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和龚自珍齐名，可称为维新思想先驱的，是魏源。他比龚自珍晚死十多年，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其著作的内容，在“学习西方”方面，确较龚自珍发展了一步。魏源的“变易”思想，受今文经学影响也较明显，他对经籍专书进行了缜密研讨，写了《诗古微》和《书古微》。

魏源在清朝封建制度腐朽、社会危机严重的情况下，敢于揭露矛盾，倡导改革。本来，这时一些学者总是鼓吹退化论，说什么“三代”是人类的盛世，先秦不如三代，隋唐不如两汉，以后每况愈下，变成“一代不如一代”的颂古非今的复古思想。魏源却与此相反，他认为：一、“时愈古则传愈少”，不能迷恋往古。说：“三皇之事，若有若无；五帝之事，若存若灭；三王之事，若明若昧；时愈古则传愈少。其与天地不朽者果何物乎？”二，“后世之事”，有“胜于三代者”。如“文帝废肉刑，三代酷而后世仁也；柳子非封建，三代私而后代公也；世族变为贡举，与封建之变为郡县何异？三代用人，世族之弊，贵以袭贵，贱以袭贱，与封建并起于上古，皆不公之大者”。因此，历史往而不可复，古今情况不同，不能泥古不变，更不能以为“世愈古而治愈盛”，而是“变古愈尽，便民愈甚”。

魏源认为“言必称三代”的人，是“读周孔之书，用以误天下”，只能说是“庸儒”，流毒无穷。他说：“庄生喜言上古，上古之风必不可复，徒使晋人糠秕礼法而祸世教；宋儒专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徒使功利之徒以迂疏病儒术。”不能守旧泥古，而要变古因革。

魏源认为历史越变越好，后胜于古，这种变易思想、进化学说，对那些颂尧舜、言三代，三代以后历史每况愈下的历史退化论者是有力的批判。

魏源是在多种场合宣传他的变易思想的，如说：“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求诸末者烦而难，反其本者顺而易。”又说：“法无久不变，运无往不复”，应该“因时而当变”。

鸦片战争的失败，魏源目睹外敌入侵，竭力呼吁改革时弊，发奋图强，提出“五帝不沿礼，三王不袭乐”，由过去的专注票盐、漕运，水利等内政的改革，扩展到国防、军事以至外交方面；并运用进化观点考察各国情况，主张向西方学习。在《海国图志序》中明确指出：“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提出学习西方的“长技”，使中国走向强盛。

魏源认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中国应学过来，为我所用，抵抗侵略。主张在广东建设造船厂、火器厂，聘请法、美技师传授技术，选送中国工匠学习制造；另编练精锐水师，延请西洋人教练驾驶、演炮、作战之法。造船厂、火器厂除修造军用船炮外，也可制造民用商船等。那么，他设想的，不仅是发展新式的军事工业，对民用工业也曾注意，在当时确是先进的思想。

魏源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号召人们学习“西洋之长技，尽成中国之长技”，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批判，是否摒弃旧学呢？没有。他的历史进化论还是脱胎于儒家今文经学的“三统”说。关于“三统”，简单说来，是指每一个朝代都有一“统”，“统”是受之于天的，旧王朝违背天命，便由另一新王朝“承应天命”来代替，新王朝就必须“改正朔，易服色”。他颂扬“三统”，是想利用“三统”的变易学说作为政治改革的理论依据。夏、商、周三代有因革损益，那么，当前的政治为什么不能改革呢？魏源认为：“以三代之盛，而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是以《论语》‘监二代’，荀卿‘法后王’，而王者必敬前代二王之后，岂非以法制因革损益，固前事之师哉！”清朝的前朝是明朝，清因明制，也不能悉仍其旧，而应针对时弊，更张改革，“凡中外官制、律例、赋额、兵额，大都因明制而损益之，故其流极、变迁、得失、切劘之故，莫近于明”。

