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黄兴与程潜都是湖南人，籍隶湘中偏东的长沙府，是吮吸湖湘文化乳汁成长起来的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杰出人物。
——他们生活在“清政不纲，邦如累卵”的蜩螗岌岌之世，民族矛盾、内外矛盾交相煎迫，作为年轻的血性男儿，“保邦图存”、救国救民的思想，在他们的心田里播下了生命力十分强大的种子；
——他们都接受了封建的传统教育，科举功名以图仕进的荣身之路，一度对他们有着魅人的诱惑力，黄兴22岁中秀才，程潜中秀才时才16岁；
——他们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部分的继承者和发扬者，黄兴不爱钱，不怕死，顾全大局，强调团结，光明磊落，不争权位，谦逊求实，严于律己；程潜所主所本，至大至刚，风操劲存，典雅敦厚，进退有据，过不惮改；
——他们都是职业军人，但是，黄兴“文似东坡，字工北魏”，文论纵横挥洒，气势磅礴，诗词深郁沉雄，破石惊天；程潜于中国古典经史嫡熟于胸，书法道媚飘逸，旧体诗词独擅五古，当代诗人赵朴初先生发出了“谁知三军帅，诗亦一代雄”之叹。对于“一代儒宗”、“中兴名臣”、湘军的创始人曾国藩，他们两人都表示钦佩信服（在当时的湖南知识分子中出现这种情况，是不足为怪的），作为风流倜傥的儒将，黄兴和程潜都是当之无愧的；
——1894年，湖南巡抚吴大澂率领一支摆虚架子的队伍支边参战，在中日战争中不战而狼狈鼠窜，作鸟兽散，整个甲午战争随后以败北告终；1898年，百日维新顷刻锉落，谭嗣同等“六君子”的鲜血抛洒在京城菜市口；1990年，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全面流产，唐才常等英勇献身。这一系列的事件，捶击敲打着少年黄兴和程潜的稚嫩心灵，使他们毅然抛弃了出入闱场的道路，荫发了民族革命的思想幼芽；
——1902年，黄兴受湖北当局张之洞选派赴日本学习师范；1904年，程潜由清政府练兵处选派赴日本留学。他们在日本开始认识到清朝政府的本质，而在日本学习到的西方知识，又使他们成长为一个民主共和政体的拥护者和鼓吹者，卷入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革命大潮。
天不假年，黄兴只活了43岁，遽以疾殒。程潜活了86岁，比黄兴享寿正好多了一倍。他们前期所走的道路基本上是相同的，而后期的程潜，则走了更长的一段历史途程。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者，黄兴以其卓越的功勋载入史册。而程潜在黄兴凋谢以后的43年中，经历了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不同时期，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祖国，生活和奋斗了18个春秋。时间的跨度大，历史变革和社会进展的步伐也大，时代的巨椽，绘出了一幅气势恢宏、色彩斑斓的画卷。程潜紧随时代的脉搏前进，经过迷惘的痛苦和艰辛的摸索，使自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完成了他的青年、中年时代的战友黄兴所来不及完成的他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二）
程潜认识和接触黄兴是从日本留学时期开始的。据程潜亲撰《回忆录》记载：
我于1904年10月到日本东京，在振武学校肄业。是年12月，我和湖南留日学生黄兴、宋教仁、程子楷、赵恒惕、欧阳振声、曾继梧、陈强、仇亮，云南留日学生杨振鸿、罗佩金、殷承瓛、郑开文、唐继尧，直隶姜登选，江苏章梓、伍崇实，河南曾昭文等共百余人，组织革命同志会，从事民族革命。
翌年8月，同盟会成立，我因仇亮介绍，加入了同盟会。
