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左宗棠年轻时闹过意气，在其经营湘军的过程中每多牴牾，终至晚年交恶达七八年之久。以往一般人以为是两人争权夺利，而左性格太傲慢，使得曾忍无可忍，遂至息交绝游。
曾左晚年交恶究竟是权势之争、性格冲突，还是有其更深层的原因？我认为乃是曾氏远身避祸的“苦肉计”，是难言的政治隐患生发的默契。
曾国藩与左宗棠之隙，远起于道光十七年（1837）。25岁的举人、醴陵渌江书院山长左宗棠，应允年高德劭的两江总督陶澍（1778—1839）之求而结成了儿女亲家，比左宗棠大过一岁的举人曾国藩，在《家书》中说这门亲事就门第和行辈而言，都很不匹配。所谓门第，一个是封疆大吏，一个是穷教书匠；所谓行辈，陶、左年龄相差24岁，陶的女婿胡林翼恰与左同年且4年前已结为好友。左宗棠闻悉，大感难堪。虽说这是家书，影响不广，如若以后末再继续闹下意气，也不至于毕生视为寇仇。但因语中涉及之人胡林翼，后来利用了这一初嫌和其他继隙，成就了一项政治默契。
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自衡州首次出战靖港惨败，悲愤得两次自杀而未果。左宗棠时在湘抚骆秉章幕，认为曾国藩不知彼己，盲目上阵，已是不对，败后不力图挽救，但求一死，殊非雄才大略的兵家。此说一出，引起湖南官绅的共鸣，使这一两年来本就遭受压抑的曾国藩更加无地自容，幸而塔齐布湘潭大捷，总算挣回一点脸面。是时，正式加入湘军追随曾国藩转战的胡林翼，致一密函引导左宗棠云：“涤公之德，吾楚一人。名太高，望太切，则异日之怨谤，亦且不测。公且善为保全，毋使蒙干私之诬也。”往人尊称为“湘军之母”的胡林翼，锐意经营湖北，维护和发展“湘军之父”曾国藩的事业。那时他已看出洪、杨必平，曾国藩名位必会更高，可能遭人陷害，故嘱托左宗棠设法“保全”涤公。
咸丰七年（1857），侷促于江西的曾国藩忽逢丁外艰，因无督抚实权而憋着一肚子“客官”气，上报了丁父忧折，不待朝廷批准即奔丧回籍。“朝议颇不为然。左恪靖（宗棠）在骆文忠（秉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甚至连曾国藩坐上快轮溯上江湘也被作为不孝之罪横加指责。左宗棠助长朝议，清廷并未追究曾国藩，反而赏假三月让其回籍治丧，岂不小骂大帮忙？本来愤极的曾国藩次年应诏复出，考虑左宗棠才气横绝，并世难求，滞长沙特拜访，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表示敬左虚己，乞左书篆联，携挂前线辕室，疑忌因此冰释。
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保举左宗棠出任知府，本应以此为莫大荣耀事，但左宗棠公然拒绝曾的好意。据说左宗棠意下要做就得做督抚，才不做有官名无实事可办的知府。曾国藩只好举左宗棠以四品京堂襄办军务，让其回湘募丁五千，入赣成军，谁知他又从此与曾国藩争闹起饷糈来。
同年，曾国藩将统帅辕署设置祁门，左宗棠认为祁门“崎岖险阻，地逼势孤”，曾国藩“才略太欠，自入窘乡”，“恐终非勘乱之人”。后来祁门大营果被太平军团团包围，几至覆灭，兜底还是由左宗棠领兵救曾脱险，因遭趁势奚落；但次年曾国藩部将唐义训、鲍超、张运兰在祁门城外历口、洋塘、上溪连获三捷，挫败太平军黄文金大军，祁门解危，皖安转安，进而收复已失9年的安庆，取得皖省。于是两人龃龉忽又加剧。但因与曾国藩同起诸将如江忠源、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以及胡林翼等既已相继沦没，将才缺乏，诏苏皖赣浙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悉归曾国藩节制，不得不援引新进。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乃举沈葆桢、左宗棠分别为江西、浙江巡抚；次年（同治元年）二月又举李鸿章为江苏巡抚。曾左关系又转交好。
同治二年（1863）二月，左宗棠取得杭州，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败走皖赣。左奏报残众逸出不过千人，而赣将席宝田声言这股强众实多达八九万，曾国藩、沈葆桢均据以上报，左宗棠大滋不悦。