在泥古守旧的顽固派看来，“祖宗之法”是不能变的；对今文的“三统”说，也视为不是《公羊》本义，不是孔子旧文，而是东汉何休的“臆造”。魏源探赜发微，认为董仲舒、胡母生、何休都曾说过，“三统”是“公羊先师七十子遗说，不特非何氏臆造，亦且非董、胡特创。”他敢于和尸位素餐、笃守儒经的封建顽固派作斗争，无疑是进步的，但依附的还是儒家学说，把朝代的更替归之于“三统”的循环。“太古之不能不唐虞三代，唐虞三代之不能不后世，……故忠、质、文皆递以救弊，而弊极则将复返其初”。这种往复递嬗的历史循环论，并不科学。魏源看到历史的不断变易，却不能理解历史上的重大变革及其发展规律，陷入了“气化递嬗，如寒暑然”的唯心论泥潭。

二

今文“三统”说，是魏源变易思想的主要来源。他在学术思想上，是反对汉学（古文经学）、宋学，尊崇今文经学的。他的反对汉学和宋学，又是因为他们或则脱离实际，或则空疏无用，不能援以经世，用以变革。而今文学说，却自有“微言大义”。

魏源对“餖飣为汉、空腐为宋”是反对的。他对清代“汉学”皖派的奠基人戴震，即就《水经注》问题上大做文章，说是赵一清《水经注》“为戴氏所剿”。他认为，“赵氏书未刊以前，先收入《四库全书》”，戴震“在四库馆时先睹预窃”。并“臆改经注字句，辄称《永乐大典》本”，对戴可说是攻击备至。对戴震的弟子段玉裁，也认为“于《尚书》经师家法不明，专据马、郑本为真古文，因以《史记》之不同马、郑者，皆武断为今文”。可知他对乾嘉学风颇表不满。同时，魏源在《书〈宋名臣言行录〉后》一文中，对四库馆编纂人员纪文达等人讥弹宋儒，也深表不满。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他赞同宋儒。他对宋儒同样讥讽。如以《小学》、《大学》“同表章于朱子”为“不可解者”。以朱子对《大学》“未晤古本分章之条理，而误分经传，加以移补，遂留后人之疑，以为不格心、意、身之物，而泛言即凡天下之物”，以“正宋儒之僭乱”。对宋儒“鬼神之说”，也认为“矫枉过正，而不知与六经相违”。他对汉学、宋学都有批评。

他认为汉学（古文经学）、宋学都不能“辅道”，只有西汉今文经学，才能“承七十子微言大义”。但它经过刘歆的纂乱，东汉古文盛行，“郑（玄）、许（慎）之学综六经”，于是“经术卑，儒用绌”了。他说：

“余读《后汉书•儒林传》，卫、杜、马、贾诸君子承刘歆之绪论，创立费、孔、毛、左古文之宗，土苴西京十四博士今文之学，谓之俗儒，废书而喟！

“夫西汉经师，承七十子微言大义，《易》则施、孟、梁丘皆能以占变知来，《书》则大小夏侯、欧阳、倪宽皆能以《洪范》匡世主，《诗》则申公、辕固生、韩婴、王吉、韦孟、匡衡皆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春秋》则董仲舒，隽不疑之决狱，《礼》则鲁诸生、贾谊、韦玄成之议制度，而萧望之等皆以《孝经》、《论语》保傅辅道，求之东京，未或有闻焉。其文章述作，则陆贾《新语》以《诗》、《书》说高祖，贾谊《新书》为汉定制作，《春秋繁露》、《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刘向《五行》、扬雄《太玄》，皆以其自得之学，范阴阳，矩圣学，规皇极，斐然与三代同风，而东京亦未有闻焉。

