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一是辛亥革命时期杰出的革命活动家，他具有卓越的宣传、组织才能，曾在日本留学时接受黄兴的派遣，回国发动和领导了震惊中外的萍浏醴起义，事败，慷慨捐躯。他是同盟会会员中为中国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也是我国近代留学界为中国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他牺牲后，黄兴曾写过一首七律挽诗。诗云：

英雄无命哭刘郎，惨澹中原侠骨香；

我未吞胡恢汉业，君先悬首看吴荒；

啾啾赤子天何意？猎猎黄旗日有光；

眼底人才思国士，万方多难立苍茫！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黄兴和刘道一之间战斗的友谊和深厚的感情。

刘道一，字炳生，祖籍湖南衡山，后其父迁居湘潭，1884年生于湘潭，他是刘揆一的胞弟。在黄兴和刘揆一的早期革命活动中，刘道一不仅与闻其事，而且是积极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他与黄兴相识始自华兴会正式成立之时。1904年2月15日（阴历癸卯年除夕），黄兴与刘揆一等以除夕聚宴为名，在明德学堂校董龙璋寓所举行成立大会，黄兴被举为会长，刘揆一任副会长，刘道一随兄加入。黄兴在会上首先提议云：“本会皆实行革命之同志，自当讨论发难之地点与方法，以何为适宜。”道一曾献策曰：“此时举事，在利用不交通之地点，我党欲得根据地，不如先据湖南，前瞰洞庭，背负五岭，有险可恃，不至动辄失败。”他的想法与黄兴的“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取湘省为根据地”的说法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深得党人的赞同。

华兴会成立后，黄兴考虑到会众多属学界人士，恐与洪会接洽，多有隔阂，乃与揆一别创同仇会，专为联络会党；设黄汉会以联络军界。两相比较，华兴会的工作重点显然是放在会党方面，而关键又是联络著名会党首领马福益。黄兴与马福益会晤之前，曾委派刘道一偕会党成员万武前往湘潭，敦劝马福益与革命党人携手合作。当初次见面时，刘道一与马福益彼此并不相识，其时，马福益拥众逾万，雄据一方，刘道一将黄兴写给马的信交给他，那时马根本不知道革命道理，也并不认识黄兴，马对刘、万2人“深表轻慢”，道一不亢不卑，充分发挥他能言善辩的口才，便打起行话的调子说道：“马大哥！我今天是奉黄先生之命而来，除了信上的话以外，我尚有几句言语，要在大哥台前领教，请你容许说完，如果不以为然，我们马上就走。我今天要请教的是，马大哥究竟是遵照洪门遗训，担起灭清复明的责任呢？还是开开山，拜拜台，收点党徒，弄点金钱，头上插个草标，出卖人头呢？还是收集力量，使官兵疲于奔命，莫奈我何，然后再受官厅招抚，别开生面去做满清的奴才呢？”这样一问，马福益不仅没有发怒，反而对这位年轻的使者肃然起敬，当即表示，将来“如果有用得着我的时候，无不唯命是听。”说罢抱拳一拱，吩咐手下人摆饭。接着，道一侃侃而谈，详尽地阐述了革命宗旨：“第一是图强，请看我们今日之中国，还成国家吗？推其原故，都是满洲人弄成的，所以非革他的命不可；第二是满洲人的心中，认为我辈是他的家奴，情愿将国家送给外国人，不愿还给原有的主人。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此，又非实行种族革命不可。”经此一番谈话，马福益为之折服，慨然相许加入革命，从而完成了黄兴交给他联络马福益的使命，为黄兴、刘揆一与马福益在湘潭会晤、共拟甲辰长沙起义的计划创造了条件。

