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武昌起义后黄兴的政治表现，历来研究者多所诟詈，或曰黄兴受了右翼势力的影响：“妥协倾向日益增长”；或曰黄兴身上既有反帝爱国的一面，又有动摇妥协的一面，“民国成立后，妥协的方面就代而处于主导的方面”。进入80年代后，有论者对上述观点提出了异议，但异议的焦点只是否认黄兴为“右翼”或者“中派”，对于黄兴一些赞袁、拥袁的言行，只是笼统的称之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阶级局限”，读来似有不尽人意之处。笔者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也对民初黄兴的政治态度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不当之处，祈同行指正。

　　（一）

黄兴拥戴袁的表示开始于阳夏战争之时，其中最明显的证据是他11月9日给袁世凯的一封信。大约在11月6日，袁世凯派刘承恩等到武昌会见黎元洪、黄兴并递达和谈信息：“如果湖北领导人同意君主立宪政体，就可进行和平谈判”。对此，黄兴的反应是劝袁世凯与革命党人并肩反清，而条件则是让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总统，这封信全长近千字，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猛戳袁世凯前此被清廷废黜之旧痛，提醒袁：清廷此次起用他并非重用，而只是利用的险恶居心；二是力劝袁世凯归心革命共和，“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稍后，12月9日，亦即阳夏战争结束后l0余日，在复汪精卫的一封电文中，黄兴再次较为明确地表达了推袁氏为民国总统的意见。信中说，“项城雄才英略，素负全国重望，能顾全大局，与民军为一致之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令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此全国人人所仰望，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长期以来，这些言论实际上是论证黄兴对袁世觊存有幻想，甚至拥袁戴袁的最根本依据，“日见右倾”的观点也依此而来。那么，究竟怎样看待黄兴的这些举袁表示呢？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黄兴推袁世凯为民国总统的大前提是袁世凯绝对赞成共和，“且须令中国为完全民国”。众所熟知，革命最大之目的，在于推倒清政府，而就当时革命势力的实力来看，要推倒清政府也并非易事。因为清政府在危急时刻起用了握有重兵的袁世凯。本来，袁世凯是被清政府作为对付革命势力的一张王牌请出山的，但袁世凯却并不满足于做一张任由别人出打的牌，他自出山之日起即有着自己的险恶用心，那就是既挟北洋六镇向清政府捞取政治资本，又以倡立宪向革命党人讨价还价。他的最终目的，是要掌握至高无上的国家大权，至于清王朝的命运也好，革命党人倡导的共和政体也好，都不是他所关心的问题。这就决定了袁世凯自出山之日起，虽算不上革命势力的朋友，但也决非清王朝的走卒，更何况，袁世凯曾经有过被清廷逐黜“回籍养疴”的屈辱往事，这使得他对清政府的忠诚大打折扣。所以，从推翻清政府这一革命的最要之目的来讲，袁世觊自然算得上革命党人争取的对象。作为当时武汉战场最高军事指挥官的黄兴，正是具有这种借袁氏之力达推翻清廷之目的的良好愿望的。

黄兴对袁世凯的“合作诚意”是有怀疑的，黄兴对推袁世凯为总统根本上就持反对态度，这些从他11月19日致民军将士密谕中及日本驻沪总领事致内田外务臣电文中反映出来。

另有一点必须指出：黄兴在当时有推袁为总统的表示，还包含着防止黎元洪与袁世凯单独和谈的良苦用心。对此，黄兴在后来有过说明，他说，当时在武汉“附合革命者……暗与袁通，加以黎宋卿本非革命者，更坚主和议，我若过于强制，他即单独与袁议和”。这段话的意思很明显，如果让黎与袁单独议和，很可能导致黎元洪受降招安，了结革命之悲剧。黄兴表示推袁为总统、明确阐述自己以共和专先决条件的思想，正好可以避免使南北和谈落入袁世凯立宪圈套的结局，用意显然是正确的。

从以上分析当中可以看出，黄兴并非如革命派中的某些人，“望袁如帝天，袁出，情甘委屈”，他对袁世凯是不会轻易信任的。仅凭几句推袁戴袁的公开表示即断定他已开始“右倾妥协”，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当孙中山归国以后，黄兴即刻将建立民国的希望寄托到了孙中山身上。自此至孙中山让位的一段时期，黄兴再没有过推袁戴袁之类哪怕只是口头上的表示。而这恰是黄兴革命性不改初衷的最好证明。

