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华民国史，人们一定会发现这两个显眼的名字——黄兴和陈炯明，一个是缔造中华民国的元勋，一个却是炮轰总统府的祸首，将两者相提并论，似乎有点不可思议。然而，历史的发展是错综复杂的，在民主革命的早期斗争中，他们曾是并肩战斗的同志。
1874年，黄兴诞生于湖南善化县龙喜乡，3年后，陈炯明也在广东海丰白町乡呱呱坠地。一个成长于岳麓山畔，一个生活于南海之滨，相隔千里之遥。然而，30多年之后，汹涌澎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却把这两位热血青年卷到了一起。
一、共同的抉择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危机日趋严重。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屈膝投降，割让了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1897年法国又公然强行占领胶州湾。资本帝国主义从蚕食中国边疆，进而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正如当时孙中山所大声疾呼：“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而这又是清廷“因循苟且，粉饰虚张”，“庸奴误国，荼毒苍生”造成的。深重的民族灾难，唤起爱国的人们走上救亡图存、反清革命的道路。黄兴和陈炯明都在这严峻的历史关头，做出了适应新的形势的抉择。
1898年黄兴进入武昌两湖书院，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1902年又抱着“富国强兵”的抱负，东渡日本，创办《游学译编》，致由于资产阶级民主学说的学习和宣传。翌年，参加拒俄义勇队，密谋革命。1904年在长沙成立华兴会，密谋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1905年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并一起创建了中国同盟会，任执行部庶务，居协理地位。此后，做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武装斗争的主要组织者，先后领导了钦州、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廉州、上思起义和云南河口起义，在武装反清的斗争中冲锋陷阵。
陈炯明在甲午战争后，有感于清政府的腐败，也在探索着救世匡时的道路。他常“与同乡青年人士、互相研究时事”，“思想日新”，“开始讨论新的政治运动”。1900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惠州起义的时候，陈炯明“即就小农场，时与有志之士，互相研究兵学，以备有用”，“已起救国之思”当时海丰县王阿重在该县水湄坑集合队伍，准备与郑士良率领的惠州起义军会合，陈炯明闻讯后，“拟派人调查其宗旨”流露出对武装反清的向往。尽管此后几年陈炯明主要活跃于议会的讲坛，在革命的门槛前踟蹰不前。但终因清政府预备立宪真面目的逐渐暴露，以及民主革命浪潮的潜滋暗涨，促使陈炯明抛弃对立宪的留恋，转向了革命。1909年陈炯明在上海毅然加入了同盟会。由此开始了陈炯明与黄兴一起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业一起奋斗的历史。
二、并不愉快的开始
1910年发生的广州新军起义和1911年发生的黄花岗起义，可视作黄、陈关系的开端。
