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华民国“开国元勋”中，黄兴是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人物。世以“孙、黄”并称，其实际意义就是承认他们是辛亥革命最主要的两位领导者。在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间，革命力量还没有联合起来，孙、黄各自为战。到中国同盟会成立以后，黄兴则已成为孙中山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的助手和最亲密的战友，二人互相配合，相辅相成，构成资产阶级革命派不可取代的领导核心。黄兴重于实干，他做了许多实际工作，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即是密切联系全国各地的革命志士，将他们很好地团结一起，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为反清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而这一点却是孙中山当时无法充分进行和兼顾不到的一个重要方面。
黄兴所联系的革命志士很广泛。其间与福建省籍的诸革命志士的来往不少并结成了较深的革命情谊。在革命的共同目标下，他们同生死、共患难，成为亲密的战友。
福建自近代以来，英雄人物辈出，除林则徐、严复等曾产生重大影响外，在历次反帝爱国斗争和保卫祖国的对外战争如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都涌现了不少为民族和国家而赴汤蹈火的英勇将士。到了辛亥革命时期，为“革命排满”，建立“中华共和国”理想而抛头颅洒热血，英勇献身、慷慨赴义的福建籍革命志士更是灿若繁星。在辛亥三、二九广州起义的“七十二烈士”中，作为外地前往参加起义而壮烈牺牲的福建籍志士就有19名之多。而其中有不少都是同盟会的骨干、革命派中的佼佼者。如世所称“黄花岗福建十杰”的林文、方声洞、林觉民、林尹民、陈与燊、陈可钧、陈更新、冯超驩、刘元栋、刘六符等。他们大多与黄兴有亲密的友谊与来往。
除了起义中壮烈牺牲的以外，在辛亥革命以后还活着的福建革命志士中在反清革命活动中或在黄兴领导下或与他互相配合而紧密联系的更不在少数。
（二）
二十世纪初年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蓬勃兴起的重要年代。黄兴于1902年以官费被派遣赴日留学，很快地便成为一个活跃的革命活动家。他在1902年12月起与杨毓麟（后改名杨守仁，字笃生）、陈天华、杨度等一些湖南籍学生编辑《游学译编》，专就湖南立论，表现了激烈的排满革命倾向，以后他又帮助湖北籍的留学生李书城等创办《湖北学生界》。在此期间，他的活动圈子还是较小的。而随之而来的1903年4、5月间要求收回东三省的“拒俄运动”里，使黄兴的活动范围大大扩展了。他开始与各省的留日学生有了较为广泛的接触。在当年4月末东京中国留日学生拒俄大会后，他和陈天华及与福建青年学生方声涛、方声洞等多人出面组成“拒俄义勇队”加紧军事操练，准备开赴东北抗击沙俄侵略军。何香凝回忆道：“义勇队员每天清早秘密聚合到大森练习射击。黄兴懂得军事知识，由他给义勇队教授枪法”。另一留学生写道：“留学同人，组织义勇队，欲效命疆场，冀以敌俄人，……主之者黄君瑾午（后改名克强）。每星期三、星期六午后及星期日，分赴京桥区及各体育场，实弹射击，练习枪法，每次各人自备弹费金三十钱（即三角），意气激昂，精神发越”。
在1903年的整个拒俄运动期间，黄兴始终是一个活跃分子。在清政府与日本当局的压力下，留日学生的“拒俄义勇队”被迫改名为“学生军”，继又改为“军国民教育会”，黄兴被推为会计，又自认为归国进行宣传的“运动员”。在爱国的热潮推动下，他已由编辑《游学译编》的静止状态的文字宣传投身到多方面的实际活动中。通过这些活动他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各地革命志士。在这次爱国运动中，福建的留日学生表现积极见之于记载的有方声涛、方声洞、方声煊、方君笄和林獬、林宗素兄妹以及林长民等人。其中方声涛、方声洞兄弟以及林宗素以后都成为同盟会员，而在这时与黄兴已经有了较多接触。