　　(二)

孙中山与黄兴是为革命并肩战斗的挚友，——以思想见长，——以实践著称。相对而言，孙中山投入革命的时间较早，在同盟会时期又是众所推戴的革命领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他在大多数革命党人心目中已是至高无上的领导者形象，在黄兴的心目中亦不例外。当武昌起义组建中央政府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之后，黄兴之所以有过推戴袁世凯为民国总统的表示，除了前文所述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他的心目中，较他更有资格担当筹组中央政府重任的人，除孙中山外，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替代，而其时孙中山远在国外，对于这一点，黄兴本人毫不讳言。本来，在力辞不允的情况下，黄兴准备应各省代表之请，以副元帅代大元帅行使职权的身份前往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就在赴宁的前一刻，他接到了孙中山已启程归国的消息，于是他立即取消了这个念头。他对自己的军事参谋李书城说：“顷接孙中山先生来电，他已启程回国，不久可到上海。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他还援引太平天国失败的经验教训，强调“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事实上，从孙中山回国的那一天起，黄兴即把组建中央政府的希望寄托到了孙中山身上，并为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协助孙中山开创民国新纪元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极力拥戴孙中山为临时政府总统。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尚在海外，而在此之前，他与国内革命党人的联系也甚少，所谓“消息梗塞，百不得一”，而直接牵涉到总统人选的武昌起义，他又未曾亲自参加，这一切都使得他在总统人选的天平上并不具有足够份量的法码。从武昌起义前后孙中山的一些谈话当中，我们能够明显地发现他有着这样一种矛盾的心态：既有执掌要任的雄心壮志，又深恐作为选择主体的资产阶级并不打算也不愿意委要任于自己。譬如一方面，他说过：“我若不至沪宁，由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如得财力支持，我绝对能驾驭局势。……革命领袖的自信与气魄溢于言表。另一方面，他也多次表示：“于中国革命虽奔走有年，而此次实行并无寸力”，“对大总统并不介意”等。从这些言辞当中，我们不难窥见孙中山对自己无思想准备于这次革命的自责心理，更能体会到他对革命党人无意委要任于自己的忧虑心理。事实上，孙中山的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帝国主义、立宪派及旧官僚这帮执政局牛耳的拥袁者弃孙排孙自不待言，就是革命派内部也确实存在着孙中山不宜担任总统的意见，且这种意见还颇有市场。谭人凤即以“不悉内情”为由反对举孙，章太炎更认为“孙公不晓伪情”，且“长于议论，此盖元老之才，不应屈之任职事”，倡言“若举总统，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在这样的情况下，孙中山要上任临时总统，看来也并非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而作为革命党人心目中举足轻重之总统人选的黄兴，却是坚决拥护孙中山为临时总统的。

据谭人凤《石叟牌词》记载，在孙中山回国以前，黄兴拒绝接受任何职务。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无论从他力辞大元帅之职，还是从他推辞赴宁筹组临时政府，都可以说明这一点。而当孙中山一行12月25日抵沪，黄兴派田桐等前往迎接时，带给孙中山的信函只是以“中国同盟会代表黄兴”的名义，既表达了对孙中山领袖地位的承认，也流露出了对孙中山归国“欢忻无极”的心境。当孙中山归国以后，他立即与宋教仁等密议，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随后并偕宋教仁赴南京活动，亲自向各省代表示意，选举孙为临时大总统。要知道，黄兴是革命党人中威望极高的领袖。他的意见虽说不上可以直接决定孙中山能否当选，但在革命党人中很起作用则是不容怀疑的。

其次，在重大问题上始终支持孙中山。

孙中山归国的次日，立即召集同盟会干部会议，商讨组织临时政府方案，但当头遇到的难题是采用总统制抑或内阁制的问题。孙中山考虑到非常时期的需要，极力主张采取总统高于一切的总统制，而宋教仁则力主内阁制，以黄兴为总理，对于此种分歧，黄兴当场表示支持孙中山的主张，劝导宋教仁勿持己见，但没有结果。28日，黄兴与宋教仁同至南京示意各省代表推举孙中山为临时政府总统时，宋教仁在发言中仍然主张内阁制，“经黄兴剀切说明提案理由后，多数赞成总统制”。