1909年5月，孙中山由新加坡赴欧州，把国内革命运动委托黄兴、胡汉民负责。为加强对南方革命力量的组织领导，10月，同盟会南方支部在香港成立，胡汉民任支部长，负责华南地区军事和党务活动。南方支部建立后，即着手筹备以新军为主力的广州起义。1910年1月，应南方支部的邀请，黄兴从日本抵达香港，与胡汉民、赵声一起主持起义筹备工作。这时，陈炯明也已从上海回到广东，并由朱执信引荐，赴香港会晤黄兴，参加起义的准备工作。对陈炯明的最初印象，黄兴是满意的。胡汉民在他的自传中说：“陈方为广东咨议局议员，好言事，颇有声誉，克强尤喜引与计事”。因此，陈炯明被分配负责“联络咨议局及学报界人才”的任务。陈炯明接受任务后，立即在香港设立了“乐群书报社”，作为策反的联络机关。同时，又利用咨议局议员的身份“与清吏接洽，借探清军举动”。他还把自己的母亲从海丰转移到香港，以免后顾之忧。
可是，1910年2月9日下午，因新军士兵与广州警察发生冲突被捕。第二天，新军士兵愤而入城捣毁警察局。粤督袁树勋派兵镇压新军。倪映典担心起义消息破露，因而临时改变计划，提前于12日发动起义。但由于事发仓促，其他各标未能及时响应，加上指挥官倪映典阵前牺牲，因而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了。黄兴和陈炯明风闻起义提前举行的消息，拟赴广州参加。但因交通断绝而未能成行，共同苦心经营的起义就这样匆匆地失败了。
然而，革命党人并没有因这次起义的失败而气馁。1910年11月，孙中山在槟榔屿召集有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同盟会骨干参加的秘密会议，决定发动黄花冈起义。翌年初，黄兴抵达香港，设立了领导起义的总机关——统筹部，由黄兴和赵声出任正副部长。黄兴积极参与运动新军、防营和民军，向海外华侨募集经费，选拔骨干八百人组成敢死队，在广州设立38处秘密据点，并制定十路进攻广州的作战计划。在组织领导的配备上，黄兴特别倚重陈炯明，委任他为统筹部编制课课长兼调度课副课长，并一度代替胡汉民行使秘书课课长职责。在黄兴制定的进攻广州计划中，决定陈炯明、胡毅（生）率民军及东江同志百余人“防截旗满界，并占领归德、大北两城楼”，陈炯明也积极投入起义的准备工作。他一方招集陈潮等大批东江乡民参加敢死队，另方面受黄兴之托，与邹鲁创办了《可报》，该报打着广东咨议局机关报的名义，以军队为主要宣传对象，大胆的抨击赌害，批评时政，宣传革命，对促进新军中革命思想的传播起着积极的作用。
准备工作就绪后，黄兴于4月23日赴广州部署起义军事。统筹部原定4月13日起义，因清兵加强防范和枪械尚未运入广州，所以，黄兴决定把起义时间推迟到4月27日。可是，事机不密，粤督张鸣歧对起义已略有所闻。25日，张鸣岐、李准调巡防营2营入城，并以其中3哨守卫观音山高地。陈炯明、胡毅生等闻讯，“认为敌有戒备，应该慎重从事，坚主缓期”，但黄兴没有采纳。26日，李准又调吴宗禹所属巡防营3营入城。据说巡防营中多革命党人，而巡警教练所学生200余人也决心相助。陈炯明获讯，由惊而喜，立即改变主意，和姚雨平一起向黄兴作了报告，要求起义如期举行。于是，黄兴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把原来十路进攻计划改为四路：“（一）黄兴攻两广总督署；（二）姚雨平攻小北门，占飞来庙，并迎防营及新军进城；（三）陈炯明攻巡警教练所；（四）胡毅（生）以20余人守大南门”，并预定29日下午五时半一齐出动。但是，这时还有300名选锋滞留香港，无法全部乘早班船按时抵穗。香港统筹部急电黄兴，要求推迟一天举事。陈炯明获电后，即派马育航向黄兴汇报，“主张改期。但此时一切已准备就绪，黄兴并留下绝命书，正戎装待发，反对改期起义”。可陈炯明却不待黄兴指示，便擅作主张，通知胡毅生改期。次日黄昏，起义爆发，黄兴率领一队选锋向两广督署进攻。可是，其它三路均以““改期之议”而未能发难。陈炯明本人也在战斗打响后，躲藏于河南尾珠江水面一个同乡亚弁的盐船里。黄兴带领的选锋们，在经过一番短兵相接、浴血奋战后，终因孤军作战，实力悬殊而失败。
