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湘潭大学等单位标点整理、岳麓书社出版的《曾国藩全集》30册，是曾国藩毕生取得重要成就的实录。在他所有的著作中，以其家书最为有名。《全集》中的《家书》部分，共收有曾氏给夫人、诸弟、子侄的信件达1383封，其内容十分广泛，大而经邦治国、朝政军务，小到治学修身、人际琐事，事无巨细，无不涉及。其用心之殷勤，实在是古今少有。可以说，在曾国藩的家书中，充分反映了传统儒学的为人处世之道，全面体现了曾国藩的家庭教育观，具体表现了曾国藩在事业、人品、精神上令人瞩目的一面。可见，研究曾国藩的齐家之道，对于研究曾国藩其人，研究曾国藩对后世的影响等，大有裨益！
一
曾国藩不仅十分看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套传统儒家所规范的人生信条，而且把它作为平生待人接物、处世治事和进行家庭教育的最高准则。本来，儒家经典之一《大学》早已有“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数语。在这里，几个“而后”二字把其中几个部分的相互关系，已交代得清清楚楚。可是，自宋明以来，有些正统儒家持有片面观点，把本来属于有机整体的儒家经义的各部分人为地分割开来，片面强调某个部分的特殊重要性。这样一来，“治国”、“平天下”就缺乏前提条件，“修身”、“齐家”就缺乏远大的目标。其结果，什么“匡时救世”，什么“肩任天下大事”，都成为一句空话。
曾国藩凭着自己的丰富知识和经验阅历，对《大学》上阐明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心领神会。在他看来，若要“治国平天下”，必先“齐家”；若要“齐家”，必先“修身”。这就告诉我们：修身是前提，是家教观的基础；“齐家”是关键，是家教观的核心；“治平”是理想，是家教观的目的。“修身”、“齐家”、“治平”三者都是曾国藩家教观的组成部分，三者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而密不可分的。
总之，曾国藩的治家理论和治家实践独树一帜，在中国家教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他倡导教诲子弟的“齐家之道”，是其家教观的核心，是其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必不可少的一步。
二
曾国藩倡导的“齐家之道”，就是曾氏家族传统的“家规家法”。曾族成文的或不成文的“家规家法”，其基础的奠定是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最后臻于完备的却是曾国藩本人。曾玉屏本是一个中途回头的浪子，自中年接受他人的劝诫改邪归正以后，一直没有脱离过劳动。他专横刚愎，却善于经营；对己严，对子孙更严。曾家的经济在他手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家族的传统家训和家法亦在他手里初具规模。曾国藩一生受家庭教育影响甚大，他对祖父星冈公景仰备甚，声称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他把祖上严绳子弟的家规，参稽历史的经验，根据自己的数十年从政、从军的阅历，不断地加以总结、丰富、充实和提高，便成了曾氏家族传统的成文或不成文的家规家法。他说过：“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那末，他所说的“恃大众之维持”的“长远家规”指的是些什么呢？大约有如下数端：
孝友传家。孝弟在中国古代社会，已经盛行了好几千年，凡是以往尊崇传统儒家的读书人，多是以“孝弟”为治家之本。曾国藩是一个饱读经史、儒家传统文化涵养很深的人，“孝弟”在他的“家规家法”中必然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他的家教观中，既强调父母对子女、兄姊对弟妹要爱抚，要和睦相处；更强调子女对父母、弟妹对兄姊要孝顺，要尊敬。质言之，要以“孝弟（悌）”二字为本。他根据孔子说的“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体认出“孝”是促进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弟”是促进兄姊与弟妹关系的一根纽带。要促进人与人关系的融洽，必须先从促进父母与子女、兄姊与弟妹的关系做起，这就是“务本”。
