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民主革命思想究竟形成于何时？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拟从分析黄兴早年的活动入手，探讨其民主革命思想形成的过程。

黄兴祖籍中原，避战乱南迁江西，其先人因仰慕“理学之祖”周敦颐(湖南道州人，首创濂学)，欲亲炙其余韵，而至湖南落籍。黄兴曾对人言，他的远祖在清初曾写过遗书，要黄氏子孙永不出仕清朝。黄兴的父亲黄炳昆，号筱村，为“府学优廪生”，黄兴幼承庭训，五、六岁时，其父即开始授以《论语》，选授简明唐、宋诗词，并教他习练书法与对句。嗣入冯塘团屋肖云爵举人(后为传胪)家读私塾，习《诗经》；以后又寄读于新冲子(现属黄兴镇长桥村)新喜山庄周笠樵翰林家。周氏笃谨躬行，通晓时务，除讲授经史之外，并指导学生学习策论、词章。黄兴每于课余饭后向周师询究清军被太平军打败的经过，对太平军的英雄事迹赞赏备至。由于他平时喜读太平天国杂史，从而加深了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认识，乃至到1912年5月，他在《与李贻燕等的谈话》中还提及此事，他说：“我革命的动机，是在少时阅读太平天国杂史而起。”

1892年也就是黄兴18岁那年，他和同乡刘石介及其姑父胡雨田三人一道应县考，黄兴最先写好草稿，觉得不满意，想另写一篇，而胡、刘二人正在搜索枯肠，还没有定稿，黄兴的手稿被刘石介要去誊正，作为刘的试卷；黄兴随后写好了第二篇，仍然觉得没有写好，又被胡雨田要去顶替了；最后，黄兴聚精会神写好第三篇，自己才感到满意，交了卷。然而，意外的是，发榜时，胡、刘两人榜上有名，唯独他本人却名落孙山。这件事对黄兴的刺激很大，由此，他认识到清朝科举制度的腐朽和科场官员的昏庸。

翌年，黄兴肄业城南书院，复得院长王葵园(先谦)、刘采九(凤苞)教授，同学切磋，学问大有长进。在此期间，他认真阅读和钻研过《船山遗书》，因此，“受明末大儒王船山的影响又很深”，王船山的明物弭乱、光复“汉族江山”的民族思想，在他的心灵深处，扎下了根基。

1896年，黄兴秉承母亲的意愿，再度去应考，临行前，亲友置礼预贺，黄兴大不以为然，他表示读书在求真知，应试仅仅是母命不可违而已。在他撰写的《别母应试感怀》诗中有“一第岂能酬我志，此行聊慰白头亲”之句，正是这种心理的反映。这次，他顺利地通过考试，考中秀才。

1898年上半年，黄兴“以名诸生调湘水校经堂新生（秀才未经岁考者，谓新生）。”下半年应“湖北两湖书院函招往学”，于是入两湖书院。黄兴入两湖书院之前，虽然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但并不具备民主革命思想，诚如他在后来所说的：“兄弟在校经堂读书时，尚无革命思想。”然而，作为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他敬仰王船山，服膺王船山的民族思想；同情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不满清朝的科举制度，确是无可争议的。应当承认，爱国与革命是有距离的，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可以肯定，黄兴在这一时期还没有产生民主革命思想。周震鳞在《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一文中说，中日甲午战争后，黄兴就已经“接受了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思想”，似有拔高之嫌。

“九省通衢”的武汉毕竟比长沙古城开放得多，黄兴来到江城求学，使他接触到许多新生事物，也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促成了其革命思想的发生，用他自己的话说：“顾读书数月，见报纸所载，友朋所言，始知世界趋势非专制政体所能图强。”尽管如此，两湖书院毕竟是洋务派官僚张之洞举办的，其教育思想仍然脱离不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那一套规范，对此，黄兴自然是不满的，他说，该院“功课亦极平常，其宗旨纯系忠君，”断“非郁郁此间所能求学”，他虽然“上课仍如故，未尝旷缺”；但他却把主要精力用于对西学的探讨，据史籍记载：黄兴“课程余闲，悉购西洋革命史及卢梭《民约论》诸书，朝夕盥诵，久之，革命思想遂萌芽脑蒂中矣。然卒未敢向同学者道及一字。”由此可知，黄兴在两湖书院通过一年多时间的自学与探索，渐渐萌生了革命思想，但他是个刚强沉毅的人，只是不愿向同学表白而已。