“今世言学，则必曰东汉之学胜西汉，东汉郑、许之学综六经。呜呼！二君惟六书、三《礼》并视诸经为閎深，故多用今文家法。及郑氏旁释《易》，《诗》、《书》、《春秋》，皆创异门户，左今右古。其后郑学大行，骎淫遂至《易》亡施、孟、梁丘，《书》亡夏侯、欧阳，《诗》亡齐、鲁、韩、《春秋》邹、夹、公羊、谷梁半亡半存，亦成绝学，谶纬盛，经术卑，儒用绌。晏、肃、预、谧、赜之徒，始得以清言名理并起持其后。东晋梅赜《伪古文书》遂乘机窜入，并马、郑亦归于沦佚。西京微言大义之学，坠于东京；东京典章制度之学，绝于隋、唐；两汉故训声音之学，熄于魏、晋；其道果孰隆替哉？”

这是魏源对西汉以来学术变迁的看法。可知他赞美的是西汉，而对“今世言学”，以“东汉之学胜西汉”则示反对。他以为六经“皆圣人忧患之书”，西汉经学“以经术为治术”，“通经致用”。后世以诂训声音、名物器服“蔽经”，“无一事可验诸治”。说：“士之能九年通经者，以淑其身，以形为事业，则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曾有以通经致用为诟厉者乎？以诂训音声蔽小学，以名物器服蔽三《礼》，以象数蔽《易》，以鸟兽草木蔽《诗》，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己，无一事可验诸治者乎？”

那么，他对治经是主张“致用”，主张“以经术为治术”的，从而对西汉的借经决狱、借经言事加以推誉。而西汉微言，坠于东汉，东汉典章，又绝于隋唐。西汉的诂训声音之学，又熄于魏、晋。怎么办呢？他说：“且夫文质再世而必复，天道三微而成一著。今日复古之要，由诂训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

就是说，由训诂声音“复”到东汉，再由典章制度“复”到西汉。清代中叶，正是乾嘉学派训诂声音、典章制度盛行之时，魏源认为应是“复”到西汉的时机了。这也是基于他的循环往复，“再世必变”的“三统”变易思想的。

魏源的要“复”到西汉，是要“复”西汉的“微言大义”，要“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这样才能“变至道”。可知，他的“变”是为了“经世”，为了要以“经术为治术”，为了要运用西汉的“微言大义”，以“救裨当世”。

正由于这样，他对清代复兴的常州今文经学深为赞扬，认为常州今文学派的开创者庄存与“萃乎董胶西之对天人，醰乎匡丞相之述道德，肫乎刘中垒之陈今古，未尝凌杂釽析，如韩、董、班、徐数子所讥”，并称之为“真汉学”。以常州今文学派的奠基人刘逢禄为“潜心大业之士”，能“由董生《春秋》以窥六艺条贯，由六艺以求圣人统纪，旁搜远绍，温故知新，任重道远，死而后已”，是“明允笃志”的“君子”。

庄存与、刘逢禄以《春秋》是“经世”之书，认为《春秋》大义，存乎《公羊》，要懂得《春秋》，就必须深研“通三统”、“张三世”诸例，魏源也是如此。他的变易思想，即源于今文“三统”说。还以为“史家正统之例，则实《春秋》通三统之义”，说：“太史公作《五帝本纪》，列黄帝、颛顼、高辛、尧、舜，而不数少昊氏。斯义也，本之董生论三统，孔子论五帝德，《国语》柳下惠论祀典。益少昊氏之衰，九黎乱德，颛顼修之，故柳下、孔子、董生、太史公论列五帝，皆桃少昊一代于不言，视《月令》郯子所论，识殊霄壤。此正统本于三统之明徵，岂徒胪列纪载，体同胥史，遂并董狐乎？

也有人“以为通三统之义不见于传文，止见何氏《解诂》，疑非《公羊》本义”，魏源又为解释：“无论经、传有元年文王、成周宣榭之明文，且何氏叙明言依胡母生条例，又有董生、太史公之书，皆公羊先师七十子遗说，不特非何氏臆造，亦且非董、胡特创也。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奚微言之与有！”

