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革命宏略在于对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总体构思和战略部署，黄兴则是着重于在宏观运筹之中把孙、黄二人的革命方略一一付诸具体实施。所以一般论者多称孙中山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旗手和领袖，黄兴则是革命的实践家，总指挥和副领袖。孙中山和黄兴事实上形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力量的稳定核心，在中国近代史上一直以孙黄并称。
黄兴在筹划和实施全中国的革命部署中，在一个时期内，曾大力组织和发动祖国西南边疆云南的武装起义，图谋利用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清王朝的统治势力相对薄弱、对云南的武力控制有鞭长莫及之势；同时，因此云南既邻越南、缅甸，便于革命力量出国外渗入和组织接应给养等比较有利的条件，因而可望在云南边疆首先发动武装起义，以推动全国革命。
孙中山、黄兴根据这一设想，亲自筹划和发动了1908年5月的云南河口起义，推动了同年底杨振鸿等人发动的滇西永昌（今保山）起义。此后，黄兴还亲自深入缅甸北部，考察和部署滇西的革命力量，准备从云南西部发动新的武装起义，虽然，河口起义和永昌起义都先后失败了，黄兴等人亦未能再在滇西发动推动全国的首倡性起义，但革命影响却是巨大的，它促进了云南人民的革命觉悟，使革命时机加速成熟。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给云南播下的革命火种，迅速形成了强大的革命力量，使云南在辛亥革命中，以同盟会为核心的革命力量，紧接着武昌首义即顺利发动了滇西腾越（今腾冲县）起义和昆明“重九”起义，一举摧毁清王朝在云南的军政权力，取得了云南辛亥革命的成功。
黄兴对云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促进和推动，是通过同盟会云南支部长吕志伊为首的云南革命志士们共同进行的。黄兴和吕志伊等人在云南和全国民主革命斗争中的共同战斗业绩，永垂青史。
吕志伊（1881—1940）字天民，号金马、侠少。云南省普洱县思茅镇人。先后入普洱宏远书院、昆明经正书院就读，庚子、辛丑科（1900—1901）乡试中举。甲辰（1904）经云南省考选赴日本留学，先入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班就读，190S年结业后，升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深造。吕志伊在日本留学期间，正值中国民主革命运动高涨，孙中山、黄兴等人在日本积极展开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宣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民主政治学说，吕志伊“聆其演讲，遂决心革命，矢志不移，”他如饥似渴地接受了孙中山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主革命主张。同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吕志伊和杨振鸣是云南留日学生中最先入盟的两个同盟会员。吕志伊从此走上民主革命道路，在孙中山、黄兴领导下，和黄兴携手共图云南和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吕志伊遵照孙中山和黄兴的指示，首先积极为发展壮大同盟会革命组织而努力。云南籍同盟会员成立云南支部，吕志伊被推选为支部长，后又被选为同盟会总部评议，他即以云南支部为中心，广泛开展革命活动，大力发展同盟会员，“自丙午（1906）至戊申（1908），由其介绍入党者，先后达百余人”。
