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湖南省桃源县出了三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们便是宋教仁、覃振和胡瑛，人称“桃源三杰”。三人既是同乡，又多少有同窗之谊，差不多同时踏上民主革命的征程后成为携手并肩、休戚与共的同志。三人中宋居长，胡次之，覃最幼，胡、覃都视宋为兄长，“以宋马首是瞻。”宋教仁结识黄兴最早，胡略迟，覃较晚，都与黄兴建立了深厚情谊。他们与黄兴友谊的纽带不仅仅是桑梓乡情，而是共同的反清革命的伟大理想抱负。
宋教仁、覃振和胡瑛三人人生历程的起点极为相近，前段革命经历也颇为相似，并且都同黄兴的革命活动有着密切关系。但毕竟世道沧桑，人品高下各异，生命的最后轨迹便大相径庭了。世人臧否月旦，有“龙、虎、狗”之谑称。
宋教仁自1903年在武昌两湖书院听了留日学生黄兴一席慷慨陈词的讲演之后，即视为旷世奇才，两人从此结为刎颈之交，终生不渝。他协同黄兴组建革命团体华兴会，共同策划长沙甲辰起义，事败后两人流亡日本，与孙中山共建中国近代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宋教仁任司法部检事长，一度代理黄兴任同盟会庶务于事，处理本部日常事务。继之应黄兴之召赴香港参加武装起义的组织工作，担任编制课课长。武昌起义后宋教仁与黄兴联袂至鄂，参与首义之区革命政权的保卫和建设工作，旋即共在南京临时政府中任职。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两人均被选为理事，又共推孙中山为理事长。宋教仁为着民主宪政不懈奋斗，被独夫民贼袁世凯暗杀，最后倒在心腹相托、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黄兴身边。宋教仁成仁取义，品格高尚，故世人尊之为“龙”。
胡瑛的前半段革命生涯与宋教仁颇似，也曾放射过绚丽的光彩。当他在长沙经正学校求学时，适黄兴回国抵湘，受聘在明德、经正两校任教。受黄兴革命思想影响，胡瑛“亦常在校进行革命宣传，从而引起人们注意。”1903年11月4日，黄兴在长沙召集秘密会议，商讨建立华兴会，胡瑛出席此会，为“首事者十二人”之一。不久，受黄兴委托，他与宋教仁赴武昌组织华兴会湖北支部，“结纳同志，运动武阳夏三镇新军。”后建立华兴会外围组织科学补习所，胡任总干事，宋任文书。华兴会长沙起义流产，武昌风潮颇大，科学补习所被官府查封，“武昌梁知府正访查胡经武（胡瑛）来历”，市面戒严，“各营兵皆装束齐整，满街梭巡，城门严查出入，以防华兴会乘机起事。”同年冬，胡瑛与王汉谋刺铁良未遂，转赴日本。同盟会成立，他加盟为评议员。留日学生爆发学潮，反对日本文部颁布“清国留日学生取缔规则”，当时孙、黄均不在日本，他与宋教仁挺身而出，站到斗争前列，召集学生大会，“应声而至者五、六千人”，“瑛最后登台，痛论日本措施无状，及今后应付方案，条举目张，全场赞赏，掌声雷动。当被推为中国留学生总会代表，主持留日学生总退学籍”，妥善地领导和解决了这次风潮，胡瑛“从此名噪中外”，成为有影响的革命党人。
翌年，湖北革命团体日知会派人到香港面见黄兴，商讨起义事宜。孙中山和黄兴派胡瑛潜回国内，与日知会取得联系，担任干事职务。由黄兴策划的萍、浏、醴起义爆发后，胡瑛与其他党人在汉阳伯牙台举行会议，议决一面加紧筹款。一面派人应招入营，使能“缓急待用”。孰料萍、浏、醴起义失败，由于奸细出卖，日知会遭破坏，胡瑛被捕下狱。宋教仁闻讯“不胜惊”，积极设法营救，黄兴也极为关注。
胡瑛被捕受尽酷刑而拒绝招供，曾写绝命词：“昆仑紫气郁青苍，种祸无端竞白黄；仗剑十年悲祖国，横刀一笑即仙乡。河山寂寂人何在，岁月悠悠恨更长；我自乘风归去也，众生前路苦茫茫。”表现了视死如归的精神。此时的胡瑛，作为黄兴的战友是当之无愧的。他在狱中加入文学社，利用狱中获得的某些方便，为同志出谋划策，力促文学社、共进会的联合。武昌起义后他出狱即任湖北军政府外交部长，与黄兴、宋教仁并肩战斗。如果说黄兴主要从事军事指挥，宋教仁致力于理论、法制方面的建设，胡瑛则从外交贡献力量，共同捍卫湖北革命成果。议和期间，山东告急，由于黄兴的援引，孙中山任命他为山东都督，并由黄兴拨给3000士兵领带赴烟台就任，援助山东革命党人。
