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左宗棠之间的关系，无论在他们生前或者死后，都是人们议论较多而又言人人殊的话题，迄今仍为历史学家研究的一个课题。
从过往的议论和已经发表的史学研究成果来看，关于曾、左关系，大体有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一是对曾、左关系的基本评价（性质和程度）。主要有如下几种说法，即“交恶”论；“凶终隙末”论；“晚年失和”论；“君子之争”论；“假象”论。二是曾、左关系变化的原因。亦有如下几种说法，即“爱国与卖国的斗争”；“争权夺利之争”；“国事兵略之争”；以及为避免功高震主，而故弄玄虚制造关系恶化的假象以自保。
笔者细考了以上各种观点和说法。在曾、左关系的基本评价方面，基本同意“晚年失和”论，而不同意其它诸说。概而言之，“交恶”论夸大了曾、左矛盾的一面，而笼统地说他们“交恶”又抹煞了他们为时更长久的关系亲密的时期，以及矛盾激化后仍顾全大局、互相支持的一面。“凶终隙末”论以成语作说明词，发展阶段是说清楚了，但矛盾程度仍然扩大了。与以上二说相反，“君子之争”论则显然对曾、左矛盾的一面估计不足。至于有人说什么他们之间的坦诚争论正包含着深厚的友谊，更是子虚乌有。“假象”论则纯属主观臆测，而无任何历史事实作根据。在曾、左关系变化的原因方面，笔者认为，二人存在“国事兵略之争”确是事实，但导致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还在基于性格、气质不同而出现的意气用事。至于“爱国与卖国的斗争”、“争权夺利之争”以及所谓故弄玄虚制造假象等，由于缺乏客观史实的依据，均难以成立。
历史事实是正确的历史判断的基础。为着揭示曾、左关系发展的历史真相，拨开各种导致人们误解的历史迷雾，我们有必要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对曾、左关系的发展变化情况作些历史考察。
一 咸丰二年末至同治三年六月，即在镇压太平夭国革命的全过程中，二人志同道合，其间虽不乏摩擦，但均能以大局为重，合作关系基本维持
咸丰元年（1851年）四月，太平军挺进湖南；八月，左宗棠在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再三礼请和好友胡林翼、郭嵩焘等的多方敦促下，“缒城而入”战火纷飞的长沙城，开始了他的从戎、参政生涯。翌年十二月，丁忧在籍礼部右侍郎曾国藩抵达长沙，奉旨帮办湖南团练和筹组湘军。由于其时左宗棠已是张亮基的得力幕僚，并且在抵御太平军、镇压征义堂起义中显露出超群的才能，因而曾国藩很快就结识了他，并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这是曾、左结识之始，也是二人亲密关系的开端。同时，曾国藩的权力、左宗棠的才能，更加深了他们彼此间合作的需要。二人互相依靠和支持，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这点，在他们当时各自的私人书札中曾多有记述。如左宗棠是年与其婿陶桄的信中写道：“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次年初，曾国藩在致胡林翼书中亦写道：“（腊月）二十一日驰赴省垣，日与张石卿中丞（即张亮基）、江岷樵（即江忠源）、左季高（左宗棠字季高）三君子感慨深谈，思欲负山驰河，拯吾乡枯瘠于万一。盖无日不共以振刷相勖，亦无日不屡称台端鸿才伟抱，足以救今日之滔滔，而恨不得会合，以并纾桑梓兵后之余虑。”
