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有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亦是长期存在争议的人物。过去，一直把他视为对内镇压起义，对外投降卖国，以反动派予以否定。近几年来，对左宗棠是采取基本肯定的态度，说他有功有过，功大于过。这是一个极大的变化。但是，左宗棠的功究竟多大，过又小到什么程度，应该给予何种历史地位，还是值得进行全面分析和评论的。
一
左宗棠，湖南湘阴人，先在家乡教书，太平天国起义后从政，随湖南巡抚张亮基镇压农民起义。因此，镇压起义是他一生的第一件大事。
1852年4月，太平军由广西入湖南，张亮基因胡林翼推荐，任左宗棠为幕僚，“一以兵事任之”，成为自己镇压两湖农民起义的得力助手。1853年8月，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左宗棠辞归故里。次年2月，湖南巡抚骆秉章又邀他作幕僚，“推诚相与，军事一切，专以相付”。左宗棠为骆秉章“内谋守御，外筹军食”，不仅使骆秉章立功湖南，还应援江西、湖北、广西、贵州，形成“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的局面。
1860年6月，左宗棠奉诏随曾国藩襄办军务，自练楚军5千人，转战江西、皖南一带。1862年初任浙江巡抚，开始独当一面，成为清廷镇压浙江太平军的罪魁。1863年5月升任闽浙总督，1864年，以太平军的鲜血换来了太子少保衔，赏穿黄马褂，封一等伯爵。后追剿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等余部时，奉命节制福建、广东、江西三省各军，入粤督师，趁汪海洋内讧之机，于1866年初，镇压了江南太平军余部。
这时，江北太平军余部和捻军共推太平天国遵王赖文光为领袖，分东、西捻军。东捻军活动于黄淮等地。西捻军进入西北，与陕甘回民起义军汇合，声势犬振。1867年2月，左宗棠赴陕甘总督任后，制定了先捻后回和先陕后陇的方针。这年底，东捻告急，西捻突围东援，出现在京郊附近，引起清廷震恐，左宗棠忙率军往救，于1868年8月配合李鸿章镇压了西捻军。是年冬，左宗棠回到西安，调集军队对付回民起义。用了五年时间，于1873年剿平了陕甘回民起义。左宗棠又以无数起义军的血肉和尸骨，换来了协办大学士的显位。
左宗棠从入张亮基幕府到攻占肃州的二十余年里，镇压太平军和剿捻平回的罪恶是大的，反动性是明显的，是无法否认的，但对这些罪恶仍要进行具体分析，才能更好地进行批判。
首先，从他镇压起义的过程来看，由幕僚、襄办到巡抚、总督是一个由帮凶到祸首的由小到大的过程，与曾国藩、李鸿章的地位和作用相比，有大小轻重的区别。
其次，左宗棠剿捻，特别是平回，是在民族矛盾逐渐上升成为最主要矛盾的时候，在俄国侵占伊犁、新疆乃至西北面临严重危机之际，故在1871年7月以后的战事，如攻占肃州，有为进兵新疆、收复故土打开通道的作用。
再次，陕甘回民起义具有复杂的性质，从广大回民身受阶级和民族的压迫，进行反抗是正义的。但是，各地头目多是“富甲一乡”，位居提督知府，不少以称王割据为己任。这伙人得势，并不能给回族群众带来什么益处，何况，他们有的与外国侵略势力相呼应，甚至为虎为伥，走到事物的反面。
更次，左宗棠镇压起义是坚决的，但并非一味剿杀。是采取“剿抚兼施”的政策，而且，在镇压之后，不是竭泽而渔，驱雀为丛之辈；更非抢劫财富，从中发家的嗜利之徒。他在西北是：“仿汉赵充国议，开屯以省转馈，抚辑以业灾民，且防且剿，且战且耕，不专恃军威为勘定之计”。在战争络束后，采取轻徭薄赋，妥善安置，“设赈局，招流亡，垦荒地，给牛种”，修水利等救济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政策。
二
创近代企业，办洋务是近代中国历史的重要内容，亦是左宗棠一生的一个极重要方面。
左宗棠创办的洋务企业，主要是福州船政局（1866）、西安机器局（1868）、甘肃机器局（1873）和兰州织呢局（1878）等军用与民用企业。这虽不如李鸿章、张之洞办的企业多，而又自成体系，但可称是独树一帜，有自己的特点和重大的影响。
从办洋务的目的来看。左宗棠办福州船政局这个规模大、设备全的官办军用造船的近代企业，主要是为了反对外国侵略。左宗棠一再声称：他设厂造船，“实以西洋各国持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他创办甘肃机器局，是在民族矛盾上升为最主要矛盾，为出兵新疆而创立的。他说，机器局生产枪弹，在于使“中国枪炮日新月异，泰西诸邦断难挟其长以傲我”，目的仍然是反对侵略。他在给魏源《海国图志》重版写序时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这说明，左宗棠创办军用工业是继承、发扬和实现林则徐和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要是反对外国侵略，
