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生无论其前半生还是后半生，都与衡阳有过重要联系：他早年在衡阳读书求学，结识一批士人，熟知衡阳风土人情。后来，又在衡阳训练湘军，创建了湘军水师，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起点。

　　一  求学交友，接触风情

据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称：“吾宗自元明居衡阳之庙山”。曾国藩19岁时到外地求学。当时，邻近的衡阳县金溪有由唐翊庭创办的双桂书院（又名桂芳书屋、桂花轩），曾国藩入桂花轩拜师就读，他后来在《金坑唐氏续谱序》中也提到此事：“往者，衡阳翊庭唐先生延觉庵汪夫子于桂花轩，余从学焉”。“书院以‘导进人才’为目的，……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间亦以议论时政，常采用个人钻研、相互问答、集众讲解相结合的教学方法”。“越八年，余入词垣（指进入翰林院——编者）。”曾国藩还投师衡阳欧阳凝祉。“凝社有学行，教授四十余年，晚主讲莲湖书院，学者宗之。”“欧阳先生器重曾国藩，儒学经典及百家要旨，无不尽心传授。欧阳先生教书，尤其注意要求学生学以致用。”“欧阳先生对曾国藩的谆谆教诲，以身作则，深深地影响着曾国藩性格的养成，曾国藩后来的处世行事，亦多法此。”可以说，汪觉庵、欧阳凝祉的学风为曾国藩日后成为名儒并注重经世致用开了一个好头。后来，曾又娶欧阳之女为妻。因而曾国藩往往把汪觉庵、欧阳凝祉作为学长并提，颇为尊重。还有学者推论，“曾国藩在衡阳读书的时候，必熟闻其乡先贤王船山之说，后来为船山序刻遗书，谓：‘荒山敝榻。终岁孳孳，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昔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国藩讲学治军，亦时以仁礼对举，可见他受了王船山的影响”。曾国藩在衡阳读书的时候，是否接触船山著述间或了解船山思想，虽无史可证，但后来受船山影响很深、重视刻印船山遗书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衡阳不仅是曾国藩祖籍所在和求学之处，而且有姻亲系之，曾国藩几乎把衡阳当成了第二故乡，与衡阳师友、族人有较多的联系。据曾国藩日记记载：道光十九年（1839）三月初四日，“欧阳沧溟先生有信，言黄蓉浦求写树德堂跋”；初八日，“拨冗书就”；二十日“作寿序一首，系衡阳唐赓虞求伊父五十寿文”；二十九日，“由家起身。走衡阳唐翊庭家”，前往祝寿，拜会师友；四月至六月，为修曾氏族谱等事，曾国藩走访了衡阳、常宁、未阳等地。四月八日，“由琥翰堂走松陂曾祠，顺便扫墓三处”；经金兰寺、软比桥（今为演陂）至唐福，“谒支祖坝公墓”。然后，由花江滩下衡州府城，会衡州四府观察费鹤江，并拜客十余家。“又作书与庙山凌云叔，约同往耒阳”。后经常宁到耒阳石湾，会县令及曾氏族人。石湾秀才融峰、谦六诸人“连日与余追随，意气投洽”，六月廿二日才回到家中。七月初三日，“遣人走衡阳宗祠，议修族谱事，作书示族内诸人”；十一月初才起行去北京。可见，衡阳是曾国藩一个重要的活动地域，而且在这些活动中流露出浓厚的寻根意识。曾国藩通过在衡阳求学，结识师友，熟知了衡阳情形，为他以后到衡阳训练湘军准备了条件。

　　二  训练湘军，艰难探索

咸丰二年（1852）八月，曾国藩以侍郎充江西乡试正考官。途中闻母丧归乡。不久，清廷诏令丁忧在籍的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搜查土匪事宜”。曾国藩上疏称征兵不如募勇，得到清廷的肯允。他在十二月赶到长沙，并将湖南原有的乡勇即罗泽南所率的湘勇一千余人以及楚勇、浏勇、辰勇、宝勇、泸溪勇等各地团练调集长沙，改为官勇，由巡抚和团练大臣指挥，开始正式训练“湘军”。紧接着就派湘军之刘长佑、王鑫部“搜剿常宁、耒阳土匪”，遣罗泽南部“讨衡山土匪，破平之”。三月十五日，刘、王率勇破湘南会党于衡阳。可见，曾国藩在长沙练兵时就早已相当关注衡阳的形势了。

