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生的思想、业绩大体多反映于《曾国藩全集），然其中的奏议、书信等之类多有幕僚禀承曾氏意旨起草而经其修饰润色者；而其《读书录》则非他人可代笔，故研究曾国藩则不可忽略考察其《读书录》。本文即就此书之二大端从文学理论而论其文气论和从语言理论而论其训诂论。
一 文气论
曾氏评论诗文首重于或本主于“气”。所谓“行气为文章第—要义”、“为文全在气盛”是也。《读书录》之论气比比皆是。而其杂著、书札、日记和一般文章等，亦复如此。
曾氏论气，并非仅就诗文这一面就事论事，而是出自为人处世、建功立业这总的人生观而表现于品诗衡文及艺术创作。这不仅是联系其志向功业可以看到；而且在《读书录》评《三国志•诸葛亮传》就讲得明白：“古人绝大事业，恒以精心敬慎之……故知不朽之文，必自襟度远大思虑精微始也。”这是明心见性之谈。他所看重的气根本在于胸怀气度。他评《阳明文集》：
“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澈，固自不可几及也。”
他说的”光明俊伟”、“表里粲然，中边俱澈”，都讲的为人要襟抱广阔、站高地位、见识远大。而发之为文，就有一种伟岸广朗之气象。《读书录》评《史记》亦云：“太史公于不平事多借以发抒，以鸣其郁抑”，“非自著书，则将无所托以垂于不朽”。又说《史记》“文气迈远，独子长有此”、《三国志》“文势迈远，有似《史记》”。这就是深明《太史公自序》的“发愤著书说”：“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报任安书》所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实则是接受曹丕《典论•论文》论文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以气为主”的影响的，更是秉承《左传•襄公二十四》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三不朽”思想的。在曾氏看来，文事是居功业之内之下的，为人在为文之先，有为人才可有为文，文即人的体现，是认作家修养论先于艺术创作论。亦即孟子之说“善养吾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集义所生者”，加强自身的人格道德修养，使之完善，然后才有文气盛旺、气象广大的。曾氏的此项认识有远见卓识，但对历来的文气说关于作家修养论的内容并未见有何发展和推进，且以为气象“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过于强调作家的先天禀赋，似乎宏伟的气象是与生俱来的，而非首重后天力学和社会实践。这颠倒了先天与后天的关系，因而有唯心论的倾向。
曾氏论文气，倒对历来的文气说在文气具体化和细分类以及正反面之说方面有所进取。他将文气分为豪迈之气、□嶒不平之气（偏鸷不平之气）、跌宕飘逸之士、真气、生气、光气、客气乃至伤气。他首重豪迈之气。《读书录》评《史记·曹参世家》：“中有迈往之气，足以举之也。”评杜诗《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叙事得雄直之气，韩公五古多学此等。”评《韩昌黎集•故贝州司法参军李君墓志铭》是“稍变其豪横之气，而出以瘦劲。”韩文《司徒兼侍中中书令赠太尉许国公神道碑》为“文则雄伟，首尾无一字懈，精神奕然”。说《朱子文集•戊申封事》“理直而气刚”。与推崇豪迈之气相联，曾氏又尊许□嶒峭拔之气。谓韩文《代张籍与李浙东书》：“笔端大□嶒。