由于事业相同，思想基础一致，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全过程中，得到了左宗棠长时期的鼎力支持，并且大多是困难时刻由于左的支持，才得以度过难关，转危为安。例如，咸丰四年春夏间，太平天国西征军由鄂南长驱直入湘北，三月十一日攻占岳州，继之“乘胜掠湘阴，屯靖港，以窥长沙”，并于二十七日占领湘潭。曾国藩会同左宗棠召集各将领讨论用兵方略，与会者“皆谓宜先靖江，攻寇屯”，惟左宗棠“独主援湘潭”。曾国藩一方面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将原定派往援宁乡的塔齐布部陆军4000人改派驰赴湘潭，并令杨载福、彭玉麟率水师5营继之；但同时，仍自率战船40只、兵丁800人，进攻靖港。四月初二日，靖港战役首先结束，曾国藩军遭到惨败，率余部退往长沙。舟经铜官时，曾国藩羞愧难已，竟然两次投水自尽，幸赖部下救起。抵长沙时，左宗棠于凌晨“缒城出”，至湘江舟中探望曾国藩，见曾十分狼狈颓唐，“气息仅属，所着单襦沾染黄沙，痕迹犹在”，于是劝慰说：“事尚可为，速死非义”。恰好这时湘潭战胜的消息传至长沙：四月初五日，塔齐布、杨载福、彭玉麟等统率的湘军主力，在经过8日的苦战后，攻陷湘潭，太平军损失惨重，被迫北撤。这是湘军出师以来的第一次大捷，对于稳定刚刚经历了靖港惨败的湘军和巩固清王朝在湖南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也使曾国藩一度陷入极端颓唐之心得以重新振作起来。嗣后，曾国藩率湘军出省东征了，湖南成为湘军兵源、饷源的主要基地。左宗棠“麾兵四援，尤以策应曾文正一军为己任，常曰：‘曾公办贼之人，不可不赴其急。’”左宗棠坐啸湖南戎幕，对于支持曾国藩湘军作战，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咸丰十年四月，左宗棠奉命以四品京堂候补，襄办曾国藩军务，成了曾国藩的直接助手。曾国藩令他在湖南募练5000精兵。率赴皖南。这年秋，曾国藩正面临一场生死存亡的军事险情。原来八月间，太平军大举进行第二次西征，李世贤、杨辅清等部向皖南、赣东北逼进，威胁曾国藩祁门大营。正在这时，左宗棠率新练之军抵达赣东北重镇景德镇。曾国藩大喜过望，令其就地屯扎，相机进取，以护祁门大营饷道，兼防太平军由皖南进入江西。十月、十一月间，左宗棠率部迎战南来的广东会党军，连获三捷，攻占德兴、婺源两城。十一月，太平军刘官芳、黄文金、李世贤三路大军从南、北、东三面进攻祁门，曾国藩处境危困，“独恃景镇为后援”。左宗棠惨淡经营，周密部署，攻占浮梁城，并逐步击败各路来犯之敌。次年春，又取得了乐平保卫战的胜利。从而稳定了赣东北的局势，巩固了曾国藩祁门大营的后路，使曾国藩转危为安，并得以拔营东流，增援安庆，进围天京。
咸丰十一年秋后，太平军李世贤、李秀成部大军在浙江境内势如破竹，浙江形势日趋紧张。十月，清政府授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大权，同时命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十一月末，杭州被太平军攻占。左宗棠积极规划复浙全局。同年底，受命为浙江巡抚。次年即同治元年（1862年）初，率军入浙。二年三月，补授闽浙总督，仍兼署浙江巡抚。经过近三年的鏖战，历尽艰辛，终于平定全浙。左宗棠在浙江的长期苦战，牵制并消灭了太平军很大一部分兵力，有方地配合了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湘军主力围攻天京的决战。同治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左军夺取杭州；六月十六日，曾军攻下天京。天京的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政权的灭亡；随后追剿、扑灭太平军余部的任务，则由左军“收其全功”。