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和宋教仁均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著名革命家，还都是湖南近代人才群体结构中的典型代表，他们长达十年的合作关系恰好贯串辛亥革命全过程。他们始终不渝的深厚友谊更是世所罕见。因此，探讨一下黄、宋关系，不仅有助于对两人的个体研究，而且有助于加深对辛亥革命进程的认识。
一、真诚缔交 携手革命
从1903年黄、宋缔交始，至1913年宋教仁被暗杀，黄兴与宋教仁的友谊维持了整整十年。在这翻天覆地十年之中，他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分别用自己的热情与才华投入战斗；他们的亲密关系，是革命领导集团中的和谐协作的一个侧面。正是这种合理的人才结构，加强了革命领导力量，促进了推翻封建王朝，建设民主共和的大业。
黄兴与宋教仁都是从接受传统文化转向接受西方先进思想、从爱国走向革命的。黄兴（1874—1916），出身于一个书香门弟之家。少时曾系统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知识，1896年考中秀才。1898年进入武昌两湖书院读书，开始比较系统地接受新学，从1898—1902年期间，黄兴“课程余暇，悉购西洋革命史及卢梭《民约论》诸书，朝夕盥诵。久之，革命思想遂萌芽脑蒂中矣。”1902年，黄兴被选派赴日留学。1903年，在革命风云激荡的氛围中，黄兴作为留日学生革命团体“军国民教育会”的“运动员”返回两湖从事革命活动。
宋教仁（1882—1913），字遯初，又作钝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上坊村香冲人。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小地主家庭，其祖父宋砚农，颇有诗名。宋教仁早年所受的也是传统的封建教育。1899年到1902年间，宋教仁在漳江书院读书，受了院长瞿方梅开明思想的影响，开始接触西方政治学说。1902年，他以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考入湖北文普通学堂。在这里，他开始系统地学习西方的理论，萌发了革命思想。
黄兴和宋教仁友谊的建立，是基于一个共同的革命理想，他们缔交于风云变幻的1903年。宋教仁在武昌文普通学堂读书时，“便抱改革思想，开始物色同志。闻黄兴由日归国，在鄂演说，痛诋清政府的腐败，并提倡改革，他非常悦服，便和兴相结合。”从此之后，两人的友谊始终不渝。他们以革命的理想作为共同追求的目标，以肝胆相照的胸襟互相提携，以推心置腹的坦诚彼此督促，以无微不至的关怀互相照顾。黄、宋缔交后，共同为辛亥革命的推进作出了贡献，共同在中华大地上演出了轰轰烈烈的历史活剧。举其大端，即有如下几件。
1903年11月，黄兴与宋教仁等发起创立了内地第一个革命团体华兴会；为配合华兴会的革命活动，宋教仁等在武昌发起组织科学补习所，1904年7月成立。
1904年10月，黄兴与宋教仁、马福益等策划武装起义——长沙起义，事泄失败，相继逃亡日本。
1905年，黄、宋在日本开展革命组织与宣传活动。1月，拟组革命同志会，从事民族革命；6月，宋教仁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出版，鼓吹民族主义与反满革命；7月下旬，黄、宋与孙中山相识，讨论合组革命团体。7月30日，黄、宋等八人受筹备会议委托负责起草同盟会章程；8月13日，黄、宋发起组织并主持东京留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居协理地位，宋教仁为司法部检事长，同盟会领导核心从此建立；同日，又由黄兴提议，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移交给同盟会，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是为《民报》，宋负责《民报》的编辑。
1910年，宋教仁发起成立中部同盟会，得到了黄兴的指导与支持。1911年1月，宋教仁回国，主持《民立报》的编辑工作，与黄兴在南方领导的武装革命遥相呼应。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时，宋教仁曾赴港参与策划。
武昌首义后，1911年10月25日，黄、宋同赴武昌，黄领导了艰苦卓绝的武汉保卫战，宋则主持制订了《鄂州临时约法》，分别为推进革命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黄、宋为临时政府作了许多重要的工作，黄任陆军总长，宋任法制局长，共同为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竭心尽力。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为理事，宋教仁成为国民党实际负责人，竭力鼓吹政党政治，黄兴在各方面予以支持。