魏源认为，《春秋》之有《公羊》，不但异于《左氏》，亦且异于《谷梁》，“春秋因鲁史以明王法，改周制而俟后圣”，“立百王之法”，而不是“为一事一人而设”。所以治经必治《春秋》，治《春秋》必通《公羊》。西汉时，董仲舒“上下古今，贯五德、五行于三统，可谓穷天人之绝学”。魏源为撰《董子春秋发微》，以“发挥《公羊》之微言大谊，而补胡母生条例、何邵公《解诂》所未备”，而以刘逢禄《公羊释例》之“通论大义近乎董生附诸后”。可知，魏源是远绍西汉今文经学董仲舒，而近宗常州今文经学家庄存与、刘逢禄的。

但是，魏源和庄存与、刘逢禄却有其不同之处。

第一，庄存与、刘逢禄是在清朝“乾嘉盛世”危机隐伏之际，为了维护封建专制，巩固中央集权而阐扬《春秋》，发挥“微言”的。魏源则是在道光中叶，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之时昌言变易，提倡经世。因此，魏源除承袭了今文“三统”以言因革外，又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以经术为治术”。

第二，庄存与是常州今文经学的开创者，主今文，也有《周官记》、《毛诗说》等关涉古文之书，家法还不严密；刘逢禄进了一步，但也以《公羊》、《毛诗》并言，言《公羊》也以东汉何休《注》为主。魏源则既斥《毛诗》，又尊董仲舒，说是“曲阜孔氏（孔广森）、武进刘氏（刘逢禄）皆《公羊》专家，亦止为何氏拾遗补缺，而董生之书未之详焉”。董仲舒是西汉人，而何休则是东汉人，他要“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

第三，魏源要“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所以并不拘于传注，他说：“经有奥义，有大义，研奥者必以传注分究而始精，玩大者止以经文汇观而自足。……自明以来，学者争朱、陆，自本朝以来，学者争汉、宋，今不令学朱学陆而但令学孔、孟焉，夫何诤？然近日治汉学者，专务记丑，屏斥躬行，即论洙、泗渊源，亦止云定、哀间儒者之学如是，在子思、孟子以前；其意欲托尊《论语》以排思、孟，甚至训一贯为壹行，以诂经为生安之学，而以践履为困勉之学。”魏源主张摆脱传注，直求经文。

常州今文经学至龚自珍、魏源而一“变”，魏源比龚自珍晚死，他的“变易”思想以及“学习西方”的主张，就较龚自珍为进；他在经学问题上更明确提出要由东汉的训诂声音“复”到西汉的“微言大义”，晚年，自己也致力于此，寻求西汉今文的家法。这些，都是历史条件决定的。

三

魏源对经籍专门讨论，欲使之由东汉“复”于西汉的主要著作，是《书古微》和《诗古微》。

《书古微》和《诗古微》都收入《皇清经解续编》，对近代经学起了很大震荡。

魏源在《书古微序》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他写作此书，是“所以发明西汉《尚书》今、古文之微言大谊，而辟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无师传也”。他认为伏生得《尚书》二十九篇于屋壁，欧阳氏和夏侯氏传授其学，这是《今文尚书》。孔安国又得《古文尚书》四十五篇于孔壁，校今文多出十六篇，但孔安国从欧阳生受业，曾以今文读古文，以古文考今文。司马迁也尝从孔安国问故，所以西汉今、古文本来是一家，“大同小异不过什一，初非判然二家”。到了东汉，杜林说是得到漆书《古文尚书》，传到卫宏、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于是古文“遂显于世，判然与今文为二。动辄诋今文欧阳、夏侯为俗儒，今文遂为所压”。等到东晋伪古文晚出，“而马、郑亦废”。清代儒生考证出东晋晚出的古文尚书是伪书，又“以马、郑本为真孔安国本，以马、郑说为真孔安国说，而不知如同马牛之不可相及”。他列举五例，以明其不可信。

一、《后汉书•杜林传》说：“林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但漆书竹简，“每简一行，每行二十五字或二十二字。若四十五篇之《书》漆书于简。则其竹简必且盈车，乃谓仅此一卷”，不可信。