据称，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事亲至孝，对于老子曾星冈的责骂，总是“起敬起孝”，毕恭毕敬；后来曾星冈病及三载，曾麟书朝夕侍奉，“未尝一日安枕”。曾国藩母亲江氏，亦个性倔强，善事舅姑，嘉惠亲族，敦睦邻里。曾氏一家传统的家风美德，于有形或无形之中，对于曾国藩的学问事功、立身行己，均有极大影响。曾国藩视此为其家的优良传统、传家之宝，并对此努力发扬光大。曾国藩的家书，直接或间接涉及“孝友”内容的竟达数百封之多，是其平生奉行“孝友传家”的准则的最可信的实录。如果认为曾氏这些有关的信件是一部协调人际关系的指南，是一部正直严肃为人处世的教科书，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孝友”的教育方面，曾国藩反复告诫家人说：“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也’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弟’两字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何不日日在‘孝弟’两字上用功……务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日不顺适；下而兄弟妻子皆蔼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学问也”。这里所说的“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是一种真知灼见。正因为曾国藩有见于此。所以特劝自家兄弟日日在“孝弟”二字上用功。他还说：大凡天下官宦之家，“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曾氏在这里最欣赏的首是孝友之家，次则耕读之家，所以他认为如能把“孝友”、“耕读”二者结为一体，那么家世就有可能永不衰败。
勤俭持家。曾国藩的家庭教育观与其政治观是息息相通的，并且强调治家与治国的关系密不可分。曾国藩之所以把“勤俭持家”作为“齐家之道”的重要内容之一：一则因为勤俭持家是曾家祖辈遗留下来的传统家风，是混乱之世的“安身立命之法”；再则因为治国离不开治家，治国与治家均离不开勤俭。所以家信中不厌其烦地对自己的兄弟子侄以“勤俭”相勉。如“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因此，常人处世立足，就应当“力崇俭德，善持其后”。他再三叮嘱：我们要为先人留遗泽，为后人惜余福，“除却勤俭二字，别无做法”。他反复告诫：我们今后“莫怕寒村二字，莫怕悭吝二字。莫贪大方二字，莫贪豪爽二字”。
戒骄戒奢。曾国藩教训子弟之道，大体上可以概括为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其具体教育方法十分别致：一种是将积极引导与消极防范各自分头进行，即：积极引导方面以努力实践“孝友传家”、“勤俭持家”、“八字”家规、“三不信”说等为主；消极防范方面以力戒骄傲、力戒奢侈等为关键。另一种是将积极引导与消极防范结合进行，即戒傲惰必须力守“谦勤”，戒奢侈必须力崇“节俭”。换言之，要用谦勤去克服傲惰，用节俭去除掉奢侈。
曾国藩根据祖训，结合自己的经验阅历，明确指出：“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应）力戒傲惰”。并以少时与其弟在乡下卖菜篮、拖碑车的往事，激发自己的兄弟切莫丢弃农家本色。他总结古往今来的经验叫家人记取：人世间傲与惰是最坏事的。这是因为：傲为凶德，惰为衰气，“二者皆败家之道”，是一星半点也沾染不得的。从今以后，一定要以“除傲字为第一义”，要从戒“傲惰”两字痛下功夫。
在谆谆教育子弟戒傲戒惰的同时，曾国藩还严肃要求力戒奢侈。他指出：“吾家后辈子女皆趋于逸欲奢华，享福太早，将来恐难到老”。怎么克服呢？“嗣后诸男在家勤洒扫，出门莫坐轿。诸女学洗衣，学煮菜烧茶”；诸男“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