然而，当“二次革命”之后他到日本，艰苦的流亡生活使他难于忍耐，革命信念渐渐动摇。袁世凯派人到日本收买腐蚀革命派人物，向胡表示，如果他们放弃反袁，拥戴袁世凯为终身大总统，黄兴可任蒙疆经略使，胡瑛可复青海屯垦督办之职。胡瑛为袁氏高官厚爵打动，写信将原委函告正在美国的黄兴。黄兴复信说：“本人与袁，决裂已久，无意与之复合。至于经武（胡瑛字），进退自由，不必问我。”显然回绝了袁世凯的拉拢，并对胡瑛信函中透露的想法十分鄙视。但胡瑛不听战友的忠告劝阻，把袁世旋的虚情假意、笼络软化当成真心爱才、礼贤下士，遂断然回国，不惜涂污个人光荣历史，攀龙附凤，助纣为虐。憔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充当吹鼓手，沦于臭名昭著的筹安会六君子行列。尽管他后来百般狡辩，声称附袁之举实为苦肉计，促使袁世凯早日称帝，便于讨袁。又称此事曾请示黄兴，得其同意，企图文过饰非，推卸罪责。但事实昭彰，百口莫辩。胡瑛以晚节，终难获宥怒，“憔悴行吟于江湘之间，郁郁不得志以卒。”世人鄙其所为，斥之为“狗”。
值得补叙的是，1914年10黄兴病重期间，曾对前来辞行的好友李根源有数事相嘱。其一为“胡经武无志节，可恨可怜；闻很穷，吾辈尚念旧友，顾持其生活；其二为“谭石屏（谭人凤字）营钝初（宋教仁字）墓未竣工，应有人负责。”黄兴临终念念不忘两位故人，但表现出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一个是可恨可怜，一个则是可敬可惜。当1917年4月15日黄兴灵柩安葬长沙岳麓山时，胡瑛特地从武汉赶去参加葬仪。“同盟老友对他都很冷漠，大家认为他是借此机会进行辩解洗刷而来的。”当他靦然站在岳麓山巅故人墓前时不知作何感想。
“桃源三杰”中覃振最年轻，其功勋才气虽远不及宋教仁，但他在辛亥革命时期始终追随孙中山、黄兴，不屈不挠地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奋斗，没有胡瑛那段不光彩的经历，世人称之为“虎”。
覃振（1885—1947年），名道让，表字理鸣、礼门。出身于桃源县大田村一个书香门第。他聪颖早慧，“十四、五岁时已博览群书。”神州沉沦，民怨鼎沸，激发了他的爱国思想，一次他参加考试，试毕，诸生“咸矜所作”，他叱之道“君等所述皆昔日猎取科第腐调耳。士生斯时，应追念有明亡国之惨，今日清廷压抑之苦及外夷凭陵之祸，发抒言论，救国拯民，方为识时务之俊杰，泄泄沓沓胡为者？”这与黄兴鄙薄科第，“雕虫篆刻胡为乎？投笔方为大丈夫”的志趣如出一辙。
1900年庚子之变，举国骚然。覃振目击时艰，热血沸腾，常于街头演讲清廷辱国丧权、八国联军蹂躏北京之情，“声泪俱下，闻者莫不动容。”武陵哥老会魁杰杨吉陔党徒众多，声闻遐迩，见覃而异之，“与语大悦，以异趣同归，深相结纳，愿供鞭策。”由杨吉陔和桃源另一志士陈犹龙主盟，覃振与宋教仁、胡瑛一道在武陵河袱山参加“富有山堂”，参加自立会起义。这是“桃源三杰”政治上的结义，首次共同参加政治活动。
当覃振1903年由漳江书院转入常德府中学堂求学时，黄兴肩负秘密使命，以军国民教育会运动员身份回国，在长沙以明德学堂为基地，暗中联络反清志士，课余之暇，向学生灌输革命学说，并大量翻印《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书刊，散发军商学界，扩大革命宣传。这些书刊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到常德，对覃振影响极大，思想日趋激进，逐渐认识到非推倒清朝统治不足以救危亡。可以说，黄兴是覃振走上民主革命道路的指路人。
某次常德备校学生集会，官绅咸集。覃振于官绅致词后亦登台演说，驳斥官绅爱国忠君之说，力陈救国必须革命，从而遭到官府迫害。他连夜起草《死里求生》一文，阐述革命道理，张贴常德街头，引起社会很大震动。官厅几兴大狱。他化名为郭谦之，于1904年初东渡扶桑，入弘文学院。这里正是黄兴就读过的地方。其时黄兴虽已回国，但他的革命活动在留日学生中广为流传，他同邹容、陈天华等革命志士散播的反清革命火种已呈燎原之势。当黄兴在长沙组织华兴会时，湖南留日学生仇鳌、罗杰在东京发起成立新华会，覃振率先加入，“东京的新华会就是为响应华兴会而组织的。”新华会举行过短期军事训练，覃振报名参加，以两个月时间学完步兵操典，为回国参加武装起义作准备。