从福州船政局的内容来看。左宗棠的军用工业有三个值得重视的特点：一是造船与驾船并重的全局观点。他认为：“既能造船，必须自驾，方不致授人以柄”。因此，他不仅设厂造兵轮，而且还培养驾兵轮的驾驶和海军将领，因而人们称左宗棠1866年创办福州船政局是“中国海军萌芽之始”。二是重视学习科学技术，大力培养人才的长远观点。左宗棠设厂造船时，还设立“求是堂艺局”（后改称船政前、后学堂），招收学生学习造船和驾驶的科学技术，目的是使“制造驾驶展转授受，传习无穷，以求永远之利”。结果是：船政局不仅造了船，而且掌握了造船和驾船技术。三是在大力引进技术和设备时，坚持“用洋人而不为洋人所用”的独立自主观点。左宗棠聘用日意格和德克碑等数十名外国技术人员时，事先将雇聘年限、薪水、任务、要求和权限订立合同规约，保证了船政局不受洋人的操纵，提供了一个大胆引进技术、重用外国技术人员的成功先例，是与所谓用洋人就是买办性的说法大相径庭的。
从军用工业与民用工业的关系来看。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时，就有促进民用工业，发展航运业的思想，是符合自强到求富，军用到民用的发展规律的，他根据造船“更添机器，触类旁通”，认识到“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这是发展民用企业的思想主张。他说，新造轮船，除以沙船价运漕外，可以“装载商货”。“听商雇，薄取其值”。随后，他谈到这种主张时说，“与现设之招商局所议略同”，表明设厂造船有兴办民用资本主义航运业的思想。
兰州织呢局是官办企业，左宗棠并不认为官办是最好形式，他主张“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左宗棠根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听商经营，官收其税，故所多成。国家亦裕”的经验，以及官办、官督商办的情况认为：“商与工之为官谋，不如其自为谋”，主张改官办和官督商办为商办。他说：“惟以官经商，可暂而不可久。如官倡其利，民必羡之，有的实之户不搭洋股者，呈资入股，应准承课充商。官本既还，只收岁课，不必派人管厂。”这种商办主张，比官督商办前进一大步。符合当时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者的商办要求。同时，左宗棠坚决反对外人在华设厂开矿、修铁路。他认为外商在华设厂开矿，“尽夺华民谋生之路，华民失业，何能心甘”。
这种由军用到民用，由官办捌商办，坚决反对外国侵略，大力扶持民办企业，不仅在洋务运动中具有特色，而且对建设近代海军，加强海防，以及保护和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三
反对外国侵略，收复新疆的卓越贡献，是左宗棠一生最主要最突出的部分，亦是人们所公认的，但过去对其作用估计不足。在这场反侵略战争中，左宗棠有胆有识，具有强烈的反侵略的思想感情，也有扫除重重障碍的卓越才能。
在政治上，他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正确主张，全面阐述了新疆局势的严重性、迫切性和解决的可能性，赢得了清廷上下的广泛支持，否定了李鸿章的谬论，奠定了出兵新疆的政治思想基础。
在军事上，他在1875年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后，统一了军事指挥大权，解决了兵、饷、粮，运等困难。根据“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的认识，制订了先北后南，首取乌鲁木齐的正确方针。在战争中采用了缓进急战。分道并规和剿抚兼施的原则。
在外交斗争上，左宗棠以军事上的迅速胜利，使俄国与阿古柏非法订约以分割我国新疆喀什葛尔西部领土的侵略行径，来不及完成必要手续而成为一纸废文。左宗棠更以大无畏的气概，坚决粉碎了英国为阿古柏“居间说降”，以分割我国领土的侵略阴谋。
正由于左宗棠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的正确和果敢行动，使他督率的西征军成摧枯拉朽之势，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便收复了阿古柏侵占达十三年之久的我国新疆领土，取得了近代反侵略战争史上从来没有的辉煌胜利。
至于收复伊犁，左宗棠的作用和功绩亦是有目共睹的。