由此可见，黄、宋的友谊是用血与汗谱写出来的同志加战友的永恒乐章；他们的结合，推动了辛亥革命的进程，共同为中华民族的腾飞作当了不朽的贡献。而他们之间纯洁友谊与肝胆相照的情怀更令人钦敬。从宋教仁的《我之历史》中，我们发现，只要两人在一起，他们即磋商革命大事。1905年初的几个月里，黄、宋差不多天天见面，同盟会成立前后的日子里，他们更是频繁会晤切磋。1906年夏季，宋教仁因用脑过度，病倒在床，刚从香港赶到东京的黄兴便马上去看他；在宋教仁忧郁苦闷的日子里，黄兴兄长般的关怀又使他振作起来。黄兴曾将儿子一欧托付给宋教仁，让宋教育他。宋教仁逝世后，黄兴也承担起指导其子女的重任。黄临终之前，还谆谆嘱咐宋的儿子振吕要“好好做人，为你父亲争气”。1909年1月，黄兴在东京时，即搬到宋教仁的“桃源寓”同居，共度难关。宋教仁的一些活动，都在事先征得黄兴的同意。如1907年宋赴辽东联络“马贼”之举，1910年10月宋谋组中部同盟会，1912年改组国民党之事等等。宋教仁一直推崇黄兴，把黄兴与孙中山一同看作是同盟会的泰斗。1911年7月成立的中部同盟会，其会长“虚位待贤”，实即等待黄兴就任；1911年10月，宋教仁曾与居正等谋举黄兴为湖南湖北大都督，以牵制黎元洪；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宋又多次主张选举黄为大元帅；国民党改组后，在进行议会选举组阁时，人们多劝宋教仁为内阁总理，宋教仁却推举黄兴出任总理。宋教仁一直将黄兴看成师长兼挚友。黄兴也很器重宋教仁的才华，在复中部同盟会总部的信中，他称赞宋的计划是“老谋深算，虽诸葛复生不能易也”。
黄、宋在革命的岁月里，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信函频传，互相鼓励；有时久别重逢，则“倾谈竟夕”。1913年2月15日，宋教仁从湘、鄂、宁一路进行竞选后抵达上海，黄兴立即把他接到自己住处，商讨政治方略。3月20日，黄兴送宋教仁北上，在上海车站，几颗罪恶的子弹射向了宋教仁。两天后，这位年轻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经抢救无效去世了。临终前，“宋已不能语，惟以目四瞩，周视故人，依依难舍。黄兴睹此心痛，附耳呼曰：‘钝初，你放心去吧’！宋遂气绝。众皆痛哭失声。”黄兴从挚友的鲜血中认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在悼宋教仁的挽联中，他悲愤不已地严斥真正的凶手：“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黄兴与孙中山一起，发动了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保卫民主共和成果的“二次革命”。以后虽远走美国，仍无时不在关注与支持国内的反袁“护国运动”。当袁世凯倒台，护国运动取得胜利的时刻，黄兴却因长年奔波，积劳成疾，医治无效，盛年谢世。
黄兴与宋教仁的私交极为深厚，尤为可贵的是，他们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中的互相配合、携手奋进，有力地推动了历史的进程。
二、文武双星 交相辉映
黄兴与宋教仁的禀赋、兴趣、性格、才能与工作重心是各有特色的。辛亥革命时期，黄兴是以革命家、军事家的身份出现的，而宋教仁则是以政治家、宣传家的面貌著称的。他们之所以会有如此的不同，除了天性不同之外，还与环境的影响及对形势的认识不同相关。他们各自发挥优势与特长，构成革命事业中的最佳人才搭挡，共同完成了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宏伟大业。
民国时期有一句颇为流行的话：“孙氏理想，黄氏实行。”辛亥革命时期，“黄氏实行”主要是指黄兴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黄兴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知行合一、才德合一、文武合一。在同盟会领导集团中，他是罕见的，也是唯一的以领导武装起义为中心的军事领袖。他少时学过乌家拳术，留学日本，又学习过现代军事技术，与日本陆军军官学校的留学生有很深的交往，也与会党、马侠等有结交，曾组织了以同盟会籍军人为对象的“丈夫团”，参加过以会党为主的同仇会。所有这些，为他领导武装起义提供了方便。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黄兴几乎是无役不与，直接或间接地参与、领导的武装起义就有十次。
①1904年10月，由华兴会发起，黄兴任总指挥的“长沙起义”，虽然流产，却为两湖革命播下了火种。
②1906年冬的萍浏醴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国内第一次规模巨大的武装起义。黄兴在理论上与组织上的指导与支持，使得这次起义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