我们湖南同学与云南同学在先已有同学会的小组织，黄（兴）、宋（教仁）亦在其内，黄廑午说，小组织服从同盟会，不必解散，紧紧靠拢革命同盟会，以资革命的进行。
同盟会成立不久，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黄兴代理同盟会总理。他认为，为了保护军事人材，陆军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最好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不要与阿盟会总部公开往来。这些同志的入会文件由他直接掌握保管，并在他们当中选择一批坚贞可靠的成员，组织了一个名叫“丈夫团”的秘密团体。后来，“丈夫团”又吸收了成城学校的若干优秀同盟会员加入，改称“丈夫成城团”，并召开了成立大会。当时，加入这个秘密组织的有程潜、李根源、李烈钧、李书城、赵恒惕、黄郛、尹昌衡、阎锡山、曾继梧、陈之骥、姜登选等30余人。
（三）
程潜于1908年12月由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受同盟会委托，担任长江上游联络员，在四川陆军第33混成协充任参谋。在此期间，黄兴则忙于同盟会领导机关的日常工作和国内西南边陲几次重大的武装起义活动。从现有的史料来看，黄兴和程潜在这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太多的接触和联系。1911年武昌首义春雷震响，革命狂飚席卷神州大陆，这时，程潜正与程子楷偕行北上观操，10月10日晚于彰德闻讯，随即马不停蹄，绕道天津，改从海路南行疾航上海，转赴武昌参加阳夏之战。程潜在武汉的活动，比较详尽地载入了他的《回忆录》。考虑到这个《回忆录》的某些材料，对于当时的某些问题进行比较研究有一定帮助，例如，有的史书上载，汉阳失守以后，黄兴曾建议弃守武昌，挥师沿江而下夺取南京。关于这个问题，至今仍是人言言殊，备载于：黎乃涵《辛亥革命与袁世凯》，胡汉民《自传》，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胡祖训《六十谈往》，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以及近来的一些散篇文章之中。程潜的《回忆录》对此虽然闪灼其词，没有明确的、肯定的叙述，但隐约之中仍可看出他的见解，因此，我们稍多一点引用《回忆录》原文如下：
在沪得知，黄兴已于月初从港至沪转赴武汉（按，黄兴到达汉口的时间为1911年10月28日），我与程子楷商量，决定同赴武汉。同路还有邓希禹、黄子伟二人。他二人均是清廷文官，意愿弃职从军，真是难能可贵。我们一行四人，（于旧历九月十三日）从沪乘轮赴武昌，轮船准期到达汉口附近，停泊洪山江心。我们雇了民船登陆，面见洪山防守司令，说明我们是随黄兴来武汉助战的。防守司令立即写了介绍信，让我们进城。……我们冒雨步行30里，到了武昌，城门紧闭，防城士兵验看介绍信，才放我们进城。
黄兴得悉我们到了武昌，即于当晚派唐蟒前来，把我们招待到客栈住宿，并表示欢迎我们参加汉阳战事。第二天，即18日，唐蟒带路，由鲇鱼套过江，到了汉阳昭忠祠总司令部。克强见我们来了，十分高兴。我们谈论了当时两军对峙的情形，……可见汉阳战役，关系至巨，如果一战而胜，则革命形势即可稳定。
以上就是当时的基本情况，是这次见到克强同大家谈话所总结出来的。克强并说：“湖南已派王隆中率新军四十九标和巡防营数营援鄂，我们革命声威益振。”言下对战局颇为乐观。……克强说：“湖南关系甚大，在焦陈遭人暗算之后，问题颇多，最好我们有同志前往联络，共策进行。汉阳战争，我已派曾继梧指挥炮兵团，颂云来得及时，就请像帮助凤岗（继梧字）。”我说：“不论什么工作，只要对革命有利，我们都是应该做的。凤岗是我们的同志，我们一定会合作得很好。”……
从总司令部出来，我与继梧即亲至龟山选一古庙作为指挥部，并委派邓希禹、黄子伟任秘书。接着又去龟山察看炮兵阵地，……我认为，既有这样的阵地，而清军却纵火焚毁人民房屋，甘与人民作对，可以说，我们既得地利，又得人和，器械虽窳朽，只要发扬革命精神，是可以取胜的。
