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故园环境
高嵋山下是侬家，岁岁年年斗物华。
老柏有情还忆我，夭挑无语自开花。
几回南国思红豆，曾记西风浣碧纱。
最是故园难忘处，待莺亭畔路三叉。
这是曾国藩道光十五年（1835）第一次远离家乡后，在京城所作的怀念故园《杂感》之一。
曾国藩，湖南省原湘乡县荷塘二十四都人，今属双峰县荷叶乡天子坪村。高嵋山地处双峰与衡阳、衡山交界的大界白杨坪。山下有个白玉堂，就是曾国藩的“故园难忘处”。清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十一日亥时，曾国藩诞生在这里。
大界白杨坪又名天子坪。传说是个有“天子”或“诸侯”出的风水宝地。这个偏僻小村庄，山青水秀，林茂竹长，风景十分优美。尤其是曾国藩最“难忘处”的白玉堂，三面山峦围抱，背后的高嵋山耸立，就象是清廷的一顶官帽端端正正地戴在白玉堂顶头上；两边山脉紧紧环抱，左边是虎形山，好象一只猛虎在蓄势腾跃；右边是凤形山，形若丹风展翅欲飞；前面有层层梯田，稍向前延伸，则是一座松林复盖的小山，名印子山，如一方玺印稳稳地压在虎口和凤嘴之间。印子山脚有座两孔石桥，叫全福桥，这是曾国藩做京官时令儿子纪泽在故园行善而修建的。桥下的河溪平缓，水清如镜。是曾国藩幼年时常去捉鱼虾的地方。
白玉堂门前有一棵苍翠蓊郁的老松柏，曾国藩《杂感》中的“老柏有情还忆我”，就是指的这棵老松柏；树旁有一根古藤，宛如一条蟒蛇，蜿蜒盘旋在树干上。据说，曾国藩将要诞生时，他的曾祖父竟希公已在睡梦中，忽见一条巨蟒，自空中降落在家门口，昂首蹲踞，鳞甲灿烂，把曾竟希惊醒过来。他披上衣服出房，但见明月当空，秋风飒飒。当他走出大门，又见坪中一条大蛇，在左右蠕动。曾竟希吓得后退一步，定神看时，却是缠在老柏树上那根古藤的影子。风吹树枝，藤摇影动。曾竟希疑思未解，其老伴彭氏乐孜孜地走来报喜：孙媳生了个胖娃娃。曾竟希甚是欢喜，猛地想起刚才的梦，觉得这孙子或许有些来历，可光大曾家的门楣。他把梦境与地坪里看到的藤影告诉家中人，一定要把这棵老松柏和古藤保护下来，要把这小孙子带养好。
这虽然是神奇的传说，但曾国藩长到四五岁时，全身患着癣疾，每天两只手抓搔，必脱落一把皮屑。他的相貌，也端庄注视，张爪刮须，有人说他似一条癞龙。大概是因为后来曾国藩有了出息，人们就从这些现象来牵强附会，说他是“蟒蛇投胎”，古藤即是他的化身，周身的癣皮则是其鳞甲；对其故园更是说得神乎其神了。其实，座落在高嵋山下的白杨坪，自然环境故然优美，但消息闭塞，文化相当落后，曾国藩曾在一诗中说：“憾我不学山中人，少小从耕拾束薪”，“世事知聋百不识，笑置诗书如埃尘”。这才是他少年生活环境的真实写照。也许正是这样一个“世事知聋”的艰苦环境，不仅对少年时代的曾国藩产生深刻影响，也是他祖辈“穷则思变”的重要客观因素。
二 耕读世家
曾国藩的远祖山东省武城县，至今大界曾氏族谱的名称，仍冠以“武城”头衔。“一生尽传孔子之道”的曾参，被尊为第一世祖。至第15传曾据，为关内侯，因“耻事新莽”，于东汉初“挈族渡江”，定居江西，成为曾氏“南迁鼻祖”；再传至第42代曾孟鲁，于宋雍熙年间迁湖南茶陵，这是“湖广曾氏鼻祖”；第45代曾霸，于南宋时由茶陵迁衡阳唐福（今属衡阳县盐田乡）。此后，其子孙有先后迁祁阳、衡山等地繁衍的。第62传曾孟学，于清顺治元年（1644）由衡阳大花堰迁衡山白果，康熙年间再迁湘乡大界，先居沙溪石牌熊家湾（今属双峰县荷叶乡石牌村），继迁白杨坪。此为“大界曾氏始祖”，曾国藩属其第9代。从第一世祖曾参起，曾国藩则是第70代了。
