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与谭延闿，虽然都是湖南人，却几乎毫无相似之处。论出身经历，一个原是善化县凉塘村的平民百姓，一个本是总督衙门的少爷公子；一个是负笈东渡喝过洋墨水的留日学生，一个是玉堂金马、科名显扬的清朝末科会元；一个是多次被通缉、数度亡命海外的朝廷钦犯；一个是官绅座上风流倜傥，众星捧月似的上宾；一个是革命党的巨子，一个是立宪派的要人。论志趣情操，一个慷慨高歌，“投笔方为大丈夫”，一个孜孜以求，金榜题名，光大门楣；一个是亲冒矢石，叱咤风云的沙场将帅；一个是舞文弄墨、娴熟经史的词苑俊彦；一个以“笃实”为本，刚劲猛勇，宁折不曲，世人美誉为虎贲貔貅；一个以“柔愎”为性，八面来风，左右逢源，世人讽谑为“水晶球”、“药中甘草”。按理说，他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但世道变幻莫测，风云际会，这分道扬镳的两驾车也一度在同一轨道上并行而驶。对于黄兴来说，谭延闿当然没有资格排在战友之列。但平心而论，却也还够得上朋友之称，尽管不能算良友、挚友或诤友。
黄兴与谭延闿的交往，约略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明德学堂的同事
1903年初，明德学堂创始人胡元倓留日归来，立志兴学，与亲友龙璋、龙绂瑞等商议，决计创办明德学堂。诸龙璋叔父、刑部待郎龙湛霖为总理，胡元倓自任监督，集资2000元为开办经费，于是年3月29日正式开学，是为湖南第一所私立中学。
甫3月，明德学堂来了一位翩翩公子，他是应龙级瑞和胡元倓之邀莅校参观的，他就是长沙有名的谭延闿。
谭延闿字组庵、祖安，号无畏，生于1880年1月，湖南茶陵人。其父谭钟麟历任陕西巡抚，陕甘、闽浙和两广总督等要职，可谓书香世第，显宦人家。当黄兴感叹“一第岂能酬我志、此行聊慰白头亲”，勉为其难地走向科场的同时；谭延闿却在科举阶梯上迅速攀援。他12岁入府学，17岁获优贡，1902年22岁时中举人，少年得志，一帆风顺。其时清政府标榜“维新”，举办“新政”，兴办教育，开设新式学堂成为社会上很时髦的事，谭延闿与龙绂瑞“少为昆弟之交”，到明德参观时见学校已招收两班学生授课，粗备规模，当即捐助了经费1000元，并答应年助英文教员薪金1000元。谭父为顽固官僚，对兴学事一文不与，谭延闿甚至靠变卖夫人方氏赔嫁的金银首饰来资助明德经费，确是一个“热心教育的绅士，”他也因此而博得急公好义、进步维新的美名。
8月间，胡元倓的好友和日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班同学黄兴回国，应胡元倓之聘到明德学堂主持第1期速成师范班，后任学监，兼任历史及体操教员。谭延闿是在龙绂瑞家宴会上认识黄兴的。他毕竟不同于王先谦、叶德辉、孔宪教之流顽固守旧人物，既周旋于封建士绅的政治圈子之中，也愿意同新派人物接洽交往。据说他迷信“看相”，看到黄兴“魁梧奇伟，沉着厚重，两目奕奕有神，认为是一个有作为的人，前途不可限量，内心钦敬”。尽管黄兴平日“恂恂若儒者，绝口不谈政治”，但其言谈行事毕竟不同常人；谭延闿知道他是颇有来历的人物，因此又不太和他亲近，以免惹来无妄之灾。对于这位声誉甚隆的地方绅士，黄兴自然也不愿得罪，不能不作些应酬表示。两人之间多少有些友情，保持着一般同事的关系。
黄兴至明德任教后，谭人凤、刘揆一、陈天华、章士钊、宋教仁、李书城、吴禄贞、周震鳞等大批志士相继来聚，秘密筹组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大量翻印邹容所著《革命军》、陈天华所著《猛回头》、《警世钟》等书籍，“散布到军商各界，扩大反清宣传。”利用各种渠道向青年学生灌输民主革命思想。
