋部得以长驱直入，直逼汉日，形势十分严峻。蒋翊武倍感革命领导力量薄弱，急盼黄兴来汉。
黄兴在香港得到武昌首义胜利的消息，立即启程经上海偕宋教仁等“乘船至鄂（10月28日），鄂中如得天兵天将之下临也，军民兴奋，欢声与爆竹声齐鸣。蒋翊武率队欢迎，入见黎都督谋反攻。”黎元洪对黄兴说：“今日反攻汉口，唯黄先生命是听。”次日，黄兴率队渡江，设指挥部于满春茶园，督师反攻。蒋翊武随黄兴到汉口协助谋划。在汉口，蒋为黄兴出谋划策，并增建第6协，推荐杨载雄为统领，负责武昌防务。黄兴和蒋翊武考察汉口形势后，将革命军分为两部反攻，一度处于优势。但由于冯国璋下令纵火，上自硚口，下至张美之巷，大火迷漫，烟雾蔽天。冯乘机以优势兵力烧杀汉口军民，致使民军无所凭藉，黄兴被迫弃汉口退守汉阳。此时，蒋翊武慰劝黄兴说：“汉阳有襄河之险，且系武昌保障，仍要固守。此时偶败。不足虑也，一俟各省援军齐至，再图恢复耳”黄、蒋二人相互支持，配合紧密，在战斗中加深了革命友谊，增强了武汉军民保卫革命政权的信心。
汉口失陷后，蒋翊武为革命着想，力主提高黄兴的领导地位。在11月2日夜的一次会议上，蒋翊武提出，“以兴代表民党，欲公推为湖北湖南大都督，或称南方民军总司令，以便统辖各省赴援的民军。”但遭到旧势力和“拥黎自重”的孙武等人反对。立宪派和旧势力的代表人物们认为，现在大敌当前，首要任务是驱逐清兵，如果黄兴位于黎元洪之上，革命军内部必然混乱，革命就会失败。当时包括宋教仁在内的革命党人都未认识到掌握军权是革命成败的关健，于是同意了旧势力“固结对敌”的意见，在11月3日演出“登台拜将”的活剧。革命领袖黄兴成了黎元洪手下的一名将领，从而巩固了黎元洪的统治地位，军政大权为旧势力所控制，革命预伏着危机。
“登台拜将”使真正的革命家黄兴没有取得军政最高领导权，但他不计个人得失，在艰危之际，欣然受命，当天就赴汉阳备战。黄兴先设总司令部于龟山旁的古琴台，后迁到汉阳昭忠祠，下设经理部，以蒋翊武为副部长兼顾问官，下辖金柜、稽查、侦察、庶务四科及粮台总办，驻归元寺，调动全军后勤，为前线提供物资和传递情报，保证战斗的顺利进行。汉阳之战，由黄兴指挥，但“其军事设施多出自蒋翊武之策划。”黄蒋二人配合默契。在汉阳战争期间，蒋深入各战地慰勉官兵，还协助黄兴将民军整编为第一军，分片划定防区，并尽量充实军备，坚守汉阳，反攻汉口，以保卫武昌的革命政权。当时，湖南援军将领在反攻汉口问题上，意见不统一。军政府内掌握军权的孙武和吴兆麟又力主固守汉阳待援。具有武装斗争经验的总司令黄兴，从革命战争的全局考虑，决心下令反攻汉口。在反攻汉口的战斗中，黄兴亲临前线指挥，革命军虽一度占优势，但终因革命军内部步调不一，反攻终致失败。此役，民军牺牲甚众，黄兴本人几乎丧生。清军则以冯国璋部为主力，集中三万人乘胜猛攻汉阳。汉阳守军不及清军一半，但黄兴仍指挥守军与清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从11月20日到26日，双方在蔡甸、琴断口、扁担山等地展开了激战，争夺十分剧烈，终因敌强我弱，汉阳于11月27日失陷。在汉阳争夺战中，蒋翊武一方面协助黄兴处理军务，另一方面坚守岗位，召集散兵固守兵工厂。撤退中，蒋将汉阳兵工厂的物资抢运到武昌，并令原文学社社员所率部队殿后，保证了有计划地撤离。
黄兴总结汉阳失败的原因是：“第一是官长不用命，第二是军队无教育，第三是缺乏机关枪和野炮。”黄兴所分析的原因，第一条是主因，革命派手中无权，既不能解决革命内部的各种矛盾；又不能指挥在汉的全部军队。这一点在“登台拜将”时已现端倪。然而，黄兴在蒋翊武等革命派的配合下，坚守汉阳20多天“则关系民国兴亡尤巨。其后汉阳虽以势孤失守，然克强已血战逾月，心力交瘁，则非战之罪也。”这一评价是公允的，后来有人以“汉阳败将”抹杀黄兴在汉阳之战的功绩，完全是恶意中伤！