左宗棠在支持曾国藩最后扑灭太平天国革命中的巨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左宗棠给予曾国藩以鼎力支持，卓越功绩，曾国藩对左宗棠亦是极为重视，积极依靠，多方提携。查阅曾国藩奏稿，曾国藩向清政府保奖和荐举左宗棠达10次之多。如咸丰四年九月初七日，曾国藩奏折中称：左宗棠“才略冠时，在南抚臣幕中，自湖南用兵以来，出虚发谋，皆其赞画，现又经营船炮，接济大军，应请以知府归部尽先选用”。咸丰五年十二月廿九日，曾国藩在请奖折中称：左宗棠“在湖南襄办军务，添制船炮，选练弁勇，解赴下游，维持水师，保卫两湖，大有裨益。应请以郎中分发兵部行走，仍请赏戴花翎”。咸丰十年四月，曾国藩在简用左宗棠一折中写道：“查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
以上说明，曾国藩与左宗棠在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维护清王朝，保卫桑梓的全过程中，总的关系确是亲密的，彼此是真诚合作的。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矛盾，摩擦时有发生。为正确地判断这些矛盾的性质、程度，及其对他们往后关系发展的影响，我们有必要对此一时期曾、左之间发生的矛盾和摩擦，依次作些铺述和分析。
（一）咸丰三、四年间，曾国藩初练湘军，与王鑫意见发生分歧。“时左宗棠与文正公意气争胜，如王鑫旨，允所请。王鑫因别将一军，归巡抚调遣，曾文正公不之强也。”考咸丰三、四年间，左宗棠在湘的时间不长。他于三年正月随张亮基去了湖北督幕，至九月张调抚山东始辞归湖南，又乡居半年，至四年三月方入骆秉章抚幕。这一年多期间，正是王鑫与曾国藩矛盾发生发展的时期。王鑫本是曾国藩的下属，二人地位、权力均极悬殊，他们之间矛盾的发生发展，其实主要反映了作为中央派出大员曾国藩与作为地方实力派骆秉章在实际利益方面的矛盾。左宗棠咸丰四年三月入骆秉章抚幕后，很快卷入了矛盾的漩涡，而作为幕僚，他站到了骆秉章一边，也是很自然的。因而围绕王鑫问题上的曾、左关系，主要反映了当时湖南政坛的人际关系。
（二）与上述件事差不多同时，宁乡发生隆氏父子案，事牵曾、左。据王闿运记述：“隆观易，字无誉，宁乡人也。父任侠，为里豪所雠。观易年十余，避走衡阳，易姓名，居莲湖书院，从生童诵读，颖异敬学，诗文幽苦。”曾国藩的岳父欧阳凝祉为书院讲席，“察异之，诘其自来，具诉其冤”。适曾国藩屯驻衡州训练湘军，闻其事，即“移文宁乡，悉反其事，捕系其父所怨家数十人，欲穷治其狱”。巡抚骆秉章“以国藩侵官权，固不乐”。里豪“乃遍诉其县吏士，因左宗棠告巡抚，径下檄用便宜斩其父，事又大反”。隆观易刚返乡，“遇奇变，即又窜走山谷间”。后案情虽稍缓解，“而怨家犹盛，不敢入城市者二三十年”。另据陈三立称：隆观易“年十三，以诗谒湘乡曾文正公，由是数从曾公游”，其父“艺虎，故才士，亦曾公（国藩）所引重也”。这里，曾国藩与隆观易父子的关系显然较深，他以治兵大员直接插手地方诉讼、司法事宜，很自然地引起了巡抚骆秉章的不满。曾国藩在衡州亦即案件初发时，左宗棠尚未进入骆秉章幕府。嗣后左宗棠入幕了，宁乡“里豪”和“吏士”才“因左宗棠告巡抚”，终于以地方政府的名义“下檄用便宜”斩隆观易之父，使案件全部翻过来。显然，隆观易父子案中的曾、左关系也主要反映曾国藩与骆秉章的矛盾。
（三）咸丰四年秋冬间，曾国藩率湘军攻下武汉三镇，又取得田家镇之役的胜利，水陆进薄九江。左宗棠认为其时湘军“将士之气渐骄，主帅之谋渐乱”，多次写信给曾国藩、罗泽南等，劝他们审慎从事，切戒“轻进”。但曾国藩不予理睬，也不作书信回答。这可以说是曾国藩同左宗棠因议论不合而中断通信的首次表现。这里有二人的兵略之争，但随后造成中断通信的原因，则是由于曾国藩因位高权大，又屡获胜捷而产生的“骄愎”之气，以及左宗棠以性格亢直对曾国藩批评过多，用词太直而带来的负面效应。所以左宗棠稍后在致夏廷樾的信中说：“涤公自田镇以后，颇露骄愎之气，弟数与书而不一答，盖嫌其太直也。”不久曾国藩九江战败，局势恶化。因对抗太平军的共同需要，二人又逐步恢复了通信联系。