俄国侵占伊犁后，曾以清政府无法派兵西进，而以“俟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之后，即当交还”，作为拒不归还伊犁的借口。左宗棠督军收复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粉碎了沙俄的借口，俄国被迫同意谈判，给清政府收复伊犁提供了前提，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可是，俄国利用崇厚昏庸强迫订约，引起清廷极大震惊。左宗棠坚决反对崇约，向清政府指出了沙俄疯狂侵略的严重性，分析了崇约的危害，指责李鸿章允准崇约带来的恶果。提出了“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的正确对策。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等人的建议，决定不批准崇约，将崇厚革职定罪，另派曾纪泽赴俄谈判改约，沉重地打击了沙俄的侵略气焰。
俄国得知清政府拒绝崇约，就暴跳如雷，向清政府进行政治讹诈，外交恫吓，甚至调兵派舰迫使清廷屈服，伊犁面临严重危机。左宗棠在俄国如此威胁面前，根据新疆兵力，分三路布防，自己从肃州到啥密坐阵指挥，俄国若轻举妄动，就以武力收复伊犁。左宗棠的行动，特别是他被调往北京，引起俄国极大关注。俄皇惧怕左宗棠请清廷“动兵”。多次要俄方谈判代表，“务须及早定议，免生枝节”，为曾纪泽在俄谈判提供了极为有力的可靠后盾。
1881年1月，中俄订立的《伊犁条约》，虽然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左宗棠也不满意，但是，它与崇约比较，中国少丧失了一些领土和政治经济权益，是近代中国反侵略又一胜利。这个结局的出现，正如马士所说，“只是因为帝国已准备好有效地去使用武力”，因而收复伊犁，亦是左宗棠反侵略又一重大功绩。
四
社会改革是左宗棠一生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评论左宗棠重视不够的问题。
左宗棠步入政坛以来，在各地进行了不同内容的改革，对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生产，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以及反对侵略都有重要作用。
一是改革弊病。左宗棠继承与发扬陶澍、林则徐倡导和实行的改革传统，在各地都进行了有关吏治、军政、财政等方面的改革。如在湖南整顿赋税，裁汰漕规，把除弊与开源结合起来，结果不仅使湖南“民困苏而军饷亦裕”，而且在湖北、江西、浙江推行，都收到成效。在福建整顿吏治军政，更定厘税，变通兵制。在浙江，特别是在西北大兴屯田，招流民，发赈粮，给籽种，买耕牛农具，购机器，修水利，广兴民屯。在推行军屯时，采用“照粮给价”，使之“有利可图”。这种屯垦戍边，兵农结合政策，在当时收到显著成效，对后来亦产生影响。另外，左宗棠改善多民族地区的民族结构和民族关系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二是新疆建省。新疆建省虽是龚自珍首先倡导，但却是左宗棠力主而实现的。1877年7月，西征军收复吐鲁番后，他遵旨统筹新疆全局，正式向清政府阐明了建省的重要性。次年11月，他在《复陈新疆情形折》中，从节军饷和生产逐渐恢复，善后诸务具有端绪等方面指出建省是“天时人事，均有可乘之机，失今不图，未免可惜”。1880年5月，左宗棠又向清政府强调建省于长治久安的重要性，提出了建省设总督、巡抚和州县的具体方案。不久，左宗棠虽调任两江总督，可他“身居江表，心系西陲”。再次奏请清政府对新疆建省。1884年11月，清政府任命刘锦棠为新疆首任巡抚，左宗棠五十年建省夙愿终归实现。新疆建省是巩固和建设新疆的大事，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解放社会生产力，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对新疆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三是改台湾建制。台湾是我国东南海防重地，南北往来要冲。1866年，左宗棠原拟亲赴台湾周察措置，后因急调陕甘总督新任，乃派吴大廷为台湾道，刘明镫为台湾总兵，并加强道员事权。用近代轮船改造水师，裁革陋规，增加对当地高山族的信任与扼驭，听任垦荒储积，以求在外人觊觎之际，免“我弃而人取”，“收长治久安之效”。左宗棠对台湾采取的措施，为日后建省奠定初步基础，1885年7月，中法战争结束，左宗棠又以“台湾孤注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奏请将福建巡抚移驻台湾，“以资镇慑”，实是与建省具有相同的性质。他不久辞别人世，虽未提出建省的具体方案，却对台湾建省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五
