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客观地说，曾国藩无论如何也称得上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识时达变的古文大家了。他虽自称“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因而论文“以姚氏为宗，以桐城为派”；其实，以他为领袖并以他为代表作家和代表理论家的湘乡派古文，对桐城派不仅是起了振衰起弊、中兴文统的作用，而且在地主阶级文坛面临强大的新的文学大潮的冲击，祸起萧墙、急剧分化这种形势下稳住了阵脚，对日趋瓦解的封建文学营垒，亦暂时起了巩固作用。难怪李慈铭看了《曾文正公全集》后，在《凌霄一士随笔》中大加赞叹，说曾文有的感情真挚，有的叙事质实，有的笔力苍劲，有的字字传神，可谓“近代之杰作”。

曾国藩一生对古文确是充满了一种舍我其谁的道义感。他把孔孟——程朱的道统与先秦两汉——唐宋八大家——桐城派的文统接过来，俨然以一代宗师自许。他反对明季以来理学家轻视古文的思想，甚至将常为理学家所不齿的“左、庄、马、班之才”，与儒家鼻祖的“文、周、孔、孟之圣”相提并论，认为前者博学贯通，不可归之于义理、辞章、考据中的任何一门，而周、张、程、朱则仅懂一门学问，与他们比较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曾氏常称，生平好读史、汉、庄、韩四书，还说他在道光年间用胭脂圈批过的各书中，惟有《史记》、韩文、韩诗、杜诗、《古文辞类纂》、《麓川集》、《山谷集》数书“首尾完毕，余皆有始无终”。对于古文与诗，曾氏不仅嗜爱成癖，用心甚苦，而且颇为自信，取得的成就与外界的评论均在其它学科之上。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困守祁门，形势危急万分，他在给纪泽纪鸿的遗嘱中说：“此次若遂不测，毫无牵恋……惟古文与诗，二者用力颇深，探索颇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独辟康庄。古文尤确有依据，若遽先朝露，则寸心所得，遂成广陵之散。作字用功最浅，而近年亦略有入处。三者一无所成，不无耿耿。”次年，他又在日记中写道：“余近年颇识古人文章门径，而在军鲜暇，未尝偶作，一吐胸中之奇。”和他同时代的梅亮基、何绍基等人都颇有文名，曾氏看了他们的文章，认为自己将来一定可以超越他们。对于前辈古文家方苞、姚鼐等，曾氏亦发过不少议论。前人称曾氏古文乃“欧阳氏以来一人而已”，显为溢美之辞；但若从晚近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则前举李氏之论应是比较客观的。

二

前人曾有称曾氏论文私淑方、姚，所为文研究义理，精通训诂，以礼为归，并意造言，浩然直达，意欲效法韩、欧，益以汉赋之气体者。此论不无道理。

首先，从对文学的本质及其社会作用的认识来看，曾国藩从维护地主阶级思想体系与强化封建统治的角度出发，强调道统与文统的一致性，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他在《致刘孟蓉》中说：“文之醇驳，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犹多者，文尤醇焉，孟轲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见少者，文驳焉。自苟扬庄列屈贾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数……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读之，然后知古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者”。表面上看，曾氏所论似已为桐城派的先辈所讲过，最起码也为韩愈、欧阳修讲过。然而，不论是桐城派诸子还是韩、欧等古文大家，持论多着眼于“为文之道”。是把“文”放在中心地位。曾国藩不同，他着眼于修己治人之术，把“义理”放在中心地位。在他看来，“义理”是“体”，是根本；“经济”是“用”，是“实事”；“考据”是辅助手段；“辞章”是表达形式。正因为这样，曾氏晚年还根据自身所处的时代需要，继姚鼐《古文辞类纂》之后，特专撰《经史百家杂钞》以另标高格，分庭抗礼。《杂钞》扩大了姚选的范围，于姚氏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之外，增加了经济一门，其本旨在于文学与政事的结合，通过对文章的学习，以了解历代的治乱兴衰、典章文物、学术思想和经国济民之道术。这些新增的内容，可以说是曾氏主要的注意力和《杂钞》的特点之所在。因为：“古文”的来源，若仅限于唐宋八大家或主要限于历代文章之士（辞章家），从他们的作品中学习，就如古人所说“以水济水”，学得再好，也无法超过他们。用史的眼光来看，他们的作品是“流”，而不是“源”。较早的源头：正是出于经、史、子三类中。因此，仅就学习古文这一点而论，曾国藩也是取法乎上的。

其次，从内容看，典章文物、学术思想及有关治道的文章的比重增加了，从而体现了曾国藩注重经济、归宿于经济的精神，也体现了当时的时代要求和《杂钞》的社会功能。所有这一切，较之前代古文大师们的主张，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飞跃。