（四）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病逝于湘乡里第。曾国藩一面上疏请假奔丧，一面不俟允准即披星戴月匆匆回籍，视军国大计为重的左宗棠不以曾国藩的做法为然，立即写了一封长信严厉批评曾国藩。由于此信未能保留下来，信中如何措词，已无从查考。但我们从当时左宗棠致其他人的信函中，亦可窥见一二。如在与曾国荃的信中说：“昨接涤公（二月）二十五日醴陵来函，知已戴星旋里。此事似于义不合。盖军事重大，不比寻常宦游，可以自主。即如营中兵勇有父母之丧者，不俟允假即行回籍，带兵官能听之乎？况涤公受命讨贼，金革之事无避，古有明文。当此世局艰危之时，岂可言去？……已详作一函，力陈其不可。”然而，曾国藩既已归去，左宗棠责难曾的信已是马后炮。曾国藩在尽孝居忧中，收到左宗棠的信，极为反感，采取不理不答的态度。左宗棠久未接复信，亦渐有感触，矛盾加深。他在致刘腾鸿的信中说：“涤公不俟朝命，遽戴星而归，弟力陈其不可，然事已无及。闻颇有见怪之意，则只可听之。”又在致王鑫信中写道：“涤帅自前书抵牾后，即彼此不通音问，盖涤以吾言过亢故也。”因左宗棠批评言词“过亢”，而引起曾国藩“见怪”；又因曾国藩不复信，而导致“彼此不通音问”。这里面显然意气用事的成份居多。稍后左宗棠在致胡林翼的信中便写道：“此公（指曾国藩）仍负气如故，我亦负气如故也”。如此“负气”下去，不通音问竟至一年有余！而究其实，二人在政治、军事上并无多大分歧。此段期间，左宗棠一直与曾国藩之弟曾国荃保持着亲密关系，还曾向骆秉章建议奏请起用曾国藩率驻赣湘军援浙。在曾国荃的调解下，至次年四月，二人终于又恢复了关系。曾国藩在与曾国荃的信中写道：“左季高待弟极关切，弟即宜以真心相向。”“弟劝我与左季高通书问，此次暂未暇作，准于下次寄弟处转递。此亦兄长傲之一端。弟既有言，不敢遂非。”这里，曾国藩承认自己对左宗棠有“傲”气。而左宗棠，在接到曾国荃转来曾国藩的信后，“喜慰无似”，并复信作了诚挚感人的自我批评。由于彼此都作了自我批评，一场历时一年多的“负气”断交终于过去。
（五）咸丰九年春，太平军石达开部大举进入湘南，全湘及周边备省震动。左宗棠助骆秉章主持军事，认真对待，不免于敌情有估计过重和夸大之处，曾称石达开军达30万甚至60万！而据曾国藩的估计和奏报，则为8万左右。左宗棠对曾的说法大为不满，对曾国荃说：令兄“前称贼匪八万之数，系派何人在何处点验得之”？意在讥讽曾国藩未经实地调查信口胡说。曾国荃将左宗棠的诘问转述给了曾国藩。曾国藩听后，立即写信给左宗棠，针锋相对，反唇相讥道：“九舍弟来，具述尊语……余亦还诘：尊称三十万、六十万者，系派何人从何处点验得之也？”左宗棠收到此信，大为恼怒，也象前年曾国藩为奔丧事中断与他的书信联系一样，堵气不给曾国藩回信。稍后曾国藩在致胡林翼信中就这样写道：“左公久无信来，殆憎我言贼少之故。倔强之性，天之生是使独耳。”直至九月间，还是曾国藩先写信给左宗棠，二人才又恢复了联系。
（六）同治二、三年间，江西巡抚沈葆桢（字幼丹）为收回江西漕折、厘金及九江关税收入充本省军饷问题，与曾国藩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曾国藩曾写信告诉李鸿章说：“幼丹中丞与敝处私交已绝。”而左宗棠与沈关系亲密。又，李鸿章的淮军于苏南得势后，越境进入浙江，占领乍浦、海盐、嘉善等地，并委派官吏，大肆搜括。这引起左宗棠的强烈不满，因为浙江本是他的管辖范围。他写信给曾国藩说：李军入浙境，尽占湖丝、盐利，又夺取湖北协浙之饷，“岂浙亡而沪可独存耶？”而曾国藩对李鸿章极为亲信，写信给李说：“侧闻左帅于阁下颇有违言，即于贵军之越境剿浙，亦不以为不分畛域，而以为炫公之长，形彼之短。”