曾氏自迁徙湘乡以来，“累世力农”，其家境都处于贫困。直至第65代曾元吉，才开始富裕起来。曾元吉（1694—1764），字贞桢，为大界曾氏第4代，故曾国藩称“四世祖”。他年幼时家庭还十分贫困，后来以“勤俭立身”、“耕读保家”，基业始宏。正如曾国藩所说：元吉公“少贫”，后来“手致数千金产，室庐数处，尽以予其子”。曾元吉配刘氏，共有6个儿子，次子辅臣（1722—1777），派名尚庭，是曾国藩的高祖父。由于大界曾氏“至元吉公始而大”，故其后裔为他在圳上建立柯宇，称之曰“大界曾氏总祠”；所修族谱，亦不从迁湘祖孟学公序起，而只从元吉公序起。曾国藩为其作墓志铭赞曰：“昔公创业，源远流长。服畴食德，浸炽而昌。苁茏郁积，有耀其光。千秋宰树，终焉允臧”。
曾国藩的曾祖父竟希公、祖父星冈公及父亲竹亭公，都是克勤克俭的典范，对后代的影响极深。曾国藩常教谕其子侄说：“吾家累世以来，孝弟勤俭。辅臣公以上吾不及见，竟希公、星冈公皆未明即起，竟日无片刻暇逸。竟希公少时在陈氏宗祠读书，正月上学，辅臣公给钱一百，为零用之需。五月归时，仅用一文，尚余九十八文（此处数额前后不符，当有一错），其俭如此！星冈公当孙入翰林之后，尤亲自种菜、收粪。吾父竹亭公之勤俭，则尔等所及见也。”
曾竟希（1743—1816），派名衍胜，别号慎斋。他一生不仅勤俭，而且忠厚老实，笃于友爱。三四十岁时，有一四川游客来到大界白杨坪，曾竟希与他情投意合，便结拜为兄弟，寄居他家，一住十余年。一日，那人动了家乡之情，要回四川去，曾竟希苦苦相留。那人说：“贤弟不要难过，我离家多年，回去看看，还要来的。”曾竟希难舍难分地说：“自古道‘少莫入广，老莫入川’，四川路遥山峻，你如今已年届半百，回到老家，怎么还能再来？”那人说：“我一定来与你共享高嵋山之乐。”说罢，那人领着曾竟希爬上高嵋山顶观望，选定山麓的大西冲一处地方，打下木桩，作为他俩将来的葬地。他对曾竟希发誓：“不管谁先去世，左边葬你竟希兄，我葬右边”（按习俗左大右小）。两人互相推让，珍重而别。不料那人一去杳无音信，曾竟希临终前还留恋不已。其后人按他先前的遗愿，将其遗体葬于大西水桐托。其坟地，山势秀丽，形似一只展翅的雄鸡。曾国藩发迹后，人们便说是他曾祖父葬的此处“金鸡”地之故。其实，曾竟希殁时，曾国藩已满5岁。
曾星冈（1774—1849），名玉屏。是竟希公第三子。配王氏，为秋瑾婆家“树德堂”王氏之女。生三子：长子毓济，字麟书，号竹亭，为曾国藩之父；次子毓台，字上台，24岁时卒；第三子毓驷，字骥云，号高轩，无子，后抚其侄曾国华为嗣。据曾国藩说：星冈公少时尚勤奋，但稍大以后，因家庭富裕，故沾染了“游惰”习气。他有书不读，常骑着马到湘潭去与一些“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引起地方长者讥笑。后来，他接受别人的劝诫，“立起自责”，买掉马匹，徒步回家。从此，“终身未明而起”，苦心治理先祖留下的产业。当时，高嵋山下的土地，“垅峻如梯，田小如瓦”，耕作不便，曾星冈每日领着佣工凿石开壤，终于将一小块、一小块的梯田，开凿成便于耕作的大块平整土地。为了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他精心研究各个节令与种植的关系；为了增加收入，他“入而饲豕，出而养鱼”，一年四季，“彼此杂职”，无稍空闲”。并从实践中总结了一套“勤俭立家”的方法，以教育子孙。后来曾国藩的治家“八字诀”，即“早、扫、考、宝、书、疏、鱼、猪”，就是“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
曾星冈不仅治家有方，而且“善待亲族邻里”。曾国藩的治家“八字诀”之一的“宝”，即星冈公常说的“人待人无价之宝也”。他还常教育子孙：“济人须济急时无”，“君子居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器”。他对周围一些“孤嫠衰疾无告者”，总是尽自己力量之所为，“随时图之，不无小补”。曾国藩曾说：“祖父平时积德累仁，救难救急，孙所知者，已难指数”。“凡他人所束手无策，计无复之者，得祖父善于调停，旋乾转坤，无不立即解危。”他常言：“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怕临老打扫脚棍”。这些话，都成为后来曾国藩做人的准绳。可以说，曾星冈的言谈举止，无不对年青曾国藩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曾国藩曾对纪泽儿说：“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可见，曾国藩其仪表及性格的形成都受到祖父的影响。