1906年（丙午）1月，孙中山、黄兴在东京约请吕志伊、杨振鸿、李根源、罗佩金、赵伸等五人会商，建议云南支部创办革命刊物。孙、黄向云南党人指出：“云南最近有两个导致革命之因素：一件是官吏贪污，如丁振铎、兴禄之贪污行为已引起全省人民的愤慨；另一件是外侮日亟，英占缅甸、法占越南，皆以云南为其侵略之目标。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凭陵之下，易于鼓动奋起，故筹办云南地方刊物为刻不容缓之任务”。吕志伊等人热烈响应孙、黄号召，积极进行筹办云南革命刊物的活动。同年4月，同盟会云南支部即成立了“云南杂志社”，将社址设在东京神田区三崎町一丁的云南同乡会内，推举张耀曾为总编辑，席上珍、孙志曾为副编辑。同年10月15日，《云南》杂志创刊号正式出版问世。云南杂志以揭露清朝政府的贪污腐败、专制、卖国和帝国主义侵略云南为主要内容，宣传西方政治学说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深受云南人民的欢迎。云南杂志在云南昆明、蒙自等9个县，以至缅甸瓦城都设有发行经销点，发行量由最初的一千份逐渐增加到近万份，对启发云南人民的爱国主义和民主革命思想，起到了极大的宣传动员作用，它对云南辛亥革命的功绩是十分显著的。
在东京的同盟会云南支部，以云南杂志社为中心，积极开展革命活动。1980年（戊申）1月，吕志伊，杨振鸿等人发起举行云南杂志周年纪念，开庆祝会，会上再次提出了保卫云南路矿权利，反对贪脏卖国的腐败官僚等号召。同盟会云南支部在东京发出的号召，得到了云南人民的积极响应，推动了云南人民反对云贵总督丁振铎和洋务局总办兴禄等人受贿贪脏而出卖铁路矿山主权的斗争，最后迫使清政府将丁振铎革职和向法、英侵略者谈判收回云南七府矿权。云南人民的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革命的勇气和信心受到鼓舞，民主革命热情日渐高涨。纪念大会后，推举吕志伊、李根源主编了纪念特刊《滇粹》，用明末抗清史事，宣传民主革命思想。
孙中山和黄兴在筹划河口起义时，曾命吕志伊和东京支部成员丁石僧由东京前往越南河内商讨起义事宜。孙中山指出：“云南地当边陲，清廷鞭长莫及，但能一举拿下河口，即可进图蒙自，进取全滇。命滇籍同志从速潜入滇境，……以为接应。”1908年5月，河口起义爆发后，黄兴立即奔赴河口指挥起义军战斗，为了组织增援的基于队伍和军事物资接济，当他折回河内时，不幸被法国殖民当局拘捕于老街途中，并强迫遣送出境。河口起义军由于失去了统帅、丧失战机及敌我力量悬殊等原因，起义功败垂成。黄兴亲自指挥河口起义战斗，在云南人民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促使云南的民主革命思潮更加迅速地向前发展。
河口起义消息传到日本，云南杂志社又获悉清政府电巴黎公使商借安南法军镇压起义。吕志伊、杨振鸿等人以同盟会云南支部为核心，立即发起召开“云南独立大会”于东京锦辉馆，声援黄兴等革命党人在河口的起义战斗，声讨清政府“宁赠发邦”，引狼入室的卖国罪行。商学各界出席大会者约近万人，会上响亮地喊出了“云南独立”的口号，发出呼吁文告，宣布：云南“与清政府断绝关系”，以“云南独立，即为成就中国独立之基础。”会上还为河口起义军展开募捐活动，许多爱国者和侨胞慷慨解囊相助，当场即募集捐款千余元，河口起义的巨大革命声势，广泛传播到国内外。
黄兴鉴于河口起义失败，深感培养造就军事人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仍注重训练党员之军事学识”。与此同时，吕志伊又收到杨振鸿从缅甸来信，建议对在日本的革命党人进行军事训练，为武装起义培养骨干。于是，志吕伊商得黄兴、刘揆一的同意，在1908年暑期中，利用刘揆一、孙武、李根源、赵伸等人在东京组织的“大森体育会”名义，开办军事训练班，对革命党人讲授军事学，并进行军事演习等实地训练。黄兴亲自主持讲课和演习，并聘请日本军官参加训练，使许多未能进入军事学校和河口等处起义后流亡日本的革命志士170余人学到了军事知汉和技能，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辛亥革命中著名的军事活动家。
河口起义和永昌起义相继失败后，黄兴、吕志伊等人仍力图继续发动滇西地区的武装起义。在此之前，革命志士秦力山等人曾在1905年由缅甸进入滇西边境干崖（今盈江县）地区进行革命活动；1908—1910年间，杨振鸿、居正、吕志伊等革命党人先后到缅甸仰光创办《光华报》，建立同盟会组织，并反复深入滇西边境，考察社会情况、联络反清志士、发展革命力量。1910年10月，黄兴应吕志伊等在缅甸同志的邀请，偕赵声一道，由香港到达仰光。“时（黄）兴以粤中党人，元气大损，拟改从缅甸入云南，联络云南军队举义。”吕志伊陪同黄兴到皎墨，与旅缅侨领滇籍商人寸尊福会晤，经黄、吕做工作后，寸尊福表示热心支持革命，愿资助数万元作为滇西起义的军饷。吕志伊还陪同黄兴深入到邻近滇西南的缅甸腊戌、麻栗坝等地调查和筹集经费。黄兴在仰光得知杰出的滇籍革命志士张成清，被缅甸的英国殖民当局杀害于缅茅地方，黄、吕即前往缅茅访求张成清遗骸或墓地，但未能寻获而返。