曾国藩在长沙编练湘军，经常受到一些地方官员的掣肘。他与湖南提督鲍起豹的矛盾不可调和，标兵与湘军甚至发生仇杀械斗。为了不影响整个练兵计划，曾国藩谋求离开长沙。而衡阳水陆交通方便，给养充足，远离长沙，可以避免一些烦扰，加之他对衡阳情形相当熟悉，于是，有了移师衡阳的设想。曾国藩在奏折中称：“惟衡、永、郴、桂尤为匪徒聚集之薮”，“动辄贴粤匪之伪示，张太平之逆旗”，“为寨甚多”，“若非痛加诛锄，随时整顿，则祸患将无了日”。所以，“臣拟即日移驻衡州，以便就近调遣”，并要求“将现练之勇，酌带前往，逐日操演，一闻土匪蠢动，立即掩捕”。显然，南移剿匪只是借口，远避官员才是实情。

太平军凭藉水兵驰聘湘江、洞庭湖，令清兵望船兴叹。曾国藩及其部属从与太平军的战争中逐渐认识到建立水师的重要性，他在奏折中称“再四思维，总以办船为第一先务”。清廷批准了创办湘军水师的计划。于是，曾国藩在九月移驻衡州。长沙的团勇除一部分调至醴陵、浏阳、郴州等地外，其余的由他带至衡州训练。十月，清廷以湖北田家镇失守命曾国藩带领湘军驰援湖北，十一月又多次敦促他出兵援鄂。曾国藩如是答复：“该匪（太平军）以舟楫为巢穴，以掳掠为生涯，千舸百艘，游弈往来，长江千里，任其横行，我兵无敢过而问者”，“若为保卫全楚之计，必须多备炮船，乃能堵剿兼施”。“臣现驻衡州，即在衡城试行赶办（水师）”，“如果舟师办有头绪，即行奏明，臣亲自统带驶赴下游。”由于曾国藩抱定不编练精良就不出省作战的决心，并未作急于出省的准备，即使是咸丰帝多次诏催或是其师友吴文镕、江忠源身陷绝境，他都加以拒绝。

曾国藩在衡州城蒸水入口处的子洲设厂，赶造战船，创建水师，前无成法，几经探索，克服了种种困难。首先遇到的是经费困难，“资费无所出，乃奏截留大营粤饷八万兴水军”。湘楚军费原由官府拨给，但省内财政拮据，加上与大吏矛盾尖锐，曾国藩力图改变依赖官府济饷的局面，乃决计自筹军饷。为此，他一面呼吁衡湘富户解囊相助，一面拟定简明章程，在有关州县设局劝捐。有的富户慷慨捐输，如衡州前湖北巡抚杨健后代也捐银万两，但多数并不踊跃，曾国藩决计勒令捐输。事实上，曾自筹之饷只能供给在衡军勇日常开支。其次，缺乏战船制造技术。他在奏折中称：“湖南木料薄脆，船身笨重，本不足以为战舰。然就地兴工，急何能择，止可价买民间钓钩小舨之类，另行改造，添置炮位，教练水勇”。据《湘军记》记载：“始编木为排，宽七尺，长丈有，剡其两头以冲敌，试之不济。益专意造炮船，而苦不知其制。自运精思，改商舟为之，仿端午竞渡船，短桡长桨，如蚿足鸟翼，逆水斗风，不能阻。然皆用己意缔，无成法可循，其制屡更未定。”曾国藩也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奏折中提到衡阳赶造战船的过程：“臣前发折后，即鸠工购材，试行造办，成造样船数只，皆以工匠太生，规模太小，不足以压长江之浪，不足以胜巨炮之震。近由抚臣处送到水师守备成名标一员，又由督抚臣处咨到广东绘来之拖罟、快蟹船式二种，始细加讲求，照快蟹式重新制造……衡州匠少技拙，现在尚未试造”。不久，广西派褚汝航、夏銮带梧州水勇、战船到衡州相助。曾国藩命褚到湘潭设立分厂，加紧赶造各式战船，让夏留衡州幕府，赞画水师军务。为了加强水师装备，又派专人到广东购买洋炮。咸丰四年二月，“衡州船厂毕工”，“所办之船”有拖罟、快蟹、长龙三板艇及改造之钓钩船等式样。曾国藩在开始招募水师弁勇时，也不顺利。经过多方努力，至四年二月，5000人就已募齐，编为10营（衡阳6营），拥有战船240只，坐船240只，配炮570余位。在募勇、设炮等方面，“其统帅曾国藩自主之”，“其经营尺寸轻重之度数皆自虑度之，而总督吴文鎔颇与同心，时相商定焉”。至此，湘军水师初具规模，曾国藩衡阳练兵已基本告成。

