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欲拒还迎”的矛盾心态的影响
综观曾国藩对外交涉，我们可以用“欲拒还迎”4个字来概括他的外交心态。所谓“拒”，就是利用他心目中的“理”同洋人进行的抗争，以求最大程度保护中国的利益；所谓“迎”，就是在同洋人抗争的过程中，他的“理”为洋人的“势”所压倒时，同洋人进行的妥协，在某种程度上迎合洋人的无理要求。他的这种心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以条约为凭”、“大事苦争，小事放松”，是曾国藩外交理论和外交实践所体现的妥协和抗争两重性的一个重要内容。
曾国藩不仅是一个言理者，更是一个言势者。他在同外国交涉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洋人遇事，专论强弱，不论是非。兵力愈多，挟制愈甚。”在曾国藩的眼中，洋人因“技艺”、“机巧”和“术数”方面的势力，遇事专论强弱，不论是非。而中国积弱不振，镇压农民起义“内耗”很大；两次鸦片战争，洋人夺我利权，“外耗”亦甚巨。这样，显然中国势力弱于西方列强，而要改变这种局面，就要“勤远略”。这就得在对外交涉过程中“谨守和约”。他曾指出，“惟目下一二年内，须坚守前约”，“惟赖守定和约，绝无改更”，然后借此才能维持现状，争取时间“自主”、“自强”。他说：“事端纷纷，总以坚守和约为是，只可力求自强，不可轻易动气。若无自强之实，而徒有争气之言，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曾国藩坚守和约，本期保住既定和局，然后徐图自强。殊不知两次鸦片战争后所签订的一系列中外和约，实则是西方列强以武力威胁为手段，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坚守条约本就意味着承认并允许洋人继续扩大对华侵略特权。况且西方列强为其固有的侵略本性所决定，贪得无厌，得寸进尺，决不会按约守信，到此止步。曾国藩这种认识程度上的差异性乃至错误性，决定了他在对外交涉过程中必然要妥协退让。他在赴天津处理教案前，虽有置身家性命不顾的气慨，但抱定的还是守和的主旨。
在对外交涉过程中，曾国藩提出了“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主张。他在实践中认识到：“凡各口洋人，偶违条约，有时可与力争，则可就官员结办，即临以督抚而有余；有时争之不服，则动向公使陈诉，虽临以大臣而无济。”因此，他得出结论并强调指出：“凡与洋人交际，小事可许者。宜示以大平恕，大事不可许者，宜始终坚持力争。若小事处处竞争，则大事反有放松之时。不分大小，朝夕争辩，徒为彼族所轻视也。”“与洋人交际，丰裁不宜过峻，宜带含浑气象，渠之欺侮诡谲蔑视一切，若知之若不知之。恍似有几份痴气者，亦善处之道也。”这就说明，曾国藩的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基本思想运用于外交事务中，就形成了他有时在有关问题上抵拒抗争的一面，同时又因总体方针是坚守和约，故带有极大妥协倾向的性质。
天津教案发生的实质是中西文化交融过程中的一次正面冲突。对于天津教案的是非曲直，曾国藩是分析得相当清楚的。同治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慈禧太后接见他时，他当面对慈禧太后说：“教堂近年到处滋事，教民好欺不信教的百姓，教士庇护教民，领事官好庇护教士。”这种层层庇护，以及教堂滋事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他在奏稿中更说得明确具体：“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不问是非曲直，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积必发则聚众思一逞，以臣所见，酉阳、贵州教案皆百姓不能积平所致。”可见曾国藩对天津教案的远因和百姓积不能平的实质有较明确的认识。他也曾公正地真实地分析过天津教案，“实缘丰太业之对官放枪，仓猝致变”。“若使丰大业不两次放枪，必可安然无事，迨至滋事以后，则众人汹汹，已成不可禁遏之势。”在六月十八日的奏摺中也说：“津郡此案，因愚民愤激致变。”曾国藩办理此案的过程中，对天津教案发生的远因和近因及其它实事求是的分析，是他对中国人民的利益进行抗争的前提。可是面对法国纠集其他国家的武力威胁，曾国藩则感到此事的棘手，对外国人武力威胁下提出扩大缉凶数目的要求，曾国藩抗争无效，只有放松，选择妥协道路。这样，对教士曲庇教民，领事官曲庇教士的严重情况丝毫不曾过同，对丰大业对官放枪也就没有什么责难，由开始的清政府对他感到缉凶极不得力的不满到心狠手辣地向积不能平和激愤致变的百姓开刀，他的决策来了一个大转弯，他的实践向着他的理智逆反。