若出他手代言人干有位者，气必不能自振也。”称《答吕医山人书》“绝傲兀自负”，《答尉迟生书》“傲兀自喜”。誉《平淮西碑》“文气振拔异常”，《鱷鱼文》“文气似《谕巴蜀檄》。彼以雄深，此则矫健……长句耸拔”，《送殷员外序》“字字峭立，倜傥轩伟”，《送穷文》“能怪怪奇奇……精语惊人”，《释言》是“才高被谤，为文自解，仍不减□嶒之气。”论《江西观察使韦公墓志铭》是“他文提振处绝耸矫，此稍逊之。”以《燕喜亭记》比柳宗元说：“柳公山水记以峭削见奇，固非韩公所能比并。”又从《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悟出：“句中有筋，字中有眼。故知文章须得偏鸷不平之气，乃是佳耳。”曾氏还讲究跌宕飘逸之气。称誉李白诗《闻丹邱子于城北营石门幽居中有高风遗迹仆离群远怀亦有栖遁之志因叙旧以寄之》“行间一种跌宕飘逸之气，独迈群贤”。说《赠何七判官浩》“五字句中跌宕乃尔”。说《鲁郡尧祠送窦明府簿华还西京》“自‘君不见’以下，恢诡跌宕，变化离合，不可方物矣。”对《赠新平少年》则指出“太白千古英豪，度量亦殊不广。”又许杜诗《往在》“豪迈苍凉之气，跌宕变幻之节，皆臻绝诣。”《短歌行》“瑰伟顿挫，跌宕票姚，可谓空前绝后。”韩愈《应科目时与人书》“其意态诙诡瑰伟……干泽文字如是，乃为轩昂，他篇皆不能自振。”《送李愿归盘谷序》“别出奇径，跌宕自喜。”《送陈秀才序》“只此一意，再作往复，亦复傲兀可喜。”《送廖道士序》为“磊落而迷离，收处绝诡变”。《送张道士序》是“立言飘洒，不着痕迹。”其实曾氏所推许的雄豪之气、□嶒不平之气、跌宕飘逸之气其本均来自真气。他论韩文《送浮屠文畅师序》：“立言有本，故真气充溢，历久常新。”评《与孟东野序》：“真气足以动千岁下之人。韩公书札不甚矜意者，其文尤至。”他反对客气——虚矫之气，于评韩文时多有说道。说《争臣议》：“逐节根据经义，故尽言而无客气。”《答李翊书》似韩公之意态若见：“韩公文如主人坐于堂上，而与堂下奴子言是非。然不善学之，恐长客气。”《唐朝散大夫赠司勋员外郎孔君墓志铭》起笔非同凡俗：“此等起法，维韩公笔力警耸矫变，无所不可。若他手为之，恐偾张而长客气。”这表明真气内充而能盈溢于外，若非襟度胆识过人，纵然勉力为文，也会出现装腔作势之状。这实则即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所说“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情采》所说应“为情造文”而非“为文而造情”；《体性》所说“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因性而练才”。文章乃真情实感的流露，唯其如此，方有钟嵘《诗品》要求的自然真美。韩文大体均能如此，但一脱离此点则不能精工，故曾氏批评其《上襄阳于相公书》“谀辞累牍，固不能工”。斥另几篇为俗笔、俗调、伤气。又评《陆宣公集》：“骈体文为大雅所羞称。以其不能发挥精义，并恐以芜累而伤气也。”因骈文多着力文字修饰而非首重义与气。但事体的关键并非在文体，根本在于意气，文体并不能囿限作家。故曾氏说陆氏之文“义理之精，足以比隆濂、洛；是气之盛，亦堪方驾韩、苏。”正因韩愈有真情实感、识见俱高的真气，所以其《柳子厚墓志铭》“光气终自不灭”。而曾巩之胸怀气度较韩愈略逊一筹，故曾氏说其《广德军重修鼓角楼记》：“气体颇近退之，但少奇崛之趣。”其《越州赵公救灾记》“末段文气平衍”。
