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秋，先父黄兴在悼念黄花岗烈士的《蝶恋花》一词中写道：

转眼黄花看发处，为嘱西风暂把香笼住。待酿满枝清艳露，和风吹上无情墓。

回首羊城三月暮，血肉纷飞气直吞狂虏。事败垂成原鼠子，英雄地下长无语。

1911年4月27日（农历3月29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与是年l0月lO日的武昌首义一样，都是中国同盟会在制定了新的战略方针之后所领导的，提到这一点，应该追溯到1910年5月13日先父（同时代表赵声）致孙中山先生陈述革命方略的长信以及于同年11月13日的槟榔屿会议。

先父在信中提出的同盟会革命战略决定性转变的设想，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一、发难地点由边陲地区转为省城和中心城市；

二、革命动力从主要依靠会党和华侨转为主要依靠运动新军反正；

三、进攻方式和目标，由局部的扰乱性进攻转为有计划的“谷中一鸣，众山皆应”的全面进攻，进而夺取全国胜利。

孙中山先生接到先父的信后，于191O年5月潜入日本本与先父、赵声等人会晤；初作部署后于8月秘密来到槟榔屿，11月13日在此地召集了同盟会主要骨干和东南各省及南洋华侨代表举行秘密会议，会上决定集中力量，分头筹募巨款举行广州起义。会后，先父即赴南洋各地筹款，1911年1月18日返回香港，成立“统筹部”作为起义总机关，自任总指挥，赵声副之。2月4日召见谭人凤，令其携带2000元经费，联络两湖和长江各省届时响应。但是一切布署基本就绪后，却由于一部分枪械和捐款未能如期到手，以及4月8日同盟会员温生才擅自行动，刺毙清署理广州将军孚琦引起了官方的严密戒备，发难日期一再推迟，原订十路进攻的计划不得不改为四路：一路由先父率领进攻总督署；一路由姚雨平率领攻取小北门并接应反正的巡防营入城；一路由胡毅生率领攻占大南门并阻击李准的清兵队；一路由陈炯明率领攻打巡警教练所，接应该所200名学员反正。

可是，到了发难时刻，其余三路或因领导人临阵退缩，或因某些原因而没有发动起来，只剩下先父率领的约130名“选锋”队员冒死攻入总督署，粤督张鸣岐早已逃匿他处。革命党人火烧总督署，退出后与李准的亲兵队遭遇，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先父右手负伤，最后只身避入一家店铺。击毙数名追敌，乔装之后从后门脱身，满含悲愤之情离开广州。

广州起义虽败犹荣，72烈士（后查明为86人）那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直吞狂虏”的浩然正气，震撼了腐朽的清朝统治集团，振奋了全国革命力量的斗志，促进了各地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乃有武昌首义的爆发，“谷中一鸣，众山皆应”，最终结束了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

从上述情况看，广州起义与武昌首义是中国同盟会战略部署的两个步骤，因为前者的失败，才有后者的发生。所以，我认为，如果把广州起义作为辛亥革命的开始，武昌首义是它的延续，似乎更为科学，不知诸位史家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