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是林则徐诞生二百周年，全国许多地方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缅怀这位近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者。1985年又是左宗棠逝世一百周年，左宗棠也是一位在近代反侵略事业上建立大功的历史人物，而且十分敬仰林则徐，林则徐对他也非常器重。两人既没有共事关系，平生也只有一面之交，但却是志同道合的挚友，他们同时得到后人的纪念，这种历史的巧合，正反映了两位爱国者生前思想相通的历史的实际。
林则徐比左宗棠年长27岁。林是福建侯官人，左是湖南湘阴人，相隔遥远。林在鸦片战争前已经是政绩卓著，贤名满天下的封疆大吏；而左21岁中举后因为贫穷做了湘潭周家的招门女婿，后来三次会试都落了榜，是一个不曾在贵族门客的名册上挂上号的草野书生，两人贵贱悬殊。因此，在很长时间，林则徐并不知道左宗棠其人，而左宗棠不仅早知林的高名，并产生了仰慕之情。这种仰慕之情，首先是由近代史上第一民族自卫战争——鸦片战争激发出来的。
1839年，林则徐领导的禁烟斗争，是当时举国瞩目的大事件。作为一名塾师而僻居深山的左宗棠，怀着“心忧天下”的爱国热情，大有“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的气概，尽其力所能及地搜集外国的情况，探讨战守机宜，写了《料敌》、《定策》、《海屯》、《器械》、《用间》、《善后》等抗英论著，不谋而合地提出了与林则徐基本相同的战略战术思想。他还写信劝告在京任御史的好友、后来的儿女亲家黎吉云：“进言须有次序，论事须察缓急”，“切务之论”是“于洋事海防尤所属意”。敦促黎吉云三上奏牍参劾“主和玩寇”的官僚和“纵兵失律”的将领。他对抵抗派被排斥、投降派受重用表示极大愤慨：“窃思方今时事之坏，无过上下相蒙，贤奸失别，病源所在，攻达为先”，“以一二庸臣一念比党阿顺之私，令天下事败坏至此。”他为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签订而痛心疾首：“时事竟已至此，梦想不到，古今所未有”。甚至认为“苟全之计”，只有效法明末请初拒绝同满清统治者合作的孙奇逢、魏禧等人，“买山隐居”，“失此不图，更为无策。”表示他对清王朝已经失去了信心，甚至产生了与它相决裂的思想。他对因领导反侵略战争而遭到投降派打击的林则徐更是寄予无限的敬仰和深切的同情。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及其以后的经历，是“事变迭乘，艰危丛集”，左宗棠与他分形同气，为他的艰苦荣辱“忽而悲，忽而愤，忽而喜”。林则徐的“行踪所至，而东南，而西北，而西南，计程且数万里”，左宗棠一直是“心神依倚，惘惘欲随”。左宗棠对素昧平生的林则徐怀有如此诚挚的感情，正表明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精神震撼了他的心灵，使他受到林则徐的思想、品格和行动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对他后来成为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在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和民族危机的严重考验面前，保持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气节，是有很大作用的。
左宗棠对林则徐的认识，除了通过鸦片战争这一历史事件之外，还有他所说的“十数年来闻诸师友所称述”。林则徐是具有广泛影响的全国知名人物，左宗棠也是身在草野而名闻公卿，两人虽不曾谋面，但却有着共同的人事关系。左宗棠十分推崇林则徐并受其思想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两人之间除了在林则徐逝世前一年有过一面之交之外，再没有别的直接的联系，甚至连一封来往书信也没有。这表明林则徐的影响不是直接的师承传授。左宗棠所说的“闻诸师友所称述”，实际上是通过彼此相关的社会联系，对各种社会思潮的相同或相似的反映，从而产生相同或相似的思想志趣。左宗棠所说的“师友”主要包括陶澍和胡林翼翁婿，贺长龄和贺熙龄兄弟，以及进步思想家龚自珍和魏源。这些著名人物既与林则徐志趣相投，过从甚密，又是左宗棠的师友或亲戚。