如何评价左宗棠的这些功过呢？
我在《论左宗棠对新疆的历史贡献》一文里，曾就左宗棠对新疆的贡献说，“可与张骞和林则徐相媲美，应该载入史册”。现在，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反侵略的民旋英雄，左宗棠是否可与林则徐同样称为民族英雄呢？
左宗棠生长的年代，是中国由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他从事的活动，有镇压起义和反抗侵略两个方面。这是当时中国社会存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两个主要矛盾的反映。但是，由于这两个主要矛盾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因而，反对外国侵略以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利益是最主要的任务，评价左宗棠也应着重看其反对侵略这一主要方面。
左宗棠从政虽做了多方面工作，有不同的贡献，但反对侵略是他的中心和主题。
从他一生活动的内容来看，镇压起义不可忽视。但仅是一个方面，而反侵略却是主要内容。出兵新疆，驱逐阿古柏侵略，收复伊犁和中法战争，是与侵略者直接对阵，兵戎相见；办洋务，创近代工业，主要是反对侵略，为反侵略提供物质基础；社会改革，特别是新疆建省是着眼于反侵略。
从他一生活动的历程来看，鸦片战前，左宗棠属今文学派，是爱国主义思想滋生和形成时期；1840至1852年间，他反对英国侵略，走上林则徐、魏源开创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反侵略道路；1852到1866年间，他虽以全力镇压太平军，但未忘记反侵略；1866至1873年间，他是办洋务与剿捻平回并进，并由镇压起义向反侵略过渡；1873年到1885年间，除办洋务外，以全力从事反侵略的伟大事业。因此，在他一生中，镇压起义是短暂的，反侵略是长期的、一贯的。
从他一生活动的发展趋势来看，左宗棠的反侵略可说是：与日俱进，日益发展，最后达到高潮。特别是晚节很好，更为可贵。
左宗棠反侵略的丰功伟绩，虽不是林则徐那样的开创性贡献，但却是继承与发展了林则徐开创的事业，与同时代人物相比是做出了更多更大的成就，创历史奇迹，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里，仅就反侵略来说，左宗棠不畏艰险出兵新疆，不是一般说的沉重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而是以中华民族的光辉胜利，从侵略者手里光复了沦陷十多年的我国新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领土而载入史册。特别是收复伊犁，是迫使侵略成性的俄国，“做了它从来没有做过的事，那就是吐出它已经吞进的土地”。这在近代中国反侵略斗争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在近代殖民地国家反侵略斗史上亦是罕见的。新疆的光复，既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保卫了祖国边疆和西北的安全；又奠定了新疆长治久安和现代中国版图的基础；还显示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敢于反抗，善于斗争，有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信心、决心和力量。这种功在国家、利在民族，对当时、对后来的丰功伟绩，都是值得赞许的。作为领导者、组织者和指挥者的左宗棠的功绩和作用，更应该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颂扬。
左宗棠反对外国侵略的态度和立场，在他死后的一幅挽联：“绝口不谈和议事，千秋唯有左文襄”的评论，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在近代中国反对外国侵略来说，林则徐是反侵略的先声，值得人们崇敬的民旗英雄。当时，左宗棠还未步入政坛，虽坚决反对英国侵略，可不能与林则徐相比拟，但是，他从此走上了林则徐开创的反侵略道路，反侵略成为一生的主流，而且比同时代人的态度更坚决，成就更宏伟，影响更深远，最后还死于抗敌前线。因此，左宗棠仍可与林则徐相媲美，同林则徐一样，是近代中国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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