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6月，黄兴由日本归国，准备组织革命团体，相机发动反清起义。章士钊先生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洎《苏报》被封，吾从事实际革命工作，开始与克强计划如何筹款。第一步，吾二人同赴泰兴，访龙砚仙，……旋折回沪，部署略定，乃同返长沙，始筹备华兴会。”这里所说的龙砚仙（又作研仙），就是当时任泰兴县令的龙璋。
龙璋是湖南攸县人，出身于下级官员家庭。他本人于1876年中举，1894年起在江苏的沭阳、如皋、上元、泰兴、江宁等地当知县。龙璋虽出身于官宦之家，他的叔父龙湛霖还官至刑部侍郎，但他的思想并不守旧。“戊戌政变以后，他目睹许多高谈变法的维新志士们遭到残酷的屠杀，内忧外患，相逼而来，认识到要挽救中国的危亡，非推翻这个腐朽的专制政权不可。因此，对孙中山先生开始所倡导的种族革命，表示衷心拥护。”黄兴生于1874年，龙璋生于1854年，比黄兴整整大二十岁，可谓忘年之交。黄兴取得了龙璋的支持，可以想像，年近五十的龙璋也一定受到黄兴的感染和影响。黄兴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就寻求龙璋的支持，然后组织华兴会，这不仅表明他们之间不寻常的关系，也说明了龙璋在黄兴的革命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现在再说黄兴的革命活动。1903年秋，黄兴同到长沙，他一面在明德学堂任教，一面在暗中从事革命活动。龙璋是资助胡元倓创办明德学堂的主要人物之一，并且担任该校的董事。龙璋和他的堂弟龙绂瑞多方掩护黄兴等人的革命活动。
1903年11月4日，华兴会成立，黄兴被推举为会长。华兴会成立后即准备发动反清武装起义。龙璋不仅为华兴会捐助大量款项，还用他刚刚接办的轮船公司的轮船为华兴会秘密运送武器，给黄兴等人提供了有力的帮助。据革命党人邹永成后来回忆：华兴会“经费的来源，多由各同志自己捐助，而以龙璋、柳聘农两同志助款为最多”。根据各方面的情况看，龙璋不大可能直接参加华兴会，但支持黄兴的活动并参与起义密谋是肯定的。所以邹永成等人直呼龙璋为“同志”，而据华兴会发起人刘揆一的回忆，龙璋还参加了华兴会的成立会。
1904年10月下旬，华兴会起义计划泄露，清兵大肆搜捕，紧急之中，黄兴躲到龙璋和他的叔父龙湛霖的家西园，在他们的掩护下才得以免遭逮捕。对此，黄兴长子黄一欧后来有段生动的回忆：
“10月24日（阴历九月十六日）为先君三十周岁。大约是早上七点钟，西园龙宅差人持帖子来请先君去，先君正准备下面，没有去。过了半个多钟头，龙研仙先生第二次差人持帖子来催，先君说，面还没有下好，吃了面就去。先继祖母非常机警，她看到龙宅一连来了两次帖子，催得这么急，一定是有紧要的事，因此，催先君马上就去，回来再吃面不迟。先君刚刚坐轿出门，在门口就和来捕捉他的差役对面碰头了。差役见了他便问：‘你是黄轸吗？’先君情急智生，镇定地回答说：‘我是来会黄轸的，他家里人说他到明德学堂去了，我要再到哪里去找他。’于是差役跟着先君的轿子向西往左文襄祠走去。先君到了明德学堂下轿，佯称进去喊黄某出来，叫差授在门口等候。他进校后，就由靠西边的小侧门溜出，躲进了西园龙宅。差役在学堂门口久候不见有人出来，才知道上当了。”由于龙家在湖南有相当大的势力，龙璋的叔父龙湛霖做过刑部侍郎，龙璋堂弟即龙湛霖之子龙绂瑞为候选知县、四川试用道，因此，如无确实证据，清兵不敢擅入，这样黄兴得以安然无恙。当时黄兴还有一些重要文件存放在西长街长沙中学，便由龙绂瑞假作访问客人，把文件连夜取回焚毁。后来黄兴又秘密转移到基督教圣公会牧师黄吉亭处，再由黄吉亭掩护黄兴离开长沙。曾帮助黄兴从龙家转移到黄吉亭处的科学补习所成员曹亚伯记述道：
“黄克强之居宅被军警包围矣。黄克强之子黄一欧尚幼，出门报信于明德学堂。黄克强即走避于明德学堂附近龙璋（字砚仙）之家。……将夜半，予正在宁乡中学教员寄宿舍编博物学课程，忽见金封三派人持信来，谓有要事相商。……予至龙砚仙家，门口有一警卒守卫，直入数进，至一花厅，见克强坐在书案，起立与予握手，谓事已被人告密，军警捕之甚急，奈何？予云勿畏，即乘原轿至吉祥巷圣公会，叩黄吉亭牧师后之门。……黄即穿衣坐予所乘之轿，予随轿后行，重至龙砚仙之花厅。与克强讨论出险方法，黄牧师先用温语安慰克强，次对克强挚友如龙砚仙、金封三、张溥泉、李莲舫诸人谓，此次事变，担保克强之安全。……次晚黄牧师再至龙砚仙家，授以出龙公馆之秘计。约定次日下午六时，先由黄牧师自南门乘小轿、垂轿帘而入龙砚仙之内室，随换克强乘此轿经小街而至吉祥巷圣公会之后街某娼家门首，下轿入圣公会后门之一小巷。……待至六时十分许，克强始入小巷抵圣公会之后门矣。予牵其手而入，心始安。”
黄兴脱险后于11月抵达上海，本来打算继续在上海进行革命活动，不料因为万福华刺王之春案，黄兴等十余人被捕入租界监狱。蔡锷“冒严寒走泰兴告急”，龙璋立即设法筹措千金购物送到监狱，并奔走营救。不久黄兴获释东渡日本，但其他人还关押在监狱里。黄兴到日本后，立即筹款四千余金，派人回沪营救，“适遇龙璋为泰兴县令，由彼向会审公廨保释，同人因之次第出狱”。