③1907年12月的镇南关起义，黄兴与孙中山亲临阵地，取得辉煌战果。
④1908年3月，广西钦州起义，黄兴身先士卒，率二百壮士进攻钦州，威震西南，虽终不免最后失败，却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⑤1908年5月，云南河口起义。黄兴受任云南国民军总司令，亲赴河口前线督师，后因武器难以输入而告失败。
⑥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黄兴应同盟会南方支部之邀，主持起义工作，后虽失败，却揭开了新军起义的帷幕。
⑦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黄兴在战前的绝笔书中，表达了置生死于度外的心愿：“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起义虽悲壮地失败了，但有力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促进了武昌起义的爆发，对此孙中山作了高度的评价。
⑧1911年10—11月，汉口汉阳保卫战。黄兴在万民翘首以盼的时刻来到武汉，领导了为期一个月的艰苦卓绝的保卫战，其卓越功勋，自不待言。
⑨1913年7月，“二次革命”。因宋教仁被刺，黄兴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发动了“二次革命”。黄兴亲临南京任讨袁军总司令，督师讨袁。
⑩1915—1916年的护国运动。黄兴虽未直接参加，却在思想、宣传、组织、人才、军械等各方面支持护国战争，不屈不挠地与邪恶势力斗争到底。
胡汉民曾说过：“克强以三月廿九之役及汉阳督师，声名洋溢于党内外”。这应该是时人对黄兴功绩之客观评价。
宋教仁的兴趣有所不同，他的一生，似乎是用脑多于用手。在辛亥革命时期，其才能与功绩侧重在宣传与法治方面。1905年他曾打算组织速成陆军学校，为革命培养军事人才，因此而去体育会学习徒手操、兵式操与骑马术，是“有生以来乘马之第一次”。其后好象对军事再没发生大的兴趣了。但宋教仁具有超群的理论思维能力与卓越的组织才能，这使得他在辛亥革命时期对革命宣传与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早在少年时代宋教仁就以好学善文而闻名，但他“志业高远，雅不愿以文名世，局限于笔砚间，故潜心政治法律诸学科外，每日尤注意研读王阳明、曾国藩、颜元、李塨诸家之书，盖不仅修身养性而已，实欲身体力行经世之学，以救国建国。宋教仁亡命日本之初，即以创办报刊杂志、唤起民众为职志；旅日六载，涉历广博，更坚定了他通过报纸宣传达到改造世界之目的的信念，也形成了他日后强调法治的观念。宋教仁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十年中，写下了许多诗文，也翻译了不少外文论著，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宋教仁似乎有意训练自己成为一个出色的革命宣传家、鼓动家与政治家。他在留日期间，特别注意演讲与外文写作的训练。1905年1月13日，他参加了秋瑾组织的演说练习会；2月2日，宋入东京顺天中学学习日语与英语；4月24日，他担任演说练习会主办的《白话报》撰述员；6月4日，被指定充当演说练习会书记。同月，宋教仁主持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出版；《民报》创刊后，他又任编辑。1905至1906年间，宋教仁先后入东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与法律，这使得他对西方的法制与政治制度有较深的了解。1907年8月，宋完成《间岛问题》一书，充分显示了他的才华与高度的爱国责任感。1910年1月，宋教仁回到上海，任《民立报》的主笔，“其政论家、政治家之伟抱因得正式展布”：其后，《鄂州临时约法》的起草，南京临时政府各项政策、制度的制订，任法制局长时一系列文件的发布，以及改组成国民党后的《代草国民党大政见》，为议会选举而发表的演说，都充分地显示了宋教仁作为资产阶级宣传家、政论家与政治家的特色。宋教仁在《民立报》期间，发表了80余篇笔锋犀利的文章，鼓动民众，与南方的武装革命相呼应。他揭露了清政府在外交上的昏瞆无能；分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危殆局势；痛斥了清政府“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无耻澜言；批判了清政府在内政上的倒行逆施；揭穿了清政府名为立宪，实行专制的骗局；介绍与宣传了社会主义思想。“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宋教仁的宣传活动，为辛亥革命大造舆论，为唤起千千万万的民众投身革命洪流，立下了不朽的功劳！
