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1794—1857）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启蒙主义思想家、慷慨热情的爱国志士和经世致用的渊博学者，同时又是一位多才而勤奋的诗人和文学家。他的具有远见卓识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爱国主义思想，至今仍有借鉴作用。作为我国近代的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驱人物，他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深远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魏源的文学活动往往被其政治和学术的声誉所掩，致使对其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贡献的研究，或尚付阙如（如文学思想）；或语焉不详（如文学成就）。有鉴于此，本文试就魏源的文学思想和文学成就作一些探索和补充，希望引起同道者的注意和批评。
文学思想
魏源没有留下专篇的文论著作，这给我们研究他的文学思想带来很大的困难，因之，我们只能从他的一部分书序、信件、学术著述以及某些诗中加以探讨。
魏源对文学作用的看法，同封建时代正统派的文学观点基本一致。他认为“文之用，源于道德而委于政事”，也就是要求文学要依据封建的伦理道德思想从事写作并为封建制度服务。同传统的“文以载道”思想一样，他甚至强调“文之外无道，文之外无治也”，“文之外无学，文之外无教也”。他把文章同思想、政治、学术和教化相提并论，实际也就是“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进一步发挥。当然，魏源所说的“文”不限于文学创作，而是泛指一切文章。显而易见，魏源看到了文学的重要的社会作用，他很重视“诗教”，很重视诗人的政治思想和诗歌教育作用的研究。因此，他对《昭明文选》“专取藻翰”，即只讲求词采华艳，“专诂名象，不问诗人所言何志”（李善注）深为不满，认为是“诗教一敝”；对钟嵘、司空图和严羽的《诗品》、《诗话》等文艺批评论著，“专揣于音节风调”，偏重形式上的追求，也大不以为然，认为是“诗教再敝”。魏源要求文艺批评要研讨诗的政治内容和诗人的真实思想，从而发挥诗的教化作用。基于这种认识，他全力肯定了诗人兼学者陈沆的从比兴手法入手阐明诗人寓意的《诗比兴笺》一书。
魏源认为上古的《诗经》“皆仁圣贤人发愤之所作焉”，这是本于司马迁的“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的论点，认为诗是诗人触物伤情有所为而作的，因而他同意前人的“欢娱之词难工，愁苦之词易好”的意见，并以李白、杜甫为例，说明他们只有在天宝之后的较为困苦的情况下，才能写出具有古诗萧瑟嵯峨风格的好诗。这里，魏源看到了社会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制约作用，肯定了那些面对现实有所感而发的文学作品。
作为诗人，基于个人大量诗歌创作的艺术实践经验，魏源对文学、特别是对创作是有独创见地的。他主张文学和文章首要的应该是正确和真实，“文无难易唯其是，讵容喜素而非丹”，只要内容正确而符合实际，那么，对形式手法就不应厚此薄彼。他提倡学术上的兼容并包和认识上的见仁见智，他的学术著作和诗都是博采众长、不主一家的，和他的文学观点相为表里。
作为晚清的重要的诗人，他对诗有精湛的研究和严格的要求。在为友人陈沆《简学斋手书诗稿》写的题辞里，他宣称：“诗有三要：一曰厚，肆其力于学问性情之际，博观约取，厚积薄发，所谓万斛泉源也。一曰真，凡诗之作，必其情迫于不得已，景触于无心，而诗乃随之，则其机皆天也，非人也。一曰重，重者难也，蓄之厚矣，而又不以轻泄之焉。感之真矣，而天机又极以人力，于是而人之知与不知、后之传之不传，听之耳。”这里要求诗人的学识根底要深厚，这样创作时才能取宏用精，游刃有馀。真，指诗人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诗乃是诗人见景生情的自然流露。重，似指诗人写作态度的慎重认真，不能草率从事、浮光掠影地反映表面现象。“厚”、“真”、“重”论诗的三字诀，是他的经验之谈。