“八字”家规。曾国藩的祖父曾星冈治家极严，一家人无论大小见了他没有不屏神敛气的。对于儿子麟书、骥云，管教尤为严峻。他别出心裁，创立了一些家规，要求家人严格遵守。其中最典型的要算他要求子孙家人努力实践的八件事：读书、种菜、养鱼、喂猪、早起、洒扫、祭祖、敦睦亲邻。后来曾国藩把他祖父留下来的这些家规，概括编成“早扫考宝，书蔬鱼猪”8个字。这就是著名的曾氏家族的“八字”家规，或称“治家八宝”。经过曾国藩整理概括编成的“八字”家规，含义更为深刻：所谓“早”，提倡早起，养成勤劳习惯；所谓“扫”，按时扫除，培植卫生环境；所谓“考”，虔诚祀祖，务使民德归厚；所谓“宝”，亲善邻里，保持团结精神；所谓“书”，读书明理，使之知识通达；所谓“蔬”，种植蔬菜，家庭四季常新；所谓“鱼”，饲养鱼类，充实活泼生气；所谓“猪”，繁殖猪畜，扩充生产副业。这样一个耕读之家，充满了生机，充满了孝友精神。
对此“八字”家规，一则上承祖父星冈公以来相承之家风；再则如一家实现它，望其外“有生气”，登其庭“有旺气”。因而曾国藩本人恪遵不渝，并在家书中多次提醒子弟不能忘记，不时利用祖父这一遗训来规范本家的形象。可见，“八字”家规贯穿着“勤俭”、“耕读”为本的思想，体现了曾国藩坚守半耕半读家风的一贯主张。
“三不信”说。曾国藩治家之法，以远绍祖德、维持家教为主。因此，除了“八字”家规之外，还有“三不信”之说。所谓“三不信”，即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这也是曾星冈的垂教。曾星冈对于医药、僧巫、地仙，一见便恼，斥之惟恐不远。曾国藩十分崇拜其祖星冈公，自然恪遵“三不信”之说。在过去乡村中，医药很不发达，庸医误人甚多，不信医药也是一种自然趋势，无可非议。至于僧巫、地仙，社会上信之者众，而曾家独不相信，这在当时一般封建士大夫之家是十分难得的。
曾国藩在家信中常常要求家人对于祖训“三不信”说，务必“一一记忆”，“以绍家风”。并再三教诫弟弟：“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俱恼”，祖父之家法，“后世当守者极多，而不信巫医、地仙、和尚，吾兄弟尤当竭力守之”。天下信地信僧之人，你们“曾见有一家不败者乎？”曾国藩不仅从正面引导子弟们严格遵循星冈公首创之家法，而且对自家子弟违背祖训之事亦严加责备。他针对家中有过做道场和祷祀之事，指斥说：“是不信僧巫一节，已失家风矣”！针对家中买“风水宝地”花费数千金之事，责备说：“是不信地仙一节，又与家风相背”了！针对家人无人不药，无药不贵，批评说：“是不信医药一节，又与家风背道而驰”了！
互助互勉。曾国藩历来认为，战时在军中，凡是碰上危急的关头，只有属于自己的部队才能靠得住；平时在家中，或者在官任上，凡是到了关键时刻，只有自己的兄弟子侄等一家人最靠得住。在他看来，特别要紧的是一家人和睦相处，互助互勉。因此，他经常在家信中勉励兄弟子侄：“近来外侮纷至迭乘，余日夜战兢恐惧，若有大祸即临眉睫者，即兄弟同心御侮，尚恐众推墙倒，岂肯微生芥蒂？又岂肯因弟词气稍戆藏诸胸臆？又岂肯受他人千言万怄遂不容胞弟片语乎？”“此时之兄弟，实患难风波之兄弟，惟有互劝互勖互恭惟（维）而已”。
在这里，曾国藩对时局的忧虑，对自身的安危，溢于言表。一方面他本人无时无刻不诚惶诚恐，战战兢兢，似乎大祸即将降临；另一方面又不厌其烦地提醒兄弟子侄，彼此之间只有互助互勉，才能免遭厄运。尽管曾氏一家间而亦微有摩擦，少有麻烦，但从整体来说，一家子基本上和睦相处，全家人是步调一致的。
三
古往今来许多居大位的人，专门教诫兄弟子侄，而自己不能以身作则和身体力行。可曾国藩与众不同。他能说能做，说了便做，少说多做，不说也做，言教身教，同时并行。这是他一生最能感人之处，也是他最高明、最成功之处。
曾国藩出身于家规很严的旧式家庭。十分别致的是：他从小便已做克己的功夫，属于“谨饬不苟”的类型；侧身仕途之后，又服膺于“存敬”、“居敬”的理学，每日勤求己过，把自己的过失写在日记里，时时警惕以求改过；在长期从政、从军的日子里，还借助于过从甚密的师友们，希望他们直言相告，规过劝善；至于他请自家兄弟常进规箴，以匡正自己的过失，这在他的家书中更是屡见不鲜。
他的“齐家之道”之所以获得了成功，可以说是与他以身作则的示范作用分不开的。因而研究他在“齐家之道”方面的以身垂范具有一定的意义。
