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和郭嵩焘，同是湖南湘阴人，同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两人的关系却是合离复杂，先互相荐举，后意见相左。探讨一下他们两人曲折的关系及其形成原因，不失为研究左宗棠的一个侧面。本文即试图作一尝试，以求正于方家。

　　（一）

左宗棠生于1812年，长郭嵩焘六岁。两人“自小相识”。相从密切。一直到咸丰末年，两人关系都是相当不错的。

道光三十年（1850），两湖两广地区农民军纷起，清朝统治动荡不安，左宗棠和其时遭忧在家的郭嵩焘预感天下将大乱，于是共同勘踏湘阴东山等地，图谋寻找一个较为隐蔽的处所，作为避乱之地。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围攻长沙，左宗棠与郭家兄弟即徙居湘东白水洞，“流离荡析，茧足荒山”，称得上是难兄难弟了。

早年的郭嵩焘，对左宗棠是很佩服的。咸丰元年（1851），清廷特诏开孝廉方正科，当时任庶吉士的郭嵩焘“以左宗棠应举”。第二年，张亮基抚湘，特派专使请左出山。当时的左宗棠出仕之心很淡泊，只求避世保身，所以推辞不就。郭嵩焘兄弟倾力相劝：“公卿不下士久矣。张公此举，宜有以成其美。”在郭嵩焘等人的再三劝说下，左宗棠才应允出山。已经四十一岁的左宗棠第一次担任军政实事，立即显示出他的突出才能，获得了张亮基的充分信任，“一以兵事任之”。正如郭嵩焘所说：“此左宗棠功名所从始也。”而左宗棠的发迹，和郭嵩焘是分不开的。

待到咸丰八年底（1859年初），咸丰帝召见郭嵩焘问及左宗棠的情况，郭嵩焘回答说：“左宗棠才极大，料事明白，无不了之事，人品尤极端正”；“现在湖南四路征剿，贵州、广西筹兵筹饷，多系左宗棠之力”；“左宗棠为人是豪杰，每言及天下事，感激奋发。”郭嵩焘敢于在皇帝面前赞誉左宗棠，也可以看出他当时和左宗棠关系之好了。

左宗棠得力于郭嵩焘帮助最大的一次大约还得数樊燮事件。1859年下半年，永州总兵樊燮贪污公款，“声名恶劣，同城员弁兵丁无不治怨。”骆秉章为此弹劾樊并使他被罢了官。樊燮怀疑这是骆秉章亲信幕僚左宗棠出的主意，就上京控告说自己受了左宗棠的陷害。恰好湖广总督官文也一向不满左宗棠“负才气，喜言事”的所作所为，乘机大作文章，上奏说左宗棠越职违法，欲把左宗棠置于死地。一时间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清廷为此，命官文密查左宗棠事情，如“有不法情节，可即地正法”，左宗棠的性命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当时郭嵩焘正值南书房，闻讯十分焦急，先向肃顺求计，再托求于同值南书房的潘祖荫，得到潘、肃及其他人的勉力相助，才使左宗棠度过了这一难关。潘祖荫的奏稿中有“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等辞语，其实都是郭嵩焘拟写的。郭嵩焘是想通过这些话向清政府说明左宗棠的重要作用，不能随意处罚，从而达到援救的目的。对郭嵩焘鼎力相救的情况，左宗棠本人也知道得很清楚，他在给长子孝威的信中说：“官相因樊燮事欲行构陷之计，其对诸公无敢一诵其冤者，潘公祖荫直以官文有意吹求之意入告，蒙谕垂询，诸公乃敢言左某果可用矣。潘盖得闻之郭筠仙也。”并且承认象这种友谊，不是一般的人所有的。

同样，左宗棠早先也荐举过郭嵩焘。同治二年初，他曾上奏请举郭嵩焘督办苏松盐务，称郭“勤恳笃实，公平廉正，”是少有的人才。这时两人还是友好的。只是这种情况没能保持多久，他们之间就开始产生了裂痕，关系很快逆转了。