1904年春，谭延闿入礼部春闱，得中会元，授翰林院编修，正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时。与此同时，黄兴同他的战友正式组建华兴会，揭橥“驱除鞑虏、直捣幽燕”的宗旨。他们活动频繁，风声外露，遭到湖南守旧势力的忌恨和攻讦，明德一时成为“湖南新旧势力互相交锋的场所”，在这里谭延闿扮演了一个骑墙的两难角色：一方面，他当然恋恋难忘“圣朝隆恩”，不忍心看到大清王朝的龙旗被历史的飓风席卷而去；另方面，他隐约觉察到一种新生的力量正在不可遏制地勃兴，旧王朝的覆没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在行动上，他同官宦士绅诗酒流连，礼尚往来，同黄兴也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但从不交恶。他荣登科选后没有滞留京都，很快回到湖南从事地方政治和教育活动，继续尽力维持明德学堂，“商酌校事函札无虚日”，由于他位高名重，其父战交门生极多，本人科甲同年在湘亦不少，因此人缘甚好。明德许多棘手事务经他出面斡旋奔走，即可迎刃而解。明德首任总理龙湛霖1905年病逝后由他继任，直至1929年。胡元倓惨淡经营明德，晚年常对人言：“我于死友中最不忘者二人，一曰黄克强，二曰谭组安”。黄、谭二人都是对明德有杰出贡献的人物，他们的交谊也是从明德开始的。
华兴会秘密策动马福益部会党起义，不料事泄败露。黄兴遭到官府通缉，将有“缧絏之灾”，龙绂瑞掩护他潜入西园密室暂避，方免于难。龙在《武溪杂忆录》中对此事有详尽记述。章士钊在《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一文中曾转引龙文有关部分，但又添上“胡子清（元倓）、谭祖安均在座，闻此言，则共劝慰毋躁，以图善后”等语。查谭延闿本人述录，记为：“甲辰，克强为明德学堂教习，密谋革命，所谓华兴票也。事觉，乃匿龙萸溪（绂瑞）家。扬扬若无事，卧读书不缀，每饭辄三碗，其所刻印章名籍，皆在长沙府中学，萸溪乘舆往为访客者，尽取纳舆中以归。数日少懈，乃入圣公会，居久之，方侨装东去。”似为转述《武溪杂忆录》记载，并未言及当时本人在座知情。如确有其事，以谭氏的性格想必不会谦而避谈，可见章士钊事隔多年的回忆可能有误，但至少表明章士钊也认为，即使谭延闿当时在场知情，和龙绂瑞、胡元倓一样也是不会“卖友”的。他不是那种走极端的人，遇事总留有回旋馀地。事实上黄兴的秘密活动谭延闿早有觉察。在此之前，黄兴等人的秘密活动已引起顽固士绅的注意，“反对明德学校之巨绅致书湘抚告密，指明倓（指胡元倓）与克强、道腴（指周震鳞）三人为魁，有速即拿问、分别审讯、明正典刑之语”，胡元倓得到消息，遂与谭延闿、龙绂瑞商议，请龙湛霖“致书湘抚，力称克强之贤”，使黄兴免遭“巨绅”毒手。
由此可见，在明德学堂时期。黄、谭二人虽然志趣各异，关系也谈不上亲密，但谭延闿到底没有做出什么对不起朋友和同事的事，遇到危难还能援之以手，这为他们日后重逢叙旧和再度共事作了铺垫。
长沙光复前后的同路人