曾国藩祖辈，虽然有过粗识文字的人，但并无一人参加过科举考试。曾星冈少年时代本来最有条件读书，由于“少枕游惰”，一生学业未成。他“壮而引为深耻”，决计让子孙多读书，“既令子孙出就名师”，又常将一些有识之士请到家里来做客，以教子孙。他尤其是对长子曾竹亭，“穷年磨厉，期于有成”。但曾竹亭天分不高，虽然终日“困苦于学”，先后16次童子试都名落孙山，直到道光十二年（1832）43岁时，第17次才考中一个秀才。这是大界曾氏头一个中秀才的，曾国藩曾说：“吾曾氏由衡阳迁至湘乡，五六百载也，曾无人一与于科目秀才之列。至是乃创始获，何其难也！”
曾竹亭虽然中了秀才，但自知才短，仕途无望，此后自己再不应试，而在“待莺亭畔”设立“利见斋”，“发奋教督诸子”。这时，他共有五子四女，其儿女的顺次是：国兰（长女，1808—1863）、国藩（长子，1811—1872）、国蕙（次女，1814—1864）、国芝（三女，1817—1846）、国潢（次子，1820—1886）、国华（三子，1822—1858）、国荃（四子，1824—1887）、国葆（五子，1828—1862）、满女（1830—1839）。曾竹亭就将光大门楣的希望全寄托在他们身上。为了教会曾国藩兄弟，他不惜一切代价，使尽过各种办法。正如曾国藩自己后来回顾受父教情形所言：“国藩愚陋，自八岁（虚岁）待府君于家塾，晨夕讲授，指划耳提，不达则再诏之，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已。”
由此可知，曾国藩生长在高嵋山下这样一个典型的耕读世家，其勤俭家风，封建礼教，以及父祖两代追求功名的急切之心，都深深地印在他的心灵上，不仅成为他少年时代发愤攻读、追逐名位的动力，而且对他终生“敬德”、“修业”既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思想影响，也决定着他的基本人生志趣和归宿。
三 读书及科举
曾国藩五六岁时在家由父亲教读《三字经》与《千字文》。其祖父特地从衡阳请来塾师陈雁门当他的“问字之师”。嘉庆二十一年（1816）曾国藩刚满5岁时，曾竟希病故，举家悲恸，曾国藩尤其伤心。第二年，其父因屡应童子试不第，在白玉堂设立“利见斋”，课读10余生，曾国藩正式从父读书。
嘉庆二十四年（1819），曾竹亭设馆于本邑犁头嘴。曾国藩就读《四书》、《五经》，并开始学作时文和临帖练字。他先摩颜帖，后临柳公权，参习黄字帖。翌年，其弟国潢出生，曾竹亭对国藩笑曰：“汝今有弟矣！”命作一文，题为《兄弟怡怡》。曾国藩作完送父阅，曾竹亭甚喜。勉励说：“汝文中有至性语，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
曾国藩终生勤奋好学，在少年时代就已小有才名。14岁那一年，衡阳禀生欧阳凝祉来到大界曾氏家塾访友，阅过曾国藩所作诗文，大加赞赏。曾竹亭有意卖弄一下儿子的才学，便请命题以试。曾国藩即按题作《共登青云梯》律诗一首，阳阅后赞叹：“是固今华殿中人语也！”逐将自己的闺秀许配给曾国藩为妻。
