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振与孙中山，都是共同创建中国同盟会的元老和国民党的缔造者。这位原同盟会总部评议员，武昌首义的湘桂联军督战官，民国时期历任临时参议院、众议院两院议员，中华革命党湘支部长、中央执行委员兼武汉执行部常务委员、中央党部特别委员会宣传部委员兼部长，立法院副院长、代理院长、司法院副院长兼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的覃振，是孙中山提倡“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忠诚战友，是一位著名的爱国进步人士，无论是在辛亥革命或在两次国共合作时期，都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至今鲜为人知。
胸怀大志的少年
覃振，字理鸣（民），礼门，本名道让。1885年3月22日（清光绪十一年二月初六）出生于湖南桃源县大田乡（今马鬃岭乡楼屋坪组）一户小康家庭。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三，唯他和二兄覃品山与长兄覃典同父异母。童年的道让，天资聪颖，跟随家聘私塾老师习读，且非常顽皮，但老师每天点读的四书、五经之类课程，点到那里，他就能背到那里，也写得出来。
年满15岁的道让遭不幸、父母双亡。在封建社会里，长哥长嫂当爷娘，长兄作主提出来要分家，且又极不公平，道让无可奈何，决心放弃继承遗产权，愤离家乡。
道让深受封建制度的压迫，愤恨封建王朝的统治。1899年，他与志同道合相交莫逆的同学宋教仁、胡瑛密结同学数十人，朝夕研究探索革命之道，同年重阳，由会党首领陈犹龙介绍，经杨吉阶主盟，加入了“富有山堂”会堂组织。庚子（1900）年，全国闹灾荒，民不聊生，路有饿殍，举国骚乱，道让在大街广场发表演讲，斥诉清廷腐败辱国，列强联军蹂躏北京，疾声呼唤群众组织起来推翻封建统治，他声泪俱下，听众无不为之感动。庚子之役，自立军失败，覃因自立会只反对慈禧太后，而不反清朝统治，觉得志不同道不合，随与宋教仁、胡瑛三人自动脱离其组织。1903年，道让到常德中学堂读书。一次，适逢官厅设立的朗江书院图书馆举行开幕仪式会，官绅云集，西路师范及各校学生代表千余人参加，会上官绅致词之后，气氛非常热闹，主持人正在得意洋洋之时，突然从人群中站出一位英俊的青年学生，只见他从容不迫地登上讲台，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他振振有词地驳斥官绅的忠君爱国之说，宣传救国就必须革清王朝封建统治者的命，否则，何言爱国二字？他慷慨激昂的演讲，旁若无人。这位青年不是别人，就是道让。官绅们目睹此状，惊骇失措，相互疵望而无所措手足。惟知县廖子才如坐针毡，他恐怕上司追问吃罪不消，丢了乌纱帽，欲以鼓动造反之罪名捕覃邀功。但知府朱叔懿较开朗，认为道让是一个人才，仅以开除其学籍处理了之。道让藉机写了一份“认罪书”，题为《死里求生》，内容却是一篇大讲革命理论的文章。然后，遍贴常德城内，围观的群众蜂拥而至，一时，堵塞通衢，轰动了省城。湘抚闻讯，令迅速捕捉归案。知府怕因案发牵连受累，暗中资助让道让逃离常德。道让从此更名“振”，随改装易服潜离常德逃往上海，东渡日本入东京宏文学院读书。在东京他与仇鳌又组织了新华会，谋求革命的新途径。
志同道合结同盟
覃振应国内宋教仁邀，于1904年从日本潜回祖国参与黄兴、宋教仁等组织华兴会，密谋于同年十月十日在省垣大举，分浏阳、常德、衡阳、宝庆、岳州五路策应。宋教仁负责常德路，设立“湘西联络总站”，特约覃振等襄助。覃助宋利用会党首领杨吉阶以开堂放标吸纳新老会堂成员三万余众，派晏熊皆通报信息，还将好友林德轩也介绍加入华兴会积极活动。为了解决活动经费的需要，宋教仁等各自回家变卖家产。不料。长沙起事泄密，很多战友被捕遇害，覃振加上有旧案牵连，怕东窗事发，被逼迅速逃往上海，在昌寿里进化译社避风。不久，宋教仁亦逃至沪。当时，上海风声很大不能藏身，宋教仁只得东渡日本，覃振则潜回乡藏匿桃源家中。是年冬，与宋之昭结婚。因清廷巡捕捉拿华兴会漏网人员，形势紧急，他新婚蜜月还未度完乃复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1905年，覃振在东京结识了孙中山，认为志同道合，与黄兴、宋教仁积极配合，将华兴会、光复会等组织合并，成立了以孙中山为主要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他担任总部评议员。覃振身在异国，心系乡梓，他时刻关注着国内革命动向，1906年，征得孙中山与黄兴的同意欲回国支持、参与湘赣边境的革命活动。当得知那里的革命活动发展到有利时机，他与宋教仁商量后，一同前往南洋找朱凤梧密谋筹借活动经费。然后，覃与刘道一、蔡绍南、成帮杰等人回湘，运动清军中的新军，重整会党，准备于湘赣边界一带发动武装起义，策划萍、浏、醴发难准备工作。首先与刘道一等邀集革命同志数十人，到水陆洲租得一只木船，在船上召开会议，传达了同盟会的指示精神，商议起义的计划。会后，他又与刘道一等分别联络新军与学生，在长沙府署后五堆子开设“中西报代办所”，常返于湘鄂之间，暗中运销《民报》为主，又掩护着一批同志化装报童叫卖，配合同盟会总部在两湖大造革命舆论。