至于如何使文气盛旺脱俗，曾氏认为除首重襟抱胆识外，落到艺术表现手段、铸句炼字上还得细心考究、锤炼。这就是《谕纪泽》所说：“雄气以行气为上，造句次之，选字又次之。”“其精处在行气，其粗处全在造句选字。”这从宏观与微观的辩证关系上来论文气造，就讲得极为透辟。就文字功夫讲，《读书录》有说。如何行气？这是以气论文要求灌输的精神血脉和总原则。文章宜以气疏文，一气贯畅。其间有发气、引气、运气、完气等说法。作家气质、个性、兴趣、风格各异，自有独特的考究爱好。曾氏是欣赏“一气喷出”或“荡漾疏散吞吐”，或“大声疾呼，低回欲绝”，或“顾盼生姿，跌宕自喜”，或“款教入情，婉婉动听”，或“唱叹作收”，或“作未了之势”。李渔讲行文“当以‘一气如话’一语为四字金丹。‘一气’则少隔绝之痕……”，“凡事做到慷慨淋漓激宕尽情处，便是天地间第一篇绝妙文字”。曾氏之谈文体与李渔之说同调，强调文章注重行气的内在力量，于此可见其见识的精到。讨论文气，关系到布局谋篇，曾氏认为要“经纬其间”，“虚实相备”，“叙次分明，一丝不紊，笔力极骞举”，“故知位置之先后、剪裁之繁简，为文家第一义要义也”。而论笔法段落则要求“奇情幻出”、“狡狯不测”，“起最得势，朴茂典重”，收有“瘦劲之笔”，“接笔绝道紧”，“瘦折奥峭”，“层叠可愕”，文句“以高简为要”，“情韵不匮，声韵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至于炼字之术，以为要“字字峭立，倜傥轩伟”，“矜慎之至，一字不苟”。扩大而言，乃可通篇突出、围绕一字而行文，如说《史记•伍子胥列传》“皆为‘烈’字衬托出光芒”。
二 训诂论
曾氏于训诂学殊多发现与贡献，惜论者极少注目。今取其大端而论之。
1、曾氏之诠释虚词。
诠释词义是训诂的一项最重要的内容、最基础性的工作，只有了解词，才能弄清句、段、篇及其他问题。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说：“训诘之事，在解明字义和词义。”曾氏诠释词义多有发明，但他更多的是于解释虚词有人所未见之论。如说《汉书•王莽传》句“是故公孙戎位，在充郎选”：“在，读若才，谓公孙戎之位始得充郎选耳。”说“今猥被以大罪”：“猥，犹云乃也。师古训多，未是。”查《辞海》等多种词典和一般解释虚词的工具书，“在”，并无“才”、“始”义。“猥”，亦无“乃”义。而按原作的上下文看，曾氏之解纠正了前人之误，发现和补充了“在”与“猥”的新义项。曾氏说《左传•定八年》“桓子昨谓材楚曰”：“咋，犹乍也。”以文意论，曾说更确切，“咋”训“乍”，即刚、初、恰之义，是发现、增补了“昨”的义项，这未见于一般工具书。又如曾说《国语•吴语》“天王岂辱裁之？”：“按：岂字语意犹云傥也。《汉书•丙吉传》：‘岂宜尊显。’亦犹傥也。”今按《辞海》、《辞源》、《中华大字典》等多种工具书，“岂”并无“傥”的义项，《吴语》句“岂”训“傥”，即有倘或、倘若、如果、万一之义，强于作“其”，此句宜作假设、疑问句，似胜于作祈使句。曾氏于“岂”又发明了一新义项。曾氏说《礼记•檀弓》“予畴昔之夜”：《郑注》：“畴，发声也。昔，犹前也。”《史记》：“畴人子弟分散。”乐彦注云：“畴昔知星人也。”国藩谨按：“二者解畴昔皆误也。《书》‘畴咨若时登庸’注：‘畴，谁也。谓于众人之中，不知当属何人。’乃畴字引申之义也。《史记》‘于畴若予工’，作谁能驯予工；‘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作谁能驯予上下草木鸟兽。谓众人之中，何人能若予工，何人能驯草木鸟兽也。畴昔犹云谁昔，谓不知曩昔何时也。《诗》：‘知而不已，谁昔然矣。’《尔雅•释训》：‘谁昔，昔也。’皆不记何时之义也。”一般辞书释“畴”为“谁”。曾氏以为畴更有“何义”义，是更见新义而且更确切，可用于人、物、时间、处所。凡上述如此之类的诸多虚词的含义，曾氏多有新见而揭发之，其说对今人之理解古汉语的虚词实有扩大认识之裨益。
2、曾氏之着力解决规律性问题。