在孝友方面的“以身垂范”。就孝顺长辈而言，曾国藩不仅对于父母、祖父母的一言一行，带头谨遵恪守，且为文纪之，以传为家训。他还时时“自我反省”、“引咎自责”。他教诸弟说：“予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又说：“余欲尽孝道，更无他事。我能教诸弟进德业一分，则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诸弟进十分，则我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则我大不孝矣”。可见，曾国藩不仅带头事亲至孝，而且“孝道”的内涵在他的理解和实践中已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至于友爱兄弟，曾国藩更是始终不渝。他对4个弟弟均能爱护备至，但因国潢在家料理家务、国荃在外督师打仗，所以对他俩尤为特别关心。曾国潢在乡下常常流露出满腔骄傲之气，他便以“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戒之；国潢喜欢插手地方公事，他便以“总以不干预公事为第一义”戒之；国潢富贵人家气习特重，交际中往往礼物厚而情意薄，他便以“礼厚不如情真”戒之；国潢于“勤”字有余，于“俭”字不足，他便以“每用一钱，均须三思”戒之；国潢于门庭极盛时忘记了一切，他便以“当盛时预作衰时之想”戒之；等等。同样，曾国荃才大、志大、魄力大，然近于傲，他便以“长傲多言，为致败之凶德”戒之；国荃在军中有不如意处便发牢骚，他便以“军中不可再有牢骚之气”戒之；国荃作战勇猛有余，稳重不足，他便以“稳守稳打，不轻进，不轻退”戒之；国荃于半年之中，曾七拜国恩，他便以“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戒之；等等。正由于曾国藩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不仅出于至诚，而且以身作则、以身垂范，故兄弟能合作到底，以成“大功”，以立“大业”。
在勤俭方面的“以身垂范”。曾国藩自入翰苑之后，便立誓不发财。他是言行一致的人，既然立誓不发财，便须勤俭自守。就“勤”而言，曾国藩每日自晨至晚，勤奋工作，不稍歇息。主要公文。均自拟自批，很少假手他人。晚年右目失明，仍坚持阅读公文，写作诗文日记。他所写日记，直到死去的前一天才停止。他的夫人、媳妇，住在总督署内，也要绩麻纺纱，做针线活，直到起更后才能休息。
就“俭”而言，曾国藩后来虽官至总督，日常饮食仍坚持以一荤为主，非客至不增一荤，故时人称之为“一品宰相”。他穿的布袍鞋袜，规定由夫人、媳妇及女儿制定。相传他三十岁时制了一件天青缎马，家居时不穿，只是新年及庆贺时才偶尔穿一次，故藏过30年，衣犹如新。嫁女时，规定奁资不得超过白银200两。因此当时就有人评论说：曾国藩无论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昕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
在戒骄奢方面的“以身垂范”。曾国藩凭着自己的经验阅历，痛感“骄惰”、“奢侈”之后患无穷。因此，他一方面以“从傲惰两字痛下功夫”、“以除傲字为第一义”等言之切切的真实思想启迪子侄，教诫后人；另一方面他又诚心诚意地征询诸弟意见，求弟弟“闻我有傲惰之处，亦写信来规劝”、“吾年老痛自惩责，思盖前愆，望两弟于吾之过失，时寄箴言”，以便自己在克服傲惰、纠正过失方面，能切实做到以身作则、以身垂范。
在履践“八字”家规方面的“以身垂范”。曾国藩的理想家庭，是“八宝之家，生机活泼。”他信奉祖父的遗训，黎明即起，克勤克俭，周恤贫穷，终身不渝。他一辈子履践“八字”家规，不仅为兄弟子侄做出了榜样，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使湖南人多有仿效实行，蔚为风气。
诚然，曾国藩的“齐家之道”毫无疑问是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比较明显的有：其一、具有狭隘的“忠君”思想。他给弟弟的信就说过：“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之私”；“吾惟以一‘勤’字报吾君，……愿我两弟亦常常存此念也”。其二、为择女婿实际上仍然坚持“门当户对”。正因为如此，他忽略了女婿的本身素质和修养，以致他的5个女儿有4个都遭到了不幸的婚姻。其三、严督儿子勤习八股文。他在给小儿纪鸿的信中就指出过：“明年乡试，不可不认真讲求八股试帖”。其四、严格规定女儿无条件服从丈夫。他在倍中告诉大儿子纪泽：“罗婿性情乖戾，与袁婿同为可虑”；“尔当谆嘱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语违忤”，“尔当诰戒大妹三妹忍耐顺受”。等等。所有这些，今人阅读时务必当心，不可疏忽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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