当时，日本正在大闹学潮，清政府为阻止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勾结日政府在东京颁发了“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企图限制留日中国学生的行动，激起了中国留日学生的极大愤慨，纷纷罢课游行示威、请愿，有的就回国了。两名留日学生陈天华、姚宏业为呼号同学们要不屈不挠的斗争下去，竟以跳海自杀来激厉大家的斗争勇气。宋教仁、胡瑛领导了这场学潮斗争，并取得斗争的最后胜利。当陈天华、姚宏业的遗体运回湖南，在长沙岳麓山举行公葬时，覃振与禹之谟、宁调元等密切配合，发动各县革命同志与学生万余众，个个身着缟素，结成整齐庄严的送葬队伍，沉步地游行在长沙大街上。清政府当局企图干涉阻挠，湖南巡抚庞鸿书、长沙善化学务处总监督俞浩庆等官吏，亲督缇骑披挂上阵。覃不顾自身的安危，处处奔走呼号，亲自参加主葬。倾巢出动的清军警依仗其主子的势力，抓走十几个学生。祭葬完毕，覃振和禹之谟等谋划寻机报复和救人良策，常派人四处埋伏。一夜，乘贪色的学监俞浩庆进入妓院宿娼之隙，将他捉住，扣为人质，迫使清政府当局全部释放了所有被关押的学生，清廷当局忌恨更深。1906年8月，禹之谟被捕惨遭毒刑壮烈牺牲。同年12月，覃振参加与萍浏醴起义，起义事败，又逃遁日本。次年冬，覃振奉同盟会孙中山、黄兴命，再次回国欲联合各省党人，重整旗鼓，从长江中下游发动举义的准备工作。当他回国后从上海前往长沙活动时，不料，清当局早有设防，覃住宿客栈时，被缇骑逮捕。提讯时，诸刑罗列，清吏企图从他身上逼出孙中山与同党的革命活动与据点，然后一网打尽。覃振面对酷刑大义凛然，据理抗辩，英勇不屈，清当局得不到任何实供，又害怕把官吏嫖娼的丑闻败露，竟捏造罪名拟报朝廷就地正法处置，但省务处提调张鹤龄对朝廷的腐败与革命党人的革命精神不无所感，且惜覃的才华，才从中极力斡旋，终将死刑改判为终身监禁，禁锢长沙监狱。身陷囹圄的覃振，从不怨悔，革命意志反而更坚强。革命活动从末停止过。在狱中他貌似潇洒，每天吟诗咏赋若无所事，与同囚共患难，凡亲朋好友探监时送去吃的东西共同分享，那怕是一钵饭菜，也是一人一口轮流的吃，吃完为止，受到同囚们的拥戴。他借机暗中进行革命串联活动，向同狱犯人宣传革命，在同囚人员中受其感化者颇多。日长月久，被省吏闻讯，多次提审，迄无佐证。清当局慑于他的革命感染力，怕被朝廷得知责备管理不严吃罪不起，乃将覃解往桃源监狱继续执行监禁终身。后得同盟会总部暗中支持，由在桃源的革命同志设法，将其妻宋氏从乡下迁往县城小学教书，藉以照料其日常生活，还暗中物色了一名进步少年龚巴儿，为他在监狱内外传递信息。覃振一如继往同样利用有利时机大肆宣传呼号，革命就是要打倒皇帝要有前赴后继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并以诗词向监狱内外的同志表明他的决心，激励斗志：
十五离家仗剑游，
雄心辜负少年头。
误来古洞避秦劫，
忍向新亭泣楚囚。
壮志未酬海国梦，
伤时感旧故园秋。
渔樵莫话当年事，
山自青青水自流。
有些革命意志消沉了的同志读后，又继续拿起了笔和枪投身于革命活动。
武昌首义重展才华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覃振出狱即与肖培垓在长沙筹办《国民日报》大造革命舆论。不幸湖南兵变，原都督焦达峰等牺牲，继任谭延闿派覃振担任湘桂联军督战官，赴武汉参战。覃到武汉后任鄂军政府秘书，他与谭人凤、蒋翊武等紧密配合，协助黄兴部署大江南岸的军事防备。正当武昌彼岸战斗进入紧要关头时刻，他急电江西督军李烈钧援鄂，又派湘军主力补充火线军队。军备初定，全国各地十多个省民军宣布脱离清朝的统治而独立了，惟南京未克，使武汉形势仍然吃紧。因清朝军力、武器装备强大，只是一时调动来不及，南北局势堆以稳定。正在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覃振与宋教仁商量黄兴，随派家乡人罗寿亭，潜入南郊外，秘密活动沪宁路工头许殿爵，暗藏武器、炸药，率几十名进步路工，组成“敢死队”夺取幕府山清军炮台，配合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攻打南京。主力军直冲西南诸城门时，覃振又联络江南模范监狱科长田仲甫，纵狱囚800余人内外策应。当许殿爵率领的“敢死队”占领了天宝城炮台后，迅速调转炮口，向南京城内轰击。清军总督张人骏、提督张勋和将军铁良等不知革命军的底细，弃城渡江仓皇逃遁。江浙联军乘势攻城，并力驱逐，遂定南京。全国各地闻讯很快响应，清朝势力崩溃。此时，民党内部意见分歧，政出多门，惟覃振积极活动，主张广泛合作共事，搞好革命内部团结，巩固战果，得到各方面进步人士的支持，但黎元洪等韪其议。