二、孔安国“以今文读古文之训，以古文考今文之本，未尝别自成家”。“十六篇既无师说，则其二十九篇之师说，既不出于今文，又出自何人？”“何以史迁问故，不传一字，而卫、贾、马、郑传古文者，即十六篇亦不传一字？”

三、司马迁“为安国真古文之传”，“今马、郑《尧典》、《皋陶谟》、《微子》、《金滕》、《无逸》诸篇，无一说不与史迁相反”。“岂史迁所传安国之古文，反不如杜林、卫宏杜撰之古文？”

四、西汉重师法、家法，“若东汉古文则不然，马融不同于贾逵，贾逵不同于荆歆，郑玄又不同于马融”。“郑师马而异于马，马师卫、贾而《酒诰》‘成王若曰’异于卫、贾；贾、马、卫、杜古文应本刘歆，而‘六宗’异子刘歆。孰真古文，孰非古文乎？”魏源怀疑这种“无师传、家法”的做法，只是“乡壁虚造，随臆师心，不知传受于何人”？

五、孔安国之传授，与杜林、卫宏“迥不相承”。“不知杜林所得之本，即安国壁中之本乎，抑别自一本乎？”“何以杜林本不言得自何所，其师说亦不言授自何人？”

从而《书古微》“尽发马、郑之覆，而阐西汉伏、孔、欧阳、夏侯之幽，使绝学复大光于世”。

魏源认为西汉今、古文“既厄于东汉马、郑之臆说”，但“至今存什一于千百，而微言大谊绵绵延延，竟能回千钧于一发，使古谊复还”的，“全赖有《史记》、《汉书》及伏生《大传》残本、《汲冢周书》佚本三者为之命脉”。

于是他一方面根据《史记》等书以及欧阳、夏侯诸说以驳斥马、郑，申张旧说，如对九族的解释，他主张《白虎通》所引欧阳、夏侯《今文尚书》说，以为九族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而反对郑玄所说“高祖至玄孙为九族”之说。以为“郑氏解书，凡人君自修己德之事，皆必移之于臣下，虽与其《礼注》矛盾而不顾”。而欧阳、夏侯，“是推广伏生师说”。

另一方面，他又力辟伪古文，力反马、郑。认为“伪古文之臆造经、传”，“上诬三代，下欺千载”；“至马、郑传注之故背今文、臆造古文”，“亦不足以相代”。当时对伪古文已“昌言排击，尽发癥结”，“不至于惑世诬民”；而马、郑古文说“之臆造无师授”却尚待辨明。“黜东晋梅赜之伪以返于马、郑古文本”，只是“齐一变至鲁”；还应“辨马、郑古文说之臆造无师授以返于伏生、欧阳、夏侯及（司）马迁、孔安国问故之学”，才是“鲁一变至道”。从而对清代学者江声、王鸣盛之“多祖马、郑”，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之“凡史迁本之异于马、郑者皆挤为今文说”、“谓今文之说皆不如古文”也加反对。

这样，他“致力于《尚书》”，“旁搜远绍”，对《书古微》做了四项研究，自谓是“得于经者”。即：一，“补亡”，“补《舜典》而并补《汤诰》，又补《泰誓》三篇、《武成》二篇、《牧誓》一篇，以及《度邑》、《作雒》为《周诰》之佚篇”。二，“正伪”，“如正典、谟‘稽古’为‘通三统’，正‘放勋’、‘重华’、‘文命’为‘有天下之号而非名’，正‘毋若丹朱敖，为‘帝舜戒禹教子之训，”等。三、“稽地”，“如考禹河而知有千年不决之渎”等。四、“象天”，是对《尚书》天文星象的探讨。自称，欲“尽黜伪古文十六篇，并尽黜马、郑之说，而颁西汉古谊于学宫”。

