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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探索清代盛衰的史书
作者:陈其泰
【摘要】魏源《圣武记》一书,酝酿准备于清朝统治危机四伏之时,发愤完成于鸦片战争失败民族遭受空前屈辱之际。道光九年(1829),三十四岁的魏源在连续参加会试落第之后,按例捐资得了“内阁中书舍人候补”的职务,从而有机会阅读内阁所藏有关清朝开国以来主要史事的大量档案材料,并开始着手准备撰写《圣武记》。
  “积感之民”发愤之作

魏源《圣武记》一书,酝酿准备于清朝统治危机四伏之时,发愤完成于鸦片战争失败民族遭受空前屈辱之际。道光九年(1829),三十四岁的魏源在连续参加会试落第之后,按例捐资得了“内阁中书舍人候补”的职务,从而有机会阅读内阁所藏有关清朝开国以来主要史事的大量档案材料,并开始着手准备撰写《圣武记》。魏源生活的年代正是清朝统治由盛到衰的急剧转变时期。乾隆六十年(1795),爆发了贵州苗民起义。又次年,爆发了规模更大的白莲教起义,斗争持续达九年之久,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嘉庆二十年(1815)魏源被选拔为贡生,由湖南到京,此年又正值天理教起义爆发,起义群众曾攻入紫禁城,虽遭失败,却使统治集团陷入一片慌乱。魏源对于清朝统治的危机、社会的动荡不安有敏锐的感受,因而自称“积感之民”。阅读内阁案卷,使他得以将这种深切感受与具体史实的记载结合印证思考。他立志要理出清代由开国兴盛至后来衰落的历史线索,这就是《圣武记叙》中所说:“溯洄于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风俗消息进退之本末。”在清代史坛上,《圣武记》是探索清朝盛衰的第一部史书。魏源这种密切结合现实问题的治学旨趣,与当时风靡于世的烦琐考据学风相对立,具有进步的意义。

鸦片战争爆发时,魏源居住在扬州,目睹了英国野蛮侵略、清廷昏庸战败这一重大事变,尖锐的民族危机使他忧愤交加,不能自已。道光二十二年(1842)八月,清廷代表在南京长江江面英国军舰上与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同月魏源发愤完成了《圣武记》。他在叙中讲他著述的心情说:“海警飙忽,军问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积,乃尽发其椟藏,……告成于海夷就款江宁之月。”并因“索观者众,随作随刊”。这已充分说明这部探索清朝统治盛衰的史书与时局关系之密切,以及当时所发生的巨大影响。全书共十四卷,约四十万字,数年之内又经两次修订。近代史家梁启超等人都对此书有高度评价,如梁启超说:“魏默深有良史之才,《圣武记》……实罕见之名著也。”“默深观察力颇敏锐,组织力颇精能,其书记载虽间有失实处,固不失为一杰作。”对于研究清代历史,《圣武记》无疑是一部必读之作。

  总结清代盛衰教训  为抵抗侵略提供鉴戒

《圣武记》全书内容先记清代开国、平定三藩叛乱、康乾年间为巩固统一而进行的战争,后记苗民、白莲教、天理教等起义的发生和统治者的镇压。在记述史事的基础上,魏源对清代盛衰大势提出了一个总看法:“国家极盛于乾隆之六十年,版舆生齿倍雍正,四夷宾服逾康熙。外宁则内蘖,始衅于湖南、贵州红苗。越明年,……湖北、四川‘教匪’旋起,蔓延河南、四川、甘肃,……与五省环攻之兵力,且抚且剿,犹七载而后定,靖余孽者又二载,先后縻饷逾万万金,视伊犁回部、大小金川几再倍过之。且前代流寇皆发难末造,川壅必溃,未有蠢动于庞豫之余,劳师燀武如今日者。”这段话应视为《圣武记》全书的总纲。它概述了乾隆末年这个清朝统治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在外表强盛的掩盖下,内部矛盾激化,起义接连爆发,使清朝几乎面临历代王朝灭亡前夕那种“川壅必溃”的局面。这一看法符合历史的真实,说明魏源具有考据家们难以相比的、相当深刻的历史观察力。

书中总结清代盛衰的经验教训,是与当时为抵抗侵略提供鉴戒密切联系的。在记述努尔哈赤、康熙这两个清代上升时期代表人物的史实时,既反映了他们个人的军事政治才能,又进一步总结当时“兴盛”的原因。《开国龙兴记》突出记载努尔哈赤时期八旗兵的战斗力,在萨尔浒、沈阳、辽阳、广宁诸战役中连续取胜,简直所向披靡.为何有这样强的战斗力?魏源特别强调当时在指挥制度上的许多优点,如通过商议决定大事,“上下等威不甚异”;机构精干,办事迅速有效,“令简而速”;赏罚分明,“罪亲不贷,功疏不遗,令信而必,故战无不克”。书中还着重记载了康熙在复杂严重局势面前镇定指挥,终于扭转局势,取得平定三藩、对噶尔丹作战的胜利。并总结了康熙的成功经验:军纪严明,“不宽王贝勒劳师养寇之罪,罚先行于亲贵”;布置严密,各省联成一气,使敌无隙可伺;情报迅速准确,“速邮传,诘奸宄,防诈讹”。