宋教仁在从事革命宣传的同时，特别注意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他大量涉猎乃至钻研了近代西方的政治制度与法律法规，这使得他后来能成为革命党人中的法制专家。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制建设，宋教仁用力尤多。辛亥革命后，他便成为民主政治的热情鼓吹者与着力实行者。
宣传鼓动与武装起义，是促进辛亥革命迅速高涨的两股强大动力。这两股动力互相激荡，终于汇成了巨大的革命洪流。正是这股革命洪流，冲垮了清王朝，洗涤了封建污秽。黄兴与宋教仁，不仅分别以自己的特长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而且进行了最佳的协作，使二者以最高度动能显现出来。武昌首义与民国政府的筹建，充分表现出黄、宋二人的特长及配台默契。武昌起义的革命方略是宋教仁提出的；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是在黄、宋等指导下实现的。武昌首义消息传到上海，宋教仁马上电邀黄兴离港赴沪商议。10月24日，黄抵达上海，宋曾主张黄留在江浙，夺取东南地区；但黄却力主赴汉参预军事。10月28日，他们双双抵达武汉，黄一心扑在军事斗争上，苦战一月，出生入死，心力交瘁；宋则在政治上出谋划策，力争把政权掌握到革命党人手中，并且主持了《鄂州约法》的制订，显示从一开始就重视新政权的法制建设；不久，当黄兴仍在汉阳坚持苦战时，宋教仁又返回上海，联络军队，谋求光复南京，藉以支持艰苦卓绝的汉阳保卫战。对于黄兴在武汉的战绩，后人评说：“自黄克强坚守汉阳以后，各省得乘机大举，次第响应，俾革命军声威日壮，基础日固，不可谓非克强之力也”。对宋教仁在江浙一带的策应活动，最好的说明是江浙联军攻下了南京，为民国成立铺平了道路，且抵补了汉阳之失守。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在革命进程中，这两种因素均不可忽视，黄、宋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恰好体现了文、武并用的功效；革命宣传，唤起民众，有助于武装斗争的开展；武装起义的壮烈，又丰富了宣传的内容，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宣传的跃进，人心的惊醒。黄、宋两人的同心协力，构成了辛亥革命时期一曲美妙的协奏曲！
三、各有千秋 殊途同归
民国成立之后，黄、宋关系有了新的特点。一方面是私交仍在继续，另一方面则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各人对时局的认识发生变化，工作重心也出现差异，原来潜伏着的不同心理基础充分地在行动上显示出来。
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一是在改组同盟会上，行动虽相同，思想基础却不尽相同；二是在政治态度上，行为与心理渊源及理论宗旨都不同。前者可从同盟会——国民党系统看出，后者则可从“功成身退”与“政治斗争”的对比中略现端倪。
黄兴和宋教仁对同盟会的成立、壮大、改组都起过重要作用。同盟会成立时，黄兴、宋教仁联系的成员最多，骨干分子多为华兴会员，但黄却提议，公推孙中山为总理；他协助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组织机构建立起来，却一直甘当副手，从无争夺领导权之意。1907年，黄与孙曾为“国旗”设计式样问题发生争执，黄虽然气愤得想要退会，最后仍然顾全大局，勉从孙意；当章太炎、陶成章等人掀起“倒孙风潮”时，黄兴却极力维护孙中山的威信，力言革命团结之重要。1908年，共进会成立时，黄兴还以此责问过焦达峰，并创办“勤学舍”，以维持同盟会的团结。所有这些，都说明黄兴在同盟会的成立与巩固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对组织的态度是甘当“配角”的。正是由于黄兴不争领导权，使得同盟会能在孙中山旗帜下不断壮大。
宋教仁对同盟会的贡献是较大的，但与黄兴不同，他并不甘心当“配角”，一有机会即希望独当一面。宋对孙、黄虽都尊崇，但仍有自己的主张。1910年6月，孙宋之间为改组革命团体发生冲突，孙中山发牢骚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这应该是1911年7月宋教仁组建中部同盟会的思想背景。1912年8月国民党的成立，领袖虽仍为孙、黄，实际负责者则是宋教仁。中部同盟会的成立，后果是积极的。它的成立，促进了长江流域革命的发展；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是宋教仁在新形势下活动的结果，积极的意义在于将革命的统一战线扩大，有利于政治上掌握主动。这就是宋教仁组织活动上的有效成果。不论是黄兴甘当组织中的“配角”，还是宋教仁的独当一面，他们都为革命团体的发展、更新与壮大作出了贡献。