同治三年（1864）六月，曾国荃收复金陵，幼天王洪天贵福由城缺逃走，下落不明。曾国藩只根据李秀成的口供和部下追击的设想，奏报洪天贵福已死；而左宗棠却认为幼王未死，必已逃至江西一带，由两广或福建乘机出海，徐图再起。一两个月内两人各执己见，使皇上无法判断是非。实则幼王果然逃走浙江湖州，而安徽广德、浙江淳安，而江西广信、石城，至八月被赣军席宝田紧追俘获，旋斩首于南昌。因谓浙防玩忽，且追及原始纵寇之人曾国藩兄弟，大家互相责难，形成恶浪。左宗棠则因为已被证明当初自己的分析正确，仍以“诸葛亮”自诩。最失面子的莫过于曾国藩。左景清其文指出：“先曾祖于南京攻克，借擒获洪福（即洪天贵福）事和曾公反脸，使满人庆幸湘军的不和而减少了猜忌之心，应该就是善为保全之策，也就是照着胡公的指示在做。”“胡公的远见是看准满人对汉人的猜忌。汉人越打胜仗，满人越害怕，而不得不采激烈的手段来巩固一姓的江山。在洪杨牧平后，湘军若十分团结，不亡于家奴的心就会油然而生。论史者都认为曾文正不做皇帝，就只有解甲归田的一条路，仍不是绝对安全的办法。只有湘军内哄，才能减低清廷疑惧之心。曾文正既不愿做皇帝，先曾祖来一个内哄，不正是善为保全吗？”
曾、左两人此时此际显示绝交了，双方的幕僚亦势成水火。当然也有双方的共同朋友作调解人。最妙的是，连慈禧也躬自垂慰，曲为调停，但都未能把他俩的仇恨化解开来。
转年——同治四年闰五月，曾国藩《复郭嵩焘》说：“左公之朝夕诟詈鄙人，盖亦粗闻一二。然使朝夕以诟詈答之，则素拙于口而钝于辩，终亦处于不胜之势。故以不诟、不詈、不见、不闻、不生、不灭之法处之，其不胜也差同。而平日则心差闲而口差逸耳。年来精力日颓，畏暑特甚，虽公牍最要之件，浏览不及什一，辄已弃去。即贺禀谀颂之尤美者，略观数语，一笑置之。故有告以詈吾之事者，亦但闻其绪，不令竟其语也。”于是缄默七八年，直到自己死而后已。
同治五年，好出奇计的左宗棠为演好这出神奇的戏，还得继续充当喜剧演员，在其《答郭公（松林）》中申明：“生平惟知曾侯、李伯及胡文忠而已。以阿好之故，亦欲侪我于曾、李之列，于不佞生平志行若无所阚，而但以强目之，何其不达之甚也。”又曰：“生平好过虑，于密友前言无不尽，屡以此见忤曾侯；兹复以此犯严威，极知狂谬。然鄙怀如此，亦不敢有所隐匿，但使阁下稍垂察纳，早为区处，勿使我之言幸而中，则所愿毕矣。因忠而愤，以直而亢，知我罪我，听之而已。”
可笑者，当时平庸无聊之徒在茶余酒后编造对联，诳称“季子本性高……”之起边出自曾国藩口，诳称“藩城真误国……”之对边出自左宗棠口。岂不是在起着看戏喝彩的作用。
就这样，包括慈禧在内，很多人认为曾左交恶千真万确。其实，这只是曾国藩在政治上处于危险的境地，曾左到头来8年交恶是由胡林翼当年引发的政治默契，是一种政治烟幕，一出演得相当逼真的戏！
这默契、烟幕、戏，只有待曾、左二人中有谁先死了，后死者才便于揭出真相。同治十一年二月曾国藩逝世，左宗棠果然以“晚生”名义沉痛吊挽：“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已经把话说得够清楚了：上联表示自己一向甘拜下风，下联显示出他俩的深厚交情和彼此之间是如何地以一种政治默契，深相期许的了。左宗棠不特对曾国藩如此敬重，对因从前与曾国藩发生这一政治默契而不得以得罪的曾国藩之儿女亲家，也是自己的儿女亲家兼乡友湘阴郭嵩焘，也捐弃前嫌，于光绪十年（1884）自西北视师福建途中便道返里，顿首称老哥，述往事，深自引罪，再三慰谢。
曾国藩死后，有曾国荃的孙女、曾国华的外孙女分别嫁给左宗棠第七、九孙儿。而左宗棠对于曾国藩第六婿聂仲芳，多所优待提拔。光绪八年春，曾国藩第六女曾纪芬路过南京，竟屈尊时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大开中门相迎，轿子直抬入第三进大堂而下，殷勤存问，教纪芬直唤他“叔父”，亲如父女。事后还向曾国荃特别夸诩：满姑娘回了外家。如此，曾左交恶的谜底，也就由他们自己为我们彻底揭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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