1904年3月，刘道一怀着满腔的救国热忱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官费留日生，入清华学校就读（东亚商业学校的前身，亦即东京大同学校）。由于他待人热情，交游特广，又精通英语、日语和各地方言以及会党中人行话，成为东京留日学生中一个极为活跃的人物。曾与秋瑾、仇亮、王时泽、龚宝铨、刘复权等人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十人团”；旋闻冯自由、梁慕光等组织“洪门天地会”于横滨，遂偕秋瑾、王时泽等加入，封为草鞋（将军）。黄兴和刘揆一在甲辰起义及鄂、宁起义相继失败辗转赴日时，刘道一正在日本求学，其“父以马福益事系狱”，而揆一甫逃至日京，不便回国省亲，“乃遣道一返，比至长沙，狱事解，道一侍亲凡数月，复东渡。”重返日本后，他在东京总结了甲辰长沙起义失败的教训，认为“事之不成，虽由专制之威毒，抑亦会党之力涣”，于是着重研究会党各派的不同特点及其联络的不同方法。他往来其间，沟通党派，加强了各派会党势力的联合，“不数月而大通”，“为游学界同声推许”。同盟会正式成立前，留学生对同盟会的革命宗旨不甚瞭然，“多却步不敢入，自道一昌言而董劝之，于是有一日千里之势。”由于他卓有成效的宣传和组织活动，深得黄兴的赏识，黄兴赞誉他是“将来外交绝好人物”。

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邀集各省同志和留学生、旅日华侨70余人在东京赤坂区桧町黑龙会内田良平宅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黄兴和刘道一均被邀约参加，并被吸收加盟，成为同盟会最早的一批会员。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阪本金弥宅召开正式成立大会，黄兴被推举为执行部庶务，实居协理职；刘道一“被推担任书记、干事等职”，亦是同盟会的重要骨干。道一入盟后，曾以“锄非”的笔名，在《汉帜》第一期上发表《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的长文，阐述了他的政治观点，表现出他与清政府及其走狗势不两立的决心，同时，也与康、梁为首的保皇党人划清了界限，不失为一篇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檄文。同盟会成立不久，革命党人纷纷奉命潜行回国，着手准备在国内策动武装起义，加以刘道一因父亲年迈多病，遂自请回湘从事革命活动，他的要求得到黄兴的批准。

1906年，刘道一受黄兴的派遣，与蔡绍南、彭邦栋、覃振、成邦杰等人回国返湘，运动湘军，重整会党。临行前，“并告以今之倡义，为国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洪会中人，犹以推翻满清，为袭取汉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为之心，未悉共和真理，将来群雄争长，互相残杀，贻害匪浅，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刘道一与蔡绍南等人回长沙途次，曾化装成“富商”，前往萍乡上栗市，“与龚春台联络，并邀约萍浏醴各地哥老会头目会晤”。他向会党反复说明：“这次的革命是国民革命，而非古代的英雄革命，所以革命的目的在求全民族之自由解放，而非为个人争王争帝。”“会党受其感化，益奋发鼓舞。”刘道一回长沙后便约集同志数十人，密议于水陆洲船中，他首先传达黄兴的指示说：“革命军发难，以军队与会党同时并举为上策，否则亦必会党发难，军队急为响应之，以会党缺乏饷械，且少军队训练，难于持久故也。且甲辰一役，会党分为五路，势远力涣，遣调不灵，疏忽致败。今欲规取省城，宜集合会党于省城附近之萍浏醴各县，与运动成熟之军队联合，方可举事。”接着，刘道一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现时会党，多潜伏于萍乡安源诸矿山上，正可利用矿场等处，为组合机关。而军队方面，新军多驻省会，巡防营分驻各府县，水师分驻湖河上下游，惟新军兵精械良，官佐皆学生出身，多有与吾辈通声气者，运动较为易易。巡防营虽难比肩新军，然官与兵多洪会中人，以洪会同志游说之，不难归顺。水师则船械均甚窳败，只可临时收作运输之用。姑就次策言之，使以会党万人，组成整齐军队，发难于浏、醴，而直扑长沙，各军队能反戈相应，占据省垣重地，军装局既为我有，党军得补充而训练之。并择精明强干之会党，为便衣敢死队，以手枪炸弹扰害外来敌军后方。而黄公及吾兄等，又正在运动鄂赣宁各省，乘时响应，届时自必归来，主持一切，可无失败之虞。”会员咸表赞成，拟在旧历年底清吏封印时举事。