筹组国民临时政府时，覃被推为两湖（湖南、湖北）驻宁代表。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布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覃振任临时政府参议员。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位后，临时政府被迫迁往北平。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后图谋不轨，覃又极力帮助担任农林总长的宋教仁从上海发电桃源罗蕺“邀张伯言、杜兴五北上襄助”，共同主张实业救国。次年，覃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后，非常反感袁世凯不经过参、众两院通过，违法向帝国主义大举借款，扩充军备，大有动用武力消灭各省革命力量的势头，还以他的权势与外国签订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覃振对袁的倒行逆施行动极力抨击，袁又惧怕事态闹大，居心叵测地多方笼络，软硬兼施，覃振屹而不动。
袁世凯施阴谋诡计，千方百计笼络人心，大力发展保皇势力为自己妄图称帝而捧场时，覃振在南京与驻北平的宋教仁针对袁的阴谋大唱对台戏。他协助宋教仁频繁的在各党派中积极斡旋，经过宋征得孙中山、黄兴的意见，同意将同盟会与共和党、国民公堂、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合并组成国民党，以对抗袁世凯的御用党——进步党。1913年春，全国第一次选举结束，国民党以压倒多数选票获胜，全国人民热烈欢庆，孙中山、黄兴等举宋教仁负责组织内阁。惟袁世凯惊慌失措，视宋为眼中钉、肉中刺，竟收买流氓将宋刺杀在宋教仁进京组织内阁之前。宋教仁被刺，覃振悲痛万分，他曾提出要亲自出面刺杀袁世凯，黄兴未准，乃回北京想利用国会弹劾袁世凯未果。11月24日袁世凯丧心病狂地下令，解散同民党北平党部及其在各地的机关，覃振的国会议员亦被取消了。接着覃又助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李烈钧、于右任、居正、张继等奔走于沪、宁、皖、赣、湘、鄂之间，发动湖口、金陵、上海等省革命力量，向袁世凯宣战。二次革命失败后，覃振东渡日本，与黄兴、章士钊、程潜、李根源、熊克武等20余人，藉研究欧洲问题为名，成立欧事研究会，同谋反袁，重聚革命力量。孙中山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要“正本清源”、“摒斥官僚”、“淘汰伪革命党”，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在党内只能服从他一个人等举措与黄兴发生分歧，覃振从中斡旋调解，又劝说湖南籍的革命党人肖培垓、周震麟等重新写入党宣言书，并在《誓约》上带头按上手指印，宣言“附从孙先生举革命”、“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最后黄兴也受感动，给覃振赠了一幅条联：“西风肯结万山缘，吹破浓雾作冷烟”。孙中山对覃振的工作非常满意。湖南支部改选时，覃振获最多选票，又担任了湘支部领导人。随后覃振与陈家鼐到林柏渠寓研究中华革命党湖南支部工作与交接工作，商定陆续派同志回湘活动。1915年北平发生筹安会事件，不久，袁世凯称帝，覃振在东京联络旅日留学生集聚神田青年会商讨反袁事宜，发表宣言声讨袁世凯的罪行。袁在日本的走卒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覃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时，歹徒进行刺杀，因保镖得力，才幸免于害。另外袁世凯更毒辣的手段是安排其亲信蒋士立驻日本使署，携带巨款派人到外刺探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收买革命意志薄弱的党人和留日学生，背叛革命或为他们提供情报，达到破坏革命的目的。一次两个叛徒企图刺杀孙中山，幸被湖南支部两个革命党人抓获，阴谋被揭穿后，覃振深感袁这一绝招毒辣，暗暗物色一得意门生吴先梅，密藏手枪，多次寻找机会欲除掉蒋士立。一个暴雨的傍晚，吴持伪造的蒋士立友人名片，到小石川町蒋住地见蒋，蒋闻报以为又有受骗的革命党人上门来了，急忙出门来见，但却滑头。紧跟一随员之后，随从人员首先自冒充是蒋，问吴有何事要见？昊先梅早有准备，回顾照片上的蒋某，已辨认出来，走在随从之后者才是真正的蒋士立，迅速从怀中掏出手枪，对准蒋的胸膛连发三枪，由于随从的阻碍，三枪均未击中蒋的要害。驻日公使陆宗舆奉袁世凯令，勾通日方，日警悬赏二十万金捉拿凶手，大肆搜捕有嫌疑的中华革命党人。覃振亲自找到孙中山汇报了刺蒋的事，经过孙中山的周密策划，决定先将吴先梅隐藏起来，然后伺机转移回国。一时，覃振住寓门前屋后日夜守着日警与便衣侦探，覃派年幼的长女覃钰，在住房大门外佯装玩耍，实则放哨，终于发现吴先梅东张西望地欲躲进覃振家去，机谨的小覃钰忙作追跑戏耍之势，暗暗招乎了吴先梅。吴得知由孙中山为他的安排计划，隐备之后在一艘轮船上佯扮锅炉工人脱险回国了。但日警特工人员拿着吴先梅的照片，从覃振家一未成年的女佣人口中得悉，吴是覃家常来的门生，因此，将覃振逮捕。日警厅多次严厉逼供，要覃交出杀人凶手，覃据理力争，使日方得不到确实口供，而未成年的日籍女工口实不足为法律的依据。终因缺乏佐证，无法定罪，禁锢二个月后无罪释放，覃振回家竟患了一场大病。