同时，左宗棠在择将用人问题上，还与曾国藩发生了直接矛盾。他曾批评曾国藩说：你部朱品隆、唐义训“本庸材，非堪一路之寄者，既无能战之实，又怀怯战之隐”，但你还“虑其战，而以勿浪战申儆之，宜其不战矣！”曾国藩则借前不久富明阿无端批评安徽巡抚唐训方“调度乖方”的笑话以咨文的形式回复挖苦说：“贵部堂博学多师，不仅取则古人，亦且效法时贤，其于富将军可谓深造有得，后先辉映，实深佩服！”左宗棠为防天京及苏南太平军南入浙江和皖、赣诸省，多次咨函商请曾国藩加强对宁国、广信等地的布防。但曾国藩正督军加紧围攻天京，穷于应付，未能照办。后太平军余部果然由此过皖南、赣、浙辗转入粤。左宗棠为此大为不满。他在家书中写道：“曾节相与李中丞均以纵贼为速效之着，不知贻误大局乃至于此！”又在致骆秉章的信中写道：“涤相于兵机每苦钝滞，而筹饷亦非所长，近时议论多有不合。只以大局所在，不能不勉为将顺，然亦难矣！”可见，此时的左宗棠，已经到了与曾国藩关系破裂的边缘了！只是由于正处在与太平军决战的关键时刻，彼此尚能以大局为重，勉强维持合作关系。
二 同治三年七月至十一年二月，即在镇压太平天国后直至曾国藩逝世，二人“绝交”，但在军国大计上仍能互相支持
同治三年六月，曾国藩兄弟督率湘军主力攻占天京，太平天国政权灭亡。六月二十三日，曾国藩在向皇上的奏报中称：“据城内各贼供：……城破后，伪幼主（洪福■）积薪宫殿，举火自焚”，表示要“查明自焚确据，续行具奏”。七月初七日，又上了一折，对洪福■的下落说得比较肯定：“洪福■以十六岁童騃，纵未毙于烈火，亦必死于乱军，当无疑义。”而在此前一天，左宗棠已在一份奏折中称：“昨据孝丰守军飞报，据金陵逃出难民供：伪幼主洪填福（即洪福■）于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二十六日堵逆黄文金迎其入湖州府城”。清政府因而于七月十五日谕令曾国藩“查明”，并“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左宗棠虽然同时也将洪福■逃出之事写信告诉了曾国藩，但曾国藩却对左将此情奏报清廷甚为恼怒，不愿再与他“和衷商办”了。他认为左宗棠将洪福■逃出之事形诸奏牍并与他公开顶撞，是陷他于“欺”，是“以怨报德”，因而耿耿于怀，他告诫诸弟：“左公于余兄弟部下难免苛求”。同治十年，他向侍读吕耀丰谈及与左宗棠致隙始末，说：“我生平以诚自信，而彼乃罪我为欺，故此心不免耿耿”。
至于左宗棠，对于此次大的争论，导致绝交，亦有他自己的看法。同治六年，他在答江忠濬信中说：“兄自从戎以来，最耻以邻为壑。与相侯（指曾国藩）中道失欢，至今龃龉者，以不言剿贼抚贼而言驱贼也。”同年，他由闽入关，道经武昌时，与时任湖北巡抚的曾国荃会晤，谈及与乃兄曾国藩绝交事，表示：“其过在文正者七八，而自认其二三。”同治十一年，他在一封家书中写道：“吾与侯所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比。同时纤儒妄生揣拟之词，何值一哂耶！”时至光绪八年（1882年），左宗棠已是古稀之年，论及与曾国藩的交往，依然写道：“余与公交有年，晚以议论时事两不相合。及莅两江，距公之亡十有余年，于公所为多所更定。天下相谅与否非所敢知，而求夫理之是，即乎心之安，则可告之已，亦可告之公也。”