1899年秋，黄兴由张之洞派往日本考察学务。此时，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气焰正甚嚣尘上，黄兴远在日本，“心甚忧危，思图补救”，曾经在“日本会议数次，然同志太少，孤掌难鸣，乃遄返祖国。”“借察形势”，希图找到一种救国的良方。的确，革命怎样革法？究竟怎样才能救国，黄兴还在观察思考之中，这从他对庚子唐才常领导自立军起事的态度可以看得出来，他回忆说：“既至湖北，适唐君才常密谋起义，谈论之间，意旨不合。”黄兴从思想深处是反对“勤王”的，但既然要革命，那就不仅仅只是推翻西太后，而是要推翻包括光绪皇帝在内的清朝政府。当时，黄兴也不主张象义和团运动那样，采取一种依靠下层群众自下而上的革命方法，他认为“拳匪”在北方“滋事”，“如此野蛮”。也是不值得倡导的。而是主张依靠南方“势力尚坚”的汉人官僚，诸如张之洞等人“反清”，在他看来，以张之洞为首的汉人官僚与满州贵族存在矛盾，只要动员这批有势力、有影响的人物出来反清，定可“玉成其志”。很明显，他对张之洞为首的汉人官僚尚存有某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还要“借察形势”，等一等，看一看再说。可以断言，唐才常庚子自立军起事之前，黄兴的头脑里是革命思想与改良思想同时并存，这也是他不参加自立军起事，一度回湖南“举办团练”的重要原因。过去，有人说在自立军发难之初，黄兴“曾协助他们运动清军中的湘籍军人不加阻碍，事后，其中有部分中下级军官被清军加以捕治不力的罪名革职”；还有人说黄兴参加过自立军起事，后“以计得全”，这些说法既与事实不符，同时，也是有悖于黄兴思想发展的脉络的。

如果说唐才常自立军起事之前黄兴对张之洞为首的汉人官僚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幻想的话，那末在自立军起事被张之洞镇压、酿成自立军志士二十余人死难的流血惨剧之后，黄兴的思想则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对张之洞等人的幻想已经彻底破灭、不复存在了。黄兴对唐才常之死，悲痛欲绝，据史料记载：“唐才常因拥护新党被杀，何(成浚)先生曾见黄先生大哭。”这件事激起了他对清朝专制统治的无比愤恨，“未几得武汉之恶耗，唐君竟败至死，然兄弟于是时益知专制恶毒，决非革命不可。”黄兴自己的这段回忆，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他在自立军起义失败之后，已初步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1901年秋，黄兴忍受着极大的悲痛，复往两湖书院求学，继续完成学业。每当他拿起笔和墨的时候，不禁悲从中来，他问自己，干吗要“朝作书”、“暮作书”，于这些雕虫小技呢？于是，他开始改变自己的求学意向，希冀将来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军事指挥员，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壮丽事业。他在继续学好学校规定的各门功课之外，“而于地理一科及体操尤为精勤”，他认为，“不明地理，无以知天下之大势，不习体操，无以强身有为。”因此，他和别的学生不同，“临操如临敌阵，短装布鞋，抖擞精神，听命唯谨，动作无不如度，不稍苟。”黄兴深知，打仗需要勇敢，但单凭勇武，还不能担当起反清革命领导者的重任，他还认真钻研了我国古代军事家的著作，“对孙子特别偏好，在他的读书札记里，曾指出孙子的许多精辟道理。”他认为，孙子兵法所重的“修道而保法”、“因时地制宜”、“上下同欲、可与生死”，都与儒、墨诸家相贯通；而机智权谋、辅以仁爱，调兵遣将，威爱兼施，并不是寻常军人与文士所能轻易做到的，必须在实践中培养，在斗争中造就。这就为他后来在军事上的成就奠定了基础。黄兴求学意向的改变，固然是由于时势使然，同时，也与他民主革命思想的初步形成不无关系。

1902年初夏，黄兴和李步青、金华祝、李书城等三十一人作为湖北的官费生被派往日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为期八个月。翌年六月返国，时间虽然不长，但他的民主革命思想有了长足的发展，逐渐趋于成熟。

