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湘地灵，经由近代民族忧患意识滋育而大步走出的一群群英才，比肩鹊起，叱咤风云，引人瞻目。黄兴和章士钊，秉着躬行实际、与世无争的操节，武略文韬，相互映衬，在推进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漫漫征途上，留下了一串串导人深思的足迹。
初交两湖书院
黄兴比章士钊（1881—1973）大7岁，两人的祖籍同隶湖南善化，今属长沙县；又都出身于“耕读之家”，黄氏家境稍稍宽裕，章氏生计颇显清贫。在幼年及至青年启蒙的岁月里，他们就塾及蒙师各异，但“‘三字经’，完读‘学而’，”——习四书五经、修词章以应帖括之塾学的内容和方法是如出一辙的。
黄兴的“远祖在清初曾写过遗书，要黄氏子孙永不出仕清朝”，黄兴继承遗训，自尊自爱，15岁自订《规例》，自勖珍惜时间，不说空话，认真读书，为人真诚坦白。他18岁时，曾应县考，未第，19岁至23岁在长沙城南书院读书，此间考中秀才。他怀着“一第岂能酬我志”之抱负，在求学中不自满自足，更加奋发上进。时张之洞督鄂，于武昌设立两湖书院；黄兴以成绩见优，1898年被遴选至武昌两湖书院深造。
章士钊17岁为生计所迫，曾一度有过“少为童子师”的经历。1901年，在其大姊的资助下到武昌求学，因贻误自强学堂招考日期，寄读于两湖书院，与同乡黄兴同住一斋，两人遂得以初识，并成为知交。这一年，黄兴27岁，章氏则正值弱冠年华。
两湖书院是张之洞在教育事业上尝试“中体西用”思想的试验场。书院的学习内容一改“儒学独尊”旧规，增设天文、地理、算学、经济学等新科目，打开了吸收外来文化的窗口，把学生的眼光从旧学的故纸堆里引向自然、社会和现实人生，开启了从空疏无用到尚实尚新、经世济民的风气，黄、章于两湖书院初交期间，正值戊戌维新思潮鼓荡和激发国人奋起救亡图存之时，唤起国人尤其是青年学子开始把目光移向风行民主政治的西方，希望从学习和了解西方的过程中，寻找一条摆脱危亡，把中国引上繁荣兴盛的救国之路。黄氏于“课程余闲，悉购西洋革命史及卢梭《民约论》诸书，朝夕盥诵”，初步接触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民主思想。从此，以“投笔方为大丈夫！”的笔铭自励，在思想上埋下了投笔从戎、武装反清的种子。
求知欲与求新欲自然也导使年轻的章士钊开始对专制统治的不满，渐次萌发了反满思想，开始注意寻求富国强兵之策。适时人多以从戎救国为职志，章氏遂于1902年春东下南京投考江南陆师学堂。他以“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为题作文，伤时切弊，辞趣妙敏，博得学堂总办俞明震的赏识，被录选入学。章士钊由此开始了“废学革命”的旅程。
黄、章初交于两湖书院，还只是一般关系。据章回忆：“吾初识克强，不过同舍嬉游而已，彼此并无所体会”。此中原因很多：一是时间短暂，二为当局镇压了自立军起义之后防范较严，其三可谓最要者，即黄章当时的思想似乎只是情感上的反满情绪较盛，而理性上的反满革命意义尚未明朗。纵然如此，既有相识，又有求知、救亡的意向为思想纽带，这便为以后志同道合，并肩战斗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谋组华兴会
1902年5月黄兴以优异成绩被选派往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被推为中国留学生会馆评议员。在日本，他与杨笃生等创办《游学译编》，热心于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民主学说的介绍。1903年4、5月间，黄兴与留日学生500多人在东京举行拒俄大会，声讨沙俄侵略罪行，并组织130多人的拒俄义勇队，准备赴东北前线开展抗俄斗争。由于为清政府所梗，乃易名为军国民教育会，联络爱国青年，密谋革命。“各会员以满奴甘心卖国，非从事根本改革，决难自保，于是纷纷归国，企图军事进行”。6月4日，黄兴以军国民教育会运动员身份，怀着联络两湖志士，策动反清革命的大志，登上日轮，乘风破浪，向上海进发。