陈炯明在黄花岗起义中的表现，流露出其地方主义情绪和出人头地思想的恶习。他“认为既在广东起事，参加的又以广东人居多，即应由广东人出来领导，因而对黄兴（湖南）、赵声（江苏）的领导心怀不满，并以此而处处与黄兴为难”。因此，黄兴到香港后，曾指责陈炯明“周章误事”于前，“临时规避”于后，并说：“竞存此人，不足与共大事，观其眸子，足知其阴险，须亟除之，免为后患”。平心而论，陈炯明的行动，尚属专擅自为，见危却步的错误，并非蓄意破坏革命。而黄兴在新败之余，言谈也不无过激之处。所以，当时其他同志亦不同意黄兴的偏激处置方法。黄花岗之役在黄兴和陈炯明刚刚建立起来的关系中，留下了很不愉快的印记。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不过半载，敲响清王朝丧钟的武昌起义爆发了。黄兴和陈炯明振作精神，投入了这场推翻清廷的激烈斗争。黄兴即由香港赶赴武汉前线，就任民军战时总司令，领导汉口汉阳保卫战，促进了各省的反清独立，迎来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陈炯明也奉命赴东江，与邓铿一起组织民军起义，领导光复惠州之役，对广东和平光复起着促成作用。辛亥革命后，黄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等职，陈炯明则出任广东军政府副都督、代都督。直到1913年宋案发生后，黄兴和陈炯明才开始他们的再度合作。
三、二次革命中的再度合作
在革命的暴风骤雨中建立起来的南京临时政府，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妥协而成了昙花一现，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落入了袁世凯手中。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其反动独裁统治，袁世凯积极筹划对南方各省草命党人的进攻。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一手策划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刺杀宋教仁案。
宋案的枪声，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围绕着宋案的处理，人们意见纷纭，莫衷一是。孙中山固然曾主张“欲求解决之方，惟有诉诸武力而已矣”。但他也曾对法律解决寄予幻想。黄兴是宋案的目击者，他曾“主以其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并与孙中山等主张从速宣布袁世凯谋杀宋教仁的罪状，举兵讨伐。还分别电促粤、湘两省独立讨袁。但是，由于南方诸省不能举兵响应，所以黄兴“遂主张暂时不谈武力解决，只好采取法律解决的办法。”
宋案发生后，陈炯明对武力或法律解决，不置一词，对袁世凯的态度也保持十分暧昧的沉默。“广州《民治报》，粤人多以陈炯明机关报目之。对于宋案、借款态度甚为镇静，不特无攻击之言论，且对于中央（指北京政府）近来命令无不详载，与各报不同，并加赞同之按语”。对黄兴等电促举兵讨袁，却以“内部不一致，实力还薄弱”为由，加以推托。6月，胡汉民被撤都督职时，他还说：“世凯虽怀不轨，但罪状未显，信用尤存，师出恐无名”。直到7月赣、宁起兵。陈炯明还致电北洋政府，希望“使赣军晓然于中央用意所在，不至铤而走险，贻患大局”。
黄兴和陈炯明一样，在对待袁世凯上有过幻想、犹豫。但是，两者的区别却是明显的。黄兴“认为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逆迹尚未昭著，南方的革命军又甫经裁汰，必须加以整备才能作战，因而主张稍慢用兵，以观其变”，这主要是对袁世凯真面目的认识和对自身力量的估计问题。与黄兴不同，陈炯明在广东光复后，就已十分关注权位、名利。他通过明争暗斗，排斥异己，建立一支从属自己的两师一旅正规陆军，拥军自雄的思想已开始冒头。他担心按黄兴的指示武装反袁，可能招致袁世凯的军事镇压，从而把惨淡经营的广东地盘和军队丢个精光。因此，陈炯明较多地考虑于个人目前的权位、地盘和军队。黄、陈之间在反袁问题上存在的根本分歧，决定了他们在这场联合武装反抗袁世凯公然挑战的斗争中，难以取得成功的合作。
