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0月，黄兴胃出血病复发，呕血不止，眼见不久于人世，他便对来访的好友李根源嘱托：“谭石屏（人凤）营钝初（宋教仁）墓，尚未完工，应有人负责。”10月31日，黄兴就与世长辞了。他在临终前念念不忘修好宋教仁墓。可见他与宋教仁的感情之深。

　　武昌结友谊  合作谋革命

1903年，正是中国反清革命思潮蓬勃兴起的年代。这年5月，留学日本的黄兴在拒俄运动的高潮中毅然归国，准备密谋革命。8月，黄兴到了武昌，他在武昌各学堂中发表演说，抨击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散发当时流行的革命宣传品《革命军》和《猛回头》，一面物色志同道合的朋友。这时候，宋教仁正在武昌文普通中学堂读书，他愤恨清廷腐败，有志革命，听到黄兴演说，十分敬慕。黄宋二人因此相识结交，从此成为肝胆相照、至死不渝的同志和好友。不久，两人相继回湘，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1903年11月4日，这一天是黄兴三十岁生日（虚岁)。一群年轻人聚集在长沙保甲局巷彭渊恂家，他们借为黄兴祝寿的名义秘密商议成立革命团体，名为华兴会。黄兴被推举为会长，21岁的宋教仁参加了这次聚会并且是华兴会的骨干。

华兴会成立后就着手组织武装起义。黄兴担任总的指挥调度，起义在湖南分五路发动，宋教仁负责西部常德一带起义的组织、指挥，并负责与革命党人的联络。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不料秘密泄漏，清吏大肆搜捕，起义事败垂成，黄兴、宋教仁只好流亡日本。

　　结识孙中山  共创同盟会

黄兴沉默寡言，却能身体力行，华兴会起义虽然失败，但黄兴的威望大大提高，他成了在日本的革命志士的核心。宋教仁也是一位活跃分子，他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热情宣传革命，1905年，革命风潮更加高涨，这年7月，孙中山来到日本，由宫崎寅藏和程家柽介绍，黄兴和宋教仁先后会见孙中山，他们一见如故，立即决定联合全国革命志士成立一个大的革命党。8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黄兴被推举为相当于协理的执行部庶务，宋教仁被推举为司法部检事长。成立会上，黄兴提议把宋教仁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后改名为《民报》），被通过。

同盟会成立时，原华兴会领导人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已是留学日本的革命学生的中心，孙中山之所以成为同盟会的总理，除了他自身的威望这一因素外，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的拥戴起了很大作用。

　　文武互补  亲密无间

黄兴大宋教仁八岁，是忠厚的老大哥，宋教仁则视黄兴为自己的良师益友。日本友人宫崎寅藏这样描述两人：“宋教仁身躯瘦长，头脑明晰，是一位有真知灼见的青年，年纪也较其他青年同志稍大，是青年群中的佼佼者，与黄兴是谈天说地的好伴当。如果说黄兴是仁与勇，那么宋教仁是智。黄宋之间极为亲密，曾长期住在一起。”宋教仁还为宫崎寅藏所办杂志写了《黄庆午传》。

同盟会成立后，黄兴主要负责领导武装起义工作。同盟会发动的历次起义，几乎都是黄兴直接指挥的。宋教仁则主要负责组织、宣传工作。宋教仁认为推翻清政府不难，难的是破坏以后的建设，因此他花费极大精力研究了各国法律和政治制度，希望能对建设新中国做出较大的贡献。黄兴、宋教仁可以说是一武一文，但他们的活动又总是互相支持，互相配合。

因革命活动需要，黄兴常常四处奔波，但每到日本，二人必作长谈。1906年，宋教仁患严重的神经衰弱，久治无效，黄兴殷殷探望，安排宋教仁到宫崎寅藏家休息疗养，并筹款帮宋教仁度过难关。1907年初，黄兴将去香港，就将同盟会执行部庶务交宋教仁代理。黄兴还请宋教仁为他的长子黄一欧教授汉文。

同盟会中，有时也免不了发生意见分歧。宋教仁与孙中山就有过意见，章太炎与孙中山甚至闹到了分裂的程度，但是黄兴与宋教仁却总是亲密无间。黄兴是老大哥，忠厚长者，宋教仁有重要的事可以不与孙中山商量，但一定会找黄兴商议。另一方面，宋教仁长于计谋，他也常常向黄兴出谋画策。1907年，宋教仁要回国到东三省活动，便是与黄兴一起商议制定计划的，到东北后，宋教仁又随时写信向黄兴报告。

1911年，黄兴组织广州起义，这次起义调集了同盟会的精英，宋教仁也应邀前往并负责起草布告、文令等。起义失败后，宋教仁与谭人凤等人在上海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改变以往同盟会只在广东等边境省分仓促起义的做法，决定把重点放在长江流域，同时内地各省周密准备，一举取胜。

　　武昌首义  同赴前线

在同盟会中部总会和湖北革命党人的努力下，1911年l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黄兴接到宋教仁急电，立即从香港转上海，与宋教仁一起，于10月28日到武汉前线。黄兴的到来，使苦战中的革命军士气大振，都督黎元洪命人做一面大旗，上写“黄兴到”三个大字，由士兵骑马擎旗遍游武汉，见者无不欢欣鼓舞。