二十二日，湘军协统王隆中率军到了汉阳，这是武昌起义后首先得到的援军，人心为之大振。……二十二日夜晚汇报，我把此事报告克强，克强答应格外加以慰勉。……这晚集中讨论进攻问题，谭人凤首先说：
“湘军已到，正好从速进军，不能拖延。”
克强接着说：“许多同志都与谭石老所见相同，这是个重要问题，请大家多多讨论。”
我对此有不同的意见，即说：“我军士气昂扬，胜敌百倍，这是不待言的。但就现时情况论，我军兵力单薄，建制已破，新旧兵参差不齐，这也是事实。我认为，最好是利用长江天堑和各省响应独立的声威，作防御中的攻势准备，使敌人不敢越襄河（即汉水）一步。再派得力部队渡襄河，扰乱敌人侧背，牵制敌人，使之力量分散，不敢一意向我进攻。这也是用兵的通常办法。只要再坚持一月，援军日多，北方定有变化。”
克强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你这办法十分稳妥。不过以今日情形论，即使扼守汉阳不动，也嫌兵力单薄。”
程子楷插一句：“防守汉阳，必须巩固蔡甸，蔡甸巩固，汉阳万全。”
李书城立即接上一句：“蔡甸已派得力部队防守，且与各地相距很近，亦可随时策应。”
谭石老迫不及待地大声说：“现在我军士气旺盛，正好进攻，无须迟疑，还是趁热打铁，不必‘刻舟求剑’的好。”
我看谭石屏的议论，跟我针锋相对，因而我说：“石老的话必有所本，能够代表多数同志的意见。我意力主速攻的同志，因为受压迫太久，怀恨甚深，屈蠖求伸，自是热血灌顶的表现。但这个敌军，非有坚强的实力或革命的内应，是不可能一击即破的，事关重大，值得再三思考。”
王隆中初到汉阳，勇气百倍，也力主速攻。我看主速攻者太多，孤掌难鸣，最后只好说：“必须就敌我形势、兵力多寡、训练优劣，作通盘打算，最好请总司令作出最后决定。”
至此，讨论中止。……
二十四日汇报。……我对进攻虽持不同意见，然大势所趋，我也不能独执己见。克强因作最后决定，准备进攻。
（中略进攻汉口之战实况）
……这场暴风骤雨的战斗不终朝而风消云散。从军事上说，我军在这场战斗中，叫做攻击不奏效。不过敌军始终居于被动地位，当我军退却时，并未跟踪追击。对我来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实践的经验，也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次经验。
这天午后四时，克强回到昭忠祠。他跟平日一样，仍然态度雍容，意志坚定，真不愧是个革命领袖。他从来就不以失败归罪于人，成功引为己有，而是遇事引咎自责，所以能够博得同志们的敬仰。这次进攻受挫，他的态度还是如此……总之，在这样情急势迫中，能够指挥进攻，取得主动，即是一种胜利。人们不察其时实情，事后论长道短，不是历史家应有的观点。何况此一战，影响所及，实际上结束了清廷268年的君主专制统治，自有其一定的价值，事实俱在，岂容抹煞！
克强固进攻汉口失败，某日找我谈话。克强认为，我军进攻失利，汉阳岌岌可危，要我迅速返湘，联络湘省当局，准备一种持久力量。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并建议克强，在中山先生未回国以前，负起领导全国革命的责任，及早摆脱汉阳前线指挥任务，驰赴上海，设法攻下南京，作为革命根据地。越数日，我即回湘，克强旋亦离鄂赴沪。
（四）
“二次革命”失败后，1913年秋，孙中山和黄兴分道而行，先后抵达日本。程潜也于1913年8月乔扮商人出长沙到了上海，随后于10月底再返日本作亡命客。
1913年东渡日本之后，孙中山就在考虑国民党的改组问题。到1914年1月杪，他的改建新党的构想已经十分明确。新党定名为“中华革命党”，“以排斥官僚，淘汰伪革命党”为宗旨。新党总纲规定了加入中华革命党的不同党员所必须具备的不同条件和所能享受到的不同政治权利；并且规定，党员入党必须效忠于孙中山个人（即“附从孙先生”），还要在誓约上加盖指模。这些规定使黄兴和包括程潜在内的一批老同盟会员感到难以接受。