临时政府的组成，各部部长人选是一个煞费苦心的问题。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孙中山由于对国内革命形势的隔膜，主要是“采纳克强意见”，起初，孙中山以临时总统身份向代表提出了一份部长人选名单，请代表会预审。结果，代表们对宋教仁、王宠惠、章太炎出任内务、外交、教育等部部长多不同意，并主张伍廷芳由司法改为外交。经由黄兴与孙中山商议，内务改为程德全担任，教育部长改为蔡元培担任。由于伍廷芳年岁已大，孙中山坚持仍由王宠惠任外交部长，黄兴便将孙中山意见向代表委婉说明，最后终获“一致通过”。

除此之外，在临时政府的外交、内务及军事等重大问题上，黄兴无不全心全意地支持孙中山，这些，此处无须举例说明。

　　(三)

孙中山最终还是将民国总统一位拱手让于袁世凯了，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那么，黄兴在孙中山让位这一关系到民国生死前途的事业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退位并非屈于袁世凯的强大，而实屈于革命派内部的妥协逆流，他是在“四顾无援的情形下被引入了妥协的死胡同”，最后不得不迫而牺牲革命之主张。的确，孙中山本人是极不情愿将建立民国的大任托付给袁世凯这个“巨奸大憝”的，可惜的是，“内外负重要责任之同志，则悉倾于议和”，致使孙中山“忝为总统，乃同木偶”，“政令不出南京城，甚至出不了总统府”。他的种种推进革命的努力被讥为不切实际的“理想”而化为泡影，竟至“半筹奠展”，革命派内部的妥协逆流在孙中山让位前后达到了极端严重的程度。长期以来，黄兴实际上也是作为这股妥协逆流的代表为研究者们所斤斤乐道的。其实这对黄兴很不公允。

据当事人记载，黄兴曾“忍辱劝孙前总统禅位于袁”，孙中山在北伐问题上也曾责备黄兴“过于软弱”。尽管我们至今尚未发现黄兴劝孙中山让位的函电或者谈话，但从他有关北伐问题给伍廷芳等人的函电(特别是南北议和后期)中，我们确实可以发现他的态度不及孙中山那样坚决，果敢。所以，孙中山曾责其“过于软弱”也并非无端的指责。然而我们说，尽管黄兴有着软弱的表现，但决非妥协逆流的代表。

首先，黄兴的“软弱”与妥协势力的退让具有质的不同。

武昌起义后，革命阵营内部的确滋长了一股日趋严重的妥协逆流，这种逆流的产生归根结蒂是革命党人“排满”宣传过火所导致。大多数革命者心目中，认为只要赶走了满清皇帝，白汉人掌握政权，革命目的就算达到。武昌城头的枪声未泯，首义诸人力举黎元洪出任都督，其理由即是“当时党人唯以满人为革命对象，汉人中即属官僚或不革命者概不敌视”。同样道理，袁世凯重出江湖之后，软弱的革命派亦因其同属汉族而对之心存幻想，更何况，袁世凯这个不学有术的政场老手，始终是以“赞成共和”为幌子来行使其“总期权操自我”之阴谋的。这对于那些期望“革命之范围，必力求其小；革命之期日，必力促其短”的革命党人来说，自具有其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在袁世觊“赞成共和”的假象迷惑下，他们很快便沉浸于“革命成功”的幻觉而陷入新的盲目性。诚如孙中山所指出的“热心消没，奋斗之精神逐渐丧失”，“革命事业不能继续做去”。人们或热衷于争权夺利，或忙于经营实业，为自身谋取经济利益，或急于享受，生活上奢侈腐化。面对袁世觊露骨的无耻讹诈，“南京政客无一人非难袁氏之行动者，以至人言啧啧，都说他们收受了袁世觊的贿赂”。这些人仅仅以袁世觊赞成共和的空口允诺为满足，对于其一些昭彰明了的反动行径，他们竟不闻不问，或者确切点说，根本无心过问。而黄兴与这些人的态度恰恰相反。譬如对待关于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第一条，“保存清朝皇帝名号”“世世相承”，黄兴是持坚决反对态度的。他在1月19日致伍廷芳的电文中对此进行了痛斥：“和议愈出愈奇，殊为可笑，第一条仍保存大清皇帝名称及世世相承字样，可谓无耻至极！”但伍廷芳、汪精卫等议和代表，却将这类条款看作枝节问题，说是“只要共和目的已达，其它枝节似可从宽。”据当时外电报道：“南方革党之激烈派于保存太后及皇上名称极不满意，然和平派势力甚大，足以抵抗之也”。争论的结果，居然以妥协势力占上风告终，再如定都问题。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总统职位后。提出了试图钳制袁世凯的三条件，其中一条即是定都南京，袁世凯须到南京就职。孙中山的意图很明显，那就是让袁世凯离开反动势力的中心地区，到革命势力尚占优势的南京，易于迫其勉就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范围。但2月14日日同盟会员占多数的临时参议院开会表决时，竟然以20票比8票的多数通过了定都北京的决议。对此，黄兴怒不可遏。他甚至表示，如果参议院不立即将决议改过来，“我就派兵来”，因为黄兴的这种强硬态度，“参议院遂复决临时政府仍在南京”。许多事实都可以证明，黄兴的“软弱”与妥协势力的退让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本质区别就在于，黄兴自始至终不会以袁世凯赞成共和的空口允诺为满足。当“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之谬论甚嚣尘上之时，黄兴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方今帝政虽倒，民国未固，本党尚多遗憾，必期克尽全功，既无解散之理由，复无取消之办法”。