黄兴可能未想到——酿成于东京的拒俄运动的怒涛，已如翻腾的巨澜，迅速跨越黄海，卷至江南陆师学堂。作为陆师“学魁”的章士钊，适时喊出了“废学救国”的口号，并与林力山率陆师退学学生30余人到上海，“蚁附爱国学社，公言革命”。在爱国学社，他们习文练武，章士钊一面担任军事教习，一面宣传革命排满，深受上海《苏报》主办人陈范的赏识，披聘为主笔。章走马上任，对《苏报》进行大胆革新，所刊文章，力主排满革命，“劝动天下造反”，痛快淋漓，令该报声名大振。其中如《释仇满》、《汉奸辨》、《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读〈革命军〉》等檄文，笔意恣酣，声容激壮，皆出自章手，传颂一时。
《苏报》声誉鹊起，很受社会各界欢迎。而清政府则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是年7月7日，《苏报》横遭查封，章士钊被指为主犯，只是由于经办此案的江苏候补道俞明震处事开明，又是章的老师，章才得以幸免。此间，他将日人宫崎寅藏的新作《三十三年之梦》节译出来，改题为《大革命家孙逸仙》，以黄中黄的笔名发表。书中称誉孙中山为“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强调“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该书“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对帮助国人全面了解、认识孙中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黄兴归国途经十里洋场时，《苏报》正办得火热。一日，章士钊赴洋泾浜客栈，与黄兴“握手道故”。适当日《苏报》刊登有关工南陆师学堂退学事，黄兴对此事表示莫大关注，询之甚详。在此期间，由于章氏“迫于报务，与克强见面不多”，及至《苏报》被查封，章士钊即注力随黄兴从事联络志士，筹募经费和谋划组织等工作。他们一起到泰兴，拜访湘中贤达龙砚仙，又同赴南京造访江都魏光焘的儿子、由东京返国的魏肇文。经过一系列的串联筹划之后，部署略定，二人联祛回长沙，为推动革命团体的早日成立四处奔忙，1903年11月4日，黄兴与章士钊在长沙彭渊恂宅召开创立华兴会的筹备会议，同为筹备会议的十二个代表之一。会后，章士钊返回上海，黄在长沙“经始一切”。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黄兴被推举为会长。旋特设“同仇会”于湖南，用以联络湘中红帮弟兄；又设“爱国协会”于上海，杨笃生任会长，章士钊任副会长。作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爱同协会实际上是一个暗杀团，所拟的目标是行刺清廷的大吏铁良与良弼等人。是年7月，为实施华兴会于11月16日在长沙举义、各地同时策应的战略布署，黄兴亲自到上海找章士钊密商，一方面让章联络有志之士，同谋响应；另一方面，要求章士钊等在上海暗中接济。岂料长沙起义事机早泄，未经发动即归于流产。黄兴避走上海。章士钊在沪设立多处秘密机关，接待来沪的革命党人。此间，尽管章士钊对“暗杀非所笃信而专鹜”，还是参与指挥万福华行刺去官居沪之桂抚王之春的暗杀活动。可恨事败垂成，万福华被捕入狱。章士钊耽心此案累及整个革命大业，遂“密访福华于捕房，一商对簿对应如何立辞”，不幸又被侦探跟踪。结果，华兴会在余庆里的机关受牵连被抄，黄兴、张继等10余人相继被逮入狱、幸亏蔡锷、龙砚仙等人鼎力营救，章、黄不久得到保释，出狱后一道逃亡扶桑。
异域同“梦”
1905年夏，章士钊与黄兴同住东京牛込区若宫町27番地。一日，孙中山到黄、章寓所造访。章记述当时见面的情景说：“楼下席广窗明，主客失次，三人或蹲或卧，按地图，议天下大势，殊未易一二数”。这次谈话，孙、黄给章士钊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多少年后，章士钊依然记忆犹新：孙中山“辩才无碍，指挥若定，吾徒倾心折服，难以形容”；黄兴则“情异虬髯，帜鄙自树，太原真气，户牖冥濛”。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黄兴被选为执行部庶务，辅助总理孙中山工作。