在对待府县的态度上，曾国藩也是既有抗争又有妥协，但最终还是妥协占据了上风。他明明知道张光藻、刘杰“二人俱无大过，张守尤洽民望”，“撤张守即失民心”，但是，面对法国公使罗淑亚的要挟，他于茫然中尾随了崇厚的主张，将张、刘二人参奏革职，交刑部治罪。但奏摺拜发后，曾国藩又剖析了自己的隐忧：“府县下狱事……办理过柔，事后思之，深用自憾，以用萃六州铁不能铸成一错。”他深感自己的处理措施失当，面对法公使的无理要挟又进行了苦苦抗争。一方面。在张、刘二人业已投入监狱以后，曾国藩又多方回护，多方救失。他写信给恭亲王说：“府县交部一节……所以长虑却顾者，实恐洋人诡谲多端，催逼送部，后患不测，故思求急脉缓受之法。”明确地道出他的妥协是洋人威胁的后果。一方面对洋人提出的包括提督陈国瑞在内的“三足论抵”的无理要求“坚执不允”。这些实则是由于他“大事苦争，小事放松”所造成的结果。
以“忠信笃敬”对待西方列强，是曾国藩外交理论的又一重要内容，也是他最终对外妥协，误国殃民的主要原因。
曾国藩为中国近代集传统文化的大成者。他信奉程朱理学，把儒学的“忠信笃敬”为人处世准则，作为自己言行的指南，奉为须臾不可离的法宝。他认为这种延续了千百年的传统“说教”和“道义”，同样可以用作对付西方列强的武器。他考虑到“内忧”、“外患”益深，列强势力深入中国内地，中国积弱日久，势难与西方列强一时相抗衡，“我能防御一口，未必能防遍各口；能幸胜一时，未必能力持多年；能抵一国，未必能应付各国。”他认识到中国所面临的不是一个族类，而是“效十国联成一气”的西方世界，其“合纵之势，狼狈之情牢不可破”。他身在局中，故有“洋人之患，此天所为，实非一手一足所能补救”之感叹。所以，他认为中国要对付西方列强，急需“徐图自强”，而要自强，并非一朝一夕的空言所能达到，只有在坚守和约，“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同时，予洋人以“忠信笃敬”，以这个基本方针感化他们，维持和局，争取时间自立自强。
再则，曾国藩认为中国“当此积弱之际，断难与（西方）急锥刀之末”，因此必须同洋人妥协。同时他又认为洋人虽“论势不论理”，他们还讲信任。因此对洋人行“忠信笃敬”，加上“坚守和约”，则可暂保和局，对中国自立自强定有好处。
从以上观点出发，曾国藩认为“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他还向皇帝保证：“与洋人相处，臣当谆饬部曲，言必忠信，行必笃敬。”与友人，他反复论及：“鄙人尝论与洋人交际首先贵一信字，信者不伪不夸之谓也，明知小民随势利为转移，不足深恃，而犹藉之以仇强敌，是已自反复阐发，深切著明，鄙人亦颇究悉此指。”为了保全和局，不致与洋人彻底闹翻，他认为要忍之时则忍，要谦之时则谦，要争之时则争，可置公众的舆论不顾。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他正是坚持这一思想，而对洋人要挟，处处迁就，一再退让，置公众舆论、国家利益于不顾，最终也坏了自己的声誉。
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中的“欲拒还迎”的矛盾心态，是他与洋人长期打交道的过程中形成的思维定势，无可更改。他晚年曾说过这样一段颇耐人寻味的话：“中外交涉以来二十余年，好言势者，专以消弭为事，于立国之根基，民生之疾苦置之不问。虽不至遽形决裂，而上下偷安，久将疲茶而不可复振；好言理者，持攘夷之正论，蓄雪耻之忠谋，又多未能量彼己，统筹全局，弋一已之虚名，而使国家受无穷之实累。自非理势并用，休用并兼，鲜克有济。”
他这里明确指出，言势者看到了西方列强造成的变局，言理者宣泄了民族矛盾激发的义愤。但前者因势而走向苟安，而后者因理而依违于盲目暗昧。他们彼此各看到了中西文化冲突的一个方面，但又无法将彼此联结，从整体上考虑对外的政策。曾国藩比言理者更多地见到过西方事物，又比言势者更攀结于传统。于是，便自然产生了“理势并审，体用兼备”的观点，并有意告诫当道和后人，必须谨守此法，方能解救清王朝于困境。这“理势并审，体用兼备”二语既包含了明显的制夷意识，又包含了明显的和戎观念。制夷与和戎的并存，一方面反映了对西方列强抵抗以伸张正义的愿望，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化过程中对“理”的伸张为“势”所压抑的困苦。