左郭公开交恶是在郭嵩焘任广东巡抚期间。当时两广总督瑞麟的幕僚徐灏揽权专横，目中无人，引起了郭嵩焘的憎恶。他“上疏论军情数误，劾逐灏”。清廷接到郭嵩焘的奏疏后指示闽渐总督左宗棠负责调查审处这事。出乎人们意外，左宗棠竟说郭嵩焘“迹近负气”，加以严厉的诃责，还以郭“乖方状上闻”，给郭嵩焘造成了很大压力。对左的这种做法，当时人们的一般反应是，“左、郭本姻家，而宗棠扼于官文，实嵩焘、王闿运为求解肃颇始免于难，至是徒诋嵩焘，而不能劾麟，人皆不解。”其实左、郭之隙远远不仅仅是这一件事。1864至1865年，太平军转战于闽粤之境，郭嵩焘疲于应付，急切地盼望援军早些到达。恰好这时郭松林、杨鼎勋二军奉命追击李世贤和汪海洋到了福建，但被左宗棠留住不准入粤援助。郭嵩焘先后两次致书左宗棠，“辩证得失”，请郭、杨两军到粤，却“始终不得一望见其麾节。”在大失所望之际，又接左宗棠复信说：“粤东吏治、军事玩惕粉饰……，（你）才不副其志，又不能得人为辅，徒于事前诿过，事后弥缝。”得不到救兵反而受到一通指责，郭嵩焘深为怨恨。在致丁日昌的信中称这“非意想所及”，怪左宗棠“竟以朝命督之，若唯恐其一入粤境，使此贼速了者，竟莫测其用心。”愤愤不平之意，充溢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这个时候左、郭两人的关系已经完全恶化了。

郭嵩焘抚粤时和左宗棠闹得不可开交的另一件是粤饷问题。当时太平军入闽通粤，军情紧迫，左宗棠急需饷银，而广东所交的饷银一直不能使他满意。为此左宗棠屡次责难郭嵩焘办事迟缓，输饷不力。虽然郭嵩焘一而再、再而三地力陈理由，表明广东确实是“度支艰窘”，自己也早已“穷于搜索”，并非故意拖延，请求准许暂缓解饷，左宗棠还是催逼不放。郭焘嵩抱怨左宗棠“不察事理，不究情势，用其辅张诡变之情，使朝廷耳目全以枉鄙人之志事”，是故意跟自己过不去。事后还心有余悸地感叹，“其言诬，其心亦太酷矣，非得丁雨生（日昌）为我解说，稍自宽譬，几无复性命之存矣。”“几无性命之存”，也许言之太过，左宗棠还不至于想把他置于死地；但两人仇隙之深，却也从中可见一斑。

以后，两人关系便一直紧张。左宗棠总是认为郭嵩焘没有什么才能，称郭“执而不达”，“自视太高”。郭嵩焘则说左“稍一得志，而遂用其恣睢。”甚至认为左“阴贼险狠”，“拒人千里之外，斯亦寡助之至矣。”在给别人的信札及自己的日记中，郭嵩焘提及左宗棠，总是带一股恨恨不平之气。约同治五年前后，左、郭两人的私交几乎完全断绝了。同治四年底，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接左季高信，立言愈谬，诟置讪笑，……嗣后于此公处境不宜时与通问也。”同治五年初，他又在日记中记左宗棠“才高气盛，称其功业。复函互相诘责，不如且避之。”这种交恶情况长期存在了下去。据传说，光绪十年左宗棠视师福建，便道返乡，曾经去见当时已在乡家居的郭嵩焘。郭虽勉强接待，但一直没有宽恕之词，甚至连话都不多说，两人由此也终于存隙终生。

