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专家学者、各位领导、同志们、朋友们：

1988年黄兴研究学术讨论会开幕了，我代表湖北省社联和华中师范大学致以热烈的祝贺，并且深信此次盛会必将有力地推动今后的黄兴研究乃至辛亥革命史研究。

刚才，增平同志说，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妨碍了黄兴研究的正常开展。我认为，在这“种种原因”当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正统观念。其实，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美籍华裔学者谢文孙教授，他在1975年出版的《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一书中，就比较系统地论析了1928年至1972年正统观念在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深刻影响及其发展变化。他认为这种正统的观念不仅曾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包括1949年以后的台湾）占支配地位，而且在解放后的中国大陆史学界也有相当广泛的影响。为区别于国民党统冶时期的正统观念，他把大陆史学界所受的传统影响称之为新正统观念。而无论是旧的还是新的正统观念，都信奉“孙中山”，即以孙中山、兴中会、中华革命党等为革命谱系的中心与正统，对辛亥人物的评判即取决于此人对这个谱系中心的亲疏向背。谢文孙这本书论述不尽客观，可以商榷之处尚多，但他确实敏锐地揭示了辛亥革命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重大弊病。

正是由于这个弊病的影响，黄兴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便很难得到公正的科学评价。在正统观念看来，黄兴不是孙中山的嫡系，他既未参加过兴中会，又拒绝效忠于孙中山个人；而且在国旗式样、武力讨袁时机以至组织中华革命党等重大问题上，往往与孙中山存在重大分歧，因此便必然产生“扬孙抑黄”的笔法。黄兴与华兴会在同盟会成立以前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长江中游与留日学生中的明显影响，都未能受到应有的肯定，却反而把渐趋涣散衰微的兴中会夸大成为早期革命的唯一中心。对于同盟会成立以后的每次孙黄争执，照例都不能摆脱“孙是黄非”模式，很少认真辩析黄兴的意见中是否还有可取之处。及至六十年代以后，由于“反修”和强调党内路线斗争，黄兴在一些论著中又成为“右倾”“妥协”的代表，其历史评价更受到严重贬损，其历史形象也遭到严重歪曲。

正统观念在中国源远流长，至少从《春秋》修撰以来已被历代史家奉为圭臬。正统兼具道统、政统、法统乃至学统等多方面含义，包括哲学、道德、政治、学术等数重内蕴，也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较为深层的核心内容。它从属于农业宗法社会的宗法思想。大家长主义延伸到政治领域即是“定于一尊”的“大一统”，也就是古人的流行语言“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发展到近世则演变为“一个领袖”或“统一意志”。这种传统的影响无处不在，潜移默化，以至国人长期受其浸润而不自觉，竟至需要走出国境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才开始有所省悟。

这种陈腐的史学观念显然有悖于开放改革的时代潮流，更有碍于史学的革新与繁荣。但是，问题又不仅仅在于史学本身，正统观念之所以长期阴魂不散，还由于史学经常受到传统政治与传统道德的干忧。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中，传统政治与传统道德在学术领域中的影响力往往大于学术本身，以致学者在精神上受到许多有形无形网罗的严重束缚。最近一个时期，我经常讲的一个题目就是“增强主体意识，维护科学尊严”，目的正在于强调当代学者要效法谭嗣同那种“冲决网罗”的勇猛精进气概，维护自己与科学的独立品格，存真求实，追求真理，既不屈服于权势的压力，又要经得起金钱的引诱。

梁启超曾有一首《自励》诗：“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只要我们能用这种精神来治学求知，则无论是研究黄兴还是研究其他课题，都必定会取得更多的真正的科学成果。黄兴是辛亥革命的重要领袖之一，作为辛亥革命史研究者，我衷心祝愿黄兴研究岁岁兴盛，前程似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