蔡锷在云南举义讨袁，世人均以为孙中山没有表明态度。其实，孙中山坚定不移地支持，他派覃振为特派总司令，回国联络各军倒袁驱汤（湖南都督汤芗铭）接应起义大军。覃回湘设中华革命党湖南支部于长沙，主持全省党务、军事工作。但袁世凯为控制湖南，派汤芗铭督湘，汤在湘残酷镇压革命党人，是名符其实的“汤屠”，覃振决心要除掉这个“人屠夫”，派廖湘芸、杨玉鹏、王道、龚铁铮等人在长沙谋划起事杀汤，不幸在准备工作中事先败露了消息，隐藏在日本洋行的炸药失慎爆炸了，使汤早有戒备。廖、杨自己明知机密已泄漏，但由于复仇心切，仍提前率数十位同志进攻汤芗铭的督署。督署衙门紧闭，他们身怀炸药，匍匐接近署门与守兵激战，当场被打死打伤20余人，杨玉鹏自己被生擒，“汤屠”残忍地将他剖腹挖心。覃振闻噩耗，悲愤填胸，立即与龙璋出走武汉，谋划再次举动。汤芗铭非常狡诈，忙派其兄汤化龙与其同谋前往武汉疏通、言和，覃振将他拒之门外，汤芗铭自知革命潮流势不可挡，民意不可抗拒，才违心地宣布“独立”，假腥腥的脱离袁世凯的领导。谭延凯主湘，覃振于长沙创立《正谊社》由龙璋任社长，他自己为副社长，并在重要县城设立支部，提倡学、会并重，为转移社会风尚，以“敦崇气节”为己任。随联合不同党派、学派，组织社会各派力量，团结同志，推进党务，使湖南的局势初步得以稳定。
紧跟孙中山再次出师护法
袁世凯死后，1917年7月1日，津京偶乱，张勋又复辟。《临时约法》再被废弃，国会再解散，段祺瑞讨平张勋，自以“讨逆”和“再造民国”有功而自居。他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出卖国家主权，与日签订了《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让日本军队开进东北、内蒙古，妄想借助日军势力实现其“武力统一”中国的野心，公开宣布：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并将北洋军分两路，由四川进攻云贵，由湖南进攻两广。孙中山早识破北洋军阀的阴谋，到广州召开会议，指出：“今张勋虽败，而段祺瑞等以伪共和易真复辟，其名虽美，其实尤窳”，号召党人再次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覃振积极拥护孙中山的主张，紧紧跟随孙中山，从上海到广州，参加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会议员非常会议。会上通过了《中华国民政府组织大纲》，恢复《临时约法》，并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出师北伐。北伐的主要军事阻力在湖南，北洋军以赵恒惕、陈复初、王汝贤、范国璋等控制着岳阳一带，局势较严峻。覃振奉孙中山命任湖南检阅使，他到湖南一面创办《明耻》月刊，由于若愚任总编辑，鼓吹出师北伐，同时联络湘西张学济、田应诏、周则范、林德轩、胡瑛各部；又主动牵联将林德轩、胡瑛的部队与进入湖南的贵州军庐焘部队组成联军；再又活动零陵各部队，使北伐军队在湖南形成了犄角之势，北军对此望而生畏。孙中山对覃振的工作非常满意，很多重要事项和他商量，交他去办。1917年11月底，孙中山得知湖南的军事安排后打电报给林德轩，嘱“知拟率所部北伐，热忱毅力，至堪嘉慰，望即与覃理鸣君妥为策划，与在湘各军接冶，勉事进行，以树大勋……”湘军互相配合，用强有力的政治攻势和武力阵势，震慑北洋军队。冯玉祥通电主张和平，力斥南北战斗，被段祺瑞革职留任，冯率部北撤。北洋军王汝贤、范国璋被击败，傅良佐被撵走了。
正当广州护法战争取得一定胜利时，南北双方内部却出现了分裂派。北方出现“府院之争”；南方分裂派活动猖獗。1918年1月，广东、广西和云南、贵州等省的军阀勾结非常国会中国民党右派议员，借改组军政府之名，另组成“西南各省护法联合会”，议决由岑春煊为总代表，与北洋军阀妥协并通过了《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实际上就是推翻孙中山的大元帅，这样护法运动完全失败了。孙中山愤怒已极，通电严斥西南军阀是：“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北如一丘之貉”。覃振更是愤怒不已，与孙中山赴上海商议，树起了讨桂旗帜。孙中山紧紧依靠覃振，派他到湖南再次策动林修梅通电讨桂，周则范树讨桂旗帜等举动。1920年，孙中山由粤入桂，桂军败退，1921年返回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并就任临时大总统，任覃振为总统府参议兼法制委员。广西局势稳定后，孙中山又由惠迁入桂林，设大本营，发起了二次护法运动，督师北伐，委覃振负责党务工作。覃振再次派人回湘宣传北伐的伟大意义。1922年，北伐战争刚刚告捷时，赵恒惕在湖南拒绝北伐军过湘境，随又有陈炯明叛变，先后围攻总统府，诱禁廖仲凯财政部长，掳掠国帑，驱逐国会议员，抢劫南洋华侨。孙中山只好改道出师江西，又督北伐军驻扎韶关。孙中山面对严峻的时局再赴上海，并表示“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拟改组国民党。