到同治九年年底，已经事过境迁，他在给老部下李元度的信中，才更冷静地总结了自己办理天津教案的教训。他写道：“六月初旬，力疾赴津办理此案，众议纷歧。论理者佥谓宜乘此机与之决战，上雪先皇之耻，下快百姓之心，天主教宜乘此机驱除；论势者则谓中国兵疲将寡，沿江沿海略无预备，西洋各国穷年累势但讲战事，其合从之势，狼狈之情牢不可破，邂逅不如意，恐致震惊辇毂。鄙人偏信论势者之言，冀以消弭衅端，办理过柔，以致谤议丛积，神明内疚，至今耿耿！”
侵略者的外交实质是武力外交。他们除了凭借武力进行野蛮的掠夺外，总是以武力作为外交的盾牌，以攫取外交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天津教案发生以后，法国而是一开始就向天津海面调集舰队，进行战争威肋。面对洋人强大的外交攻势，曾国藩认为“目下海上船炮全无预备，陈兵则绿营不足恃，勇丁亦鲜劲旅。若激动众怒，使彼协以谋我，处处宜防，年年议战，实属毫无把握。此等情况，弟筹之至熟，故奏牍信函，屡恃此论。”曾国藩无法突破洋人挟制的时候，则表现出一种抵制和妥协兼而有之的矛盾心态；接着，夸大了洋人物的力量，进而过分自卑，缺乏足够的信心。而最终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时候，妥协的一面又最终占据了上风，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就迎合了洋人的要求。他在六月二十八日的奏摺中建议道：“中国目前之势力，断难遽起兵端，唯有委屈求全之一法。”最终下定决心：“如果保定和局，即失民心，所全犹大。”由此看来，他既以“欲拒还迎”的矛盾心态处理天津教案，则当洋人的“势”压倒他心目中的“理”的时候，天津教案的处理必以满足洋人的无理要求，丧失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告终。
二 夹缝中求生存
曾国藩处理天律教案悖理的另一重要原因，即是三百年来或隐或现的满汉矛盾在他心灵中投下的阴影。他自身的经历，则更加深了此阴影的浓度。
在消灭了太平天国以后，曾国藩权倾当朝，位列三卿、得到了一个汉族官吏前所未有的名位和权势。但他聪明绝顶，懂得“功高震主”一词的寓意。清廷在八旗兵和绿营兵皆腐败不堪的时候，不得不依靠汉族大地主和汉族官僚来对付太平天国。但当太平天国已除，“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曾国藩深深懂得：数十万湘军的存在对他来说已是灾祸的温床了。同治二年正月初七日，正当天京已被包围，大功即将告成之际，他在《致沅弟》中说：此“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可收场耳。”翌年六月十八日，在接到金陵已于六月十六日午刻攻破的消息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思前想后，喜惧悲欢，万端交集，竟夕不复成寐。”他经历了无数惊涛骇浪，近10年心血所在便是最后攻下金陵，实现他的“中兴”之梦。而金陵已经攻下，他的欢喜固不待言！何来悲剧？单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不能不佩服曾国藩政治上的敏锐性和他的老谋练达。从金陵攻下到病亡江南任上的7年多时间内，曾国藩便一直是在这种朝廷和权臣之间、满族统治者和汉族臣子之间的矛盾夹缝中过着喜惧悲欢、万端交集的生活。于夹缝中讨生活，曾国藩只有韬晦和听命于朝廷。
因此，在金陵攻下不到一个月以后，他便接连采取裁军、停饷、劝令攻克金陵的首功之臣曾国荃开缺回籍等三大措施。同治元年三月，曾国荃连克巢县、和洲、含山等城后，曾国藩曾赋诗四首相赠，中有“一骑云飞新报捷，汉家收复旧山河”，“将军一扫陵阳道，便有游人说踏青”之句，一番壮志未酬，自强自信的气概。而金陵攻下之后。曾国藩为曾国荃写的41岁寿诗却曰：“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世浮云过太虚。”情调和气象均是迥然不同。这当不是他一般的忧谗畏讥，而是寄寓着他多重矛盾中“善其末路”的韬晦之志。到同治四五年，曾国藩因剿捻无功，韬晦思想便进而发展到隐退思想。他在剿捻一年多的时间内，受到严旨诘责7次，被御史参劾5次。尤其曾国荃背着他参劾满洲大员官文，而被参者只不过由湖广总督改调入京，仍以大学士掌管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统，可是曾国藩却在此后的两个月中，又一次遭到严旨诘责，并令他交出钦差大臣和两江总督的印篆。与此同时，大批湘军系统的官员都在此后相继开缺回籍。