左宗棠最早结识的是被林则徐称为“大人君子”的贺长龄和他的弟弟贺熙龄。贺长龄字耦耕，与林则徐生死同年，官至云贵总督。《清史稿》对他有一句话的评语：“儒而不武，不足以奠岩疆”，是针对他对付不了云南回民起义被革去云贵总督一事而言的。接替他的职务的就是林则徐。贺氏兄弟对勾通林、左思想的直接作用并不多，但对左宗棠思想品德开始形成的青年时期是颇有影响的。左宗棠认识贺长龄，是在道光十年（1830年）贺氏兄弟守母丧忧居长沙之时。当时左宗棠才19岁，因为其父左观澜逝世不久，家境贫困，日食不给，要依赖书院伙食补贴来资助生活。这个贫穷的学生自幼就有奇表异才，贺氏兄弟一见就“推为国士”，并向他打开了家中收藏的公私图史。好学而无钱买书的左宗棠每次去借书，贺长龄亲自上楼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还书时总要“问其所得，互相考订，孜孜龂龂，无稍倦厌”。并把自己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送给左宗棠，左则“丹黄殆遍”，认真阅读。左宗棠对于贺长龄给予自己的礼遇和培植怀有无限的知遇之感。
贺熙龄字蔗农，是左宗棠“十年从学”的老师，对左尤加器重。贺熙龄是讲求经世致用的著名学者，左宗棠读书城南书院时，他是书院山长。他教学的宗旨是“辨义利，正人心”，“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即科举应试的八股文）”。左宗棠三次会试落榜后，决心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致力于经世有用之学，关心时务，探讨农书，尤其究心于地理、兵法。贺熙龄对这位治学志趣与自己相投的学生写诗赞扬：“六朝花月毫端扫，万里江山眼底横。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对左宗棠的期许颇为殷切。后来师生结成儿女亲家。
贺氏兄弟都是支持林则徐禁烟的抵抗派。在鸦片战争中，贺熙龄同左宗棠频通书信，讨论抗英的战略战术问题。贺长龄在贵州任职九年，严禁种植鸦片。左宗棠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以及发表了使林则徐为之倾倒的反对英国侵略的慷慨议论，都与贺氏兄弟的影响分不开。
众所周知，左宗棠在19世纪70年代的海防与塞防之争中是塞防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注重塞防的思想是由来已久的。先是受到塞防论的先驱者龚自珍、魏源的影响，后来又受到林则徐的直接教诲。
左宗棠同与林则徐志同道合的朋友龚自珍、魏源相识是比较早的。道光十三年，22岁的左宗棠第一次参加会试，在京期间与博学广识的龚自珍、魏源交游，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在他会试出闱后“积所闻见”而写成的《燕台杂感》七律八首，可以说是他和龚、魏交谈的记录。诗中涉及到的问题有：西北戍边、东南夷祸；饥民揭竿，天下将乱；以及从圣贤经传中探索治安之策，等等。此外，还可能包括“荒政及盐、漕、河诸务。”《燕台杂感》诗的第三首是：
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
橐驼万里输官稻，沙碛千秋此石田。
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
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
诗中讲到的在新疆设置行省和屯垦戍边，就是后来塞防论的张本。1880年，左宗棠从塞防前线写给他的女婿陶桄的信中说：“来书述癸巳《燕台》旧句，于置省、开屯时务已预及之。五十年间志愿，到今尚行之不尽。而当时相与商榷之友朋，无一存者矣。”信中说的“友朋”指的就是“道光朝讲经世之学者”龚自珍与魏源。所谓“相与商榷”是左不够谦虚的说法，实际上主张在新疆“置省开屯”的首倡者是龚自珍，他在1820年写的《西域置行省议》最早提出这一主张。魏源也是西北问题的专家。写有《西北边地考》、《答友人问西北边事书》等。而与龚、魏“相与商榷”时的左宗棠还称不上是西北问题的专家，但却是颇有兴趣的。早在他幼年时。其祖父母就对他寄予“燕颔封侯”的殷切期望，认为他具有东汉通西域的班超那样的“异表”，将来也会立功西域，万里封侯。当他与具有真才实学的龚、魏“相与商榷”之后，童年的向往变成了“五十年间志愿”。而在这个问题上，左宗棠与林则徐也有着传奇性的历史联系。
林、左反侵略的突出的历史表现是：林则徐19世纪40年代东南抗英，左宗棠19世纪70年代立功西域。一个效力海防，一个威震塞防，两者之间有着承上继下的关系。林则徐在东南海防为国效命，却因功受过，被是非颠倒地遣戍伊犁效力赎罪。这就使林则徐既经历了海防线上反侵略的实践、又获得了在塞防线上从事实际考察的机会。他“结合当时沙俄胁迫清廷开放伊犁、塔城的现实，独抒卓见，指出沙俄威胁的严重性。”形成了“防海防塞并举而着重防塞的反侵略思想”。后来，在林、左平生唯一的一次会见中，林对左“谈及西域时务”，从“产粮素多”的吐鲁番，谈到“美利不减东南”的南八城；谈到了“办理屯务，大兴水利”对开发新疆沃饶之区的地利，加强边防的重要关系。林则徐逝世25年以后，左宗棠以古稀之年统率大军，一举收复被英俄支持的阿古柏匪帮侵占12年之久的新疆，并“舆榇”出肃州誓死收复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成为近代史上不愧为同林则徐并驾齐驱的爱国功臣。