民国成立后，黄兴与宋教仁的政治主张有所不同，兴趣偏向也不一样。首先是对辛亥革命后的形势看法不一。黄兴和孙中山一样，均认为民族、民权主义已达，唯民生主义是尚待努力的目标。他说：“我国此次革命，非但种族上革命，非但政治上革命，其结果乃是社会上革命”。并表示“愿诸君将社会革命包在政治革命之内，抱定国家社会主义，免去欧洲将来社会革命之事。提倡土地国有，使多数国民皆无空乏之虑”。黄兴已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革命”上，一心“避政界而趋实业，尤专注重于矿业，与孙中山先生铁路政策，相辅相成”。从1912年6月黄兴辞去南京留守起，到“二次革命”前止，黄兴的兴趣几乎全倾注于振兴实业、发展教育方面。宋教仁的看法则不一样，他认为辛亥革命之后的形势是：“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主义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推翻专制政体，为政治革命着手之第一步，而尤要在建设共和政体。今究其实，则共和政体未尝真正建设也”。他将精力放到了实现民权主义的“政治革命”方面，如组建国民党，主张责任内阁，推行议会政治，实现资产阶级掌权的民主共和等等。因此，此时是宋教仁一生中政治生涯最活跃的时期。
对形势认识不同，固然是黄、宋工作重心不一的重要因素；对政治权力取舍不一，也是他们兴趣相异的心理基础。黄兴受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道德影响比较深，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士大夫”的情趣来，他对权势欲不太热心，常抱着“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的宗旨行事，故他是协助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最佳助手；民国筹建时，人们多次推举他为大元帅副元帅，但他多次推辞；孙中山回国，他马上拥立孙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3月，孙中山被迫将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辞职引退时，黄兴即希望与孙中山一同辞职；南京留守府期间，他虽作了不少工作，但终不愿久留，最后仍然辞去；国民党组织责任内阁制曾有举黄兴为总理的传闻，他又极力谢绝。这种“功成不居”、“避政界”，专注于实业、教育的心理，不时地从黄兴的演说与信函中表露出来。1912年10月25日，黄兴刚好三十九岁生日，在起程赴湘舟中，吟成七律一首，充分流露出他“功成身退”、“不问政治”的心理。
“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好不如归。
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
入夜鱼龙都寂寂，故山猿鹤正依依。
苍茫独立无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
宋教仁则不然，他一向比较自信，志向远大，常以治国平天下自勉。秀才时代的宋教仁就显露出他的不同寻常抱负：“中国苦满久矣，有英雄出……然后可以得志于天下”。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又渗合佛家学说，发扬了王阳明的“心学”，形成了“唯我主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宋极为忙碌，曾有建国安邦的意图。当同盟会初步拟定孙为总统，黄为内阁总理，宋为内务总长后，宋教仁曾兴奋地对北一辉说：“孙先生担任大总统成为革命的中心人物，黎、黄二人分别在武昌与南京负责军事，我担任内务总长即国务卿掌握政治实权，集中力量促进全国统一”。中华民国成立之际，章太炎赞颂宋有“宰臣之望”，“总理非宋莫属”，这固然给宋招来了物议，但宋教仁并不以为不对。当他主张责任内阁制、组建国民党，开展议会政治时，许多人诬蔑宋是自己有“政治野心”，想当总理，宋教仁很坦然地回答说：“世人诬吾运动总理，由来已久。吾虽无其事，实不欲辩，且因以自励，盖已久矣。夫人立志为总理，岂恶事哉？……国家既为共和政治，则国民人人皆应负责任。有人焉自信有能力，愿为国家负最大之责任，此国家所应欢迎者。……人苟可以自信，则不妨当仁不让，世之人亦只问其有此能力与否，不能谓其不宜有此志。……吾人之志则不讳言，实深愿将来能当此责任者也”。在以后的竞选活动中，宋教仁也确以未来国民党内阁总理自许。他在《代草国民党大政见》中即是以未来内阁总理来发布施政纲领的；“孙黄易与，宋公实其劲敌”。恰恰是宋教仁在政治上的积极进取，使袁世凯感到是对自己推行的独裁政策的严重危胁，因而招致了袁世凯的杀害。