孙中山在中共的帮助和推动下，于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把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主义，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会议前后由覃振与茅祖权、丁惟汾、张秋白、吕志伊、田桐、陈独秀、陈树人和管鹏等9人担任中国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在覃振的主持下起草了新的党纲、党章，临时中共执行委员会公布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和《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会上由孙中山公开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的演说。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反帝主张，覃振协助孙中山实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覃振担任中央执行委员蒹宣传部长和武汉执行部常务委员，他与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中共代表友情甚厚，相互默契合作协调。覃振奉命与林伯渠负责建立武汉执行部，在汉口日租界设立执行部机构，开展党务活动工作。后回湘负责恢复湖南党的组织，毛泽东对他的工作大力支持，并介绍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与何叔衡、夏曦鼎力襄助。在中共湖南省委的帮助下，湖南省国民党部很快恢复起来了。覃振的家乡桃源和很多大的县市也发展了国民党的组织。他又与林伯渠、包惠僧等商量，为了发展和支持湖南的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委任刘少奇为湖南省职工部筹备主任、委任夏曦为学生部筹备主任。覃振回乡，为推动湖南的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以及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孙中山病逝覃振隐退
1925年2月，陈炯明叛军被彻底打垮。但是，劳累积忧的孙中山于3月12日，因肝癌病重，逝世北平。覃振闻噩耗，悲痛万分，参加了在北平举行的追悼大会。但是，11月25日在国民党元老邹鲁、林森、谢持等人的影响下，又到孙中山灵前参加了“西山会议”。为什么要参加“西山会议”呢？覃振自己心里也很矛盾，后来对人讲是因为当时以为“党内的团结应胜于党外的团结。”但主政人蒋介石独揽大权，专制独裁，覃振主张实行多党议会制以钳制蒋，未能实现其目的，随改名郭谦之，隐居上海法租界。
1927年南京设立国民党特别委员会，蒋介石因受桂系派逼迫而下了野，覃振应邀复任中央党部特别委员等要职，与李宗仁、李烈钧等维持政局数月之久。蒋介石回宁后，覃振又离去其职。1928年，北伐成功，南北统一，覃振移居北平，他力主召开国民会议，宣布约法。次年，他与胡瑛策划，协助阎锡山、冯玉祥同谋反对蒋介石的斗争。1930年，又邀翦伯赞参与国民党一些要员在北平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也称“国民党各派联合反蒋的扩大会议”，会议主要继续钳制蒋介石的专横跋沪。1932年，覃振被推选为立法院副院长并代理院长。他出于爱国之心，积极主张抗日，首先启用了一批爱国进步人士，推荐黄兴长子黄一欧、王昆伦担任立法委员；接着又抵制蒋介石与军国主义签订的卖国条款与协定。1933年，覃振与汪精卫在对主张抗日与不抗日等方面的问题发生争执，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将妥协投降的汪精卫开除出党；拥护中共广泛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面抗战的方针。这确实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也得到了党内外各界进步人士的赞成与拥护。而蒋介石对此居心叵测，畏惧覃振的正义感，谋划派居正出面以调解为幌子进行干预，又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决议的形式，让覃振出国考察为由，达到了蒋欲调覃离开立法权力机构的企图。
抗日战争处于关键的时刻，也正是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艰难的途中时，红军内部出现了分裂主义，革命情绪处于低落阶段，这个时候，在上海的覃振与鲁迅、宋庆龄等进步爱国人士写信、发表文章，声援中共北上抗日，支持中共加强内部团结，给中共政治鼓动工作送去了及时雨。中共领导毛泽东、周恩来等与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借机联合给正在长征途中的红二、四方面军领导发电：“党的12月政治决议及七次政治宣言……得到全国广大人民包括知识界最大多数人的同情和拥护。红军的东征引起了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报等均有信来，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全军将士接到中央的电报后，士气大振，抗日情绪高涨，红军力量也从此由小到大，由弱变强。