正当南方革命党人围绕着法律解决或武力解决而争论不休的时候，袁世凯已一步步向南方革命党人紧逼过来。4月，袁世凯非法签订了“善后大借款”。5月，袁借词撤销黄兴的上将军衔。旋又诬指孙中山和黄兴“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6月，赣、粤、皖之省都督又相继被撤。袁世凯已把刀枪架到南方革命党人的颈项上。
宋案发生后，黄兴虽曾主张法律解决，但他并未放弃武力反抗的计划。因此，在军事上他也做了一定的准备。他除了亲自在沪、宁两地部署部队外，还派人到鄂、湘，组织机关，运动军队。对陈炯明掌握的广东，他更给予极大的关注。早在宋案发生后几天，黄兴就曾和孙中山一起电促粤、湘举兵反袁。胡汉民被撤职后，黄兴前后三次致电陈炯明，请他“接任都督，宣布独立、讨袁；”希望他“联合讨袁，切勿再延”；最后一电愤然指出“再不接任都督，独立讨袁，党人将不能相谅”。7月12日，李烈钧率先兴师于江西湖口。此后，黄兴和孙中山更是频频敦促陈炯明独立反袁，“自湖口独立后，孙、黄等致陈函电，日必数十起”。
15日，黄兴逼迫江苏都督程德全据南京宣布独立。他自己则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通电誓师讨袁。17日，柏文蔚也响应于安徽。18日，陈炯明迫于黄兴等革命党人的巨大压力，才宣布广东独立。在省议会宣布独立的发言中，陈炯明一反常态，以反袁英雄自许，而对黄兴、孙中山则诸多怨责，他说，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已经指出“袁为著名之野心家，断不能福利民国”，决不能让总统给袁。而对自己在宋案后的消极态度却毫无检查。尽管如此，陈炯明最终响应黄兴、孙中山的号召，举兵独立，这对壮大全国讨袁声势，仍有积极意义。
然而，由于二次革命的进行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加上独立的各省意见不一，内部涣散，没有统一的领导和部署，而难以与实力雄厚，又蓄谋已久的袁世凯势力决一高低。黄兴在南京兴师讨袁不到一周，徐州便告失守，袁军直逼南京。25日，西南面的湖口又失陷，李烈钧败走。陈其美从东南攻打上海的计划也没成功，南京陷于三面临敌的困境。29日，黄兴在别人的苦劝下撤离南京，原拟乘船赴粤，以图再起。但广东局势不隐，陈炯明以“粤势朝夕难保”推阻，黄兴只好辗转香港、上海后，亡命日本。7月18日陈炯明宣布广东独立时，龙济光己沿西江东下进逼广州，肇庆李耀汉倒向袁世凯，陈炯明虽作武装抵抗的部署，“但部下军队干部之三数有力者已为袁所收买，且本人自去年以来所鼓吹之袁中心主义深入人心，今一旦使其产生反对之观念，实属至难，多数希望和平，结果难图大事”。8月4日，陈炯明只好逃离广州，赴香港。其它各地的反袁斗争也都先后失败。
这样，黄兴与陈炯明在二次革命中的再度合作，便以兵败将散、流亡海外而告结束。
四、黄兴、陈炯明与欧事研究会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勒令国民党本部立即将黄兴、陈炯明等“一律除名”，并分别悬赏10万元和6万元，通辑黄、陈，还勾结港英当局，永远不准他们到香港。在四面碰壁的情况下，黄兴和陈炯明只好分别逃往日本和新加坡。
惨痛的失败，在革命党人中造成严重的创伤，悲观失望情绪迅速滋长，“20年来之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于一蹶不振”，孙中山在总结反袁失败教训时，认为失败的原因“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把失败的原因简单归结为党员不听他的话，尤其是黄兴等不听他的话。为了坚定革命信心，重新集结革命力量，孙中山于1914年7月8日在日本东京组建了中华革命党，规定“凡人投身革命党中，以救国为己任，为国民谋自由平等，对于党魁则服从命令，对于国民则牺牲权利”，而且规定入党者必须宣誓并在盟书上打指模。