不论是黄兴的“功成身退”，还是宋教仁的积极进取，也不论是黄兴的“社会革命”，还是宋教仁的“议会政治”，都说明黄、宋仍在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他们政见有歧，兴趣有异，但却殊途同归。而且，他们的私交仍相当深厚，在各自的活动中，都凝聚着对方的支持和关怀。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黄兴任陆军总长，“军事全权，集于一身，虽无内阁之名，实各部之领袖也”。宋教仁时任法制局局长，负责民主与法制工作，他拟定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等，蔡元培说过：“民国官制，先生所创定也”。黄兴为防范袁世凯专权，与孙中山提出了三项条件：定都南京；到南京就职；遵守《临时约法》。宋教仁主持制订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这部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中，他力主的“责任内阁制”被采纳。黄兴在任南京留守期间，为革命的军事、政治力量的集结作出了努力，宋教仁在“唐绍仪内阁”中任农林总长时，积极行使职权，反对袁世凯的专权。黄兴辞去南京留守后，“避政界而趋实业”，但也支持宋教仁的政党政治活动，主张“依政党政治之常轨，求达利国福民之目的。”黄兴的“社会革命”活动，宋教仁也予以支持。他们共同发起组织拓殖协会，共同组织中华民族大同会。当有人非议孙、黄“实业”活动时，宋教仁为他们辩诬，说“黄克强先生与孙中山先生同为吾党泰斗，关系之亲切，天下皆知。”黄兴支持宋教仁组建国民党，并为把国民党建成第一大党立下汗马功劳。宋教仁进行竞选活动时，黄兴也在演说中号召国民党员注重选举。宋教仁为了限制袁世凯，提出了“先定宪法，后举总统”的口号，黄兴也强调宪法与法律的重要。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黄兴还竭力在孙中山与宋教仁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他认为政党内阁与民生主义是先后贯通的，政治革命之后，“苟实行民生主义，则溶政治、社会于一炉而革之矣”。
黄兴与宋教仁在民国成立后的关系，虽然政治见解有些不同，工作重心不同，兴趣相异，但均出于共同的目的，即巩固与维护民主共和，建设新中国；黄、宋在估计形势与识别帝国主义及袁世凯真面目方面，均有认识不清的失误，究其思想根源则不一。黄受传统文化影响，力求统一，企图以仁政感化袁世凯，免生涂炭之苦，求国民之幸福；宋则希望用法制治国，幻想通过责任内阁制与议会政治来约束住袁世凯。黄兴失误于对袁世凯的妥协，宋教仁则失误于幻想太多，终致于在追求自己理想中被人暗算。
余 论
黄兴和宋教仁是一对很值得比较研究的历史人物，他们身上有爱国者与革命者的共性；也有宣传家、理论家与实干家、军事家的不同个性。他们既有许多相同的品性和经历，又有许多各领千秋的气质、兴趣与思想基础。
从相同的方面看：黄兴与宋教仁都生活在多灾多难的20世纪的中国，都从爱国走上革命道路；黄、宋都是湖南人，深受楚湘文化的熏陶与影响；黄、宋都受过封建传统文化教育，中过秀才，又从新式学堂走上留学之途，都经历了从旧知识分子到新知识分子的转变；黄、宋都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对帝国主义认识比较深刻；他们都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或身先士卒，血染战袍，或勇往直前，不惜为自己的理想而血洒大地；他们都是代表着中国先进分子的方向，但又都壮志末酬。黄兴盛年早逝，乃民国巨星之殒落；宋教仁壮年殉难，为民主宪政先躯的凋零，都是国家与民族的巨大损失；黄、宋还继承了近代湖南卓厉奋发的文化传统，同为近代湖南人才中的佼佼者。
黄兴与宋教仁又有各自的特点，体现了两种典型的人才特征。黄阅历丰富，经过从维新到革命的转变过程，宋则一开始即被卷入日益高涨的革命潮流；黄是文人底子而擅长武术，文武合一，以秀才为将军，有儒将风度，继承了湖南人“秀才领兵的优良传统，是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与军事家；宋则是走了从文人到政治家的成才之路，为民国少有的政治家，有宰臣之望。黄为湘上书生，性情淳厚，着重实干，为知行合一的典范；宋乃桃源渔父，飘逸超群，锋芒毕露，为名重一时之风云人物。黄受传统儒家伦理道德影响较深，故着重于个人品格的修养，士大夫气息犹存；宋则深得传统文化刚健有为的精神之助，致力于政治理想的追求。黄名利淡薄，竭力维护领袖威信，为难得的“双星型”领袖之助手的最佳人选；宋比较自信，勇于进取，适合于独当一面。黄朴实诚恳，沉默寡言，性格内向；宋为人豪放，才华横溢，性格外向。黄对中国国情认识较深，对西方文化持审慎态度；宋则对西方法制极为推崇，未及把握中国的国情，终致理想与现实脱节。
无论黄、宋的异同处有多少，他们都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都为中华民族的第一次腾飞贡献了青春与热血！值得中华民族子孙永远纪念与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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