曾国藩提出以“义理”为根本、以济世为目的的所谓“明体达用”的文学观，在他的古文实践中有着异常突出的表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曾国藩奉诏进剿，在出兵之前，他发表了著名的《讨粤匪檄》，这是一篇很有力量的宣传文字。有人曾说过，他这“一纸檄文可抵十万兵”。文分四段，前段揭露洪、杨“残忍残酷”，贻祸人民；次段写他们背弃名教，毁灭人伦；续段指责他们侮慢神祗，污蔑圣贤忠义之士，野蛮无理，假借异端邪说，摧毁固有文化；末段劝人明辨顺逆，保家卫国，共讨“粤匪”。曾国藩不愧是一个心战圣手，太平天国的革命者“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在他们的宣传读物和文学作品中公然批判孔孟之道。这不能不使曾国藩痛心疾首，惊呼这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因而号召一切“抱道君子”，“赫然奋怒，以卫吾道”。太平军以上帝教相号召，曾国藩乃搬出孔子、孟子、关帝、岳飞、城隍土地、和尚道士，一切的中国神来抵抗这一外来的西洋神，从而感发了受传统文统影响深远的中国读书人和农民，自觉地跑到湘军的旗帜下，从事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湘军攻陷南京后，曾国藩又一次在文章中大力提倡“义理”与“经济”之学，他借为欧阳勋文集作序的机会，通过回顾太平天国运动前后古文创作的变化，阐明了“文章与世变相因”、“道之兴废，亦各有时”的文学观，表达了自己捍卫“道统”、续接“文统”的决心：“道之废兴，亦各有时，其命也欤哉！自洪扬倡乱，东南荼毒。钟山石城，昔时姚先生撰杖都讲之所，今为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沦为异域，既克而复失。戴钧衡全家殉难，身亦欧血死矣。余来建昌，问新城、南丰兵燹之余，百物荡尽，田荒不治，蓬蒿没人。一二文士转徒无所。而广西用兵九载，群盗犹汹汹，骤不可爬梳……余之不闻桐城诸老之謦声咳也久矣！”同样的主旨与感情，还可从曾氏古文名篇《湘乡昭忠祠记》、《圣哲画像记》、《复李眉生书》里找到很多，兹不遍举。

三

前面讲到，从方法论上看，曾国藩古文理论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博大圆通。这一方面表现在他作为封建时代最后一位古文大家所具有的通变与兼容的文学思想；另一方面，恐怕与他对某些艺术规律的独特认识与卓越见解不无关系。曾国藩文论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也在于此。他虽然没有专门论文的著作行世，但散见于《曾文正公全集》中的许多章节，如粒粒沧海明珠，耀眼夺目。它们涉及到文章的风格、体制、语言、技法、结构、意境、取材、构思乃至文章的品评与文学鉴赏诸方面。兹分述如下：

关于古文“气体”的问题。他说：“夫古文，亦自有气焉，有体焉”。“为文者，或无所专注，无所归宿，漫衍而不知所裁，气不能举其体，则谓之不成文。故虽长篇巨制，其精神意趣之所在，必的所谓鼻端之一笔者，譬若水之有干流，山之有主峰、画龙者之有睛。物不能两大，人不能两首，文之主意亦不能两重，专重一处而四体亭匀；乃始成章矣。”他还说：“为文全在气盛，欲气盛，全在段落清。每段束之际，似断不断，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纾非纾，古人无限妙用，亦难领取。”这里，曾国藩实际上论述到古文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一为气势，也就是文章的逻辑性；二是气质，也就是文章的风格。明清以来古文家的所谓“文法”动辄讲“开合迎拒”一套死法，与八股时文无异；曾氏不讲“法”而讲“气”。求“气”于段落分束张起之际、吞吐承接之中，实际上还是教人如何谋篇布局。他还在《日记》中提到：“古文之道，谋篇布势，是一段最大工夫，《书经》、《左传》，每一篇空处较多，实处较少，旁面较少，精神注于眉宇目光，不可周身皆眉，到处皆目也。线索要如蛛丝马迹，丝不可过粗，迹不可太密也。古文之道，而局须有千岩万壑、重峦复嶂之观，不可一览而尽，又不可杂乱无纪”。“一篇之内，端绪不宜繁多，譬如万山旁薄，必有主峰，龙袍几章，但挈一领，否则首尾衔决，陈义芜杂，滋足戒也。”他讲到分段要明晰，过渡要巧妙，逻辑要严密，条理要清楚，这就是启发人去掌握散文写作的规律。至于文章风格，曾国藩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翰，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翰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还说，“奇辞大句，须得瑰伟飞腾之气，驱之以行，凡雄重处皆化为空虚，乃能为大篇，所谓气力有余于文之外也，否则气不能举其体也……议论之必须层出不究，千转万变而一气奔出，飞扬生动、转掉自如”。阳刚阴柔也好，瑰伟飞腾也好，千转万变也好，都指文章不同的气质，而气质不同表现为气势不同，气势不同取决于为文行气之法不同。