　　（二）

什么原因使得左宗棠与郭嵩焘反目并一直不和？笔者认为，左、郭交恶的主要原因有三点：

（一）性格  左宗棠的性格，《清史稿》上是这样评价的：“刚峻自天性”，“好自矜伐”。有的书上则说他，“性格太刚，气度不大。”左宗棠也曾指责郭嵩焘等人“执而不达”，“自视太高”。左、郭交恶中，两人性格所起的作用不会小。据《花随人圣盦摭忆》记，左宗棠与郭嵩焘关系变化的直接起因是湘阴文庙产灵芝事。同治三年（1864），左宗棠和郭嵩焘的家乡湘阴文庙中突然产出灵芝。先年郭嵩焘升任广东巡抚，同年九月左宗棠也被封一等恪靖伯。郭嵩焘的弟弟郭意城写信给郭嵩焘，戏称文庙产灵芝是郭家的祥兆。左宗棠知道后很不高兴，说假如湘阴有祥瑞也应是他封爵的缘故，与郭嵩焘无关。左宗棠还特意请人作了瑞芝颂，称述左的功德，并致书郭嵩焘加以讥讽。郭嵩焘本来就是自尊心很强的人，当然咽不下这口气，一来一往，两人的友谊遂因此而受挫。“以兹小故，寝成大郗”，这不能不是性格的原因。以前我们的历史研究，很少注意历史人物的不同性格所起的作用，这是不全面的。事实上，在有的时候历史人物的性格在他们和别人的关系中会起很重要的作用，左宗棠和郭嵩焘就是一例。

（二）派别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汉人地主武装集团迅速崛起，形成不同的派别，主要有曾系、左系、淮系。其中曾、李关系尚密切，与左宗棠总是不谐。特别在同治二年左宗棠出任闽浙总督后，和李鸿章发生争地冲突，关系趋于紧张；又与曾国藩因盐厘饷需等问题发生不和，几乎绝交。这时，郭嵩焘明显地开始靠近曾、李而疏远左宗棠。他在同治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责怪左宗棠对曾国藩不和是“以怨报德”。曾国藩则在此前后屡次复信郭嵩焘对左、郭闽粤之争表示关切，认为左宗棠应对闽粤战事滞疑局面负责。李鸿章也在同治四年八月写信给郭嵩焘示以同情，指责左宗棠“不欲与人共功名。”左宗棠与郭嵩焘关系恶化的时间大约和他与曾国藩、李鸿章关系恶化的时间相同。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郭嵩焘都和曾国藩、李鸿章站在一起，而与左宗棠大相径庭，诸多歧异。

如天津教案：1870年天津教案起，左宗棠在回答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札时即主张对法采取严厉态度，不满意曾国藩的妥协作法。曾国藩了结此案后，他又指责曾国藩为外人所撼，办事欠妥，“独何心欤？”郭嵩焘与他相反，是同情曾国藩的少数几个人之一，认为曾国藩在天津办此案的做法是形势使其不得不然，“亦天理人情之至”，指责天津人及湖南人相与毁之是无知的表现。曾国藩也把郭嵩焘看成是少有的知心人，写信给郭以倾诉“天津一案，谤议尤不忍闻”的委屈。

如马嘉理事件：1875年，云南马嘉理案发生。郭嵩焘认为咎在滇省官吏，上疏请将云南巡抚岑毓英议处，他并被清廷任命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赴英道歉。一时间议论蜂起，对他的抨击纷至沓来。左宗棠尤为激烈。他认为英公使威妥玛要挟清政府的主要原因是郭嵩焘在背后挑唆怂恿，所以郭是祸国之人，必须惩处。郭嵩焘当时是很孤立的，只有李鸿章等少数人还给他一点支持。

如收复新疆问题：1874年，围绕是否要收复新疆，清政府中掀起了一场“海防”、“塞防”之争的激烈论战。左宗棠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要求用武力收复新疆；李鸿章是“海防论”的代表，和左宗棠对抗，主张先重海防，暂缓塞防。郭嵩焘并不主张完全自动放弃新疆，但他极力反对左宗棠使用武力收复。理由是一出兵就费用浩繁，国家、百姓都承担不了；而且新疆是塞外未开化之地，贫瘠荒凉，即使收回也暂时没有什么好处。他写信给李鸿章说：“兵者，末也。”认为新疆可以“明与定约，画疆分界。”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又说左宗棠“侈然主战，用其骄溢之气，鼓动一时议论，以攘取天下之大名”，必将“贻害天下国家。”郭嵩焘还认为廷臣主战，是“止一隅见”，应以“斟酌情理之平”为主。还表示自己坚决不与那些集矢李鸿章、颂扬左宗棠的人站在一起。