孙、黄曾劝章士钊加入同盟会，章婉言谢绝。孙、黄又托章炳麟、孙毓筠劝章士钊入盟，章仍不从。其因由为章目睹日本明治维新获致进步和繁荣，尤对教育促进社会进步的认识殊深，他忆及两年来的革命生涯，认为自己“才短力脆，躁妄致敌”，连累同事被捕，于心不安。“加以未达壮年，了无学殖，人众茫然无主，事到不知所裁，眼前失机犹小，将来误事必大；愿假数年之力，隐消大过之媒，际兹大党初建，应以分工为务，量其才力，资其性分，缓急文武，各任所宜”。爰是，他一改原来的“废学救国”而为”苦学救国”，决心刻苦攻读，打下坚实基础，以求日后从事文字鼓吹工作。章炳麟、黄兴二人见规劝无效，便采取强制手段，把章士钊“诱至一室，劫之以势，非署名不能出庐室一步，如此持两昼夜”，结果还是于事无济。黄兴见事成僵局，十分体谅章之“本怀”，出面圆场：“敢证忠纯不二，听凭自择，众亦释然”正可谓：同盟会旗鼓大张之日，正章氏“闭户自精”之时。
章氏虽然在组织上未能加入同盟会，但黄兴始终把他看作革命队伍的一分子。事实土，章士钊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为配合同盟会的“文字收功”大业做了许多工作。1907年，章士钊自费留学英国阿伯丁大学政法系期间，写过不少介绍西方政治学说以及评论国内政治的文章，以秋桐笔名寄回北京《帝国日报》发表。武昌起义之后，章士钊考虑到国外舆论将会对国内的革命形势产生重大影响，“即择其议之袒己者通电《民立报》，以安吾军心，主旨即在证明革命不足召瓜分之理。自后一日一电，或一日数电，如是者月余”，对鼓舞革命士气起了积极的作用。宋教仁曾按期将章文剪贴成册，“以时考览，藉明宪政梗概”。民国建元，章士钊的这一巨册政论文章，对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临时约法”，曾超了一定的参考作用。
武装斗争，是同盟会的一项重要任务。辛亥武昌起义前的西南边陲的几次武装反清起义，黄兴几乎无役不从，而且总是身先士卒，视死如归。1908年的钦州起义，黄兴以“二百人出安南，横行于钦廉、上思一带，转战数月，所向无前，敌人闻而生畏，克强之威名因以大著”。武昌起义以后，黄兴领导和指挥了汉阳保卫战，为革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促进了各省的反清独立，迎来了清王朝的覆亡与民国的诞生。
章士钊对同盟会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不仅非常赞同，而且称颂有加。在《沈荩》一文中，他写道：“吾闻之，在海外谈革命者万人，不如在本国谈革命者得十人；在租界谈革命者千人，不如在内地实行革命者得一人”。黄兴就是这样一位立足国内现实，敢于冒险犯难，深入虎穴，百折不挠，至死不渝的英雄。“黄兴本一书生（按：黄兴本人也称“兴湘上书生”），以战术绝人誉之，此诚阿附之言，然其能以死报国，义勇盖天下，则神人之所共信”。黄、章二人虽然天各一方，但是为了追求共同的理想——推翻专制政治，创立民主共和政体的心是相通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二人武略文韬，都在各自的时空中做出了贡献。
值得特书一笔的是，黄兴和章士钊对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共同重大建树，是他们都对促成孙中山领袖地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章士钊早在1903年将《三十三年之梦》节译出版面世的《大革命家孙逸仙》，从舆论上造成了孙中山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领袖地位的声势。而黄兴率华兴会的骨干同孙中山创建同盟会，更是为同盟会的成立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在同盟会几次大的政见分歧风波中，黄兴识大体，顾大局，自觉地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使民主革命的航船得以在孙中山的领导下顺利行进。武昌起义胜利之后，他力辞不就任大元帅，等候孙中山回国，共商国是，最后促成了孙中山出任第一届临时大总统。