亲身参与抗日救亡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日军对中国发动了全面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中华太片土地沦丧，人民惨遭不幸，覃振悲痛万分。为唤起民众团结抗日，他担任起全国中苏文化协会副会长，又与翦伯赞、吕振羽等密切配合组织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自己兼任分会会长，让翦伯赞担任常务理事，井主持日常事务工作，编刊《中苏半月刊》宣传抗日救亡。当时，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缺少骨干力量，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湖南省委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为革命培养干部力量。为防止国民党的干扰，覃振亲自担任该院院长，并时常到学院对青年学生讲课，宣传抗日救亡，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还与徐特立亲赴抗日战场慰劳抗日伤病员。国民党政府对学院的活动常加干涉，甚至多次派出武装人员欲查封学院，覃振千方百计的给予回击，阻挡住了，在社会上震动很大。吕振羽曾颇有感受地说：“塘田战时讲学院……是一所为我党培养干部的学校，国民党多次想查封，都给覃振顶住了……”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后，覃振离湘到了重庆。一次，宋庆龄从香港来重庆，欲说服国人一致联合抗日，而国民党当局不是热烈欢迎，为掩饰一下门面，只举行一次简单的欢迎会，让林森主持会议，没有安排让宋国母讲话。覃振出席了欢迎会，他不顾这一切，也没向主持人打招呼，突然站出来，宣布“请宋夫人讲话！”宋庆龄夫人获此良机，怀着满腔激情，即席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她历数国民党政府采取的对日妥协，对内镇压人民的错误行径，实际上就是号召全国人民和国民党人要支持中共的抗日统一战线……全场暴发出热烈的阵阵掌声，使沉闷的山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为夺取抗日胜利大鼓了全国人民的斗志。
中国法学会的创始人
覃振，这位爱国进步人士，是中国法学会的创始人。他在主持立法、司法机关工作期间，始终坚持正义，刚正不阿。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主要是像封建社会一样，是专制、独裁的“人治”，民主的气氛不够，没有坚持以法治国，他曾立意改变这种现状，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在任职期间，对于凡带有丧权辱国的协定、条款，立法院拒不通过。事久，深遭蒋介石的忌恨。1934年，覃振决心改良中国的法制现状，9月，出国到英、美、德、法和意大利等各国考察，为达到其目的，特挑选翦伯赞作他的秘书工作，带着宋教仁的儿子宋乐六等一行，游历考察了安南（今越南）、锡兰（今斯里兰卡）、新加坡、埃及、英、法、荷、比、德、波、捷、奥、意、瑞士、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的司法，对古埃及和罗马的文化，中世纪欧洲文化复兴时期的城市，尼格罗人和印第安人的古典社会进行认真地研究。但他觉得还不够满足，考察计划中没有安排去俄国的日程，又为了全面了解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立法、司法利弊，他自作主张又特派杨伯森转道到苏联专门考察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制状况，直到年底才回国。回国后，由秘书翦伯赞整理发表了很多考察游记文章，如《在红卐字旗下》、《上帝之城》等一系列的文章，提倡“以法治国”，获得了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的好感与拥护。随发起在中国成立“中华民国法学会”，把法制研究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成为中国第一个法学学术团体，他把“以法冶国”的希望寄托给社会群团与后来人。
保释遇难友人