魏源反对文章的模仿抄袭而缺乏独创性，他说：“好剿袭者不可与言文。”魏源深信“诗以言志，取达性情为上，拟古太多，则蹈明七子习气”，反对明代前后七子那种“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食古不化的复古倾向。他主张写诗要直抒胸臆，极为赞赏苏轼《和陶诗》仅仅“借古韵以寄性情，字字皆自己之诗”。他要求诗人真实地表达内心的情感，不必一昧模拟古人。这种崇尚自然流露、反对抄袭模仿前人的文学观点，在诗里也有印证：
鹦鹉巧学舌，能言与人类；
春虫食柳叶，偶一成文字。
劳哉刻楮工，费力难程艺。
纵日万楮成。一一无生气。
造物倘斯劳，何以形品汇。
昨夜园中雷，莫测真宰意。
起视万花开，一花一天地。
赞美大自然的万花齐放，百态千姿，鄙弃过分的人工雕琢，原是我国诗歌创作和批评的优良传统。唐代大诗人李白就特别欣赏并身体力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诗风。魏源《游山后吟》第二首表露的也是这一观点，他甚至认为绘画都反映不了大自然的美：“常憾游山不善画，今知图画皆虚假，楮墨止能图一面，其中层层面面何由写。”他如此强调大自然的美的难以如实反映，并非轻视艺术再现现实的能动作用，只不过是为了突出自然美，希望诗人从中悟出像自然美那样不假雕饰的艺术境界，从而写出完美自然、浑然天成的好诗来罢了。他在此诗的末尾殷切地希望：“安能世上有心人，尽领化工陶铸妙。”魏源是多么希望涌现一批能够领略自然美，反映自然美，并以自然美为标准进行创作的诗人啊!
赞美自然美的艺术风格，并不意味着忽视诗人艺术创造的匠心。魏源同样讲求诗的艺术技巧，重视诗的艺术性。在为《诗比兴笺》一书写的序中说：“词不可以径也，则有曲而达焉；情不可以激也，则有譬而喻焉。”文学语言不能直来直去一览无余，而应该通过委婉曲折鲜明生动的形象来表达；情感的抒发也要避免突然爆发式的，而应该借助比喻，即借助于较为含蓄的比兴手法。这里，他初步摸索到一点形象思维的奥秘。
散文的成就
魏源一生勤奋好学，手不释卷，所谓“终日一编不去手，终岁不窥园外柳”。平生著作等身，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语言文字多种领域，各有专著，在学术史上早有定评。然而从文学角度来看，魏氏散文中称得起是抒情或写景的文字却为数不多，只有一小部分散文，感情丰富，词采华茂，很有文学意味。
魏源的文章风格，堪称雍容宏富。魏氏论学博大精深，才情横溢，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颇近于战国时代的荀子的作风。其读书札记《默觚》的文章可为代表作。其他一些碑记、信函等应用文字，有的笔锋常带感情，表现了作者分明的是非和强烈的爱憎。如《太子太保两江总督陶文毅公神道碑铭》一文，就远非一般谀墓文章可比，它深情地记述了具有变革思想的政治家、诗坛领袖、研究陶渊明的专家陶澍一生的经历。对陶澍“力犯群忌，而事未赏不举”的毅力表示了由衷的敬佩。同时揭露了当时官场的腐败透顶、一塌糊涂：“渐摩既久，以推诿为明哲，以因袭为老成，以奉行虚文故事为得体。恶肩荷，恶更张，恶综覈名实。”因循守旧，敷衍推脱，怕负责任，怕变革，怕以名核实，这就把封建末世的官场恶习暴露无遗。然而，当权的顽固派，在他们彻底灭亡之前是绝不会改弦更张的。这篇神道碑铭实质是魏源站在改革派的立场，对保守派、顽固派所作的一次有力的斗争。全文激昂慷慨，感情充沛。建成于1835年的江苏元和县宝带桥，是由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领导，由元和知县黄冕主持完成的江南重点水利工程之一。魏源特作《三江口宝带桥记》一文，详尽地介绍了这项工程的巨大意义和建桥过程。叙事明顺，言简意赅，要言不烦。《南村耦耕图记》、《海曙楼铭》二文，或依图立论，或借景抒情，都是短小精悍、文采斐然的小品文。后文显然受益于唐代刘禹锡的《陋室铭》。