《圣武记》重视总结历史经验,许多观点都是针对鸦片战争时期腐败现实而发的。赞扬康熙镇定指挥就是针对道光忽战忽降,举棋不定。魏源还议论说:“自古及今,或以殷忧启圣,或于道谋溃成,庙算不定,而大难克削者,未之前闻。”这里批评“庙算不定”,就是对道光的谴责。强调军事行动迅速、布置严密、情报准确、赏罚分明,所针对的也正是鸦片战争中统治集团“文恬武嬉,水陆废弛”,一败再败,谎报军情以避罪或邀功,赏罚是非颠倒等腐败情状。这些记述和议论,都寓含着作者深沉的愤慨和爱国御侮的良苦用心。

《圣武记》后半部写嘉、道时期清朝统治的衰落,实际上揭露了鸦片战争时期腐败局面的根源。这可从两方面看:一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矛盾激化,统治集团陷入困境。书中对白莲教起义背景记载尤详,写由于镇压苗民起义而加重四省军费,人民不堪剥削,流民失业,仇官思乱,官吏暴虐,大搞株连,引起起义大规模爆发。还通过官员言论反映出统治集团的狼狈处境和绝望情绪。一是暴露官军的极度腐败。书中记载许多临阵溃逃,甚至残害无辜百姓以邀赏的事。将领互相掣肘,勾心斗角,贪生怕死,大肆贪污挥霍军费,使得“各路官兵乡勇饷迟不发,至令枵腹无褌,牛皮裹足,跣行山谷”。在侵略者的洋枪洋炮面前,这样腐败的军队能不惨败吗?

  记述边疆民族问题  总结军事指挥的得失

《圣武记》在探索清代盛衰时,涉及到大量边疆民族问题的史实。魏源在这方面的主要观点是:肯定康、雍、乾三朝巩固我国固有疆域的功绩,用历史事实驳斥不利国家统一的论调;重视记载民族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的史实,谴责制造民族不和与边境事件的不法官吏和少数民族统治者。书中以具体史实说明,经过康熙对准噶尔的战争,为明确我国的疆域奠定了基础,到乾隆时又获得巩固。人民的负担也有所减轻:新疆地区在准噶尔时遭受“竭泽而渔”,大小和卓木时“兵饷徭役烦兴”,“民脂殆竭”,到中央政府实行“二十而税一”,证明统一对新疆人民带来的好处。魏源还充分肯定开发新疆的意义和前途。“西域南北二路,地大物奫,牛羊麦面蔬蓏之贱,浇植贸易之利,金矿、铜矿之旺,徭役赋税之简,外番茶马布缎互市之利,又皆什佰内地。边民服贾牵牛出关,至则辟汗莱,长子孙,百无一反。”主张进一步发展屯田、开矿等事业。这些看法都具有远见卓识。

《圣武记》不但记载清代民族间发生的战争,同时也注重记载民族之间联系加强、中央与地方关系趋向密切的事实。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乾隆对重归祖国的土尔扈特的安置。当时,土尔扈特苦于屡次被俄罗斯征调去与土耳其等打仗,大量死伤,愿回伊犁居住,于是辗转流离归来。乾隆获讯后,果断地排除廷臣中的异议,决定隆重接纳。妥善安置,召其酋长至热河入觐,各封为汗、亲王等,赐给大量马匹、茶叶、米、麦等物资。在国外备尝艰难的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后得到政府如此款待,对比之下,真感到“喘息如归”,真正回到自己家里了。这段史实应是民族关系史上的好教材。十九世纪中叶,我国正遭受英、俄等殖民主义、扩张主义国家从南北两面严重的侵略和威胁,因此魏源这种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和好的观点更有进步意义。当然他所主张的统一与我们今天的民族平等和睦有不同的阶级内容。清代边疆民族问题很复杂,可以说,经过魏源的整理记载,有了一个比较清楚和可靠的蓝本。