华兴会长沙甲辰起义流产后黄兴东渡扶桑，黄、谭从此天涯各别，一个在武装反清的道路上前赴后继地斗争，举义边陲，喋血羊城；一个认定君主立宪为救国良药，匍匐宫阙，吁请天恩。历史的浪潮把谭延闿推向一个又一个政治浪尖，先后戴上湖南咨议局议长、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会议主席、“宪友会”湖南支部发起人几顶桂冠，成为立宪派中的头面人物。由于保路风潮和立宪运动受阻，谭延闿的不满和失望与日俱增。他面对不可逆转的革命洪流，转而寻求新的政治出路，同革命党人取得联系，以求应变自保。武昌起义后湖南革命党人跃跃欲试，亟图响应。事为巡抚余诚格知悉，他出示一张列有三、四十位激进分子的黑名单征询谭延闿的意见，谭答以“都是一班好议论者”，“他们能干甚事！命是容易革的吗？”极力为之遮掩。谭延闿还同龙璋面见湖南巡防营统领黄忠洁，“以微言讽之”，劝其转向，共图大举，为黄所拒绝。诸如此类的行动，博得了革命党人的好感。
长沙光复后，谭延闿被推为临时参议院议长，兼任民政部长，总揽行政大权。不旬日间，变乱发生，变兵杀害焦达峰、陈作新二督，拥立谭延闿为新都督。谭就职伊始，既感到革命局势尚未稳定，前途未卜，又由于焦，陈被杀蒙受湖南革命党人对他的巨大压力。他终日提心吊胆，惶惑不知所措，唯恐党人报复。
此时黄兴由沪抵鄂，出任战时总司令。对于湖南政局变化，黄兴当然心中有数。但他从全局着眼，写信指示谭人凤、周震鳞等人，指出为了统筹全局，必须稳定湖南局势，否则湖南动乱，湖北首义之区也将动摇，其他各省响应恐生观望。既然谭延闿已经被推举为都督，就应权且维持他的威信，共同安定湖南。根据黄兴的指示，湖南革命党人改变了对谭延闿的仇视心理，转而出面帮助其维持局面。大局初定后，谭延闿根据黄兴的要求，敦促在岳州踟蹰不前的王隆中部迅速赴鄂，并续派刘玉堂协、甘兴典协及刘耀武独立标相继驰援。“黄总司令得到这大批增援，更是兴奋”。“武汉人心皆为之安”，“一般同志精神更为之一振”。此后，湖南又与广西组成湘桂联军趋汉北伐，这些军事行动对援助首义之区、维护第一面独立旗帜胜利飘扬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汉阳失守后，黄兴离鄂东下，筹划进攻南京军事。谭延闿非常敏感，马上派代表携银10万元送交黄兴，作为进军南京的费用，竭力输诚通好，企图淡化黄兴因焦、陈罹难而引发的恶感。
1912年秋，黄兴由沪返湘视察。谭延闿闻讯，即将长沙小西门改为黄兴门，坡子街改为黄兴街，以表对开国元勋、革命功臣的崇敬之意；黄兴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种个人英雄主义作风要不得。如果将黄道门（南门）改为华兴门，那倒是对当年华兴会同志们在南正街进行艰苦斗争的景仰”。
当10月31日黄兴抵达长沙时，谭延闿组织了空前未有的欢迎仪式，观者如堵，不下七、八万人。舢板鸣礼炮21响，谭延闿登船，“略叙寒喧数语”，谨表欢迎之意，然后两人“并辔入城，迳赴行辕”。算来他们阔别已有8年之久，今日重逢，一个是国民党的理事、前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南京留守；一个是国民党湘支部支部长、湖南都督，颇有些殊途同归的意味。
黄兴在长沙停留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谭延闿盛情款待，宴请无虚日，组织了几十次各种类型的欢迎大会，每次都要恭请黄兴演讲训话。谭延闿陪同黄兴回明德学堂参观。故地重游，黄兴殊多感慨。他在该校师生的欢迎会上说：“兄弟8年前担任明德学校教员。当时胡子靖先生、谭组安先生等主校事。开办之始，规模狭小，风潮甚恶。以今日之情形较之，相隔不啻天壤！”盛赞明德“在民国有自由活泼之精神，又得诸讲师之教育及谭都督之辅助，将来之发达，当较早稻田而过之。”