1907年以后，龙璋辞官回到家乡湖南，致力于实业、教育，成为湖南实业界的领袖之一。1909年，龙璋还担任了湖南商务总会的第四任总理。这期间，作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黄兴一直在海外领导反清斗争，他们虽然无法见面，但仍互通声气。1911年4月，黄兴领导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事先湖南革命党人准备响应，同盟会特派谭人凤到两湖联络革命党人。龙璋一起参与筹划，并且捐助大量款项。焦达峰、陈作新、谭人凤、龙璋等人就在龙璋的家里商议响应广州起义的计划。由于广州起义迅速失败，响应计划才没有实行。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清廷终告覆亡。在辛亥革命运动中，龙璋虽然没有亲冒矢石、冲锋陷阵，但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章士钊先生曾经说过：“辛亥以前，湖南新起形势，不论激随缓急，大小轻重，都不能违离龙氏，惟克强革命亦然”。章太炎说龙璋“晚乃佐革命，不大声色，而功与开国诸将齐”。
1912年10月，黄兴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湖南，在长沙期间，黄兴曾来到西园龙宅叩访，此时黄兴已年近四十，而龙璋已是年将花甲的白首翁了。当年也曾参与掩护黄兴的龙湛霖早已于1905年去世。回首往事，怀念故人，黄兴“泫然流涕者久之”。为了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黄兴与龙璋等人酝酿成立了“湖南提倡国货会”，由龙璋任会长，黄兴和湖南都督谭延闿任名誉会长。黄兴对龙璋办实业也非常支持。1912年底，由黄兴领衔，龙璋等人发起创办中华汽船公司。在公司的招股广告中说：“湘汉航线从前尚有两湖、开济商轮行驶分利，近则停班久矣，徒让洋商垄断，坐失固有无穷之利，竟乏继起争竞之人，放弃自甘，殊堪浩叹。……同人有见及此，特组织汽船公司，……收回外溢之利权，扩张自由之营业。”公司于1912年就雇德国美最时洋行（Melchers）的汽船美大号，航行于长沙和上海之间。不久又买进约六百吨的汽船美有号，在长沙上海之间运输，每月往返一次。以后又逐渐扩张。公司的经营是由龙璋负责的。后来黄兴逝世后灵柩运回长沙，运灵柩船就是停在中华汽船公司码头的，黄兴公葬岳麓山，也是从中华汽船公司的码头上船。
1912年9月下旬，国民党湖南支部成立，龙璋担任评议会评议长，是国民党在湖南的重要人物之一。1913年3月，袁世凯暗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革命派与北洋军阀官僚的斗争迅速激化。不久，二次革命爆发，在南京，黄兴领导的军队是抗袁的主力；在湖南，龙璋利用实业界领袖的地位，大力支持讨袁战争。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兴再次流亡国外，龙璋则被袁世凯政府指为湖南“四凶”之一，遭到通缉，他的许多财产也被没收，袁记政府在龙璋的“罪状”书上写道：“该犯老奸巨猾，蓄谋已久。且凭借各实业团体之雄厚势力，为乱党所深信。……及叛立后，复经手借款，购备军火。可见去年之乱，均为该犯所经营缔造而成。”袁世凯的爪牙湖南都督汤芗铭还多次派人到汉口等地侦缉龙璋。龙璋只好改名换姓，逃到上海租界。在避难生活中，他写了不少感怀时事的诗，其中的《感怀八首》之一写道：“数截共和竟若斯，九州铸错复何疑。暴秦称帝鲁连耻，竖子成名阮籍悲。”这既是对袁世凯摧残共和、推行专制的愤怒抨击，也是对革命党让权袁氏、铸成大错的沉痛反思。接着写二次革命中黄兴在南京领导的抗袁战争：“剑履仓皇群士愤，旌旗惨澹一军孤。英雄岂合论成败，飞将终看绝世无。”（之六）对黄兴的失败寄予了无限同情。
黄兴、龙璋的流亡生活，直到护国战争时才得以结束。龙璋回封湖南，黄兴则从美国横渡太平洋返抵上海。然而，由于连年奔波劳累，年仅四十二岁的黄兴已是重病缠身了，年过六十的龙璋亦是老病交加。
1916年10月31日，黄兴以英年不幸病逝于上海，消息传到湖南，闻者无不为之悲痛，“沪滨潮咽，衡岳云迷，湘人之哀戚，有非恒情所能拟者”。11月2日，湖南各界人士决定于11月15日到17日召开“湖南追悼黄克强先生大会”，并推举龙璋主持筹备工作。比自己小二十岁的好友却先于自己逝去，龙璋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因此他不顾年迈体衰，竭尽全力筹办追障大会。11月15日这天，湖南政、军、警、工、商、绅、学等各界人士和群众齐集会场，哀乐低鸣，哭声阵阵，表达着三湘四水人民对这位创建民国的伟人的怀念之情。龙璋的挽联是这样写的：
战武汉守江宁，拚万死以购共和，志决身先，镇南关月黄岗血；
逐项城覆清室，亦一怒而安天下，功成人远，潇湘夜雨洞庭波。
追悼活动到11月18日才结束。之后，湖南各界又推举龙璋主持编辑《黄克强先生荣哀录》，书成之后，龙璋为该书写了“弁言”。可是等到1918年3月《黄克强先生荣哀录》出版，龙璋也于同月29日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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