黄兴极力反对这些规定，他认为，孙中山对党员作出这样的要求，违反了民主原刚。黄兴说，党员为了革命事业而奋斗，而不是为了某一个人；在誓约上按撩指模表忠，与封建行帮习气无异，这对革命的党员是一种侮辱。为此，黄兴和孙中山曾经发生过龃龉，互相诘难，一度相持不下。最后，黄兴顾全大局，于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的时候，离开日本去了美国，继续进行反袁斗争。在此期间，孙中山曾派居正、覃振对程潜等人说明加入中华革命党必须按捺指印的用意，希望程潜等人参加。后者表示对孙中山忠诚拥护，但不能俯就有封建色彩的入党仪式，不愿违心与“帮会”合作（这实际指的是陈其美等人），现在即不加入中华革命党，也不会另立名目，别张异帜，损害革命大局。程潜等请居、覃将此意转达孙中山，孙胸襟弘阔，谅察程潜等人的旨趣情绪，也没有勉强要他们加入中华革命党了。未曾宣誓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同志，既有非湘籍人士，也有非华兴会员，因此，把黄兴、程潜等不参加中华革命党一事，说成是心存畛域之见、意挟宗派之私，这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黄兴与程潜后来一往无前，衷心拥戴孙中山之志不稍移易，即是明证。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程潜、钮永建、李根源等组织了一个团体——欧事研究会。参加这个会的人数逾百，他们一般都和黄兴旨趣契合，过从密切，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个别人甚至连同盟会都没有参加，黄兴本人虽然没有成为欧事研究会的成员，但他对这个团体备加赞扬，寄以希望。1914年9月3日，黄兴自美国复函李根源等称：“知公等设立欧事研究会，本爱国之精神，抒救时之良策，主旨宏大，规划周详，其着手办法，尤能祛除党见，取人材集中主义，毋任钦仰。……欧战旋起，影响所及，东亚随之，群狼臻远，猛虎当门，是更可惧。公等先虑，持以稳慎，尤所感佩。尚望蓄远势毋妞于目前，计全局毋激于一部。袁氏自失外款，本不足倒，惟在吾人一致进行，庶预备方有所着。想公等必能园满图之。”这些话虽然有些藻饰自矜，某些地方好象有着言未尽意的潜台词在，但是，它确实表明了黄兴本人对欧事研究会的态度和看法。
在欧事研究会成立之前，侨居日本的程潜、钮永建、李根源、陈强、陈炯明等28人，在《甲寅》杂志上曾经联名发出一个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通电。在通电宣言上署名的，大体上就是后来欧事研究会的成员。这个通电得到许多人的同情，但由于指导思想有极大的片面性，流露出一种不良的倾向性，理所当然地招致了不同方面的批评和误解。特别是此时的陈炯明政治态度闪灼迷离，已萌异志，开始向袁世凯输诚献媚，频送秋波。因此，有人说这个通电是对袁世凯“表明心迹”，可袁世凯并不领情，反认这个通电“借寇自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公开化以后，欧事研究会的成员进一步认清了袁世凯的反动本质，其活动渐次及于国内，终于成为反对帝制的一股势力。1915年夏天以后，欧事研究会的一些成员开始在日本和中华革命党进行磋商，在美国和南洋也都加强了联系，其中一些骨干分子，相继以个人名义加入了中华革命党。
五十年代初期，笔者有机会和程潜、李根源、周震鳞、章士钊（就是那位《甲寅》杂志的主编、28人通电的执笔者）等前辈多所接触。他们都耽于忆旧，而且在回忆时揉杂着浓烈厚重的感情色彩。其谈话内容，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一、他们是拥护孙中山的；二、他们是反对袁世凯的；三、在加入中华革命党的问题上，他们是同情黄兴的；四、在个人品德作风上，特别是在“无我”、“笃实”方面，他们是钦羡黄兴的。在欧事研究会的问题上，他们几乎一致地认为：28个人的联名通电并不是欧事研究会的政治宣言。