当时，缅甸人以貌产为首的民族抗英势力正掀起反英斗争，英国殖民当局在缅甸实行军事戒严，前往滇边的通路受阻，黄兴、吕志伊等被迫返回仰光。在此期间，英国侵略势力又发动了军事侵占我国云南领土片马（今属怒江州沪水县）的事件，云南和全国许多地方都函电抗议和声讨英国侵略者，中英关系和滇、缅边境形势骤然紧张。此时，革命党人通过暹罗（今泰国）华侨为云南起义运送的武器又被当地政府扣押。在此形势下，黄兴、吕志伊等人力图通过缅甸发动滇西起义的条件已暂时受阻。黄兴和吕志伊在缅甸进行的革命活动及对滇西边境的形势考察后，结论是：“审察滇边形势，谓其地交通困难，经营十云南不如一广东”。他们有鉴于此，“因改前议，决仍依孙总理计划，集中全力举义于广州，而各省响应。”
当时，孙中山在南洋，乃邀集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人，于1910年11月13日在槟榔屿举行会议，孙中山指出：“云南辽远，足资控守，而不利于进取。以言地势，究不若广东之可战可守。且经营滇事，皆须草创，运输军械，甚感困难，亦不若广东之有屡次经验，而可驾轻就熟”。黄兴、吕志伊等人接受孙中山主张，“乃决计图粤”
黄兴、吕志伊等革命党人以缅甸为活动基地，力图在滇西地区发动武装起义，以影响和推动全国反清革命的努力，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他们在居正、杨振鸿等人开创的基础上，在缅甸的许多城市建立和健全了同盟会组织，把革命力量扩大到缅甸各地，使缅甸成为中国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基地和革命力量的联络基地之一。吕志伊承继居正、杨振鸿在仰光主办的《光华日报》，“专灌输民族主义于南洋各地华侨，于是，党人在西徼以外之势始立”，同时，他们大力支持、帮助激进的革命党人黄毓英、杜韩甫、何畏等人往返于滇西边境地区，联络反清志士，发展革命力量，在滇边重镇腾越（今腾冲县）、永昌（今保山市）、及傣族土司地区干崖、盏达（今盈江县）等地，发展了许多同盟会员，在腾越建立了以张文光为首的同盟会组织，把滇西地区的革命工作和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的任务，“交由张文光与当地同志负责进行”，使民主革命的烈火在滇西各地越烧越旺。当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以张文光为首的腾越同盟会组织，联合当地新军和巡防军以及会党中的革命党人，于1911年10月27日发动武装起义，（早于省城昆明三天）一举取得了腾越起义的顺利成功，并迅速进军夺取了云南西部各地的政权。滇西地区能够形成如此强大的同盟会革命力量，并迅猛地一举取得革命的胜利，黄兴、吕志伊等人在滇缅地区进行的革命思想传播、组织和发展革命力量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黄兴在武昌起义之前，对云南已积聚的革命力量和形成的革命形势，仍有很高的估价，始终对发动云南的武装起义抱有很大希望。据谭人凤记述，黄兴在武昌起义前夕还邀约他同赴云南：“1911年9月21日（七月二十九月）入虹口筱崎医院，……时克强亦有电至，并电汇三百金，约余同赴云南”。黄兴在1911年10月5日（八月十四日）写给冯自由的信中亦认为：“至滇之一方面，若欲急办，尽可办到，以去年已著手运动，军界、会党皆有把握，有2、3万之款即可发动”，但他也估计到云南是英法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势力范围，邻近其缅越殖民地，有受到外敌干涉的危险，他说“然此方面难望其成功，以武器甚少，不足与外军敌也。滇为蜀应则有余，为自立计则不足，……是以弟等尚未能决其如何办法，专待蜀事得有确信方敢为之也”
1911年春，根据槟榔屿会议决定，黄兴转回香港，通知南洋各地的重要骨干党人向港、穗集中，准备发动广州起义。黄兴、赵声等人在香港设立了起义指挥饥关“统筹部”以部署起义行动、黄兴被举为统筹部部长，他最初计划组成三军，攻取广州。吕志伊奉黄兴之召，由缅甸来到香港，并受命负责为起义军起草檄文、文告、法令及保管印信、密令等机要工作。临近起义发动之前，吕志伊奉命进入广州，住在沙面，听候调遣。“三·二九起义”出人意料地失败了，吕志伊悲痛万分，恨不能血洒战场，为革命捐躯。他后来在追忆这一伟大斗争时写道：
救国身膏斧锧甘，同盟后死每怀惭。
萧何不事收图籍，烈士应增七十三。