其次，黄兴的“软弱”与孙中山一样，实乃革命派内部的妥协逆流所迫。

民国初年历史的研究者多强调孙中山遭到革命派内部妥协逆流的包围，不得不迫而牺牲革命之主张。但对于孙中山为什么会受到包围，论述得似嫌不够，不错，就整个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来讲，对袁世凯心存幻想，主张孙中山让位于袁，这是孙中山受到包围的根本原因所在。但是，革命派是一个战斗的集体，理应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同心同德，患难与共，尤其是革命派的领导集体，就更应该如此。但事实上，孙中山所受到的包围，主要不是来自中下层革命党人，而恰恰是来自革命派中的上层。据史料来看，中下层革命党人支持孙中山激烈主张者不乏其人，“誓必讨灭袁氏”，“必须去依赖袁氏之心”的呼吁一浪高过一浪。而上层恰与相反，“内外负重要责任之同志，则悉倾于议和”，致使孙中山“政令出不了南京城，甚至出不了总统府”。

这种状况的出现，仅用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来解释显然是不够全面的。笔者以为，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还应该从孙中山在当时国内资产阶级革命派尤其是上层革命党人中的实际地位去寻找。众所周知，孙中山的领袖地位是从同盟会成立时开始确立的。但同盟会自成立之日起，思想便未尽统一，行动也不尽一致，就居于创始者兼领导者地位的孙中山先生来说，并不是每一个革命党人都对之信奉不移的。同盟会成立时出现的旗帜式样之争，后来相继出现的起义地点之争、经费问题之争等风波，都反映出革命团体尤其是革命派的领导集体内部思想不尽统一，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并没有牢固的基石等问题。加之孙中山长时期流寓海外，与国内革命运动难免疏远。这不可避免地使国内革命党人对其信奉强度有所减弱。特别是直接牵涉总统人选的武昌起义，孙中山自始至终都不曾参加，这无疑使其在总统人选的天平上少了一个极具份量的法码。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当组建中央政府的任务迫在眉睫之时，最先提出敦请孙中山归国组织临时政府的是由前清大吏一变而为江苏军政府都督的程德全，而不是任何一位真正的革命派中人，这绝不能说是一种偶然现象。并且，程德全提出这个建议后究竟有何反响，至今尚没有很明晰的资料可资查考。有论者认为，“如果不是黄兴和黎元洪之间在大元帅职位问题上形成僵局，那么临时政府早就成立了，总统席位也早已归属了孙中山以外的别人”。此种观点成立与否当属另论，但孙中山的地位在当时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高则是无容争辩的事实，所以，当黄兴极力拥戴孙中山为临时总统时，很多人持反对态度。他的心愿无非是想凭借自己有限的能量来帮助孙中山扭转实际上在孙中山归国以前就已形成的不利局面，使一个真正完全的中华民国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愿望毕竟不是现实，妥协逆流来势之猛是孙中山不曾预料到的，黄兴也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结果，他不得不“忍辱劝孙前总统禅位于袁”。这“忍辱”二字，极为准确地描述了黄兴的不得已心态。时人多谓孙中山“迫而牺牲革命之主张”，其实，这短短九个字用在黄兴的身上也是再恰当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