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友芝、黎庶昌,出身于贵州边远山区的两个穷儒生,却先后成为曾国藩的诗文好友、忘年之交,并成为闻名天下的学者和杰出的外交家。这个事实,说明曾国藩不愧为“知人善用”的政治家,也是他“留心天下人材”,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用人思想的具体体现。
一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冬,莫友芝离开贵州赴北京应试,于第二年三月到达北京。在参加礼部会试期间,他无事便到京师著名书画市场琉璃厂寻觅文物、书画及古旧图书。一天,莫友芝在琉璃厂书铺中与曾国藩邂逅。当时二人并不互识。但因有同一爱好,于是便攀谈起来。时年莫友芝已37岁,对汉学已相当精通,与曾谈起来滔滔不绝。曾国藩不由叹道:“黔中固有此宿学耶!”对莫友芝的学问才气非常敬佩。回到官邸后,曾国藩便对至交好友、国子监学正、古文经学家刘传莹谈起此事,并表示极愿与莫友芝结识。刘传莹与莫友芝早已是好朋友,此事一说即成。于是曾国藩便要刘传莹在北京虎坊桥置下酒席,邀请莫友芝出席,以刘作陪。自此,曾、莫二人遂成文字好友。这时的曾国藩已是身居二品的朝廷大员,而莫友芝还只是一个应试举子。如果没有深厚的共同爱好,如果曾国藩不是惜才如渴,爱才如命,在那个重门第、重资历的时代,可以想像,曾国藩这样地位的人是决不会主动向莫友芝结交的!曾国藩后来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豪英不地囿,十九兴偏邦。斩崖拔众棘,往往逢兰茳。黔南莫夫子,志事无匹双。万书薄其服。廿载幽穷乡。今年偶作剧,射策来都堂。青鞋侧破帽,日绎书贾坊。邂逅一相见,揖我谓我臧。刘君吾庸敬,好事迷短长。炙酒赧吾颊,亦用沾我肠。微澜时缴引,稍稍观涛江。……”诗中充分表达了他相遇莫友芝的欣喜心情。
事过不久,莫友芝考试名落孙山,心情自是惆怅、忧郁。曾国藩知道后,亲自来到莫友芝住所,与莫友芝交谈,多方面给予安慰,莫深受感动。二人相别时,曾国藩写诗畅叙了离别之情,并以勉励莫友芝,诗中有句曰:“关山有乘隔,人事不可详。万里共日月,肝胆各光芒。”莫友芝回到贵州,以教书糊口,时时回想在北京与曾国藩相识、订交之事,也作了一首诗,表示他思念之情:“刘子之肠粲若万花谷,曾子之度汪如千顷波。长安城中有二子,使我鄙各俱消磨。虎坊桥东一樽酒,云泥参差哄人口。只应勒帛错刘郎,坦率如子复何有。翰林勘罢千佛文,掷杯起坐倚半醺。此中由命不须叹,古来得丧元纷纷。南风吹沙北溟阔,满目缁尘涨华发。归心万里入延江,重为两君迟不发。曾翰林,眉间黄气何清深。眼前卿相恐不免,政要休休一片心……”
十余年后,莫友芝离开贵州,辗转到达安庆曾国藩军中,即湘军江南大营,时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看到多年不见的老友来到,异常高兴,立即将他介绍给营中众多幕僚,并要年轻一辈拜莫友芝为师,向他求教。过后,又把他儿子曾纪泽所写的《说文分韵解字凡例》文稿交予莫友芝,请他修改。在安庆期间,莫友芝以读书治学为目的,从不干预军政事务。他在搜集古旧书时,得到一卷唐代的《说文》木部手抄残卷珍本,经反复考证、笺疏,写成《唐本说文木部笺异》一书,呈送曾国藩审阅。曾国藩看后大为赞赏,立即出资刊刻,以使之流传。从此,曾、莫友情更深了,他将莫友芝的家人接到江南,使他们全家团聚,欢享天伦。曾国藩到两江总督任上,仍把莫友芝留在营中,委托他在江南各地访求书籍,莫友芝也乘机广泛交游,结识江浙俊杰。他搜寻到不少珍贵书籍,并继续他的汉学目录学的研究。
在曾国藩处,莫友芝夫妇一住就是好几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江南初定,官兵奇缺,但他从不向曾国藩求取,并谢绝了曾国藩的荐举。曾国藩对他更为敬重,委托他开办江宁书局,刊刻图书。莫友芝有了发挥才干的地方,又先后应聘苏州、扬州书局,主持刻印了很多书籍。其晚年生活也幸福。曾国藩始终如一地对待莫友芝这样一个穷泊寒士,是他尊重知识,爱护人才的充分体现。同治十年(1871年)九月莫友芝病逝苏州,设灵堂于南京莫愁湖。身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亲率官员人等,步行前往祭奠,亲撰挽联一副,表示他与莫友芝之间诚挚、弥笃的情义。联曰:“京华一见便倾心,当年虎市桥头,书肆订交,早饮宿学;江表十年常聚首,今日莫愁湖上,酒尊和泪,来吊诗魂。”