黄兴来到日本，一方面，认真求学，“以为图谋革命，学问决不可废”，因而对于“师范功课，仍按步作去，不敢少懈。”另一方面，又暗中从事革命活动，“与人接洽，得同志甚多。”他曾与杨笃生、樊锥、梁焕彝等人创办《游学译编》，分绍和宣传西方社会科学；为扩大影响，黄兴又与张孝准、杨笃生、魏肇文、陈范等湘籍留日学生组织“湖南编译社”，大量从事译述。《游学译编》从第二期起，归湖南编译社出版发行，黄兴担任教育栏译员，所译日本教育家山田邦彦《学校行政法论》，连载于该刊第二至四期。不仅如此，黄兴还利用课余或节假日时间，延聘日本退伍军官讲授军略，暇则参观士官联队各种兵操。每日晨起，必“赴神乐坂武术会，演习枪弹骑射，会中条例，凡枪能连中靶之红心六次者，即得银质奖牌，公射无不中。书案累累满屉者，皆奖牌也。”与此同时，他还从事组织军事团体和培养军事人才的工作。1903年春，黄兴联络湘籍留日学生成立“土曜日”，创立该会的目的在于鼓励留学生“挺身杀敌”，“以军国民革命的路线相号召”，“以破坏现状为出路”，他每会必到，实施具体领导。同年4月29日，黄兴与留日学生五百余人集会声讨沙俄侵华罪行，旋组织拒俄义勇队，为避清吏耳目，“义勇队员每天清早秘密聚会到大森练习射击，黄兴懂得军事知识，由他给义勇队教授枪法。”因参加义勇队者均系留学生，嗣改为“学生军”，又因驻日公使蔡钧横加干涉，学生军又更名“军国民教育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为宗旨，黄兴自报为“运动员”。5月31日，黄兴启程回国，策动反清革命，担任运动两湖及南京一带革命的任务。

黄兴留日期间，他在学习师范教育的同时，又参与创办刊物，组织军事团体，培养军事人才，并进而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在斗争实践中，团结了大批留日学生，从而使他更加坚定了革命信心，至此，他的民主革命思想完全趋于成熟。据李书城回忆：在日本时，“有一晚，他与一些同学争论得很激烈，气急得说不出话来，竟将手中的小茶壶掷地摔碎，表示他已下定决心从事排满革命，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动摇的。”

综上所述，黄兴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有一个过程。1898年上半年入两湖书院之前，“尚无革命思想”，作为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他敬仰王船山，同情太平军，“觉科举之制贻害无穷”，不满清朝的科举制度。l898年下半年入两湖书院到1900年8月自立军起事失败之前，他的民主革命思想已经产生，但他对张之洞为首的汉人官僚存在着某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寄希望于张之洞等人“改良”政治，不满意于义和团运动的“野蛮”举动。在这段时间里，黄兴虽于1988年秋赴日本短期考察过学务，对其思想有所触动，面对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心甚忧危，思图补救”，但如何“补救”法？他的思想还处在革命与改良之间徘徊，还需要“借察形势”，妥筹“救亡”之策。在黄兴的头脑里还是革命思想与改良思想同时并存。1900年8月到1902年初夏赴日留学之前，受自立军志士死难的刺激，黄兴的民主革命思想初步形成，1902年初夏赴日到1903年5月底回国，通过系统地学习西方社会学名著参加反清革命斗争实践，他的民主革命思想完全趋于成熟。概而言之，黄兴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经历了四个时期：爱国主义时期、革命与改良并存时期、初步形成时期、完全成熟时期。

与同时代的革命党人相比，黄兴与孙中山、宋教仁、谭人凤等人一样，都是在严重民族危机的感召下，从爱国走向革命的。但是，黄兴的成长道路却又有不同之点。孙中山从小长期接受西方教育，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启迪，既而又遍历欧美各国，体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善政和弊害，逐渐地同改良思想划清界限，从而走上革命道路。宋教仁于1903年由受传统教育的漳江书院进入新式的武昌文普通学堂，这时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思潮正在兴起之中，宋教仁恰恰赶上了这个正在兴起的民主革命思潮，翌年，他随黄兴等在长沙创立革命团体华兴会，并在湖北设立华兴会湖北分部，嗣又直接参与了湖北第一个革命小团体——科学补习所，所以他没有经过改良主义的曲折，一开始就踏上了民主革命活动的道路。谭人凤走上革命道路则是与个人坎坷曲折的经历分不开的，谭人凤屡试不第，在科场上“被斥逐”，无疑在他的心灵深处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嗣后，他又因爱打抱不平，“以事赴讼，为吏所侮，发愤欲摧折之。”从亲身痛苦的经历中，他不断求索，而在人生的道路上又备受打击后，如同农民革命家洪秀全等人一样是被“逼上梁山”的。而黄兴走的则是一条“秀才造反”的道路，他是早年接受过系统的封建传统教育，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然后考中秀才，进入新式学堂，然后官费留学日本，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洗礼，从而走上革命道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