积极动员左宗棠出山打太平军的胡林翼，与左与林交情都非同一般。他与林则徐关系密切，因为他是陶澍的女婿。陶澍（1778—1839），字云汀，官至两江总督，是林则徐的顶头上司，两人在江苏长期共事，结成了“志同道合，相得无间”的深厚友谊。陶在临死前曾向清廷推荐林则徐“才长心细，识力十倍于臣”，要林接替自己担任两江总督。陶死后，林则徐写了挽联，表示哀悼：“大度领江淮，宠辱胥忘，美谥终凭公论定；前型重山斗，步趋靡及，遗章惭负替人期。”最后一句“遗章惭负替人期”，指的就是陶在《忝谢恩准开缺折子》（遗章）中推荐林接任一事。为了报答这种知遇之情，林则徐后来也帮了胡林翼的忙。
胡林翼和左宗棠是同学，生于同年，当时他们的父亲都在岳麓书院读书，“两家生子，举酒相欢”，所以左、胡两家本来就是世交。左宗棠和陶澍又是儿女亲家。陶澍死时他的儿子陶桄才七岁，左宗棠是陶桄的老师和保护人，又是岳丈，一手把他教养成人。因此，胡、左更成了莫逆之交。
道光二十二至二十六年，胡林翼在家守父丧，常到陶家帮助岳母“经纪家政”，与在陶家任教的左宗棠“风雨连床，彻夜谈古今大政”。当时，左宗棠已是“而立”之年，久蛰狭乡，功名未就，“自嗟迟暮，以为非梦赉良弼，不可有为”。这是左宗棠向亲密知己倾吐的内心忧苦。胡林翼在道光十六年成进士后，只充任过一次临时性的江南副考官，还受了降级处分，仕途上也不顺畅，在家忧居数年，不免有些消沉。以致远在陕西的林则徐于1845年致书胡林翼，勉其出而问世，“不宜自甘暇逸”。并于次年6月为胡林翼专折奏办，从陕西捐输案内报捐内阁中书，再捐升知府，分发贵州。道光二十七年，林也调任云贵总督，胡就成了林的亲信助手。就在这个时候，胡向林推荐左宗棠，并于道光二十八年底“急步递书”，郭促左宗棠投奔林则除。左虽然以家事羁累为辞，婉言谢绝，但在给胡的复信中表达了对林则徐无限敬仰之情。这封信是今天研究左、林关系的宝贵资料。胡促使左、林遇合虽然没有马到成功，但在次年，林退休归闽绕道长沙，召见了左宗棠，“一见诧为绝世奇才，宴谈达曙乃别”。左、林会见传为历史佳话，胡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左、林会见的第二年，林则徐被清廷起用为钦差大臣去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去广西的途中，于道光三十年十月十九日死于潮州普宁县。左宗棠听到讣讯后非常悲痛，写了一副传颂一时的挽联：
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
庙堂依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
同时还写了一封极为生动的唁函，致慰林则徐的儿子林汝舟。挽联和唁函对林则徐倍加推崇和怀念，对使冷箭的“小人”进行了无情的鞭笞和辛辣的讽刺。“使忠者读之首肯而泪下；使佞者见之颜厚而汗下”。
林则徐逝世以后，太平军打到湖南，湖南的地主阶级迅速掀起一股反革命逆流，把左宗棠卷了进去。从此，左宗棠与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等同恶相济，依仗洋枪洋炮，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接着镇压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在他33年的政治生涯中，有22年是与起义农民为敌的。按照历史人物的群分类聚，曾、左、李划一类，也是不无道理的。但是，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还是有所区别的。虽然左宗棠和其他湘军将领一样，也由曾国藩举荐而起，但在所有湘军将领中唯有左宗棠敢于同曾国藩分庭抗礼，两人“趣舍时合时不合。”面对外国侵略者，曾国藩“常持和节”，卖国求荣；而左宗棠则是“锋颖凛凛向敌矣”。林、左、曾、李都是封建官僚，对农民起义都是极端仇视的。林则徐也镇压过甘肃藏民起义和云南回、汉暴动，他还是镇压太平天国的第一个清军统帅，他头天接到清廷任命，第二天就抱病起程，“星夜驰道”，最后还是死在去广西镇压农民起义的途中。可见林则徐镇压起义农民的决心丝毫不比曾、左、李逊色。从阶级观点看，林、左、曾、李毫无区别，都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封建王朝的忠臣。但从民族立场看，他们之间却有爱国和卖国的区别，林、左忠君而又爱国；曾、李忠君而不爱国。因此，把左宗棠同挨卖国贼骂名的曾、李区别开来，而同林则徐并列，同时得到历史的纪念，是完全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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