《读书录》有《诂训杂记》这一专项，类似小型训诂专著。按其所论看，它是曾氏在细心阅读大量古籍而作随文注释工作的基础上概括总结的，自有其会心独到之处。一如一般训诘专著，它在内容上讨论的是训诂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即词义；在特点上是揭示词的概括意义、理性意义等。但曾氏的《诂训杂记》更着力于分类解决规律性的问题；力求找出规律性的现象这正是曾氏时常谈论训诂的文字的自有的一个重要特色。如《诂训杂记》论文字学问题就有专条，指明指事、会意、形声，而有字的先后次序之谈。论字义转化有“一字略转而异义者”条，是进行概括列举。论词的本义与引申义就有多条，而予以爬梳整理。论词性及词的感情色彩有专条，且据典籍细分详析。论字义通假、骈字成词有“骈字异同义者”条。论古今字，俚俗字有“古今雅俗异同字”条、“俚俗字有所本”条。论词的构成有“经典颠倒字惟《诗》最多”条。论词的正反生义有专条议“多有旋相为用之妙”。论修辞表达方式有“经典形容之字”条。论称谓有“古人称人皆有所指”条。论事物次序有“甲乙丙丁，古来皆以记事物之次第”条。论制度习俗有专条谈习见状况。至于其他内容，曾氏常于评说某古籍时随处就便作出概括。曾氏归纳诸种语言现象多引经据典条分缕析，分款罗列，见得材料丰赡，论述充实清晰，给人显示以横向类通性，有便读者。
曾氏谈训诂着力于解决规律性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注重语言的社会性。如：
“《说文》：‘枝，木别生干也。’按：干直而专，枝分而杂，有歧杂之义焉。凡木之枝，斜挺旁出如相扶持，有撑持之义焉。杈枒森布，猝不可近，有拒御之义焉。周秦古书凡用枝字，大抵不出此三义。《易》曰：‘中心疑者其辞枝。’《荀子•解蔽篇》：‘心枝则无知。’此歧杂之义也。《汉书》叔孙通等传：‘郎庙之材非一木之枝。’《庄子》：‘师旷之枝策也。’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漂峣□而枝拄。’此撑持之义也。《史记•项羽本纪》云：‘诸将慑服，莫敢枝梧。’《鲁仲连传》：‘枝桓公之心于坛坫之上。’此拒御之义也。《汉书•地理志》‘汉中淫泆枝拄与巴蜀同俗’注：‘言意相节却不顺从也。’歧杂者，枝字之本义。撑持与拒御者，枝字引申之义。后人不知引申之义，每疑枝当作支，盖古训久不明矣。”
曾氏通过分析而判别词的本义与引申义的关系，概括出周秦古书一般用枝字，大抵不出歧杂、撑持、拒御此三义，从而指明词的意义被社会制约的一种社会阶段性，便于人们理解和掌握，能化繁为简、节省劳力。同时，也拨正了世人的误解，正本清源，使人免于误入歧途。《荀子•正名》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词的运用及创造是必须遵循约定俗成、为社会群众普遍接受，亦即语言的社会性这条重要原则的。一般注释家自不会反对这条原则，但实践时却常忽略这条原则。曾氏强调这条原则是注重语音、注重训诂的规律性。这是对的。但他概括周秦古书凡用枝字的词义尚有不足。周秦用枝字，尚有分散之义，如《荀子•解蔽》“心枝则无知”之枝作分散之义为宜即是。曾氏析枝字词义比《辞海》少此一义项，却多抗御此一义项。
曾氏的着重规律性问题来训诂，也反映在坚持“因文定义”，而否定望文生义，亦即从上下文的语言环境来确定一个多义词的词义，而否认临时从上下文认定词义这上面。如：