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英勇战斗和牺牲精神，却使吕志伊增强了革命必胜的信心，更坚定了革命的意志，决心为革命的胜利战斗到底，他又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半生徒抱澄清志，九死偏留肮脏身。
九州以外环瀛海，我更长征瀛海涯。
广州三·二九起义失败后，黄兴在香港养伤期间，吕志伊和另一些革命党人来到上海，他为上海《民立报》担任撰述，继续进行革命宣传，动员人们准备迎接新的革命到来。在此期间，吕志伊和宋教仁等人一起加入了陈巢南、柳亚子等人创建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同时从事革命文学活动。
黄兴在发动广州三·二九起义之前，为组织各省响应和支援广州起义，并用广州起义带动全国的革命。在辛亥正月间，“使谭人凤至长江沿岸各省进行军事运动，准备于广州发难时，由苏、浙、赣、皖、湘、鄂诸省纷起响应。”潭人凤受命后，于1911年2月至5月间，两度前往上海、南京、湖北、湖南等地联络革命党人，布置湘、鄂，沪、宁等处党人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作好起义准备。5月，潭在武汉把孙武为首的共进会，蒋翊武为首的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联合起来，初步形成了“湖北中部同盟分会”。对湖南亦通过焦达峰等人作了组织准备；对江两、安徽、南京亦通过当地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做了迎接和响应起义的安排。
谭人凤在长江中下游各省做了大量工作后，于19l11年7月回到上海，与宋教仁、吕志伊等人商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嘱钝初（宋教仁）草定中部同盟会简章，分总务、党务、财务、文务、评议五部，假四川北路湖北小学开成立会，到会者二十余人，公推宋钝初、吕天民任文务，杨谱笙、潘祖彝任财务，余（潭人凤）任党务兼司联络军界事，总务部则虚其位以待贤能。部务取合议制，凡事须经评议后始执行，陈英士、范鸿仙、潭价人、谈宅赐等，皆被举为评议员入会参议，推余为议长”。接着，在中部同盟会推动下，南京支部等同盟会分会相继成立。在中部同盟会的大力工作推动下，长江流域各省的革命形势发展十分迅猛。四川保路运动高涨，并发展成为反清革命运动；陕西的革命运动也日渐高涨；特别是湖北的两大革命组织联合以后，以武汉为中心的革命时机已经接近完全成熟，同盟会中部总会的领袖们“益信天与人归，时机已至”，“湖北同志猛勇进行，大有一日千里之势。”9月中旬，湖北分会派遣居正、杨玉如前往上海，向中部总会报告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等情况。谭人凤、宋教仁、吕志伊等人紧急商议后，决定请黄兴急回武汉主持指挥起义，即派遣吕志伊持函由上海前往香港，请黄兴北行，共图大举。吕志伊和刘芷芬于1911年10月2日（八月十一日）抵达香港，向黄兴报告了情况和商议后，黄兴毅然同意回鄂主持武汉起义。他于第二天复函中部会总，赞同对武汉的部署。黄兴在复函中称：“初念云南方面较他处稍有把握，且能速发，于川蜀亦有犄角之势。及天民、芷芬两兄来，始悉鄂中情形更好，且事在必行。弟敢不从公等后以谋进取耶？！”
吕志伊由沪赴港之前，时值云南同盟会支部领导人之一、时任云南新军标统的罗佩金被派遣到上海购置军械，“志伊与商定回滇进行计划，并密告同盟会中部总会机关，筹画长江各省实况。”嘱咐云南同志迅速准备，以策应湖北方面的起义。吕志伊在香港和黄兴晤商后，黄兴决定北上，同时要求南方各省作好准备，届时发动，互为声援。吕志伊又从香港再次致函云南同志黄毓英、杜韩甫等人，促其加速起义的准备。吕志伊经商议即决定，由香港返回云南。黄兴、吕志伊正在香港积极准备动身，正待启程，武昌起义的消息已传至国内外。10月11日，黄兴接宋教仁电，促黄急返沪共商一切。10月12日，湖北军政府急电请黄兴、宋教仁、居正等赴鄂，并请电告孙中山回国主持大计。黄兴即于10月17日由港启程赴沪，24日抵上海，28日抵武昌，被推举为国民军总司令，第二天即亲赴前线指挥起义军战斗。
吕志伊在香港和黄兴分手后，取道越南由滇越铁路返昆明，当他刚进入滇境河口时，云南省城昆明，由同盟会革命党人和新军协统蔡锷指挥新军发动的“重九起义”（九月初九，即1911年10月30日）已经顺利成功。吕志伊没有赶上昆明起义的时机，未能直接参与云南“重九起义”战斗，但他对云南辛亥革命所起的作用和作出的贡献是重大的。云南起义领导人之一李根源先生认为，他对云南革命，是“夫种之必生，炊之必熟，必然而无疑者。”