黄兴高度评价湖南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如去秋响应武昌者，湖南为首；援应武昌者，亦湖南为首。”对于焦、陈被杀事件，碍于谭延闿的面子，黄兴表示：“焦、陈革命厥功甚伟，肉体虽去，精神常在，我辈但当为焦、陈铸铜像表彰勋绩，使天下后世皆知焦、陈之为国捐躯，不必鳃鳃焉讲报复。”显然有曲加迴护之意。
辛亥革命后，黄兴和许多革命党人一样为种种假象所迷惑，认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民族、民权两大主义都已达到目的，唯馀民生主义尚须奋斗，兴办实业成为他们关注的重心。谭延闿投其所好，决定拨款兴办实业，“振兴工业”。各种公司有如雨后春笋，“有官办的，有商办的，也有官商合办的”。其中规模较大的洞庭制革股份有限公司，谭延闿还拉黄兴一起作为发起人，并支持黄兴与郭人璋等发起五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龙璋等人发起中华汽船有限公司。黄兴特地赴湘潭、醴陵、萍乡等处考察矿务，以实现其宏大的开矿计划。
尽管湖南发生了焦、陈流血事件，但“事变以后，湖南政治上的中心力量，还是在同盟会方面”，“同盟会所领导的革命势力仍居优势”。加之谭延闿种种殷勤举动，使得黄兴的故乡之行圆满结束，对湖南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唯一令他不安的是小西门、坡子街改为黄兴门、黄兴街之事，为此黄兴致书谭延闿，函称：“乃旬日以来，多承欢待，情意优渥，殊增感愧。复蒙推许逾量，将小西门、坡子街改用贱名，作为纪念，以示矜宠。闻悉之下，弥切震惶。”“其为惭悚，岂有涯涘；名实未副，转滋咎戾。务恳我公收回前命，俾仍复旧名，无任感荷。”总而言之，黄兴对这位8年前的老同事、老朋友还是相当满意的。
反袁护国时期的同伴
1913年3月20日，另一位湘籍革命伟人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伤。当夜黄兴即将此消息电告谭延闿，电称：“长沙谭都督、国民党支部鉴：本夜十一时，遯初兄由沪赴京上火车时被刺客枪击腰部，伤甚重，刺客逸。特闻。”22日又电告“钝初兄痛于今晨四时四十七分绝命，请转电其家属。遗命切勿告知老母。”可见黄兴已把谭延闿视为可亲可信的自己人。
正值革命党人穷究“宋案”和“善后借款”事件，袁世凯的独夫民贼面目暴露于世之际，反动势力大肆造谣，黄兴成为谣诼攻击的焦点。在诸多的谣言中包括湖南总银行“闻克强先生将常丰存米全数在沪抵押银两”。黄兴闻讯十分恼怒，要求谭延闿“追问总行，闻自何人？有何凭据？彻底查究宣示，以杜污蔑，而息谣风。”
李烈钧湖口发难后，黄兴与程德全在南京宣告独立讨袁，致电包括谭延闿在内的各省都督，谴责袁世凯为“国之公敌”，袁世凯政府“号称共和国之政府，纯用武力以压国人，尚复成何事体？不急声罪致讨，民国将不旋踵而中断……机括已动，事不宜迟。会师江上，直捣燕云，惟诸公是赖。”在“二次革命”中，谭延闿充分表现了他为人处世的一贯风格：在黄兴的敦促和湖南革命党人的驱动下他被迫宣布湖南独立，暗中则通过黎元洪向袁世凯疏解。不久，李烈钧和黄兴领导的讨袁军失败，“组安反覆于三湘”，湖南很快又宣布取消独立。谭延闿表示，“湖南宣布独立，水到渠成，延闿不任其咎；湖南取消独立，瓜熟蒂落，延闿不居其功。”作出一种超然物外的姿态。他一方面向袁世凯上表请罪，暗中却没有忘记给自己留下一条退路。他对反袁激进分子的上层人物采取宽容政策，纵放谭人凤、蒋翊武、周震鳞、程潜等人离湘避难，李烈钧等人从湖口撤退也是取道湖南再转上海，谭延闿都给予了方便。当袁世凯委任的都督汤芗铭到湘前，黄兴的继母及夫人尚在长沙，谭延闿担心她们受到迫害，派人送往上海，脱离魔爪。他本人晋京谢罪，袁世凯虽未苛责，但也不予重用，先后寓居青岛、上海，伺机再起。