这样，曾国藩认为是左宗棠“以怨报德”，而耿耿于怀，芥蒂极深；左宗棠认为彼此是“国事、兵略”之争，主要责任不在自己。双方都缺乏自我批评，以致终曾国藩逝世，不通音问达8年之久。其实，以左宗棠生平对曾国藩事业的鼎力支持和以大局为重的一贯作风，又何尝对曾国藩以怨报德？曾国藩以自己曾经对左宗棠有恩，就不计对方给予自己的支持，片面要求对方一味顺从，提不得反面意见，这种思想也未必正确。何况，单纯的道德品判也很难作为评价历史是非的主要标准。而“国事、兵略”之争，虽可作为引起冲突的由头，但最终造成绝交的结果，又显然不是君子之间单纯的“国事、兵略”之争所可解释，因为君子之争只争公谊，不伤私情。其间因性格、气质差异而导致的意气用事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细考此一时期的曾、左关系，他们的失和以至绝交，并非如历史上一般“凶终隙末”者，发展到反目成仇的地步。相反，在有关军国大计问题上，他们仍能互相支持。以下几个方面，就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的基本历史事实。
（一）曾、左失和，仅以绝交而止。曾国藩于同治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训谕儿子纪泽说：“余于左、沈二公之以怨报德，此中诚不能无芥蒂，然老年笃畏天命，力求克去褊心、忮心。尔辈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气。于二公但不通闻问而已，此外着不得丝毫意见。切记切记！”显然，曾国藩自己正是这么做的。
无独有偶。左宗棠于曾国藩逝世后，亦教育自己的儿子孝威说：“君臣朋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从前（与曾国藩）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锄去陵谷，绝无城府。至今伤感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丧过湘干时，尔宜赴吊，以敬父执。牲醴肴馔自不可少，更能作诔哀之，申吾不尽之意，尤是道理。”这里，左宗棠承认自己与曾国藩绝交，是一种“负气”的表现。
（二）曾、左失和后，彼此于对方基本评价不变。大凡反目成仇者，常常彼此攻讦，恣意贬谪，历见不爽。曾、左则不然。他们失和绝交后，并没有将对方作为政敌或仇敌看待。同治五年，左宗棠奉诏以陕甘总督入关镇压回民起义，曾国藩闻讯，写信给弟国潢说：“季高有陕甘之行，则较我（平捻）尤难。渠精力过人，或足了之。”同治七年左宗棠在会同李鸿章平定捻军后，上了一个《刘松山转战出力并曾国藩知人之明片》，其中写道：“臣尝私论曾国藩素称知人，晚得刘松山尤征卓识。……即此次巨殷荡平，平心而言，何尝非刘松山之力！臣以此服曾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实非臣所能及。”特别是左宗棠平定甘肃后，曾国藩在苏州会见刚从甘肃回来的侍读昌耀丰，问及左宗棠西征布置情况，要吕“平心论之”。于是“侍读历言其（指左）处事之精详，律身之艰苦，体国之公忠，且曰：‘以某之愚，窃谓若左公所为，今日朝端无两矣！’”曾国藩听后，亦兴奋地击案表示赞同说：“诚然，此时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舍去，无论我不能为之继，即起胡文忠公于九原，恐亦不能为之继也。君谓为朝端无两，我以为天下第一耳！”
（三）在有关军国大计上，彼此仍能互相支持。同治五年左宗棠赴陕甘镇压捻军、回民起义时，曾担心说：“我既与曾公不协，今彼总督两江，恐其隐我饷源，败我功也！”然而，往后的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薛福成曾就此事评论说：“文正之为西征筹饷，始终不遗余力，士马实赖以饱腾。又选部下兵最练、将最健者，遣刘忠壮公（松山）一军西征。文襄之肃清陕甘及新疆，皆倚此军之力。是则文襄之功，文正实助成之。”薛福成长期充当曾国藩的幕僚，此一评论不免有夸张曾功之处，但确也反映了部分历史事实。