左宗棠在收复新疆过程中，还和郭嵩焘直接发生了一场冲突。光绪三年（1877），左宗棠统率的西征军迭获大捷，先后收复了吐鲁番等地。郭嵩焘从伦敦驻英公使任上向朝廷上奏，以军费浩大，饷运困难为理由，主张接受英国的调停，及时和喀什噶尔解和休兵。左宗棠立即严词驳斥，奏言英国是施“坐观成败，阴持两端之故智”，所谓休兵解和只会有害于中国。表示自己决心继续率军西征，决不轻易罢休，“成败利钝听之而已”。结果还是左宗棠获得清廷支持，得以完成克复新疆的事业。

如中法战争：1883年，面对法国侵越及逼近中国广西边境，清廷中又出现了对法政策的辩论。左宗棠仍是竭力主战：“默察时局，唯主战于义有合”，“此固非决计议战不可也。”郭嵩焘则又反对以战争方法解决问题。他说：“此次与法人构衅，各国皆深咎法人，而相推相激，乃使各国以中国挫衅为快”，所以边界事件可以争取到其他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依凭公理来得到解决。他还认为左宗棠等人的主战做法并不对国家有利：“今日切近之患，尤在募勇太多，靡费太剧，耗竭已穷之财力，以供喜事激功者一言之快。”这种论调，恰恰又是和左宗棠相反和李鸿章一致的。

（三）思想  当然，左宗棠和郭嵩焘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不同，仅说是派别集团之分显然是不够的，这主要还由于他们两人的思想见识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左宗棠、郭嵩焘的年代，中国主要有两大问题：一是怎样处理对外关系，是以战为主，还是以和为主；二是对内怎样兴办洋务及学习西学，是仅学技艺，还是也学政教，围绕着这两个重大问题，各个阶级、各个集团，乃至各个个人都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仅从我们刚才所列举的若干事件上，我们就已可以看出左宗棠、郭嵩焘两人对这两个问题的见解的截然不同了。

先说一下左、郭两人对中外关系的看法。

左宗棠对外人的态度，始终是强硬的。每涉及中外交涉时，无论在言论上，还是在实际行动上，他总是从强烈的国家意识出发，维护国家主权。一旦发生外交纠纷，不论对手是什么国家，他总是寸步不让。同时，在左宗棠的眼中，中国是天朝大国，不应对任何国家作任何妥协，所以他几乎是每事主战，“速图扫荡”。

郭嵩焘不一样，在对外关系上，他更倾向于以“理”来处理，认为通过讲理，采用和平手段就可以得到有利于中国的结果。在任广东巡抚时，他和外国人办了一些交涉，大多达到了自已的目的，于是就更认为“凡洋人所要求者皆可以理格之。”尤其在他出使英法后，这种思想更得到发展，简直达到了深信不疑的程度。翻开郭嵩焘那几年的日记，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这一点。因为坚持遵照“天下公理”来处理中外关系，所以郭嵩焘特别反对一味以武力取胜。咸丰十年八月初五他在日记中写道：“可以战，可以守，而未始不可以和。”孰战孰和，皆应“因时度势，存乎当国运者之运量而已。”他还有所指的表示自己对一味主战者的不满，“未有不问国势之强弱，不察事理之是非，唯嗔目疾呼，责武士一战，以图快愚人之心，如明以来持论之乖戾者也。”这里的“乖戾者”，主要就是指的左宗棠。中法战争爆发时他已闲居家中，闻马江军败，众论益主战，他犹言“宋以来士大夫好名，至误人家国事，托攘外善名，图不次峻擢，”把主战者一概斥为不顾国家利益，只顾自己名利地位的人，因而他遭到时论的一致攻击。可以说，他和左宗棠在太平天国失败后关系一直恶化，除派别之争外，大致出于这种见解的分歧。