欧事研究会这个名称，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定下来的，其主要目的就是想和一般政党的性质区别开来。据他们说，这样做有三个好处：一、可以避免和中华革命党发生对立的误会；二、不怎么显眼，一时不致为政府所忌，国内人士也可以藉此联络，互通声气；三、可以联络侨居日本的同志，随时随地互相商榷。程潜甚至说：“欧事研究会并不是政党，它只是一个具有一定政治倾向的松散团体，其内部成员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有少数害群之马确实对袁世凯心存幻想，言行乖戾舛误，这只是一粒老鼠屎搞坏一锅羹，不能以之概论全体。何况，欧事研究会并没有在政治上成就什么大的气候。对于黄兴，应该承认，我们是在感情上多有牵连的。但要说我程颂云，还有章行严、李映泉、周道腴等疏远中山先生，左袒克强，甚至想倒向袁世凯的怀抱，向袁世凯射媚眼，那就太失公允了。”
看来，问题在于：作为个别成员，欧事研究会是否只有“一粒老鼠屎”？作为整体，欧事研究会这“一锅羹”是否鲜美可口芳香浓冽？这里有一个整体评价和个案研究的问题。欧事研究会的成员流品不齐，但真正情钟袁世凯，想投奔虎狼巢穴，反过来吞噬革命力量的如陈炯明之辈，毕竟是少数。这也就是欧事研究会的多数成员后来坚定地追随孙中山继续在革命道路上前进，其中一部分享寿特高的人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的缘故。欧事研究会产生的时代背景是：“二次革命”失败，党心民心多少有些涣散；孙中山锐意改造国民党，建立中华革命党，虽然在方式方法上不无可訿之处，但需要对党加以整顿、改组和重建的指导思想，则是无可非议的；袁世凯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淫威，在卖国的道路上加劲滑行，在洪宪帝制的幻梦中日益陶醉，此时此刻，加强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是“悠悠万事，莫此为先”的生死攸关问题，不此之图，不参加中华革命党而另组欧事研究会，总不免会要使革命力量受到外损和内耗。
（五）
1916年10月31日，黄兴在上海溘然长逝，程潜即撰挽联致哀：
公真不淫不移不屈大丈夫，春申噩耗遥传，把剑几回伤往事；
我恸立德立功立言乡先辈，华夏共和再造，执殳两次愧前驱。（“执殳两次”指的是阳夏之战和护国之役。）
1916年7月6日，程潜率护国军进入长沙，打击了汤芗铭部曾继梧的肆意妄动，取消了他自称的代理都督之职，并以严明的法纪整饬湖南。后经湖南省各界代表协议，于7月7日推举刘人熙为湖南省都督兼省长。不久，刘人熙去职，由谭延闿出任。这年冬天，程潜辞职离湘，抵上海，吊唁黄兴之丧，作《黄克强先生挽诗》如次：
天地久横溃， 明哲回世屯。
所志惟胞与， 于心绝垢尘。
萍浏始发皇， 钦廉历苦辛；
广州奋威武， 阳夏会风云。
江表新建国， 胡运自兹泯。
功成谢轩冕， 长揖居海滨。
雄奸图篡窃， 快意肆凶残。
南风偶不竞， 百谤一身攒。
幽燕集氛慝， 劝进饰妖言。
义旗扬六诏， 景泰终复申。
首恶虽自毙， 余孽尚逞顽。
公从海外归， 元元有欢颜。
忽然梁木坏， 宇内共悲叹。
嗟予随雁行， 雅范夙相亲。
驱虏参谋议， 讨逆预阻艰。
眷怀失楷模， 沉痛摧肺肝。
道行殆由命， 形灭付之棺。
存殁数所系， 夭寿人无权。
德音犹在耳， 神理初未捐。
作诔聊记哀， 投笔泪潺湲。
11年之后，1927年冬至1928年春，程潜任西征军第四路总指挥，占领武汉，继续追击已入湖南的唐生智军，进抵长沙，登岳麓山，作《礼黄（兴）蔡（锷）墓》：
奋起扫浊秽， 两公真健者。
英气迈千古， 大年天不假。
我来拜山辄， 基道长松槚。
层崖云气鲜， 幽涧湍流泄。
缅怀道义交， 执信锲不舍。
振我皇汉灵， 明德光九夏，
如何忽殒谢， 万类失陶冶。
抚世悲艰屯， 沉忧浩难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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