云南以蔡锷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成立后，吕志伊被任命为都督府参议，参与了新政权最初的决策等事宜。接着，起义各省派代表到上海共商建立革命的中央政权等建国大计，吕志伊被推举为云南都督府全权代表，赴沪参加南方17省代表会议。12月29日，各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1月3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孙中山任命黄兴为陆军总长，同时任命吕志伊为司法部次长。黄兴、吕志伊等革命党人竭尽全力为最后推翻清王朝和巩固南京革命政权而共同斗争。当时，司法部总长伍廷芳，作为南北议和代表在上海和淡，不能主管部务，司法部工作由吕志伊主持。南京临时政府的司法工作在吕志伊主持下，制定了一系列巩固革命秩序和有利于发展民主政治、经济等等法律条令，为革命作了新的努力和贡献。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辞职，中央政权被袁世凯篡夺，吕志伊等人随孙中山由宁赴沪。吕志伊在同盟会机关部担任副部长。同年8月，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共和实进会、国民实进会、国民公党等组成国民党，推举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为理事。吕志伊奉孙中山之命，赴南洋、缅甸等地筹组国民党海外支部；同时，受云南军政府的委托，在南洋华侨中动员侨商集资回国发展云南实业。
1913年，吕志伊当选为国会参议院议员，在国会中和国民党议员一起共同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与卖国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2次革命失败后，吕志伊由北京南下上海，从事反袁斗争。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为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统治，继续为民主革命而斗争。当时，黄兴虽不同意中华革命党的组织办法，去到了美国，但坚持为恢复共和民国、完成民主革命的信念和主张仍然和孙中山一致。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败露后，黄兴和孙中山虽然各在不同的异国他乡，却同时发起了打倒袁世凯称帝的斗争。黄兴当时积极动员海外各地的革命党人支援和参加起义讨袁的护国运动。1915年12月14日，黄兴致电各国驻华公使，反对袁世凯称帝，决心为保卫共和民国而战。在此同时，黄兴先后致电在南洋等地的革命党人李烈钓等人，促其入滇发动讨袁。在黄兴的动员和敦促下，李烈钧、方声涛、程潜、熊克武等一大批重要的革命党人先后进入云南，推动唐继尧加速发动武力讨袁。云南起义的当天．唐继尧亦函告黄兴，请他“共襄义举”，“祈大展伟抱，宣扬正义”。
当孙中山派遣朱执信、居正、陈其美、于右任等人分赴广东、山东、上海、陕西等地组织中华革命军发动武装讨袁时，吕志伊向孙中山提出：“滇、川、黔三省，本党忠实同志极多，且属边远，袁之势力不及，尚易着手，拟前往活动。”孙中山同意吕志伊的建议，即派他“赴云南工作”。吕志伊于1915年春回到云南后，在滇军中积极进行反袁活动，发展中华革命党党员，使“滇军干部如邓泰中、杨蓁、田钟谷、李文汉、李植生等，黔军中干部如吴传声、熊其勋、彭文治等，均联合一致，决心讨袁”。滇军官兵普遍反对袁世凯称帝，坚决捍卫共和民国，为云南发动护国起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护国讨袁战争得以在云南顺利发动。
在护国运动中，黄兴积极策划和奔走呼号于国外，使许多在二次革命后与孙中山一度疏远的革命党人，又团结到护国讨袁的革命旗帜之下，并直接加入了讨袁战争。吕志伊积极活动于云南军中及政界，使滇军中实力派起而推动唐继尧一致讨袁。黄兴、吕志伊两人都在为捍卫和恢复共和民国的战线上，为护国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护国运动是黄兴、吕志伊携手革命以来，共图南疆的最后一次成功的共同战斗。他们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再—次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