1935年，中共要员李六如，正处于工作开展非常艰难时刻，只得到江西《吉安日报》社以校对职业为掩护，不料，奸人告密，被捕入狱。李是国民党通缉的“要犯”，经过酷刑审问，仍坚守贞节，未吐露机密，但也知道自己难以生还，不过，他熟谙国民党的法律，自己写了一份“辩诉状”。根据国民党的所谓《危害国民紧急冶罪法》，辩诉他自己并不是“要犯”。并蒋“辩诉状”副本寄给老友覃振一份。覃振获状，不负友望，立即亲往江西设法救助，为防止狱吏狡诈，特邀请李若峰一同前往。一到吉安，覃振直接会见蒋介石的行辕主任杨永泰，并开门见山的问杨：“……我来保释李训生（即李六如），你看是否要我上庐山先向老头子（指蒋介石）打招呼？”杨不敢得罪覃老，讨好地敬答说：“您不用辛苦，不用辛苦，我可以转达。”当面答应释放李六如。但到了翌年仍未释放。覃知其案情重大，又巧妙地换了计策，另给江西省省主席熊式辉写了一封非常恳切的信保释李六如。国民党政府当局，自知好不容易缉拿到一个“要犯”，却又奈何不得覃老的保释，忍气吞声地做了一个顺水推舟的顺水人情，只好让覃振将李六如保释出狱。
掩护林伯渠夫人脱险。林伯渠夫人梅丹，人称梅婆婆，原住湖南临澧农村，很想去延安与丈夫一起照顾生活，苦于不知何往。覃振得知这位老友夫人的处境后，利用他的职权，将梅夫人接去上海与覃夫人全汝贞同居，又以工作需要的名义，将梅夫人安插在覃振的部下上海司法机关担任了公务员工作，月薪80来元光洋，且能与丈夫通讯往来，总算称心如意了。不料，时隔两年，蒋介石从密探中得知有此情况，视为眼中钉，从撕毁“双十协定”开始，频繁地大肆出动军警搜捕、屠杀共产党人，梅夫人自然早已列入被搜捕的对象之一了，只是奈何不得覃老这把保护伞。一天晚上，上海全城戒严，连覃的住宅，机关也不例外，当宪兵里里外外搜查覃老的住宅时，连梅夫人的影子都没见到，只见覃振与全夫人心安里得睡在床上高枕无忧。原来是由宪兵部密定，当晚12点全上海城戒严，凌晨2点开始大搜捕，企图一网抓尽上海的中共地下人员。其实，连覃振也不知道，直到当晚12点才晓得，随派他的两位贴身警卫，全副武装的开着覃的福特黑色轿车，车上插着特别通行证——小红旗，载着梅夫人和她的女儿，穿过重重哨卡，越过“站住！”、“不许动！”、“停车检查！”阵阵命令声，恰到凌晨2点钟，车开到吴淞口，登上上海招商局109号客轮，驶向青岛。两个知其内幕的警卫，完成护送任务回家向覃振消差时，额角上的汗珠还没有干。
智救国际战友胡志明
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在反法西斯抗日战争时期，频繁地活动在中越之间。1942年8月初，他从越南高平省北坡（即印度支那党中央的据点）出发，准备到重庆会见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领导，互通抗日战争的内情。不料路过广西靖西，被国民党军捕捉，关押在广西桂林张发奎的第四战区。越南方面，印度支那党中央，苏联驻重庆塔斯社等国际有关机构，为了援救胡志明同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给立法院发电报、刊登电讯等等，均未见成效。中共中央把营救胡志明主席的重任交给中共驻重庆首席代表周恩来，要不惜牺牲一切代价救出国际友人。周恩来闻此讯，颇感不安，与有关机关斡旋，找地下工作人员商量，均无良策可救，唯翦伯赞敢与领导分忧，主动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周恩来详细地听了他营救胡志明的设想与行动方案后，翦马上拜会了他的家乡老前辈——覃振。覃振听了翦伯赞说明的来意，正义凛然，毫无推委之意，毅然应允。接着亲自打电话给立法院院长孙科，问：“越南反侵略分会给立法院发来一份电报，不知如何处理，给我看一下可以吧？”孙科收到这份电报后，不知如何处置，正在为难之时，覃振一问他是求之不得，也没有问任何原由，派秘书将电报秘封好后，直接送给了覃振。覃拆开信封仔细一看，电报上一道批语：“烦请覃院长酌处。”落款签发人孙科。电文更显目：
中国立法院孙院长鉴：
国际反侵略协会越南分会会长胡志明一行，于本月初前往贵国，向委员长献旗致敬，一并通报我国反日本侵略各项准备事宜，不意胡会长一行至贵国靖西县时，遭奸人陷害，贵县警察局将胡会长一行扣押，现转押张发奎将军的第四战区候审。纯属狂徒陷害，造成两国误会，现致电贵院，伏乞无罪开释，不胜感激。
国际反侵略协会越南分会
1942年8月17日”
覃振看罢电文，仔细推敲，觉得电文内容中肯，若给蒋介石亲阅，他定有所思，只是此电报不宜覃自己给蒋。后经过翦伯赞几道弯转、斡旋之后，南李宗仁、冯玉祥两位武官出面向蒋呈述中越两国利害关系后交给蒋，果然凑效，不久，张发奎接到放人的电话。时过境迁，覃振本人一直没向人们提起此事。
毛泽东的知交挚友
覃振与毛泽东是国共两党的两位元老，两党虽然长期对立，但他们之间的友情，无论是在第一次、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相处之时，还是分别千里之遥，都可说是心心相印、互相支持。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前后，覃振多次主张国民党应改组实行“政治民主，实行联合政府”和“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时，山城气氛非常紧张，惟覃振与冯玉祥、谭平山等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欢迎酒会。当时，除蒋介石外，其他国民党的要员几乎全部都参加了，借此扩大影响。覃振还两次设家宴，宴请毛泽东、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一行。到临江门家里作客，又特请翦伯赞、候外庐出席作陪。覃振手挽着毛泽东的手请入席间，酒过三巡，覃振无话不说，当谈论到湖南家乡情况时，覃振脸色阴沉地说：“润芝（即毛泽东）！湖南遭了严重的洪水灾害，饿殍遍野，赵恒惕（湖南临时参议会议长）到重庆向国民党请求赈济，四路无门……”，他心情激动得老泪纵横地接着说：“北伐战争、抗日战争都是湖南人拼命，现在湖南遭受严重的水灾，就是没有一个有实力的人向蒋介石说话呀！”毛泽东深受感动，后将赵恒惕带去的赈济报告亲自转给蒋介石了，湖南才得到20万担救灾稻米和法币数千万元救济灾民。