“《方言》：‘凡草木刺人，自关以东或谓之梗。’按：凡木之粗枝无碎枝零叶者，世俗通谓之梗。在树而生者，谓之枝。斫伐在地而枯者，则谓之梗，谓之柴矣。梗字有粗直之义，又有阻塞之义。《尔雅•释诂》：‘梗，直也。’《方言》：‘梗，略也。’《吴都赋》注：‘梗概，粗言也。’《东言赋》注：‘梗概，不纤密也。’此粗直之义也。《周礼》：‘女祝掌以时招梗□禳之事。’郑注：‘梗，御未至也。’谓未至之凶灾，先梗而御之，此阻塞之义也。《诗》曰：‘谁生厉阶，至今为梗。’此谓荡荡王道，而政化不能流行，忽致梗塞也。《毛传》：‘梗，病也。’此望文生训，非见义也。杜注《左传》曰：‘病也。’《广雅》亦曰：‘病也’。此承毛传而误者也。格、枝、柴、梗诸字，在后世以为死字，在古人常引申其义而活用之。苟明乎死字活用之法，而周秦古书故训之不可通者寡矣。”
词汇的常见现象本是一词多义，但置于一定的上下文则据此就仅有独一无二的意义和明确的价值。不可以为词置于一定的上下文才临时产生一种意义来符合特定语言环境，否则就会出现望文生义的现象。曾氏释“梗”，就依词的义项产生的次序指出此字有木之粗枝无碎枝零叶者之义、阻塞之义。因之认为格、枝、柴、梗诸字“在古人常引申其义而活用之”，且表示读周秦古书故训可以类推通贯，这就归纳出规律性的问题，他是“因文定义”，而反对望文生义。这些看法都确有见地。他认为训《诗》句“谁生厉阶，至今为梗”之“梗”为“病”是望文生训，“此承毛传而误者也”。而《辞海》释“梗”是立一义项：“灾害。《诗•大雅•桑柔》：‘谁生厉阶，至今为梗。’毛传：‘梗，病也。’”按曾氏之说，则正是“望文生训，非见义也”，是“承毛传而误者”。
曾氏从事训诂而注重规律性的现象还体现在阐明修辞表达方式上。如《诂训杂记》总括“经典形容之字约有三端：一曰双字，一曰骈字（双声叠韵字），一曰单字。”而加以阐述。他既分书归纳，如指出《诗述闻》、《逸周书》、《易》、《诗》、《考工记》、《史记》、《汉书》、《后汉书》、楚辞、汉赋、《唐书》等各自的用法；也更分类揭示古籍的组词形容的修辞格式。其揭示的组词形容的词、句格式有以下数种：或“形容是用双字者”，即用同样的双字来形容，成“AA”式，如依依、杲杲、泄泄、沓沓、泯泯、棼棼、骚骚等等即是。或“形容之用骈字者”，即字意或字音连带或连锁关系的二字联用，成“AB”式，如窥窕、阿难、倭迟、踟蹰、仳离、判涣等等即是。至于“形容之用单字者”，有以形容字词与表状貌的“如”或“然”或“乎”或“彼”之类的字相组合，成“A如”式，如檐如、翼如、勃如等，退然、确然、贲然等，或颓乎、欣乎等。又有“于”（可视为同、似、比、与之义）加形容词，成“于A”式，如于论、于乐、于皇、于赫、于铄、于辑熙等即是。也有四字之语嵌进“有”字与虚词而组织，成“有A其B”式，如有椒其馨、有依其士、有略其耜等，有卷者阿、有秩斯祜、有启斯石、有弥济盈、有空其谷、会同有绎、万舞有奕等即是。还有四字句中是以语气词联合事物而结构，成“C（叹词）AB”式，如夫伊嘏文王、假哉皇考之类即是。曾氏将古籍的修辞表达方式作如此归并，使人印象清晰而深刻，同时也对鉴别古书的年代和真伪很有帮助。
谈到“骈字异字同义者”，曾氏举例逾二百种，一一分项联举，其中涉及异体字、通假字、联绵字、双声叠韵字诸项。可谓纷至沓来，而使人获益良多。兹不赘述。
曾氏在《复夏教授》一文中明确宣称：“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应当指出，曾氏在训诂之学方面有所创获和贡献，实是他的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实践，这是上承汉儒朴学的传统，下受清代炽盛的注重考据训诂之时风众尚感染所致。因为本文题目和篇幅的关系，这里不拟详论这种承传关系，只是郑重提到此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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