道谋共和业 反袁照肝胆
辛亥武昌城头的枪声，敲响了清王朝覆亡的丧钟，也召唤着海内外的志士英豪。时孙中山回国途经英国，希望章士钊能回国参加革命。章士钊当时正攻读硕士学位，离结业不到一星期，于是毅然停学就道，“废卷东驰，涉冬抵宁”。对于章的归来，黄兴等人非常高兴。一日，黄询章道：“各部长官，多久旷未到，君一试何如？”意欲让章出任南京临时政府之一部部长。但章执意要干他的老本行。未几，受黄兴、于右任之邀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的主编，兼任江苏都督府顾问。
章士钊上任之后，大声疾呼：报纸应该言论自由，不受政党干预。他认为办报的方针应以中庸之道进，“务持独立二字不失”。因此著文论政，往往不顾及同盟会的声誉而直书自己的政治主张。其“毁党造党说”因此而名震一时，也因此受到同盟会部分同仁的责难，至谓党报奈何用此非党人士来主持？章士钊因为受到责难，遂提出辞职。黄兴、于右任感到很为难，一方面尽力说服党内同志，一方面竭力挽留。最后，章坚辞不从，另办《独立周报》，事情才算了结。
民国初立，革命党人内部政见分歧，给予袁世凯以可乘之机。当章士钊与革命党人有隙之时，袁世凯利用章之妻吴弱男是吴长庆孙女（吴长庆曾负袁世凯“教养之责”）的特殊关系，极力对章进行拉拢。一次，袁对章说：“君自家人，有所见，恣言毋隐”，表示愿送章一座房子，让章的家眷移居北京。开始，章士钊怀着“看看形势”的心态进京，不久章士钊与“袁迹日亲，稍稍预袁秘事”。适吴弱男从南京来电，谓“革命党不得自污为裙带官”，促其南归。章本无心仕宦，北大校长之职虽早发表，而他坚辞不就。及至宋案发生，举国震惊，袁世凯“竟以宋案凶手归克强”相告，章“大忿，不对而出”。随即径往上海，与孙、黄一道揭起反袁大旗。
章士钊由北京到上海，先谒黄兴，询问在军事上作何布署，黄兴显得“气不振”，认为袁世凯“专横诚有之，称帝却不敢”。对于“大借款”，则态度强硬，先后发表了四五个义正词严的通电表示反对。
袁世凯步步紧逼，下令免去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都督职，同时遣重兵南下，把革命党人逼上了悬崖。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反袁“二次革命”因之匆匆揭开序幕。此前，章士钊以惊人的胆略第一个起草了《讨袁通电》，嗣后，受孙中山、黄兴之命，劝说岑春煊、黎元洪联合讨袁。与岑的面晤颇有成效，与黎的会谈却毫无结果。当黄兴以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驻南京督战时，章士钊即以讨袁军秘书长之职，随黄兴至江苏都督府谋事。在南京，章士钊受黄兴愿为孙中山替身的肝胆所感动，墨蘸热血，笔下流情，特为黄兴拟就一则反袁通电。文曰：“兴一无能力，尚有心肝，此行如得死所，乃所尸祝。若赖祖宗之灵，民贼一去，即当解甲归田；国中政事，悉让贤者。如有权利之想，神明殛之”。这一电文可谓肝胆相通的写照，不知拨动了多少国人的心弦。黄章坐镇南京，促使了南京程德全宣告独立，可惜支撑不久便告夭折。
盛年益相知
“二次革命”失败，黄兴与章士钊重履亡命日本之途，但他们始终未放弃反袁斗争。1914年春，黄兴在东京创办“造然庐”，旨在研习军事，明耻教战；又设立政法学校，意欲培养政治建设人才，为日后“卷土重来”，重组革命政权做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的准备。在黄兴等人的支持下，章士钊于1914年5月在东京创办《甲寅》月刊，自任主编，从舆论上为再起革命做准备。《甲寅》“旨在讨袁”，持论严正，颇为时论所重。当时的著名政论记者黄远生对章赞语不绝：“以今日号称以言论救世者，惟足下能副其实”，誉章为“一大改革家”。杨怀中读《甲寅》后，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阅秋桐诸作，觉均有长进”，“秋桐的好同恶异为社会种种罪恶之原因，尤有所见”云云。