拒俄运动对广大的中国留日学生是一次很深刻的教育。由于清政府拒不接受留学生们的爱国请愿。反而把他们说成是“名为爱国，实则革命”，意图“不轨”，而加以镇压和防范。许多爱国留学生通过这次运动认清了清政府的反动本质而开始丢掉幻想，由爱国走向革命。因而自1903年起，中国的民主革命开始走向高潮，东京也成为留日学生界的革命中心。留学生们在清政府爱国有罪的迫害下，“以报国无路，莫不义愤填膺，痛哭流涕。”他们明确地意识到“满洲政府在今日犹是为吾（爱国）之阻力也明甚”，要救中国，就必须先除了这个阻力，即实行革命。“自是以后，留学界机关之杂志，如《浙江潮》、《江苏》、《汉声》（原名《湖北学在界》）、《游学译编》，争以民族主义鼓吹一世（时）矣”。这就是说，拒俄运动结果把不少爱国留学生推入了革命的洪流，其中包括福建的一些留学生。例如抱着满腔爱国热忱参加拒俄义勇队的方声洞，“悲愤欲绝，热血如沸，逢人便痛论国事，谓非一刀两断，颠覆满洲政府，以建共和，则吾人终无安枕之日”。
此后留日学生界的军国民教育会转入秘密状态，将他们的宗旨，由“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改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并决定进行方法为：“一曰鼓吹，二曰起义，三曰暗杀”。从当年5月下旬起，军国民教育会派遣黄兴、陈天华等10余人为“运动受”分赴国内和海外华侨中进行活动。当时革命党人除宣传鼓吹革命的必要性外，其实际行动主要是两途：一是组织武装起义；一是进行暗杀。数年间，“在发动武装起义的同时，组织对清朝政府的暗杀，一时成为风气”。
黄兴是革命派的激进分子，他既积极筹划反清的武装起义，同时也从事于暗杀活动。东京军国民教育会转入秘密活动时，会中密组一暗杀团，由杨毓麟主持，“黄兴、周来苏、苏鹏等咸预其事，专事暗杀，研究爆炸物10余种”。1904年，军国民教育会各会员纷纷回国，筹划武装起义，暗杀团成员“欲先狙击二三重要满大臣，以为军事进行（即武装起义）之声援”，也都分别回国进行活动。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一方面加紧了武装起义的步伐，另方面也促使暗杀活动更为活跃起来。同盟会一成立，黄兴就在横滨设一制造炸弹的机关，“聘请俄国虚无党人教授”，参加练习的有喻培伦、黄复生等和秋瑾、方君瑛、林宗素、唐群英等一大批女革命党人。其中方君瑛、林宗素都是福建籍女留日学生中的活跃人物。同盟会东京总部还特地组织了一个专司暗杀的部门，由方君瑛负责主持，吴玉章（名吴永珊）、黄复生、喻培伦、黎仲实、曾醒（女，福建籍，方君瑛的寡嫂）等参预其事”。当时孙中山经常不在日本，黄兴是同盟会的主要负责人，这个暗杀部门自然也是在他支持下成立的。黄兴当时还支援上海蔡元培等以炸药和弹壳在筹划暗杀活动。
以上一些事例点滴地反映和揭示了黄兴与广大革命党人包括福建籍革命志士在某些革命活动中接触的一些侧面。
（三）
随着革命浪潮的高涨和激盪，武装起义成为压倒暗杀活动的革命主流。
黄兴自1903年回国创建秘密革命团体《华兴会》联络会党发动长沙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继续组织革命力量，等待时机。同盟会成立后，一方面大力发动革命党人进行革命舆论宣传工作；另一方面，又大力组织发动革命武装起义。1905年冬，黄兴返国至广西桂林策动清新军起义未成，次年经香港赴安南（今越南）和南洋新加坡、槟榔屿等地活动，返沪又东渡日本。1906年秋、冬间，他派遣刘道一、蔡绍南等回国运动军队、会党，策动起义。12月初，萍浏醴起义爆发。这场起义虽不是同盟会事先有计划进行发动与组织的，但有同盟会员刘道一等参与策动，刘道一并因此而壮烈牺牲。黄兴在东京获知起义爆发，又派谭人凤、周震麟等归国谋响应。虽都没有来得及联络上，但这次起义应该算是同盟会大事发动武装反清起义的一个序幕。随后便有1907—1908年两年间由孙中山、黄兴领导并由黄兴亲临前线指挥的六次粤桂滇边境武装起义。这些起义由于主客观等各种因素虽遭到失败，但革命的影响却开始弥漫于神州大地。风声所播，清吏震惊。黄兴因此被清政府悬赏5千大洋，严行通缉。
此后黄兴在日本东京成立大森体育会，加紧训练军事人才，其中福建省籍就有林文等人。林文，原名时塽，字广尘，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是福建留日学生与革命党人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也是一个带头人，“极见重于孙中山先生，与黄兴……赵声诸人最契。其在乡人同志间，德望尤著，推之为首，共兄事之”。林文与黄兴关系密切，最为相得，1909年秋曾积极帮助黄兴筹备恢复《民报》（《民报》于1908年10月遭日本政府封禁），以后又跟同黄兴往返香港、南洋各地进行革命活动，“曲历艰辛，曾不稍懈”。