这样的急风暴雨，不能不使他胆颤心寒。他直觉“无处不疚心，无日不惧祸也”。由于这样的心境，他在家书中便有了以下的话：“此后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吾亦不甘为庸庸者，近来阅历万变，一味向平实处用功。非委糜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他多次奏请开缺，终老林泉，但还是被戚友所劝阻。他哀叹道：“人以极品为荣，吾今实以为苦恼之境，然时势所处，万不能置身事外，亦惟有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而已。”此时他的悲观颓废到了极点，他甚至说：“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思遁入眼闭箱子中，昂然甘寝，万事不视，或比今日人世差觉快乐。”加上他逐渐步入暮年之境，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加深了他害怕风浪，但求敷衍平稳的心态。曾国藩正是抱着这种焦灼、忧郁、惧祸，在夹缝中求生存，“向乎实处用功”的心境去担任直隶总督和处理天津教案的。
到天津以后，“诸事惟崇公之言是听”，许多重大措施都是由崇厚提出，曾国藩附议执行。例如，他“不得已从地山计，竟将府县参奏革职，交部治罪”。其实，曾国藩内心并不都以崇厚为然的。他在家书中说：“崇帅事事图悦洋酋之意以顾和局，余观之殊不足恃。”因此他曾暗下决心：“以前为崇公所误，失之太柔，以后当自主也。”可是，曾国藩当时已是骑虎难下，最后只得为崇厚所误，并一误到底。
再者，曾国藩严重的忠君思想，使他无法斗胆按自己的观点来处理天津教案，一切必得听命于朝廷。谕旨怎么说，他就怎么办，个人的援角可以磨光，自己的主见可以不要，委曲求全地听命于朝廷的旨意。如六月二十五日谕旨：“着将为首滋事之人严拿惩办。”七月二十六日上谕：“如将下手滋事人之人犯按律科惩办，则洋人自不至节外生枝，再归咎于府县。”对这一谕旨，曾国藩自有看法，在家书中写道：“天津士民与洋人两不相下，其势汹汹。缉凶之说，万难着笔。办理全无头绪，亦断不能轻请回省，且看数日后机缘如何。”他解脱这种内心矛盾的方法，最后便是忠实地执行清廷的“严拿凶犯，弹压乱民”的方针，向激于义愤的天津士民开刀。在家书中，他曾这样写道：“余令道府拿犯已获十一人，或可以平洋人之气。”但同时又回归到他的本性，说：“如再要挟不已．余惟死守持之，断不再软一步。”然而侵略者进一步要挟，在清廷委曲求全，“总署催余缉拿凶犯提解府县，一日一函，急于星火”的情况下，他完全听从了清廷的意旨，抹杀了自己的主见，并没有不再软一步，而是拿犯80余人，比“断不再软一步”之前增加了6倍！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不当，也是畏洋人、畏清廷的结果，是为了在夹缝中求得一个生存的空间。然而现实往往就是那样的无情，有时他想讨好但最终不得好，曾国藩还是被清廷认为处理天津教案不得力而回任两江总督之职。他最终也因此忧郁而死。历史与他开了这样一个致命的玩笑。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失当也是当时中国信息落后的反映。当时已发生了普法战争，法国并无更多的精力东顾。向使曾国藩早知道这一信息，在他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必然会增加同洋人抗争的砝码，而减少跟法国妥协的份量。
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清王朝经过太平天国等农民运动的内耗以及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外来侵略，已形成了积弱积贫的局面。这样，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形象必定是侏儒。作为弱者外交代表的曾国藩选择了丧失中国利权的外交方针，也就不足为奇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长期被国人骂为卖国贼，这也只是清政府的牺牲品和替罪羊而已，我们没有太多的理由责难他。历史注定了他成为那个时代的悲剧人物。换句话说，曾国藩悲剧，正是那个时代中国悲剧的一个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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