袁世凯洪宪帝制覆灭后，汤芗铭虽曾见风使舵，宣布和袁脱离关系独立，但由于他充当袁的凶恶鹰犬，罪恶昭著，为湖南人民所不容。谭延闿其时已与黄兴取得联系，派湘军旧部、国民党军人曾继梧、赵恒惕、陈复初、陈嘉祐四人回长沙活动，为他再次督湘张本。谭延闿与黄兴多次联名发电，对曾继梧等人指示机宜。汤芗铭逃离长沙后，北京政府曾拟委派北洋系军人督湘，湖南方面则电请中央，希望黄兴回湘为督。黄兴表示：“弟刻难回湘襄助渚公，惭悚奚似。已从各方面设法请组庵先生回湘，中央命令不久可望发表。弟对于湘事自当竭力援助。”同时他多方活动，“速催中央明令组公督湘并兼省长。”为阻止北洋军阀和进步党势力抢夺湖南地盘，黄兴精心策划，终于使得谭延闿“台旆重旋，军民兼任”。他要求谭返湘后“一本民意，以为兴革”。在致湖南各界的电文中他称赞谭“处事公明”，“允洽人望”，希望各界人士“推诚克己，化除畛域，捐去意见，一体协助谭君以成其治。”显然，黄兴指望把谭延闿治下的湖南建成革命党人的坚实阵地，以图大业。
其时，北京政府以中日“合办”湖南水口山矿为条件，向日方订约借款，实为“强夺湖南地方所有，秘密签字，损失利权，违背约法，斩断湖南命脉，破坏民国根基”的行迳。黄兴与谭延闿等奋起力争，阻止北京政府的卖国行为，以“保桑梓而固国本。”
1916年10月10日，黄兴“复发旧疾，呕血升余，昏眩时许”，15日即将自己的病情电告谭延闿，“现请克礼医治，据云无害，惟须静养。刻幸平复，知念特闻。”31日病逝于上海。
次年4月15日，黄兴灵柩安葬长沙岳麓山。黎元洪特派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闿代表致祭，谭延闿在祭文中追述黄兴的生平，高度评价这位老同事、老朋友的丰功伟绩。文曰：
“世运丕变，肇启大同，潮流所激，万国从风。伟哉黄君，乘时而起，独立一电，八区披靡，当其蛰伏，衡湘一儒，欻然豹发，风涌云驱。逊迹扶桑，覃精讲学，虎啸龙蟠、气吞河岳。喂锋河口，遂踔羊城，大声爆发，朝野惮惊。搏战汉阳，挺身首难，义旅云兴，若春冰泮。南都留守，敷政雍容，苟无大衅，敛日全锋。天方荐瘥，丧乱未已，烈士壮怀，指星誓水。脱身远徼，默运风雷，共和再建，如斗旋魁。万仞之台，基如累土，不有先倡，孰贻厥后？即今奠定，士女讴歌，追维首烈，亘古不唐！岂意大星，遽殒沪上，倾国倾城，来观营葬。民权赫赫，譬日中天，环赢万族，奋势趋先。欧战风云，此其嚆矢，大道为公，克日可俟，惜哉人杰，中驾先摧，壮猷郁勃，未展其才。假我数年，争雄宇宙，伟绩煌煌，孰殚孰窍？卓碑峨碣，式勒鸿功，千秋万祀，钦此崇隆！”
古人云：“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对于黄兴，谭延闿究竟算直谅多闻的益友，还是便辟善柔便佞的损友呢？如果说是两者兼而有之，也许更为确切。古人又云：“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以黄兴的君子大度，能够容罢、容愚、容浅、容杂，谭延闿巧于世故，周旋八方，其志不同，其道偶合，因而两人的友情也还能做到有始有终，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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