是年冬他应宋教仁函约，拟回国参加黄兴领导的长沙起义，协助宋教仁负责湖南西路常德一带举事。甫至上海，途遇宋教仁，方知起义事泄，官厅追捕，“风声甚大，几亦不能藏身。”两人黯然作别。宋教仁与黄兴等东渡日本，覃振潜归湖南，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他曾在长沙“倡设留学事务所”，用以接待因反对日本文部省颁布“清国留日学生取缔规则”而归国的湖南学生，出席蹈海自戕的陈天华、姚宏业二烈士的公葬仪式，并“代表学生界致祭。”覃斗争坚决，锋芒毕露，遭清吏嫉恨和注意，拟赴日暂避。值刘道一、蔡绍南奉黄兴派遣回国“运动湘军，重振会党”，策划萍、浏、醴起义，约集同志38人于长沙水陆洲附近的一只船上举行秘密会议。覃振应邀与会。这次会议根据黄兴的指示，确立了萍、浏、醴起义的方针策略。与会者进行具体分工，覃振与蒋翊武、成邦杰、易本羲、文斐等人“愿负运动新军责任”，其他人负责联络防营，布署会党。约定一俟军队运动成熟，于年底官府封印时举事。水陆洲会议后，由于风声外播，覃振几遭不测，幸得警界同志预为报警，乘间脱逃，再次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
其时，孙中山与黄兴为首组织的革命政党同盟会成立已近一年，覃振抵日，即于6月24日加入，并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从此正式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站在孙中山、黄兴的旗帜下战斗。由于宋教仁等人的关系，他与仰慕已久的乡贤先进黄兴相识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萍、浏、醴起义爆发的消息传到日本，覃振致书宋教仁，“谓将归国助湖南革命军，”询及回湘后“有何方法”，而宋“亦无所设法”，覃只好作罢。
萍、浏、醴起义被镇镇压后，黄兴与孙中山又在华南沿海和沿边地区连续发动了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马笃山起义和云南河口起义。为配合这些武装行动，覃振1908年奉孙、黄之命潜回上海，拟联合各省党人子长江中、下游同时并举。讵料清吏预悉其谋，行抵长沙时即在连升街客栈被捕。清吏严刑逼供，迄无所获。判以终身监禁系狱长沙，后转押其家乡桃源。壮志未酬而身陷囹圄，覃振不免伤时感旧，曾在狱中赋诗以明心志：“十五离家仗剑游，雄心辜负少年头。误来古洞避秦劫，忍向新亭泣楚囚。壮志未酬海国梦，伤时感旧故国秋。渔樵莫话当年事，山自青青水自流。”覃振不愧是黄兴、宋教仁的战友，非人的铁窗生活并没有使他颓废屈服，而是利用机会与革命党人蒋翊武、刘复基等取得联系，分析时局，发抒己见。他对外界情况了如指掌，如黄兴亲自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失败，他同海内外同志一样，“莫不吞声饮泣，悲愤万分；因为这次的大举，预备很久，经费由海外华侨募来者，为数甚巨，较之以前十余次之起义，准备实为雄厚，然而结果我们的精锐干部牺牲大半矣！”深为革命失利受挫而痛心疾首。
武昌起义后不久，长沙亦举义旗，覃振方结束了3年监狱生活前往长沙。不意焦达峰，陈作新被变兵杀害，他在新军中“痛苦陈词，大局始平。”
为扑灭革命烈火，清军大举南下，武昌形势十分严峻。黄兴抵鄂，犹如给革命军注射了一剂兴奋荆，大大地振奋了人心军心。事隔30多年之后，覃振在他的回忆录中还以无比欣慰的笔调追述当年情景：“幸而这个严重关头，而我们的革命军总司令黄克强先生由沪来了。大家见面，真不啻从天而降！”黄兴登台拜将，“军乐齐奏，革命军万岁之声，响彻霄汉。”黄兴当即发号施令，调兵遣将，使得革命军“阵营一新，士气大壮！”字里行间，洋溢着对“革命军总司令”的崇敬景仰之情。
尽管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及其他种种原因使战局失利，汉口、汉阳相继失陷，黄兴被迫离汉赴沪。但覃振对黄兴保卫武汉所作的贡献给予极高的评价：“我们回头想一想：从辛亥八月十八日起至民国成立之日止，经过两个多月，这前一个月较后一个月犹为艰难。假如我们不能争取半月的时间，湖南的援兵就不能赶到；不能争取一个月时间，那四川、广西、云南、贵州、江西，就不能光复；不能争取一个半月时闻，长江下游发动就来不及；这时间争取太可宝贵了。”又说“可想见这革命基本力量，如何才能把握得住；革命动荡的时间，如何才能够争取得久；这不是容易做得来的！”显而易见，这把握革命基本力量、稳住阵脚争取宝贵时间的殊勋，应该归功于以黄兴为首的两湖革命党人。