1914年夏，孙中山在东京筹组“中华革命党”，谋划第三次革命，决志“非去袁不可”。孙中山强调“此次重组革命党，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黄兴因不同意党员服从党魁一人和中华革命党入党的形式，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但他又不愿损坏孙中山的威信，于6月30日离日赴美，宣传反袁。临行前，黄对孙中山说：“弟并未私有所标识，以与先生异”。有人劝黄组织新党，他严词拒绝，认为“党只有国民党，领袖惟中山，其他不知也”。章士钊与黄兴有同感，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于同年8月加入“欧事研究会”。欢事研究会从酝酿到成立，以及对时局采取的方针，均由该会会员函告黄兴，征询黄兴的意见。黄关于坚决反袁，“稳慎”从事的思想成了该会的基本方针。由此可见，黄、章在反袁问题上看法是基本趋同的。
黄兴远隔重洋，在着力宣传反袁的同时，十分关注国内的反袁斗争，一直与国内反袁同仁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先是函示同仁协助蔡锷从北京出走，赶赴云南；护国战争爆发后，他迅即电促柏文蔚等在南洋筹款，接济云南护国军；又密令刘揆一、居正等联合北方同志，“图谋直、鲁革命，以响应南方”。其后，黄兴受孙中山及国内同志之邀，由美转日返沪，准备直接参加反袁斗争。岂料，天不假年，袁世凯暴死后仅4个多月，这位为民主革命奋斗终身的革命元勋，溘然仙去了。章士钊也于1916年由日本回国，出任广东军务院秘书长，运筹帷幄，致力讨袁事宜，直至袁逝世。
人际间的真诚理解并不一定与相聚时间的多寡成正比。黄兴与章士钊之间的亲密合作，坦诚相见，相互理解与信任委实可成为后辈人的风范。当章士钊受禁闭仍拒绝加入同盟会时，黄兴明其“本怀”，“听其自择”；后主《民立报》受人指责时，黄兴晓其“性愎”，“不欲相强”，用心可谓良苦；二次革命，章士钊往说岑春煊，黄兴积极支持，“怂恿尤力”；流亡日本后，两人反袁之志未懈，“稳慎”相知，一如既往。
黄兴立身处世、待人接物所具有的高风亮节，更使章士钊唯黄为马首是瞻。宋案发，袁世凯诬陷黄兴为凶手，章大义凛然，怏然南下与孙黄共谋讨袁。先是能理解黄兴暂缓用兵，是“深悉其军力及错综之情状”不得已而为之。俟黄决志置生死于度外，亲赴南京前线讨袁，章赞誉黄之精神为“真披肝沥血，万分情迫之言，可为知己道，而难求谅于后人者也”。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认为败于“同党人心之涣”，对黄兴有所责备；章士钊则秉直对孙解释：“克强与公共事尔久，忠心耿耿，人无间言，今虽稍有痕迹，然吾敢保公有命令，彼无不从，何待有人从中牵曳为？”这些话是颇中肯綮的。
人生贵在相知，相知需要理解，而理解的前提则必具共同的思想与操行。探求黄兴与章士钊相知的原因，用章士钊发自肺腑的语言可谓恰如其份。章士钊说：
“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认为最难交者有三人：一陈独秀；一章太炎；一李根源。但吾与三人都保持始终，从无诟谇。吾答或问：吾恃以论交之唯一武器，在‘无争’二字，然持此以御克强，则顿失凭依，手无寸铁。何以言之？我以无争往，而彼之无争尤先于我，大于我。且彼无争之外，尤一切任劳怨而不辞，而我无有也。由是我之一生，凡与克强有涉之大小事故，都在对方涵盖孕育之中，浑然不觉。因而我敢论定：天下最易交之友，莫如黄克强。又克强盛德大量，固不独对吾为然也，凡视天下之人，罔不如是。视天下之人且如是，何况首领？于是吾又敢论定：人若以克强不服中山相□□者，克强有灵，必且惶恐退避，而不作一语，使言者在克强之前，化为渺小无物，不知所载”。
又曰：“克强平居自励之语，为‘事苟有济，成之者何必在我’。复举董江都之训诫，‘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我以无争往，而彼之无争尤先于我，大于我。”这是联结黄章革命情谊的思想纽带。毋容置疑，它将成为后人寻觅相知之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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