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湖南凤凰厅（今凤凰县）人。他早年参与维新变法；民初出任财政总长，热河都统，国务总理等职；晚年转办社会慈善事业，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他一生在中国近代史上颇具政治和社会影响。今年7月23日是熊希龄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届时凤凰县将举行学术纪念活动。本刊亦载此文，以示纪念。

　　维新志士

熊希龄从青年时候起，便胸怀经国济世之志。甲午战后，在民旗危机刺激下，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志士，提出了变法救亡的主张，一时维新思潮大盛。时湖南巡抚陈宝箴颇为开明，署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等赞助变法，熊希龄脱颖而出，迅即投入维新运动。那时，他多方筹议设立学堂、创办报纸，组织传播新学、倡说变法的社团，旋由陈宝箴委任为时务学堂总理，主持校务。他为了张大维新的声势，一度聘请梁启超来湘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同时组织“南学会”，延请经学大师皮鹿门（锡瑞）先生主讲。又创刊《湘报》，以开通民智、唤起国魂为主旨。此外，诸如设立“湖南不缠足全”、“延年会”；整顿湖南通省书院、开办各地团练和制订保卫局章程，以及兴办湖南近代铁路、航运和其他各类新式工矿企业，他均参与筹划。湖南在维新运动中能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省份，熊希龄实为较重要的组织者和推动者。由此，他深得湘抚陈宝箴的信赖和器重，也成为湘省守旧势力攻击的主要对象。当时有顽固士人作联攻击云：“四足不停，到底有何能干？一耳偏听，晓得什么东西？”前者讽熊，后者诋陈。南学会皮鹿门先生讲学时，熊希龄亲自为之摇铃上课，顽固士人又作联云：“鹿皮讲学，熊掌摇铃”。

1898年8月，清廷电召江标、熊希龄入京陛见。熊启程前先去衡阳向父亲辞行。不料在去衡阳的道途上，突然患病，卧床不起。“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也许正是这场大病救他一命。9月，戊戌政变发生，在北京的谭嗣同等六君子罹难，熊被指为康梁党徒，受到“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处分。其后熊希龄语人云：“向非一病，当与六君子同命成七贤矣。”革职后，熊希龄回到芷江旧居息影韬晦。当时他才28岁，被迫蛰伏4年。

熊希龄获遣后，一度助他的妻兄、常德知府朱其懿办理湖南西路学务。由于他在教育方面表现出才干并做出成绩，1903年赵尔巽抚湘时，为之上奏清廷，解脱其“严加管束”，委为湖南西路师范学堂监督。未久，赵尔巽让熊希龄赴日本考察实业与工艺。回国后，熊为振兴湘省实业又做出重大贡献，如驰名中外的醴陵瓷业，便是由他改革创兴的。于是赵尔巽抓住机会，又一次上奏清廷，请免除熊的“永不叙用”处分，发往奉天差遣委用。随后，熊又被奉命进京的新任湘抚端方所看中，极力保荐他充当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随员，任二等参赞官。自此，他便重新获得了参与政治活动的机遇。

　　造福社会

熊希龄在政治上不能“有为”，便渐渐地对于政治生活产生厌倦。当时，他目睹社会百孔千疮，人民在自然灾害和人为的兵灾之中过着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苦难生活，于是以极大的同情心，决心为社会和百姓多做点实际有益的事情。自谓“出仕十余年来，从未直接为民做事，愧对吾民。”1917年8月，京畿直隶一带发生水患，受灾103县，田亩25万余顷被淹，灾民逾600万人。他受命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不辞劳苦地亲临各县，抚缉流亡，赈济饥溺，浚河修堤，平复耕地。在从事水灾治理善后的过程中，他得悉灾区留下许多无家可归的老人和儿童，于是又在各县设留养所170处，留养人数近4万。又专门设慈幼局于北京，收养儿童千余名。京畿、直隶水患消除后，所收养儿童大部分由家长认领回籍。对所余数百名无人认领的孤苦儿童，他请求政府拔出前清废弃的行宫香山静宜园，以建立香山慈幼院。该院成立后，他自任院长，以济贫抚孤为主旨。办理一年后，感到贫苦儿童中天资聪颖者大有人在，于是改变方针，以教育为主。举凡所收养儿童，从襁褓起即施以教育，次第入幼稚园、初小、高小各部。高小毕业后，大部分可到院办农工各场当徒工，计工授食，学得技术毕业然后再到社会上独立谋生。部分毕业生还可入院中所办幼师学习；对少数学习成绩优异者，则资助入中学、大学。总之，这样做的目的，用熊希龄的话说，是“俾无产阶级子弟，与有产者享受同等教育之机会。”香山慈幼院当时被称作孤苦儿童的幸福乐园。它的影响及于国外。

熊希龄除办香山慈幼院外，还做了许多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事情。仅他担负的各种社会救济、慈善福利和教育事业等机构的职务便有：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顺直水利委员会会长，中华慈善团体全国联合会临时正主任，中华教育改进社社长，水灾筹赈会会长，永定河工督办，全国赈务委员等等。他把自己后半生的全部心力，都倾注在济贫施教、改良社会的事业上，以期实现他教育普及、社会进步，民安物阜、国富民强的心愿。

　　晚节可风

熊希龄晚年更值得称道的一件事，是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他深惧国亡无日，开始为抗日奔走呼号。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事发生后，日军进犯上海，他致电前线将士，勉其“力撼强敌，保卫疆土。”并且发布《香山慈幼院通告》，谓“国难临头，已及眉睫。……是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亦即吾全国人民救国总动员之日也。空言愤激，无济于事；实际工作，端在此时。吾人须知不走死路，决无生路。必有少数人之能死，然后乃有多数人之能生。国若能救，虽死亦荣；国不能救，虽生亦辱。荣辱之间，有如反掌。虽然，徒以效死望人，而己身不为之先，是懦夫也。余虽六十老翁，此心不甘亡虏，一息尚存，誓当奋斗。”这段文字，洋溢着他那献身爱国、效死当先的一片激情。1933年4月，日军于侵占热河承德后进犯长城。我军民急起抵抗，奋战于古北口、石匣、喜峰口等地。熊希龄携长女熊芷一行，组织救护队，亲往长城前线救死扶伤，奔走于枪林弹雨之中。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熊希龄适至上海。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友人劝熊离沪远避，他表示“国难当前，余亦国民一分子，应为国家社会稍尽义务，以求其良心之所安。故决计留沪，与红十字会同人从事救护工作。”仅一月余，即设立临时医院4所，难民收容所8处，救出伤兵千余人，难民15万条人。1937年11月至12月中旬，上海、南京先后沦陷。熊希龄偕夫人毛彦文于12月16日乘轮去香港。18日抵港后，因劳累和起居不适，25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