曾国藩随从父读书达10年之久。他一面攻读，一面参加劳动，始终保持耕读家风。他幼时割草、牧牛、养鱼、种菜、拾野粪；稍大跟佣人参加田间劳动，插秧、打禾，样样农活都能干。晚上，他读过一阵书以后，还要学竹篾编织，假日里，常和弟弟挑着自家编织的菜蓝子到30里外的蒋市街（今井字镇）去卖。这种经历对其一生的影响极深。至咸丰、同治年间，他还对诸弟说：“沅弟克复金陵后，再回籍提篮子可也”。并说：“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吾则不忘蒋市街卖菜篮情景，弟则不忘竹山坳拖碑车情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自知谨慎矣！”
道光十年（1830）曾国藩20岁，其弟国潢11岁，兄弟俩离开家门，到外地去读书，先是求学于衡阳汪觉庵家塾，继入湘乡涟滨书院。道光十二年（1832）应府试，中“背榜”（末名）秀才，终身以此为大耻。他曾买过一副老花眼镜作礼物送给考官，讽刺其两目无光，有眼不识泰山。回家后。先随父在本邑石鱼百鲁庵刻苦攻读，翌年春入长沙岳麓书院深造。在这里，他比较系统地接受了封建思想教育，同时受到湖南学风的熏陶，其眼界、胸襟大开。据传，曾国藩在岳麓书院求学时，有个共居一室的同学，心胸狭隘又性情浮躁。一天，天气阴雨，光线暗淡，曾国藩将书桌移近窗户。那个同学大怒：“我桌前的光线是窗中射来，现被你遮住，减弱了我读书之光线！”对此。曾国藩并未计较，只是平心气和地说了一声：“既然此处不能放置，那我的桌子该放何处？”那同学指着床边的空处说：“可放那里。”曾国藩竟然依了他。又一个晚上，曾国藩在温习功课，读书念出了声音，那同学大发雷霆：“白天不用功，这个时候在哇拉哇拉，真烦死人！”曾国藩听了，便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但是那个同学还是在怒：“灯光耀眼，不能睡觉。”曾国藩将灯吹熄，躺在床上潜记默背。不久，乡试开卷，曾国藩中第36名举人。那个同学因名落孙山，回到住室指着曾国藩骂：“此房间的风水本来应归我得，现倒被你夺去！”旁人见状，都心怀不平。有个同学责问他：“曾氏的书桌是按你指定的位置放的，为何不怪自己却怪起别人来？”那人听了更加暴跳如雷：“我的风水就是被夺去了，不然为什么他中榜我不中？”这个同学的种种不尽人情的言行，轰动了各室应考的同学，无不为曾国藩打拖不平，而曾国藩则泰然处之。书院山长欧阳坦斋知道此事后，夸奖道：“国藩大度，必成大器！”
曾国藩中举了，先辈几代的期望在他身上如愿以尝，大界曾氏无不为他庆贺。道光十四年（1834）冬，他离开家中，前往京城参加会试，虽然连续2年的会试与恩科都未考中，但使这个深山的寒门士子大开眼界。留京期间，他曾精心攻读了韩愈的古文及一些经史，南归返乡途中又在江宁借银100两买了一部《二十三史》。回家后，他开始还不敢向其父禀告，曾竹亭从儿子书房中见到这部书时，问其来历才知道。他对儿子说：“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曾国藩“闻而悚息”。嗣后，他闭门不出，“每日读十页，间断不孝”。一年内不仅熟读了《二十三史》，而且“泛览百家”，为以后广泛地研究一些学术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书山有路勤为径”。道光十七年（1837）冬，曾国藩再次离家赴京会试，终于中第38名贡士；殿试获三甲第42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得一等第3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道光二十年（1840）庶吉士散馆，列二等第19名，授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从此，开始了他为期12年的京官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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