嗣后，覃振以湘、桂联军督战官率队驰援武昌。他曾投刺求见胡瑛，谁知这位已任外交部长的老友“官样颇足”，“延入客厅，久不出见”，竟操着官腔道：“理鸣来得太迟。本部现无好缺，只有鹦鹉洲一驿站，有马两匹，尚未委人看管，事也清闲，愿屈就否？”覃振“一笑而出”。后任湖北军政府秘书，协助谭人凤、蒋翊武等部署大江南岸防御事务。他支持黄兴、宋教仁攻取沪、宁的计划，曾派遣桃源人罗寿亭潜入南京，策动沪宁路工首领、桃源人许殷爵率路工配合起义新军第9镇攻城，并策动桃源漳江书院覃振同学、时任江南模范监狱科长的田仲甫纵狱囚800余人为内应，“嗣江浙联军赶到，遂定南京。”
是年12月初，“先后集于上海各省代表已有十七省之多，便开会推克强先生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迎黄赴宁的代表曾数度往来沪宁之间。”黄兴坚持原则，维护团结，“屹不为动，婉词拒之”。最大理由就是说：本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已有电来，由伦敦启程返国。这等大事，应待总理归来决定。覃振高度赞扬黄兴这种“精诚团结、大公无我”的精神是辛亥革命能够胜利的“关健。”旋受鄂督黎元洪和湖督谭延闿委派，覃振以两湖代表身份赴南京，协助黄兴、宋教仁组织南京临时政府，当选为临时参议院参议员。1913年正式国会成立，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与黄兴、宋教仁一道为民主共和继续奋斗。
“宋案”发生后，覃振痛失良友，悲愤填膺，强烈要求政府当局“彻底追究主谋，明示天下，借正人心。”当“宋案”大白于天下后，他离京赴沪，力主武力讨袁。“二次革命”失败，“振欲挺身刺袁世凯”，考虑到这种方式不妥，“黄兴等力阻之，乃再赴北京，入众议院，极力弹劾，袁世凯严缉。”在友人的劝告和帮助下，覃振遂由天津乘轮浮海，三度亡命日本，与黄兴等人一起流亡海外。
孙中山总结失败教训，“非欲雪癸丑之耻，实欲竟辛亥之功，”于是在东京组设中华革命党。由于政见分歧，黄兴、覃振等人不同意中华革命党服从中山个人和入党要“打指姆印”的办法，因而没有参加。包括覃振在内的一些政治态度倾向于黄兴的原同盟会、国民党军事将领及国会议员，另组“欧事研究会”，“拟公推克强为领袖”。事态发展，革命阵营面临严重分歧。黄兴“为避免党内纠纷，决计到美国游历”。覃振与大部分“欧事研究会”同人逐渐认识到革命组织必须团结，不可分裂。覃振首先加入中华革命党，主张解散欧事研究会。在他的“力促”下，李烈钧、周震麟等人也陆续加入中华革命党。“中山先生大为嘉慰”，委任覃振为中华革命党湖南支部长。从此两派“革命同志皆能蠲除成见，又复团结在中山先生统一领导之下，继续共同进行艰苦的革命斗争。”
1916年黄兴以积劳成疾，英年早逝。覃振追忆师长与战友，悲悼不已，追随孙中山完成黄兴未竟遗愿。黄兴曾为覃振手书条幅：
“西风肯结万山缘，
吹破浓云作冷烟。
匹马径寻黄叶寺，
雨晴稻熟早秋天。”
覃振视为至宝珍藏。徐宗汉创办南京贫儿教养院，覃振提议改为“强儿院”，寓纪念黄兴“及培养强毅精神之意。”1934年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中全会。大会根据张继、覃振的临时动议，决定以每年10月31日为黄兴逝世纪念日，以表彰这位“革命军总司令”的丰功伟绩。
覃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虽然走过一段弯路，是“西山会议派”成员之一，但他较早省悟，晚年为国家民族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1947年病逝后，归葬长沙岳麓山，与其终生崇仰的战友黄兴同眠一陵。九泉之下，当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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