水陆洲会议之后，蔡绍南回萍乡上栗市原籍，继续开展宣传、组织活动，刘道一则留驻长沙，掌握起义全局，并负责与同盟会东京本部及各方面的联络。

蔡绍南回萍乡上栗市以后，与在那里开设“全胜纸笔店”为掩护的同乡魏宗铨兄弟取得联系。会党头目龚春台在蔡、魏等人的帮助下，按照水陆洲会议的精神，积极开展活动，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加以这年湖南大闹灾荒，萍浏醴一带尤甚，当地矿工因受米贵减工之苦，对于地方官非常愤恨，且多数已加入会党。而会党头目龚春台、李金奇、肖克昌等均为马福益旧部，马罹难后，“其属誓复仇，益倾向革命党，继续图大举。”于是，便于1906年12月4日爆发了萍浏醴大起义。

萍浏醴起义爆发时，刘道一正在长沙运动新军，以谋响应。由于义师仓卒发难，被运动的新军官佐请假或出差离省的不少，刘道一“一面使同志促其急归，一面希望义军来攻长沙，先筹开城响应之策。”他用密码电报向东京同盟会本部告急，结果密电“为鄂省电局扣留”，黄兴和刘揆一在东京开始并不知道起义发生的消息，初见外报略载其事，始知起义已经发生，黄兴即派谭人凤、胡瑛等多人“往各省经营”，以谋响应，但等到同盟会员赶到起义地点时，起义已归失败。道一先在长沙筹备饷械，继往衡山进行联络，“日夜忙迫，乃为侦者注目。”当他由衡阳返回长沙途中，为虎标右营游击熊得寿捕获，由臬司督同长沙府审讯。为了逼得口供，清吏先将他移入狱中，进行了周密的策划，但道一抱定为革命而献身的宗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在狱里给友人的信中说：“道一必不忍以父母所爱之躯为毒刑所坏，彼若刑讯，吾则自承为刘揆一，以死代兄，吾志决矣。”并在狱中墙壁上题诗言志：“大地方兴三字狱，但期吾道不终孤。舍身此日吾何惜，救世中天志已虚。去国齐夷泣孤竹，对床风雨误高梧。海山珍重原鸰翼，莫作天涯寄弟书。”表达了他矢志救国、献身革命的浩然正气。清吏开始误以为他就是揆一，欣喜若狂，准备邀功领赏，俟侦察后始知其非，便企图从他那里得到革命党人的起义计划和党人名册，但都遭到道一的严词拒绝。敌人诬蔑他“畏供”，道一轻蔑地回答说：“吾非畏供，无如此中大义，供知决非汝所知，徒费唇舌，何益？”敌人恼羞成怒，“欲得其情实以兴大狱，道一坚不肯吐，法司严刑拷问，至肤肌尽裂，流血遍地。”面对酷吏，道一大呼曰：“士可杀，不可辱，死即死耳！”清吏苦于无证据定罪，在搜身时发现了“锄非”两字的印章，遂以此定谳，于12月31日将道一诱骗至长沙东南浏阳门外，“仓卒未及反缚，魁刽举刀斫之，四击乃断其头。”时年22岁。

刘道一牺牲的噩耗传至日本，东京同盟会总部曾开追悼大会，其兄揆一悲痛欲绝，作《哭弟诗》八首；黄兴闻耗，“击桌愧愤，寝食俱废”，“与揆一相抱痛哭”，旋作七律一首，即本文开头所引用的那首诗，以志哀挽。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黄兴仍然没有忘记这位为国捐躯的战友，1912年3月，黄兴与宋教仁等联名呈请褒扬刘道一烈士；陆军部也行文呈请孙总统优恤刘烈士，呈文指出：刘道一“烈士尽瘁革命，屡蹶屡奋，联络会党，鼓励民气，厥功甚伟。”对刘道一的毕生功业，给予了应有的评价。旋经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批准，“优给刘道一恤金一千元，并附祀大汉忠烈祠。”此后，又将烈士夫妇遗体合葬于长沙岳麓山，在湘潭市城正街拨房舍立刘烈士祠，以褒扬他的功德，永志纪念。

1916年10月31日，黄兴因病在上海逝世，1917年4月15日，黄兴灵亦归葬于岳麓山，这两位生前为民族的振兴和繁荣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革命先进死后仍长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