黄兴离汉后，“蒋翊武于创巨痛深、危急存亡之际，继黄兴出任战时总司令之职，设司令部于洪山，整理部队，严密布防，”武昌人心稍安。蒋任战时总司令职为时不过几日，但对革命所起作用是不可低估的。黄兴与蒋翊武的友谊，在革命战斗中进一步深化。他们为建立民国作出的贡献，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南北议和开始后，黎元洪即与袁世凯勾结。在首义之区，黎元洪“对革命党人大加排斥：有的给资退伍，或者送外国留学，有的调到北京去当闲差，或者干脆杀掉。”黎对蒋翊武又恨又怕，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蒋在汉革命派中仍有崇高威望，黎不得不以种种借口逐步解除其兵权，调任都督府高等顾问空衔。尽管如此，蒋翊武仍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凭借他在武汉的革命基干力量，与黎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创办了《民心报》，不断揭露黎元洪的黑幕，宣传革命，唤起革命派的警觉。黎对蒋无可奈何。袁世凯又以高官厚禄，诱调蒋翊武离汉至京。蒋至京后，对袁世凯的任何爵位坚辞不受。但当国民党在京正式成立，孙中山、黄兴任命蒋翊武为国民党汉口交通部长时，他就欣然受命返鄂。在汉时，蒋先接办了张振武在汉创办的《震旦民报》，又与黄兴协商，以国民党名义在汉创办《民国日报》，继续宣传革命，揭露黎袁勾结内幕。
（三）
1913年3月20日，“宋案”发生，蒋翊武坚决主张讨伐袁世凯。但此时武汉军权早为黎元洪控制，蒋事实上是赤手空拳，空喊讨袁。“黎氏深知此种情况，所以开门揖盗，请求北军入境镇压革命；并侦骑四出，捕杀嫌疑党人。文学社同志在此一役，被杀者甚多，从祝制六、江光国、膝亚光杀起，共不下二千余人可谓惨矣。”蒋翊武领导下的革命基干力量大部被杀，给革命派造成很大损失，也给人民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二次革命”爆发，黄兴于7月15日发出《讨袁通电》，斥责袁世凯“倒行逆施，至于此极！”号召全国“当即誓师北伐，殄此神奸。”在当日发出的《江苏讨袁军总司令誓师词》中，黄兴预言：“今者大军齐集，率吊民伐罪之师，讨众叛亲离之贼，犹摧落叶而扫枯枝，胜算之操，可以预决。”此时，蒋翊武为反袁奔走于湘鄂之间。在长沙，蒋翊武与谭人凤合作，迫使谭延闿于7月21日宣告独立。湖南独立后，蒋任鄂豫招抚使，负责组织讨袁军队并与各地革命军联络。是时，温楚珩赴沪，蒋托他到南京会晤黄兴，联络各省，共同讨袁。蒋翊武驻岳州，他制定了占荆襄；捣武汉，进河、洛的讨袁计划。后因黎元洪调兵阻击，计无可施。蒋翊武只有转赴广西，运动桂军反袁。不幸行至全州即为袁世凯爪牙逮捕，于9月9日殉国。
黄兴与蒋翊武是革命的实干家。在湖南，蒋翊武在黄兴影响下，迅速走上革命道路；在武汉，蒋翊武在新军中做了大量组织宣传工作，为首义胜利奠定了基础。黄兴与蒋翊武在反攻汉口，血战汉阳中，奋战整月，为中华民国的建立作出的巨大贡献，将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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