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双峰县召开了建国以来首次曾国藩学术研讨会，作为《曾国藩全集》的责任编辑，作为历史小说《曾国藩》的作者，我格外感到欣慰。
曾国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做了许多大事，身处很高的位置，他有一整套修身齐家、处世做人、为官治学、安邦定国的思想方法，而这些，又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我们应该给予重视，加以研究，作出科学的评价。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实事求是”是指导我们处理一切事情的准则，无疑也是指导历史研究的准则。自从我着手编辑《曾国藩全集》以来，10年间，我与不少史学界朋友都说起过，应该对曾国藩作实事求是的研究。朋友们都有这样的共识，即对曾氏及曾氏所处的那个特殊的时代作深入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探讨与研究，对于更好地认识中国的昨天，并为中国的今天和明天提供一份借鉴，是一桩很有益处的事情。这些年来，史学界许多有识之士正在进行这项工作。今天，大家又从四面八方汇集在曾氏的故乡，济济一堂面对面的交谈，讨论有关曾氏研究的学术同题，这真是一件令人大为高兴的好事，它必将引起海内外文化界的广泛注目，甚至很有可能会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产生某些开拓性的影响。
现在，我受大会主持者之托，向诸位简单介绍一下我所参加的台湾曾国藩的学术研讨活动。
1993年11月，我应邀前往台湾，参加了两次曾氏学术会议。一次是由《中央日报》社举办的题为《曾国藩与近代中国》的讨论会，一次是由故宫博物院举办的《曾国藩逝世双甲子纪念演讲会》。
在《中央日报》社讨论会上发言的有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李国祁、王家俭，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长吕实强、研究员王尔敏、王聿均，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吴哲夫等。
讨论会上所提出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
一、在传统与现代的抉择之间，曾国藩是一个有远见的知识分子。曾国藩虽然是个传统儒学色彩浓厚的人，但是派留学生出国，学习西方科技，办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开放通商口岸等等，都说明他是一个顺应时代潮流的人物。同时，他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与外国进行商战的人。他早在1863年就提出了开口岸、收洋税、增加国库收入的建议。
二、曾氏是西学翻译的大力倡导者和新式海军训练的开创人。他创办了江南制造局中的翻译局，聘请了许多第一流的科学家、翻译家，翻译了西方图书200多种，其中包括天文、地理、数学、化学、兵工等学科，后来又翻译了法律、政治、历史等方面的书籍。湘军的长江水师分内河、外海两支，外海水师其实就是海军雏型，他要求属下学习外国人训练海军的方法，以此来提高外海水师的战斗力。
三、曾氏是一个具有道地湖南性格的书生。这种湖南性格主要体现在倔强、坚韧等方面。这种性格的形成，来源于家庭教育和湖南地方风气的影响。
在这个讨论会上，我作了《从编辑〈曾国藩全集〉到创作历史小说〈曾国藩〉》的发言。
在故宫博物院的会议上演讲的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张玉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长吕实强及我。听演讲的有台湾文史界的学者、政界的要员及对曾氏有兴趣的人士共300余人。演讲者都做了充分的准备，会前每人提供了一份万余字的长篇论文，故宫博物院将论文印好发给每位到会者，会上每人演讲时间为100分钟。
余英时演讲的题目为《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余先生认为，道光以下中国的学术精神由古典研究转为经世致用，曾国藩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形成自己的治学路数。与曾氏同时代的学者陈澧提出了士大夫之学与博士之学的区分，并认为前者比后者更重要。所谓博士之学，是指“专明一艺”；所谓士大夫之学，是指“略观大意”，“存其大体”。用现代话来说，士大夫之学相当于通识，博士之学相当于专家。曾氏所向往、所实践的正是士大夫之学，他的整体成就属于通识的范围。余先生还认为，今天西方的所谓通识，渊源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人文主义的教育也以塑造完美的人格为最高理想。曾国藩的士大夫之学，未尝不与西方的人文主义有相通之处。如果撇开具体内容不谈，从整体精神着眼，那末曾氏的士大夫之学对中国现代的教育是有所启示的。
张玉法演讲的题目是《曾国藩的历史地位》。张先生从四个方面分析了曾氏的一生，即敦品：从修身到齐家；治学：游刃于义理与经世之间；定乱：从忠君到保教爱民；洋务：开中体西用的宏规。张先生通过对这四方面的剖析，认为曾氏是一个标准的儒者。他以一个儒者治军从政办外交，在这些方面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三个重要遗产：其一，他的体用观念使政治上产生可变、不可变二元论，主政者希望将可变减至最小，而形成保守主义，故激起一连串的革命。其二，使政府的对外民族主义过于理性，益发促使民间的民族主义走向激烈。其三，使得国家列军队的仰赖高于一切。
吕实强演讲的题目是《曾国藩的行谊》。行谊即品行之意。吕先生从以严格诚实来修身，以勤俭朴素来治家，以敦厚私谊知人善任来待师友等方面对曾氏加以论述，认为曾氏以其修身的造旨，延伸到齐家治国，以明德诚信为基础，读书、稼穑、礼让为笃行，以此来集结众多的人才于幕府。而卒以成就其业。吕先生认为，曾氏可说得上已登圣贤之域。
我在会上作了题为《曾国藩的生平与事功》的演讲，因为时间关系，不作介绍了。
由于历史的原因，台湾方面对曾氏的评价偏于褒的一面。今天在曾氏故乡召开的这次会议，我相信一定会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这个历史人物作更全面的研讨，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最后，我向成功举办这次会议的双峰县委、县政府，向远道而来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我由衷的敬意！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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