再看一下左、郭两人对西方文化见识的不同。如上所述，左宗棠是一向主战的，战总不能空手搏兔，需要有实力做基础。所以左宗棠特别看重国势的强弱，“我实在能强，则无理亦说成有理；我不能强，则有理也说成无理。”因而，他积极参与了洋务运动，企图通过办洋务使中国强盛起来，提出“中不如西，学西可也。”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兰州织呢局等运用近代机器设备的工厂，就轮船说，他还不满足于仅仅购买外国洋轮，并立足于自已制造，而且同时兴办学堂培养本国人才，这些无疑都是值得称道的。但是，左宗棠的洋务思想，还没有能够超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围，他认为外国虽重视艺事，但中国的义理却远胜西方，他所主张学习的西方长技，始终只包括部分先进的科学枝术，从来也不包括先进的西方政教。

在学习西方这一点上，郭嵩焘是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他的思想远远超出了单纯学习西方技艺的范围。他认为单学西方军事技术，就是“舍富强之本图”，其结果将不是“自强”而是“自敝”。为此他屡次抱怨把“造船、制器、练兵”作为第一要务的津务人士是“舍本而务末”，左宗棠就是他认为的这种办洋务人士的主要代表。他一再指出：“西洋立国方针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意思就是说，造船建厂还只是学习西方中不算十分重要的一部分，是末，最关键的还要借鉴西洋各国的政治法律制度，这才是本。郭嵩焘“常常发自内心羡慕西洋国政民风之美”，可惜他的这种思想不为当时人所理解，“受到清议人士的抨击”，这中间当然也包括左宗棠。

左宗棠和郭嵩焘的思想见识有着很大的不同，它使得原来就有隙痕的两人关系失去了弥合的可能。郭、左两人孰是孰非呢？对这两位近代史上有影响的人物，应该进行具体全面的分析。左宗棠确实在维护祖国统一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若一味说他爱国之心强烈，而不言思想的局限性，难免有拔高之嫌；相反，如果一味说郭嵩焘妥协媚外，而不说其在思想某些方面明显高出左宗棠一筹，也未免失之偏颇。

诚然，郭嵩焘对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认识是有不当之处的。他相信“洋人无危害中国之心，所得富强之效，且倾心以输之中国，相为赞助，以乐其有成。”以为西方列强对中国是一片好心，一切都是为了中国的富强自主，这未免过于天真，也早已被历史的事实所否定。再如，他反对左宗棠用武力收复新疆，也无疑是十分错误的。但是他主张遵守国际外交准则办理外交事务，主张视中国强弱之情因势利导，尽可能的不轻言战事，以图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以免替祖国招来更多的祸害，也不能一概斥之为投降卖国。近代的战与和，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主战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对国家民族有利，对外态度也并非越强烈就越爱国，同样，主和不一定绝对的不妥，不一定绝对的有损于民族气节，也许在某种情况下显得更明智，更策略，更符合民族的根本利益些。郭嵩焘有缺陷，但他并没有蓄意出卖中国主权，相反，在他任驻外公使时，以其有理有节的态度，以其灵活的策略和丰富的知识赢得了外人的尊敬：“先是华人在亚墨利加、澳大利亚及英属各地，皆为人所轻鄙。自郭公出洋后，乃使西人有敬爱华人之心。于郭公回华，同声怅惜，盖自有各国使臣以来，无如郭公之可爱可敬者也。”从各种材料看，这不全是虚构之词，也并不是由于郭嵩焘出卖祖国利益而换来的赞誉。

诚然，左宗棠以其收复新疆的辉煌业绩名垂史册，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左宗棠接触西方影响时年近半百，自小熟读中国经书所形成的思想在他脑中已基本定型，加上他以后又长期居于西北，接触新观念不多，因此他的思想意识中崇尚孔孟儒孝、中国至上、重农轻商等传统观念极强，保守倾向严重，他并不真正了解西方各国，国际知识是极有限的，象他的爱国主义，总是和封建的“华夷之辨”相连结，天朝上国的思想在他的言语中常常有所流露。在这方面，他与同时代的郭嵩焘等人相比落后了一个层次。“吾于洋务，稍能窥其大，自谓胜于左季高。”郭嵩焘这坦率的自评，并不是过分的自夸，大致是符合历史的事实的。而这种思想见识的差距，恰恰成了左郭交恶的一个重要因素，加上其他原因，两位同乡旧友终于先合后分，以存隙而告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