由于武昌起义时黄兴、宋教仁没能及时赶到，缺乏一个有威望的革命领导人总揽全局，首义志士便推举了一个与革命党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半点革命思想的旧军官黎元洪任都督，这对将来的革命发展非常不利。面对这种局面，宋教仁便策动革命党人举黄兴为湖南湖北大都督，位在黎元洪和湖南都督谭延闿之上，把革命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革命党人手里，并作为建立革命政府的第一步。但是当这个建议提出之后，却遭到不少湖北籍人的反对，宋教仁顾虑革命阵营内部起纷争，只好收回。

在武昌，黄兴和宋教仁仍然发挥了一武一文的功能。黄兴任革命军总司令，指挥革命军坚守汉阳，与装备、训练都占绝对优势的北洋军鏖战一月之久，为革命阵营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此期间，十数省响应武昌起义，宣布加入革命阵营，清廷大势已去。宋教仁除了负责外交外，最重要的是主持制定了《鄂州约法》。《鄂州约法》规定“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通讯、信教、居住、保有财产、自由营业等权利，有人身、住宅不受侵 犯、非依法律不得逮捕、不得搜索的权利。《鄂州约法》是中国第一个民主宪法性质的文件，影响很大。黄兴和宋教仁这文武双星，在武昌都立下赫赫功绩。

宋教仁于11月中旬离开武昌，准备力争光复南京，以解武昌之危。黄兴也于11月底离武昌。12月2日，江浙革命联军终于攻克南京。南京光复后，宋教仁又策动推举黄兴为革命阵营的大元帅，地位在窃取首义之名的黎元洪之上，以便保证革命党人的领导权，并为组织革命政府做准备。但是此举遭到黎元洪和一些立宪派的反对，黄兴又谦逊不肯就职，致使组织革命政府的事陷于停顿。直到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归国，才打破僵局。

　　抵制袁世凯  艰难卫共和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黄兴任陆军总长，宋教仁任法制局局长。但是不久南北议和告成，孙中山让位给前清官僚袁世凯，黄兴他辞去陆军总长职。这以后，黄兴和宋教仁的活动重点也有所变化。

黄兴辞陆军总长职后，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南京留守，负责指挥原南京临时政府的军队，1912年6月，黄兴辞南京留守职，以后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实业和民生主义的宣传上。黄兴有浓厚的功成身退思想，在回乡路上，他吟出了“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好不如归。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的诗句。

袁世觊虽然当的是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但骨子里却是要专制独裁。因此，限制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就成了同盟会面临的严重任务。这时候领导同盟会与袁世凯作斗争的，主要是宋教仁。为了壮大党势，与袁世凯抗衡，巩固民主共和，在宋教仁主持下，同盟会联合另外几个小党，组成国民党。

对于宋教仁的组党活动，黄兴大力支持，黄认为中国政党太多，反而不能发挥作用，要学习法、美建立较大的政党。另一方面，对黄兴和孙中山的实业活动和民生主义的宣传，宋教仁也大力支持。黄兴曾与宋教仁等一同发展富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又发起组织拓殖协会。

1912年底到1913年初，家在长沙的黄兴和家在桃源的宋教仁先后回到湖南省亲，从1904年华兴会起义失败过起流亡生活，他们阔别故乡已八年多了。他们回湖南后并没有聚会，但约定在武汉或上海见面，商议国家大事。

1913年初，两人先后到达上海，宋教仁就住在黄兴寓所，两人再做促膝长谈。此时袁世凯加紧推行专制独裁，而国民党已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国民党准备推举宋教仁为国务总理，与袁世凯的专制独裁抗衡。宋教仁甚至准备在国会正式选举总统时推翻袁世凯，他又到处发表演说，抨击袁世凯政权腐败和无能。因此，宋教仁遭到袁世凯的极度忌恨。

1913年3月20日夜，宋教仁准备乘火车从上海北上，然后转津浦路赴北京，黄兴、于右任、廖仲凯等送行。正当宋教仁准备上车的时候，袁世凯所派刺客突然向宋教仁开枪，子弹击中宋教仁腰部。在医院里，宋教仁知道他的生命即将结束，便托黄兴、于右任等好友照料他的老母亲，又对黄兴说：“如我死后，诸公总要往前做”，即继续推进民主宪政。到了3月22日清晨，宋教仁已处于弥留状态，但双目直视不瞑，周视故人，依依难舍。黄兴异常痛苦，附耳呼曰：“钝初你放心去罢！”于右任又大呼：“钝初，此事凶手已十分之八可以破案。”宋教仁这才气绝身亡。

宋案很快就水落石出，真正的凶手正是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黄兴极为悲愤，他写下《祭宋教仁文》，愿“先生生而为英，死而为神，朗朗天路，当升而为雷霆，降而为地震以惩警之。”黄兴怀着沉痛的心情，主持宋教仁的安葬。

宋教仁去世以后，黄兴经常照料宋教仁的儿子宋振吕。1916年10月，黄兴逝世前，还把宋振吕找来，告诫他：你的父亲是为国家死的，你要好好做人，为你父亲争气。以后宋振吕不负黄兴的期望，并且亲自抓住了杀害宋教仁的凶手之一洪述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