这里还应当谈到同治九年天津教案期间的曾、左关系。因为天津教案是此一时期中外关系中的一件大事，而有的论者认为对天津教案的态度和处理，集中反映了曾、左之间爱国与卖国的斗争。其实，天津教案期间左宗棠远在甘肃平凉，忙于镇压西北回民起义，与曾国藩没有任何联系。他是从与友朋及总理衙门的函牍往来中，才了解到天津教案的发生和处理，而表示自己的见解与态度的。固然，他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比曾国藩显得坚决得多。如他上书总理衙门说：法国“如志在索赔了事，国无不可通融；若索民命抵偿，则不宜轻为允许。”并说：“津民之哄然群起，事出有因，义愤所形，非乱民可比。”还表示：“衅端未可轻开，而兵事必期有备。所幸西事渐期顺手，如有须调发之处，尚可不致茫然。”但不久天津教案在曾国藩和李鸿章主持下，秉承清政府的既定方针，作了“惩凶”、惩办地方官、道歉、赔偿等项屈辱处理。这时的左宗棠，作为清王朝的一名封疆大吏，并没有象有的论者所说的那样对曾国藩的“媚外卖国行径”进行了“严厉批判”；相反，对曾国藩表现了某种谅解和宽容的态度。他先是写信给夏献纶说：“津门事暂作了局，曾侯之奏尚为得宜。外人犹以为软，不知其中亦具苦心也。”稍后，见天津教案的屈辱处理在全国激起了广泛的不满，他又在答夏献纶的信中写道：“津事草草了结，侯相颇不为时论所许。然当仓卒时，议论纷纭，莫敢执咎，侯相平日子夷情又少讲求，何能不为所撼？观其‘内愧方寸，外干清议’之奏，亦可谓较然不欺者。”不满意教案的处理结果，又体谅曾国藩的困难处境，这可以说是左宗棠对于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基本态度。左宗棠的这些话，对曾国藩来说，无疑是一种安慰。在他们之间，其时根本说不上有谁对谁的斗争，更不用说爱国与卖国的斗争。
（四）左宗棠自与曾国藩失和后，对曾氏子弟亲属仍一贯关心爱护。这方面事例很多，不是双方“交恶”、“反目成仇”者所能有。光绪七年，曾国藩的幼子纪鸿（字栗諴）在北京病重，不久逝世。左宗棠适在京寓，“目睹栗諴苦窘情状，不觉慨然，为谋药饵之资，殡殓衣棺，及还丧乡里之费”。光绪八年，左宗棠将曾国藩的女婿聂缉规委派到上海江南制造局充当会办，当制造局总办李兴锐提出一些意见时，他立即复信作了详细解释，希望李对聂多加磨励、培育，使其“有所成就”。并表示：自己虽与曾国藩晚年失和，“然吾辈待其后昆，不敢以此稍形轩轾”；他于“文正逝后，待文正之子若弟及其亲友，无异文正之生存也”。光绪十年正月初四日，左宗棠奏了一个（择人自代片），以自己老病乞休，推荐两江总督继任人选，列举3人，其中包括曾国荃。同年闰五月十八日，左宗棠又奏了一个《遵旨保荐人才折》，保荐凡7人，以曾纪泽居首。凡此种种，故有论者称：左宗棠“笃念故旧，保全终始。……议论国是，与曾国藩、郭嵩焘大义违异，而遇其子弟亲戚恩若平生”。
从以上对曾、左关系的历史考察中，可以看出：曾、左关系大体以太平天国灭亡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两个时期诸种表现之间，均有内在联系可寻。无论前期或后期，摩擦均由“议论不合”引起，议论不合多属“国事、兵略之争”，也有人际关系等因素。而发展到不通音问8年以至绝交，则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由于议论不合，而是同他们各自的性格、气质差异有很大的关系。同时，无论曾国藩抑或左宗棠，都是清政府中忠心耿耿、勤于王事的人物，又都饱读诗书，惯于用儒家修养功夫省治自己，凡遇军国大计，均能顾全大局，即使在他们私交已经破裂的后期亦是如此。“私交不存公谊在”，可谓曾、左失和后关系的基本特征。我们不要主观臆测，去着意渲染，去探奥猎奇，而应该从基本的历史事实出发，予以实事求是的描述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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