这种做法固然表现了孙中山对反袁斗争百折不挠的意志和信心，但却矫枉过正，不利于团结。因此，黄兴和陈炯明等均因不满孙中山的做法而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随后，黄兴为避免纷争而远走美国。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不过一个月，滞留日本因政见分歧而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的一部分原国民党人，于1914年8月在日本发起组织欧事研究会。在该会的“协议条件”中指出：“（1）力图人才集中，不分党界；（2）对于中山先生取尊敬主义；（3）对于国内主张浸润渐进主义，用种种方法，总期取其同情为究竟；（4）关于军事进行，由军事人员秘密商决之”，这是一个以反袁为目的而组成的政治团体。该会成立不久，陈炯明即行加入，并成为该会的重要骨干。同年9月3日，远在美国的黄兴也在复李根源的信中，表示“责任所在”，“何敢推辞？”欣然加入该会。以后该会“一切计划，多由克强先生所指授”黄兴成了该会的精神领袖。欧事研究会的成立，可视为以孙中山为首的激进的中华革命党人和以黄兴、李根源、陈炯明等为代表的国民党温和派之间，围绕着反袁策略上的矛盾和分歧在组织形式上的表现。
通观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兴与陈炯明的言行，可以发现，在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和重组欧事研究会上，他们在行动上是一致的，在思想上也是相通的。然而，认真观察，又不难发现他们的区别。首先是对二次革命的失败经验教训的总结反思。黄兴从顾全大局出发，主动承担责任。早在二次革命刚爆发时，他就对自己没有听从孙中山立即武装反袁的主张，力主法律解决。表示“深悔待时留决之非”，公开承认错误。吴淞失守后，他又自责道：“东南半壁锁吴中，顿失咽喉罪在躬”，二次革命失败后，面对孙中山等的责骂和非难，黄兴还是表示“南京事败，弟负责任，万恶所归，亦所甘受。先主之责，固所宜然”。相反，陈炯明却从个人的名位、地盘、军队考虑，怨天尤人，迁怒于孙中山。他认为孙中山等要他出兵，是害了他，如果那时不反袁，广东干到现在，什么都好办了，并不无懊恼地声称“癸丑一役，我本不欲轻于一掷，徒以党议关系，不得不尔，至今思之，犹有余痛”。其次是维护孙中山的威信，保持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上。虽然黄兴与孙中山在反袁策略、组建革命政党等方面有分歧，但黄兴仍推崇孙中山。欧事研究会成立后，身在美国的黄兴曾指出：“现在所谓革命党，其弊在不能统一”，强调解决党内意见纷歧，“其办法以维持固有之党势入手，既与中山无所冲突，且有事时得与以助力，实为正大稳健之至”。当有人挑拨他与孙中山的关系，怂恿他另行组党时，黄兴明确地回答：“党只有国民党，领袖唯孙中山，其他不知”。与黄兴不同，陈炯明对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多所攻击和诋毁。在欧事研究会成立后，他又与季烈钧组织“中华水利研究社”，“派员赴各埠筹款……所至辄阻挠中华革命党之筹饷，反对孙中山”，他还指责孙中山停留日本，“并谓孙中山一部，沉迷于革命，不足与言救国也”。1915年7月，陈炯明又领衔在上海《中华新报》上发表宣言，公开捏造孙中山“罪状”，否认孙中山是中华民国的元勋。当日本强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时，陈炯明除与黄兴发表停止讨袁，一致对外的通电外，还亲自致电袁世凯，表示愿回广东招募义勇兵，作为袁世凯的外交后盾。
可见，二次革命后，黄兴和陈炯明由于不赞同中华革命党的入党誓词和手续，以受对反袁形势估计不足，因此，在参加中华革命党、组织欧事研究会以及反袁策略上，曾与孙中山有过矛盾和分歧。但是，由于陈炯明还对二次革命中丧失的权位和地盘耿耿于怀，因而，孙、陈之间比孙、黄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发展得更为尖锐和深刻。所以，1915年底，孙中山在复叶独醒函中愤然表示“陈竞存于本党所为，多所抨击，此人险诈，难与共事，所谓通融者直诳语耳”。