继1910年2月广州倪映典率领的新军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黄兴与赵声等同盟会主要骨干积极筹划1911年春在广州发动一次新的以同盟会员为主的大规模起义，这便是著名的辛亥三、二九广州起义，习惯称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役”。这次大起义，用孙中山的话说，是同盟会“集各省革命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可谓是革命与反革命的一次殊死决战。在黄兴的主持下，各省革命党人云集香港和广州，进行紧张的准备。黄兴、赵声分任起义统筹部正副部长，除下设各课委派专人负责外，另设实行部，专负制造炸弹及进行暗杀清吏之责，由方声洞主持之。福建籍革命志士四十余人由林文、林觉民召集和带领，也赶到广州。黄兴还委派方君瑛、曾醒、严骥等福建革命党人“往来于香港、桂林间”，持黄兴、赵声书与在桂任军官的同盟会员方声涛等“商响应，以便联成一气”。
辛亥三、二九广州之役，集同盟会及革命党人之精锐，原期以必胜，但结果还是失败了。尽管如此，这次起义的作用与影响却远远超过以前历次的起义。正如孙中山所高度评价的那样：“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作为当事人，特别是作为这次起义的主要负责人，黄兴对于起义以失败告终和死难烈士的悲壮极感痛心。事后他在对于这次起义过程的专门报告和给一些革命同志的信中都一再沉痛地怀念死去的战友们，其中好些地方都特别提到福建籍的革命战友们。他说：“呜呼！闽友40余人，川友10余（五）人，战时无不以一当百。林时壤兄在西辕门（当攻卫队时，……曾弹如雨集，屹立不动，无人能当其勇者），当街中招抚李准之先锋队，脑中枪以死，……方声洞兄偕弟往奔南大门时，与巡防遇于双门底，首先开枪，击毙哨弁并伤多（人），曾闻于南门口就义”。并沉痛地写道：“以前屡次革命，伤吾党人材，未若如是之众。今若聚闽、蜀之精华而歼之，弟之躬虽万剑不足以蔽其罪矣！”以后他在致冯自由书中又说：“而闽、蜀两省英锐之同志，因此亦损失殆尽，弟之负国负友，虽万死无以蔽其辜”。起义的失败，众多战友的牺牲，对于黄兴不能不是极为沉重的打击。这些发自肺腑的真切话语，使人今天读起来都深为感动。
黄兴对这次起义中的福建革命党人骨干林文、林觉民、方声洞，林尹民，陈与燊等烈士是极为器重和推崇的，私人交谊也很深厚，因而把他们都安置在他带领进攻两广总督衙门的第一路“选锋”队中，与他们并肩作战。在起义前夕，当林觉民带领福建乡人抵港时，黄兴极为高兴地说：“‘意洞（林觉民字）来，天赞我也。运筹帷幄，何可一日无君’。因罢福州响应谋，专注粤事”。后来他在一封报告起义经过与友人信中说：“林时塽本同与陈与新（燊）、林觉民在日本筹得经济，将归闽起事，既来港，则同效死于粤。闽省同志多在东毕业专门学校者，年少俊才，伤心俱烬！”又说：“是时外省之选锋，……克（黄兴自称）则有川省同志数人，闽省同志数人，皆留学生之最有程度者。闽同志并招其乡死士30余人来。……”。
由此可见黄兴对这些福建籍革命志士的信赖之深以及对他们推重之一斑。
综上所述，可以约略看出黄兴与福建革命志士的交往与关系的一些情况。其所以集中在武昌起义前的革命发动时期，原因是：第一，正如黄兴所痛惜的，在武昌起义前主要是辛亥三二九广州起义之役，福建的革命志士精华“损失殆尽”；第二、民国成立后，同盟会组织内部涣散，意见分歧，不少人认为革命目标已经达到，特别是“二次革命”失败后，孙、黄二人虽仍坚持革命，但分道扬镳，力量分散，黄兴随即逃亡和周历海外，与国内志士很少联系，未能重新汇成一股坚强的革命力量，与辛亥革命前情况迥异。这时，孙、黄的这个革命领导核心已无形解体。自此时至1916年黄兴回国旋即病逝的数年间，与20世纪初至民国成立前的数年间相比较，自不可同日而语。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真诚的革命者包括孙中山和黄兴，都在继续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遗憾的是黄兴还在盛年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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