当国共两党和谈进入准备合作的关键性时刻，覃振再次设家宴宴请毛泽东一行。毛住临江门山上，覃住临江门山下，每次上山下山，都没有坐滑杆（即双人抬竹轿）而是步行到覃宅。席间，覃听了毛谈的与蒋谈判的进展情况后，向毛泽东建议，要吸取蒋介石对待张学良、杨虎城的经验教训，宜采取“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毛泽东听了深有感慨，又诙谐地说：“既来之，则安之”。临别时，毛泽东诚挚地邀请覃振说：“理老欢迎你到延安看看，我们虽然请不起山珍海味，但鸡、鸭、鱼、肉还是有的！”并赠送了一件黑色羊毛衣给覃作为纪念。中共的战略决策与毛泽东的谦慎朴素的作风，覃振深表敬佩，常对人说：“中国要富强，只有靠共产党。”
夙愿未偿病逝沪
覃振不愧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孙中山逝世后30多年，他不顾自己的一切，仍然始终坚持孙中山倡导的“三大政策”而遭蒋介石的忌妒，蒋对这位元老奈何不得，常貌合神离。覃振也深知蒋介石坚持反共和打内战的本性难改，愤向蒋介石写了离职辞呈。
1947年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分裂，周恩来从南京返回延安时，特到上海泰安路覃振住宅登门拜望、慰问，二人畅谈达三小时之久。覃振极为振奋，使他对共产主义信心更坚定。并对夫人全汝贞说：“中国四万万同胞还需要我这个人，我要好好治病”。病中他思念毛泽东，并写了一首诗寄托思友之情：
“今我不乐思岳阳（指延安），
身欲奋飞病在床。
美人（指毛泽东）娟娟邹秋水，
濯足洞庭望八荒。”
覃振打算待病情稍有好转就绕道香港到解放区去居住，因他几次长期的受过监狱折腾和工作劳累，引发了体弱哮喘，沉病深累，不幸于同年4月18日，在上海与世长辞，享年63岁。
清正廉洁的覃振把他毕业的精力奉献给革命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他仅靠那微薄的薪奉，供全家十来口艰苦的生活之外，还抚养着宋教仁等一些革命先烈的后裔，在抗日战争时期，常常教育他的子女要想到“还有比我们更苦的人”。在当时，他是一位高官厚禄的人，可他弃世之后，家无余蓄，经好友周旋，才由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领发国费治丧，举行国葬葬于长沙岳麓山。
覃振共生育七女二子，女儿覃钰、铭、铨、璞、瑙、琼、琨，儿子覃建、定，分别在北京文史馆，国务院外交部美大司、中国社科院、中国儿童剧团，湘潭市政协或在上海和海外工作定居。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没有忘记这位老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非常关心这位著名爱国进步人士的家属后裔，毛泽东主席曾指示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对覃振家属的生活，对他子女的教育，都由我们负责。”
“文化革命”期间，有些“红卫兵”和学生，对覃振的爱国主义事迹不了解，甚至连其家属也遭到攻击，党和国家领导毛泽东、周恩来知道后亲自吩咐有关部门和领导，对覃振遗孀及其子女要好好照顾、保护。
1991年，全国召开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大会，覃振遗孀全汝贞，特从美国赶来参加，还将覃振在30年代怀念孙中山的一幅遗联：
“足迹遍天下，心知惟古人！”和林伯渠给覃振的两封信等遗墨遗物也献给了国家。
全国各地在纪念孙中山和辛亥革命时，均没有忘记这位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中共的挚友，史学、文学各界很多人士，先后和正在撰文记述、评论覃振的生平事迹。作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教材。湖南省政协于1985年3月22日，在长沙隆重地举行了“覃振诞生100周年纪念会”，纪念这位著名的爱国进步人士，表彰他对革命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与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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