五、护国斗争中的共进
袁世凯为取得日本政府对其称帝的支持，1915年5月9日公然承诺了“二十一条”的大部分条款，随后复辟帝制的丑剧在密锣紧鼓中加紧进行。12月12日，袁正式发布接受帝位申令，并宣布将于1916年1月1日正式登极称帝，从而把帝制闹剧推演到最高峰。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促使各地反袁斗争的高涨，也促使黄兴、陈炯明加入武装反袁的行列。当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不久，黄兴和陈炯明就领衔通电反袁，表示“警报飞传，外交失败，丧权蹙国，满清未闻。远适异国，昔人所悲，况复闻此，更增怆悼”。指出袁世凯政府“膺四亿同胞付托之重，一味屈让，罔识其条约既成，国命以绝。”“其所以然，则一国政权，集诸一人之身。”并预言“有必至后祸之来，正未艾耳。”最后疾呼“往事已矣，来日大难，更不猛省，其何能淑夫一国之危”，号召人们奋起反袁。
随后，远在美国的黄兴，一方面致书孙中山，指出“袁世凯必将称帝，反袁时机已届成熟，如有所命，极愿效力”；另方面，加紧与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岑春煊等西南实力派联系，敦促他们起兵讨袁。他不仅在海外筹集资金汇回国内，支持反袁斗争，而且还通电全国，指出“此次讨逆，出于全国人心，理无党派意见，更无南北区域之可言。”呼吁各派反袁势力“协力策进，贯彻主张，速去凶顽”。与此同时，留居南洋的陈炯明，看到夏袁浪潮的高涨，也于1915年底，潜回广东，招集旧部，组织“讨逆共和军”，并于1916年1月6日在惠州淡水誓师讨袁，与朱执信、邓铿领导的中华革命军和徐勤领导的护国军一起，四处出击，有力地冲击了袁世凯的走狗龙济光在广东的军阀统治。黄兴虽然未能和陈炯明一起回国，亲自投身反袁的武装斗争，但他对国内特别是广东的反袁斗争给予极大的关注，并与陈炯明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16年初，当龙济光在各路反袁武装围攻下，企图以伪装“独立”来苟延残喘时，黄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龙济光的表演是“掩人耳目，笼络军心”。不久，黄兴又致电陈炯明，称赞陈“苦心经营，竭力奋斗，军威所至，群凶震慑，极为钦感”，指出“巩固共和，至非易事，前途发展，尚赖荩筹”。
声势浩大的反袁斗争，打破了袁世凯的帝制春梦。6月6日，袁世凯在四面楚歌之中死去。龙济光在粤的军阀统治也很快垮台，黄兴和陈炯明在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7月8日，黄兴回到上海。其时，广东战事尚未最后平息，陈炯明正忙于周旋于北洋政府和滇、桂军阀之间。可借，黄、陈未及再度晤面，黄兴便于10月31日因病溘然长逝。陈炯明闻耗，深为哀悼。12月22日，陈炯明和孙中山、唐绍议等一起致祭黄兴，对黄兴为创建和巩固中华民国而出生入死，奋斗不息的一生，给予高度的评价。
综观黄兴和陈炯明之问交往的历程，尽管在思想上、行动上有过龃龉和疏离。但总的来说，无论是在早年从事反清革命，还是后期投身反袁斗争，他们基本上均能同心协力，一起战斗，为创建和保卫新生的中华民国，做出积极的贡献。无论是黄兴，还是陈炯明，在民主革命的早期历史上，均占有一定的位置。也正因如此，1920年底孙中山在致蒋介石的信中，才把黄兴、陈其美、陈炯明相提并论，并对陈炯明寄予厚望。遗憾的是，黄兴逝世后，陈炯明并没有继承他的遗志，随着其军阀思想的恶性膨胀，最后公然炮轰总统府，从而彻底背叛了他早年与黄兴并肩战斗、孜孜以求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