照此说来，《书古微》是主要反对马、郑古文，而崇西汉伏生、欧阳、夏侯旧说，使《尚书》“复”于西汉的。

魏源的另一专著《诗古微》，则是“发挥齐、鲁、韩三家诗之微言大谊”，“以豁除《毛诗》美、剌、正、变之滞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

《诗古微》上篇六卷并卷首一卷，“通语全经大谊”；中编十卷，“答问逐章疑难”；下篇三卷，“其一辑古序，其二演外传”。他以为西汉齐、鲁、韩三家诗盛行，《毛诗》晚出，未立博士。东汉末年，郑玄“少习《韩诗》，晚岁舍韩笺毛。及郑学大昌，毛遂专行于世”。此后，《齐诗》亡于魏代，《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亦仅存《外传》。于是学者“矫诬三家”，说是“齐、鲁、韩皆未见古序”，“《毛诗》与经传诸子合，而三家无证”，“《毛序》出子夏、孟、荀而三家无考”，《诗古微》就此“三端”，“一一破其疑，起其坠”。认为“毛不见三家古序则有之，三家乌用见《毛序》为”？司马迁、贾谊、刘向都是“宗鲁而不宗毛”，郑玄注《礼》还显用《韩诗》，《说文》引《诗》，又是“什九皆三家”。《汉书•楚元王传》言浮邱伯传《鲁诗》于荀卿，《唐书》载《韩诗》卜商序，那么三家也出于荀子、子夏。不能“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

《诗古微》对《毛诗》的“美剌”说也认为是“一家之例”，“与三家燕越”。三家诗“特主于作诗之意，而《毛序》主于采诗编诗之意”。认为“风之美剌，出于王朝之庆让；雅之美剌，别于王政之隆替，非必诗人之意，篇篇此美此剌”。

《诗古微》认为，齐、鲁、韩、毛异同，“自《诗序》而外，尚有三端：一曰篇名，二曰章句，三曰训诂”。认为“《史》、《汉•儒林传》、《艺文志》皆言鲁申公为训诂，且《汉书•楚元王传》及《鲁国先贤传》皆言申公始为《诗传》。且《汉志》明载《鲁故》、《鲁说》，皆《鲁诗》传之明证”。至于“《毛传》多用古训，亦不尽合古训，如以终风为终日风，缉熙敬止以为语词之类”。

《诗古微》对孔子删《诗》之说以为“不可通”，“秦汉学者，侈言非实”。《史记》所谓“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凡三百五篇”，魏源说是：“去其重者，谓重复倒乱之篇，而非谓乐章可删，列国可黜。”“三家之本有同异”，但“三百之外，不尽逸诗”，所以孔子“有正乐之功，无删《诗》之事”。

《诗古微》对后人“误信《毛传》变雅终于幽王，而谓西周无风，东周无雅”；“误信《续序》以《王风》有桓王、庄王之诗，而谓《王风》始于平不终于平”；“误信《毛诗》以厕卫、郑之间，而异谓夷于列国，且以《黍离》作于王朝大夫，亦不得为雅”也提出议。

魏源不但《诗》主三家，“豁除《毛诗》”，他还要“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认为“《诗》之道，必上明乎礼、乐，下明乎《春秋》”。他说：孔子说过：“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又说：“吾不复梦见周公。”“凡赞《易》、删《书》、修《春秋》，正礼乐，罔不奉以局旋，而《诗》则始之以四始，终之以《豳》、《王》、《鲁颂》。盖欲法文王而不可得，则于周公制作中求之；欲行周公之道于东周而不可得，则寓之空文以垂来世云尔。《诗》亡而后《春秋》作，文似元年，武似春王，公似正月，圣之与圣，犹规之相周，矩之相袭也”。

又说：“故以《王风》居列国之终，示《风》终于平王，与《雅》亡同也。故《春秋》始于《王风》。二《雅》所终之年，明王迹已熄，不复以列国之变风为存亡也。后人以美剌无邪为《毛诗》之大义者，则《春秋》二百四十年中，列国美剌之民风，何尝一日废乎？《诗》何尝一日亡乎？《春秋》何必作乎？何不裒辑民风之美剌以续《诗》而代《春秋》乎？明乎《诗》亡《春秋》作之义，而知王柄、王纲不可一日绝于天下，而后周公、孔子二圣人制作以救天下当世之心，昭昭揭日月，轩轩揭天地。”