曾国藩在衡州驻训期间还规定了水陆营制，刊布了《营制》、《营规》，以后虽在营官之上设立了分统、统领、大帅，但营为基础的原则来变。四年一月三十日，清廷令曾国藩速带湘军船勇。由长江驶赴安徽，会剿太平军。二月二十五日，曾国藩率湘军水陆师从衡州出发，“浮相东下，军容甚壮”。此时，湘军“所募之勇，陆路五千余人，水师五千人。……合以陆路之长夫、随丁，水路之雇船、水手，粮台之员弁、丁役，统计全军约一万七千人”。从此，湘军开始了与太平军长达10余年的大规模战争。可以说，衡州是湘军水师的发源地、整个湘军一个极其重要的训练基地，也是湘军北上镇压太平军的起点。

曾国藩在衡阳不仅扩编了陆营，还建立了水师，费时不过半年，较长沙时间为短，成绩反而更大。原因何在呢？一方面，曾国藩总结了长沙练兵的经验，认识到湘勇来源混杂、骄悍难驭的缺点，注重召勇和训练，突出个人权威，在思想上和认识上具备了更好的建军条件；另一方面，衡阳民风强悍，其会试座师、湖广总督吴文鎔鼎力支持；远离长沙，减少阻力，也反为曾国藩训练湘军提供了客观条件。

曾国藩在衡州训练湘军的同时，着力整顿封建统治秩序。一方面，派湘军镇压湘南各地的农民起义；另一方面，严格保甲制度，大力兴办地方团练。然而结果怎样呢？他在“东征”前夕给清廷上了一个《衡永一带剿匪未毕折》，称“臣到衡以来，拿获衡（阳）、清（泉）二县斋匪一案，会匪一案”，“斋匪聚于衡阳四十都等处，与永兴、祁阳之匪相通”，“会匪聚于清泉江东岸等处，与常宁之匪相通”，但是，此二案“未获之犯甚多”。至于流窜于常宁、蓝山、道州等地的“土匪”，曾国藩称“实为湖南之巨患”，后“经三次获胜，歼毙千余”，“所获旗帜大小一百余面，及腰牌、伪示、令箭、逆书、图记等件，一概解送衡州”，“而余党尚多，首犯何贼苟未获”。“于此股剿除未毕，是臣经手未完之件，不敢不据实明”。以后怎么办呢？他也作了交待，“臣现函商抚臣拟于臣出征之后，择一贤干之员，带精壮兵勇千余，驻扎衡州，随时剿捕，无使其蔓延日盛，不可收拾”。得到朱批：“汝以在籍人员，能如是出力，已属可嘉，着知会抚臣剿办；或有汝素来深信之绅士，酌量办理亦可”。曾国藩还提出“今欲杜绝后患，必须保甲团练认真稽查”。谈到保甲办团练，他又特别提到“复查衡清二县保甲，近来专管包征钱粮，反置查匪事件于不问”。这样一来，弊端丛生：“保甲弱者则不胜垫赔之苦，强者则勾结蠹役，借票浮勒。甚至痞棍冒充，领票讹索小民，浮收数倍，名目‘包保’‘包甲’。以致保甲一项，专管催征钱粮，而查团之事，置之不理，匪徒充斥，毫无稽察，实为两县一大弊政，不可不急为更改”。如何更改呢？他提出“以催科责成差役，严比抗户；以查匪责成保甲，并饬团总。如地方有会匪煽诱，不行查出送官者，将该团总、保甲等一并严惩。如该县因循不改，仍将钱粮事件扰及保甲者，亦即从严惩处。除分咨及札饬外，相应奏明请旨饬下督抚，严禁二县保甲收饷之弊，实于团务大有关系”。朱批曰“此应亟更易者！”曾国藩认识到“致乱之源，多在官吏”。因此“治乡团颇并治州县奸蠹吏役”，“以便宜诛斩（衡阳）县蠹役五人”，于是，“湖南吏治为之一清”。虽有夸大之处，但对澄清吏治、加强团防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