《圣武记》记载了许多战役经过,对于总结军事指挥的成败得失尤为重视。例如:详细记述萨尔浒之战这一奠定明清胜败局势的关键战役,赞扬努尔哈赤采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策略。魏源还根据准噶尔部三次在战场上失利后立即要求和好的事实,总结出只有在战场上取胜,和谈才有基础的规律,说:“以战为和,以剿为抚,从未有兵未交绥,寇未退境,即为城下之盟,而能让其帖耳、制其猖獗者。”也是针对当时侵略者兵临城下签订屈辱条约,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圣武记》所具有的上述进步史学思想,说明魏源原来的经世主张和变革观点,到了民族危机尖锐时期,已经大大前进了一步,要从探索清代盛衰、总结历史经验为抵抗侵略服务。这是鲜明的爱国主义倾向。因为在当时条件下,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就是为保卫民族生存,反抗外来侵略。这一思想基础促使他发愤完成了《圣武记》,并紧接着在同年冬完成《海国图志》初刻本五十卷。魏源曾一再谴责统治集团腐败,但他还不能将腐败的清朝与真正的国家民族区别开来,还曾经希望道光效法祖宗以重扬国威,这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书中还有浓厚的阶级偏见和民族偏见,又有宣扬迷信之处,这些也都是应该剔除的封建性糟粕。

  历史编撰和历史文学上的成就

《圣武记》之所以被誉为“杰作”、“罕见之名著”,还因为它在历史编撰上和历史文学上都很有成就,确实显示出魏源“有良史之才”。其中颇有些东西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

《圣武记》是纪事本末体,将清代大事总结为三十四个事件,按事立篇。其中象清代开国、平定三藩、白莲教起义等,都是一个大事件中包含许多史实,或同时发生,或交错进行,如果不善于组织,就会支离紊乱。《圣武记》避免了这种缺点。它发挥了这种体裁所具有的“不为常例所拘”、“起讫自如”的长处,把复杂的事件用恰当的方法组织起来。

如平三藩中,清朝政府对三个割据势力作战是交错进行的,复杂的过程为撰写带来困难。魏源采用按类归纳、分开叙述、互相补充的方法。在《康熙戡定三藩记》的上篇集中记述平定吴三桂始末,在下篇记述有关平定耿精忠、尚之信等史实。因而使复杂的事件显得有条不紊,并且突出了重点所在是对吴三桂作战。上下篇之间,又用简洁的文字,指明下篇所载在内容上、时间上与上篇事件的衔接,显示出上下篇的有机联系。书中《绥服蒙古记》等篇,也是采用这种归纳法,把复杂的事件叙述得清楚明白。

魏源还采用了分段法的写作手法,即按事件发展过程分段叙述。如白莲教起义首尾持续九年,头绪纷纭。魏源划“初起事”为一段,“嘉庆二年形势”为一段,起义军“合于四川”为一段,……共分八篇叙述,使复杂漫长的事件显出了眉目。记清代开国史事的五篇,总的安排也是按事件先后分段叙述。

在历史文学方面,史家向来称誉魏源“善叙事”、“文核事赅”、“笔势浩瀚”。从《圣武记》看,这些评语魏源也是当之无愧的。

本书叙事简洁生动,极有条理,同时继承了《左传》、《史记》、《通鉴》的传统,善于写千军万马鏖战场面及战场局势的急剧变化。如写萨尔浒战役努尔哈赤击破马林军:“太祖驰赴尚间崖,明兵二万阵山麓,太祖方趣我兵登山,据高下击,而马林营内之兵出与濠外兵合。太祖知敌将迎战,止兵勿登山,皆下马步战。传令复未遍,而明兵已自西突至。大贝勒即怒马直入其阵,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麾二旗兵继之。于是后继之六旗兵皆不及布阵,纵马驰突,人自为战。诸贝勒已贯阵出其背,与大军表里夹击,呼声震天地。明兵瓦解,泥藉尚间崖下,河为之赤。”这段叙述生动地表现出战场上双方殊死搏斗的紧张场面和当时八旗军很强的战斗力,写得有声有色。

由于纪事本末体裁的要求,《圣武记》全书以事件为中心,然其十分可贵处,又在叙事时注意到写人,写关键人物的心理活动、精神状态,以增加文字的生动性和感染力。如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记》写康熙削藩和吴三桂反叛前后的思想活动,康熙经过反复考虑才下定决心,吴三桂因错估形势大出意外,波澜起伏,文字曲折有致。卷三《康熙亲征准噶尔记》写噶尔丹最后败亡一段,从清军进逼、粮尽畜绝、内部纷扰等各个方面写其走投无路、众叛亲离,却只用了一百二十个字,极其简炼生动。象这类成功的例子还有许多。“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从《左传》到《圣武记》这种重视历史文学的传统,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魏源因是私人修史,此书记述内容又很广泛,而所据资料受到限制,因此所载史事间有失实之处。在材料组织上,后半部有的篇章(如记白莲教起义事)提炼不够,失于琐碎。但这些不足之处,只能算是白璧微瑕,比起全书的成就来,《圣武记》还是一部很具特色的史学名著。

《原载《文史知识》198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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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魏源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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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湖南图书馆 200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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