照此说来，魏源要昭明周公、孔子“制作以救天下当世之心”，昭明“古圣忧患天下来世之心”。正由于如此，他的撰注，实欲摆脱传注，直求经文，并追寻其中的微言大谊。因此，他认为“《诗》有作诗者之心”，“三家特主于作诗之意”，《毛诗》则“主于采诗编诗之意”。他说：“夫《诗》有作诗者之心，而又有采诗、编诗者之心焉。有说《诗》者之义而又有赋诗、引诗者之义焉。作诗者自道其情，情达而止，不计闻者之如何也。即事而咏，不求致此者之何自也；讽上而作，但祈上寤，不为他人之劝惩也。至太师采之以贡于天子，则以作者之词而谕乎闻者之志，以即事之咏而推其致此之由，则一时赏罚黜陟兴焉。国史编之，以备朦诵，教国子，则以讽此人之诗存为讽人人之诗，又存为处此境而咏己咏人之法，而百世劝惩观感兴焉。”但是，“三家虽主作诗之意，而亦间及编诗、奏诗之意”，“《毛序》虽以采诗、编诗之意为主”，“而推其义例，可见序《诗》者与作诗之意绝不相蒙。作《诗》者意尽于篇中，序《诗》者事征于篇外，是《毛传》仍同三家，不以序《诗》为作《诗》，似相抵而非相抵也”。然而，三家诗“之得者在原诗人之本旨”，而“《毛诗》之得者在《传》与《序》各不相谋”。这种推原“诗人之本旨”，“取义微妙”，“借词证明”，是“无声之礼乐志气塞乎天地，此所谓兴、观、群、怨可以起之《诗》，而非徒章句之《诗》也”。

《诗》既有作诗之意，齐、鲁学者说《诗》“以意逆志’，不必“执一切断章之义为本义”。他说；“自国史讽诗述志，于是列国大夫有赋诗之事。自夫子录诗正乐，于是齐、鲁学者有说《诗》之学。然说《诗》者旨因《诗》起，即旁通触类，亦止依文引申。盖《诗》为主而义从之，所谓以意逆志也。赋《诗》与引《诗》者，《诗》因情及，虽取义微妙，亦止借词证明。盖以情在主而《诗》从之，所谓兴之所之也，以意逆志者，志得而意愈畅，故其后为传注所自兴。兴之所至者，兴近则不必拘所作之人、所采之世，故其后为词赋之祖。”

魏源探究“作诗之意”，推崇齐、鲁学者之说《诗》，昭明周公、孔子“制作以救天下当世之心”，这种直求经文，反对“断章取义”，和当时学风迥不相同。他是重微言大义，重经术政事，从而撰《诗古微》、以《诗》“复”于西汉的。

四

魏源撰述《书古微》、《诗古微》，使《书》、《诗》“复”于西汉，是从《书》、《诗》的剖析，以明西汉的“微言”；但他的“复”于西汉，又不是单纯的“复古”，而是以“复古”为“革新”，所谓“鲁一变至于道”。

或者要问：魏源不是说“变古愈尽，便民愈甚”，不是反对守旧泥法，主张变古因革吗？为什么《书古微》、《诗古微》又要“复于西汉”，岂不自相矛盾？曰：并不矛盾。魏源是主张“变古”的，主张改革的，他的使《书》、《诗》“复”于西汉，也是“变”当时汉学、宋学之旧，变当时学者信奉马、郑《尚书》、《毛诗》之古，复古是名，革新是实。