关于古文“明理”与“抒情”的问题。曾国藩从文学艺术发生发展的历史规律认识到情理乃人心各具之二端，因此特别注重自然天成之文。他说：“若其不俟摹拟，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约有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笔诸书而传诸世，称吾爱恶悲愉之情而缀词以达之，若剖肺肝而陈简策。斯皆自然之文。”不仅如此，曾氏还以此来分析文章发展的历史。他认为，“百家著述，率自偏胜”。自汉至唐，文章“皆习于情韵”；自宋元至明清，文章“皆习于义理”；乾隆以降，文章皆习于“考据”。这样来论述文章史，既兼重了情理，又融合了骈散，打破了长期以来古文家所严守的壁垒，给人们了解古文一个全新的视角。

关于文章的意境。曾国藩认为一是取境要高，二是要求变化，三是要求含而不露。他说：“古文意境之美者，约有八言：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可贵的是，曾氏论意境并没有停留在一般的理论表层，而深入到古文意境创造的切实体验中去。他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分别给上述八境作了一番形象化的审美阐释，这就是：“雄：划然轩昂，尽弃故常；跌宕顿挫，扪之有芒。直：黄河千曲，其体乃直；山势若龙，转换无迹。怪：奇趣横生，人骇鬼眩；《易》《玄》《山经》，张韩互见。丽：青春大泽，万卉初葩；《诗》《骚》之韵，班扬之华。茹：众义辐凑，吞多吐少；幽独咀含，不求共晓。远：九天府视，下界聚蚊；寤寐周孔，落落寡群。洁：冗意陈言，类字尽芟；慎尔褒贬，神人共监。适：心境两闲，无营无待；柳记欧跋，得大自在。”八境之中，曾氏很显然偏重于雄奇一途。他说：“文中雄奇之道。雄奇以行气为上，造句次之，选字又次之，然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气能雄奇者，余好古人雄奇之文，以昌黎为第一，杨子云次之。”曾国藩古文创作，这一方面的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他比较著名的文章如《原才》和《湘乡昭忠祠记》等，气势之壮，句之不俗，字之雄放，使人觉得大有韩愈文章之气。

关于储材。创作素材须预为储蓄，日渐月积。曾国藩于此点论析甚明。他说：“凡作诗文，有情极真挚，不得不一倾吐之时。然亦须平日积理既富，又假思索，左右逢源；其所言之理，足以达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时无镑刻字句之苦，文成后无郁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读书积理之功也。若平日酝酿不深，则虽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达之，不得不临时寻思义理，义理非一时所可取办，则不得不求工于字句。至于雕饰字句，则巧言取悦，作伪日拙。所谓修辞立诚者，荡然失其本旨矣。”曾氏论储材，其可贵之处是，所储之材为读书积理，特别是义理，而不是过去老生常谈的“经典载籍”之类，这显然是作者经世致用思想的一种表现。曾氏一生敦品力学，创造了超群的读书之道，他的人格修养，道德学问，皆有特殊造诣，其事业学问，来自千锤百炼的点滴积累。

关于文章“声”与“情”的关系。曾国藩认为写文章不可不知声律，甚至认为“文以声调为本”。只有“声调铿锵”之文，才能使人感到“情韵不匮”。同时，“情以生文，文以生情；文以引声，声亦以引文，循环互发，油然不能自已，庶渐渐可入佳境。”认为声、文、情是一而三，三而一的东西。这一观点与《毛诗序》所谓“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并无二致；但曾氏声调论的可贵处还在于它阐述了怎样由声调而生情，由声调而昌气的道理，阐述了怎样通过高声朗诵古人佳篇而培养自己创作过程的熟能生巧。曾氏《家训》称，“凡作诗最宣讲究声调，须熟读古人佳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泳恬吟，以玩其玩。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喉舌相习，则下笔时必有四调奔赴腕下，引出一种兴会来。”

曾氏古文理论的范畴相当广泛，除上述数端外，还有许多处论及学习古文入门的方法。他不仅讲章法、句法，还讲选词用字之法；学习遗产，他不仅强调“由貌观神”，还主张“摹仿古人问架”，甚至教儿子用“分类手抄词藻”的方法来积累和丰富词汇；词语雕琢，他不仅讲究“返朴归真”，还要求真实可感。褒贬适度；他不仅推崇“古雅”，而且重视“今俗”，要求文章“明白显豁，人人易晓”，“如白诗之浅”。他说，人们今天认为古雅的文字，在作者当世“乃人人共称之名，人人惯用之字，即人人所能解也”。曾国藩之所以能提出这一卓越见解，是因为他在与太平军长期作战过程中，已经逐步认识到能“今”能“俗”，显豁易晓的文章，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的特殊作用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