　　三  湘军后方，情势所系

曾国藩率领湘军于咸丰四年二月离开衡阳，开始与太平军正式对阵。但是，衡阳仍然是湘军军需重要供应地。据《衡阳工运史》记载：水师北上后，衡州官办船厂解体为10家私办小型修船厂，共有工人157人。衡阳还在为其提供“新造之船”。起初“不甚合同”，后曾国藩致信衡州萧可，“令其略改”。经过改造后，“衡阳所新造者，皆精坚可爱，比去年者好得三倍”。咸丰五年六月，水师经屡次战斗，损失较大，减员不少，为了适应大规模战争需要，急需进行补员。于是，曾国藩又派魏荫亭“回衡召募小划水勇”，并令衡州之萧可同办。那么，衡州之勇在湘军中表现如何？衡阳民风历来骠悍、好强，当曾国藩到衡州召募乡勇训练湘军特别是创建水师时，“材武壮佼，云屯风从”，难怪水师具备了“凶悍绝伦、狡诈灵活”和“败而不溃、散而复聚”等特征。据彭玉麟为衡州昭忠祠所撰碑记记载，“其间死馁之士膏血原野、捐脰锋镝者，衡与湘之人为多。……吾衡水陆分剿湘、鄂、江、皖、闽、浙、黔、蜀、秦、晋诸疆，诸君子悉皆趋死，不顾利害，身殉不下数千人”。说明衡州人参加湘军征战者不少，而且英勇善战，牺牲很多。为了源源不断地给湘军提供军饷，曾国藩还在衡州等地设立了征缴机构，并倡导地方宫绅捐献军饷。四年三月，曾国藩上奏《故抚杨健吁请敕祀乡贤折》，以“乡评允治”和“伊孙杨江复能义捐军饷”为由，恳请咸丰皇帝恩准曾奉有“随声附和，年力就衰，着降为三品顶戴休致”之旨的衡阳籍原湖北巡抚杨健“从祀乡贤”。其目的是激励乡绅踊跃捐饷。支援湘军。不料使曾国藩惹火烧身，遭“部议”革职，后改为降二级使用，仍留领军。可见，从军事上来讲，曾国藩还要依赖衡州。

曾国藩家乡湘乡与衡州相距不远，若衡州失守将危及湘乡，因此，曾国藩十分关注衡州的情形。咸丰九年（1859）三月，太平军石达开部自江西进入湖南，并迅速攻占湘南各州县。督军闽、皖的曾国藩在致诸弟的信言及“贼破永兴、桂阳州，均距衡州甚近，不知吾乡果得幸免于兵事否？”于是，他一方面提醒衡州守军要加强守备，另一方面又动员、组织兵力援救衡州。他致书守衡州的王人树，强调“衡州为上游要郡，阁下即奉统带之札，务望力疾从戎，保全桑梓。……我邑城乡招勇，诚为要首，然保衡郡即所以保湘乡，总宜力争上流。设使衡郡被据，则吾乡防不胜防矣”。曾国藩又复书彭玉麟，谓“若水军能于三月望前抵衡、永一带，贼不得渡湘水而西，庶免蔓延为患”。接着，他还致书湖广总督官文，提出“若尊处所派水师数营，能于三月初抵衡州一带，上下梭巡，使贼不得渡湘水而西，此后当易于收拾耳”。与此同时，曾国藩派随身人员萧浚川由江西吉安回剿湖南。四月初，他得知“贼不直趋衡州，俾我得以从容设备”，“甚慰甚慰！”然而，到了5月底，“知魏喻义等败挫，衡城危迫”。曾国藩又“飞调萧浚川由安仁入衡”，力解衡州之危。

曾国藩在衡阳呆的时间前后不过一、二年，然而，衡阳对他来说既是求学之所、寻根之地，又有姻亲系之，还是练兵基地、水师源头、湘军后方、湘乡门户，他与衡阳的关系不可谓不密切。可以说，衡阳是曾国藩“功业”的一个重要起点。正是在这里，他找到了立足点，练成了湘军特别是创建了水师，为他统军剿灭太平天国奠定了基础。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去世，时人在悼念他时往往提及衡岳：“潇湘秀毓，衡岳灵钟”；“南岳天开运，如公首降祥”、“衡岳云开天柱峻”；“蓄道德能文章，是衡湘间气所钟，一代宗风更谁嗣？”“税驾衡阳，舟师之始”；“闻公提义师，间关起衡湘”；“衡湘耆硕今何在，素旗飘摇沔水东”。这一方面固然是出于以高山喻功德的习俗，另一方面也反应出曾国藩与衡阳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