二
继莫友芝后,又有一位来自贵州的士于与曾国藩结下了深厚友情,他就是出身在遵义沙滩,后来成为我国外交史上著名外交家的黎庶昌。
同治元年(1862年),黎庶昌进京应试不第,潦倒京师,无所事事。其时,同治帝及清廷为缓和国内形势,“下诏求言”,天下士子响应无几。穷途无路的黎庶昌经过思考和权衡得失后,向朝廷连上两篇奏章,均达万言。他在书中分析了朝廷的种种弊端,提出了一些兴利除弊的办法。在无人敢言的局面下,黎庶昌的意见正合清廷收买人心之意,因此采纳了他的建议(而实际上多未实行)。为表明“诚意”,朝廷还对黎庶昌进行优待,选拔录用,“加恩以知县用,发交曾国藩军营差遣委用”。正是这样的机遇,黎庶昌才得以受教于曾氐门下,成为曾国藩幕府中人物。
黎庶昌初到曾国藩营中,并未引起曾氏注意,只把他依为一般人员安排做一些行政小事,不久才将他调入营中办理文案。通过多次接触,曾国藩知道了黎庶昌是西南大儒、著名诗人、经学大家郑珍的学生,本身又极好古文。便把他收入门下。自此,黎庶昌与曾国藩朝夕相处,时达六年之久,学识和才干渐为曾国藩了解和赏识。曾国藩在古文研究上继承了桐城派的传统,培养出晚清代表桐城派的四大散文家,黎庶昌即是四人之一。曾国藩对黎庶昌的才华很器重,他认为黎虽然“生长边隅,行文颇得坚强之气”,对古文的研究,“锲而不舍”,“可成一家之言”。这样的赞语,黎庶昌很受鼓励,在古文研究上更努力,后完成了《古逸丛书》的刻印和《续古文辞类纂》的编纂。
受教曾氏的同时,黎庶昌在仕途上也有所发展,清军攻下南京后,曾国藩委派他处理战后事宜,随后又在上报朝廷的报功表中列上黎庶昌的名字,使他因功而被提升为直隶州知州并补用。同治四年(1865年)曾国藩奉命赴山东,黎庶昌随行北上,结识江苏无锡人薛福成。薛擅长古文,与黎遂成至交,二人在散文上的造诣,可说并驾齐驱,时有“南黎北薛”之称,同为曾国藩门下杰出弟子。
由于战乱,黎庶昌在遵义的老家被毁,家人无处安生,曾国藩知道后马上出资并催促他去把家人接出来,在苏州居住。曾国藩重调南京后,黎庶昌也回到江南。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调任直隶,他不忍让黎庶昌家贫亲老再跟他奔波,便向朝廷直接上表推荐,要黎庶昌在江南等待。曾国藩在推荐表上说到,该员“笃学耐劳,内怀抗希先哲,补救时艰之志,而外甚朴讷,不事矜饰”,实是曾国藩对黎庶昌较确切的评价。不久,黎庶昌被委派为吴江县令,后又调任青浦县。由于家境清寒,一个小小的县令改变不了多大状况,黎庶昌曾一度想从军,借军功而博取更大的前程,但又不想放弃从仕途上找出路的念头。对此,他始终定不下来,便写信向恩师曾国藩求教。曾国藩在万事百忙中给他写了回信,信中分析了他本身的情况,指出“从军一念近于下策,绝意不可为也”,叫他应以自身条件来论事,还是“以禄事为上”,即仍走仕途为好。黎庶昌听取曾国藩意见,遂断了从军之念,坚定了走仕途的决心。后来,他凭自己的广博知识和聪慧的才干,成为清代杰出的外交家、政治家。
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国藩去世,黎庶昌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了一篇真挚感人的祭文,以表示对恩师的悼念。文中叙述了他对曾国藩的无限敬慕之情,认为曾氏的光辉业绩,“下凝河岳而上为星日”,他自己自读书识字以来,遇上曾国藩后才觉得有了老师,对曾氏“饮食教诲,不厌不倦,于我者视如子,窃比回路之于仲尼”。对曾国藩的去世,表示了“伯乐逝而骐骥不鸣,钟期亡而伯乐绝弦”的沉痛心情。整篇祭文充分表达了黎庶昌对曾国藩师友之间、父子之间的感情,表达了他对曾国藩的崇高敬意。过后,黎庶昌尽心搜集了曾国藩遗留的日记、书信、奏折、诗文等,与他人合作,编辑了《曾文正公全集》,以表示对恩师的怀念。另外他还撰写了十二卷的《曾文正公年谱》和近万言的《曾太傅毅勇侯别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