那么，魏源既然要“变革”，为什么又以“复古”为革新呢？这和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持续有关，和儒家思想的长期垄断有关，要在思想界动撼汉学《古文经学》、宋学的统治地位，谈何容易。东汉以来，古文经学一直居于优势，郑玄、朱熹的经注也列于庙堂，颁于学宫，要革新，还有赖于“复古”。你说东汉的马、郑古文《尚书》说可靠，它确和东晋的伪古文《尚书》不同，但伏生、欧阳、夏侯的今文《书》说却还要近“古”，还要“可靠”；你说《诗》仅存《毛诗》，但西汉原有齐、鲁、韩三家《诗》说，《毛诗》却是晚出的。这样，他就以“复古”为手段，以“革新”为目的。

魏源之以“复古”为革新，又是和他的变易思想、社会改革主张相结合的。他要“复”到西汉，又是因为西汉今文说中有“微言大谊”，这种“微言大谊”，也正是他“革新”的理论依据。西汉定儒学于一尊，是根据董仲舒的建议，董仲舒能“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冒天下之道”，最能通“《公羊》之微言大谊”。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三代改制质文》一篇，上下古今，贯五德、五行于三统，可谓穷天人之绝学”，从而他除撰《董子春秋发微》七卷外，在《书古微》、《诗古微》中，也发挥董仲舒的“三统说”，如以“典谟”“稽古”说是“通三统”，他说：“至于帝王三统，古谊莫精于董生，其《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曰：“凡有天下者皆称王，惟三统以上始推为帝，同时称帝者五，称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统也！……”“按此七十子所口受于夫子，微言大谊，传之董生与《书大传》，舜乃称王而入唐，与尧舜独称曰若稽古，若合符节，明为周初乃命五史所书五帝之蛊事，皆所谓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太史公问故于孔安国，又问《春秋》于董生，略知斯谊，故《五帝本纪》首黄帝，至帝舜且皆著其有天下之号，曰轩辕、曰太昊、少昊、高阳、高辛、曰放勋、重华文命，而冠二典谟以稽古，此《尚书》微言大谊，西汉惟伏生、董生得闻之，岂东汉马、郑诸儒所闻乎？”

又释“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曰：“按《书大传》曰：三正者，正色三而复也。三正之相承，若顺连环也。王者一质一文，据天地之道”，“夏启数有扈之罪曰怠弃三正，谓不守三统迭王之义，而思自僭号也”。他在书中特阐“三统”，一方面说明董仲舒明“微言”之谊，要“复”于西汉；另一方面更是利用“三统”的变易学说作为政治改革的凭借。因此，他不是单纯的“复古”，而是以“复古”为“革新”。

这样，魏源的不据传注，直求微言，和庄存与、刘逢禄所谈，就有发展；庄、刘还不斥《毛诗》，魏源却直探三家；刘逢禄为东汉何休《释例》，魏源更直探西汉，使《诗》、《书》“复”于西汉，以“至于道”。这样今古文的壁垒也就森严了。

当然，庄存与、刘逢禄的利用今文，旨在维护封建统治；而魏源的“变易”“革新”，有其新的时代内容，上面已论，兹不再赘。

然而，魏源主张摆脱传注，直求经文，但《诗古微》、《书古微》好多地方还是罗列考据，混合揉杂，甚至有自相抵牾之处，致为章太炎所讥，说是“思治今文为名高，然素不知师法略例，又不识字，作《诗》、《书》古微，凡《诗》今文有齐、鲁、韩，《书》今文有欧阳、大小夏侯，故不一致，而齐鲁、大小夏侯、尤相攻击如仇雠，源一切混合之，所不能通，即归之古文，尤乱越无条理”。他还专门写了《驳〈书古微〉》，说是“无知妄作”。章太炎对魏源的批评是中肯的，考证诠释，也本非言今文的魏源所长。

然而，魏源撰《书古微》、《诗古微》，“使《诗》、《书》复于西汉”，言三统以明变革。他用的是今文“微言大谊”，而想望的又是政治“革新”，他“以经术为治术”，欲“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在“近代经学”中，还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对近代思想界的影响，不能低估。　　

（原载《求索》198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