和上述文章比较，他的某些山水诗的序文，有的倒不失为优美的写景散文。这些序文明显地受到唐代柳宗元《永州八记》的启示，状物写景，形神毕肖。《华山西谷》诗序中描写华山西谷的情况，不啻人间仙境，文笔出神入化：“谷口水汇于玉泉禅院，寻涧而入，双峡壁立，麓趾互错，地深天高，石奇泉养，凡百十曲而至水帘洞。瀑自绝壁万仞飞下，即谷水之源也。洞居半壁，一石凹出受瀑，倒入洞腹，将至涧底，复穿石出，下汇寒碧。而两峡松各数十万，绿天翠海，涛满虚空，光响灵幻，非复人世，宇内断无第二。”再如《嵩麓诸谷诗》之序中写的太室北溪石淙谷的奇山异石，穷丽极研，文笔也简洁生动，堪称游记小品的佳作。
诗的成就
诗是魏源主要的文学成就。过去对其文学的研究，也限于诗。而且把魏源诗分为政治诗和山水诗两类介绍，这是无法概括魏源八百多首诗的丰富内容的。
魏源诗题材广阔，内容充实，形式和手法多种多样。诗中价值最高的是政治诗，写得最多的是山水诗，对此笔者并不否认，问题是除此之外尚有数量可观的其他各类好诗，则万万不可视而不见，今特别标出，以期窥见魏诗的全貌。
政治诗
魏源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为人做幕僚和著述当中度过的，只是晚年才做了几任地方官。他政治热情很高，对内政、外交、国计、民生，无不关注。鸦片战争前后他目睹民族危机、国家沦亡、民生疾苦的满目疮痍，激起了爱国主义的激情，一度曾到抗英斗争的前线参加抗敌活动，并撰写了《圣武记》和《海国通志》以唤起民心，鼓舞士气，共同抵御外侮。他的政治诗大部分产生于这一阶段。
鸦片战争失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抗战将领或死或贬，魏源也爱国无门。诗人而对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惨状，壮怀激烈，慷慨悲愤，将胸中怒火化作笔底风雷，写下了《寰海》、《秋兴》、《秦淮灯船引》、《金焦行》等光照千古的动人诗章。诗人痛惜抵抗派林则徐、邓廷桢的爱国有罪，严斥投降派琦善、奕山之流卖国受赏，同情水深火热的人民，歌唱英勇抗英的群众。这些闪烁着现实主义光芒的艺术瑰宝，至今仍然感染和激励着我们。
《寰海》诗中有一首是表现可歌可泣的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
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
儿获雄狐来庆郑，谁开柙兕祸周遗。
前时但说民通寇，此日翻看吏纵夷。
早用《秦风》修甲戟，条支海上哭鲸鲕。
1841年5月，广州郊区三元里群众云集千万人迎击肆意窜犯的英国侵略军，广大义民奋不顾身英勇杀敌，显示了中国人民威武不屈的凛然正气。作者高度评价我国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的第一次武装斗争的尝试，并对清廷“靖逆将军”奕山之流的媚外行径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在政治诗里，他辛辣地讽刺了清朝上层统治集团的昏聩、腐败、通敌、卖国。当权者在侵略军的炮声里张惶失措，乱作一团，他们时战时和，举棋不定：“争战争和各党魁，忽盟忽叛若棋枚”，把对外用兵视同儿戏。有时为了顾全“天朝”面子，就仓猝应战，但是“浪攻浪款何如守，筹饷筹兵贵用才”，可惜对于这些战争中的实际学问，当权者是根本不懂的。他们任用什么样的“人材”呢?接替林则徐任钦差大臣的琦善，只知“揖盗开门撤守军，力翻边案炽边氛”，就是他葬送了林则徐惨淡经营起来的抗英主力。
《秦淮灯船引》和《金焦行》都暴露了侵略者野蛮罪行和达官贵人在国难关头依然醉生梦死、歌舞升平的丑态，对苦难深重的镇江、南京一带人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作为经世致用的学者，魏源在国势沦丧的时刻自然不会忘怀政治改革。他在《秋兴》之八中提出并试图解决当时的财政等社会问题：
粟死金生孰后先，由来二物互操权。
荒年谷贸丰年玉，下赋田征上赋钱。
寒食几曾烟果断，尾间愁说海堪填。
蜗庐外漏兼中蠹，宵拥长沙家令篇。
禁烟无效，白银外溢，统治者日益横征暴敛，国家到了民穷财尽的境地。魏源想效法汉代政治家贾谊和晁错，竭尽全力医治国家的战争创伤。
此外，《江南吟》和《都中吟》两组新乐府诗，继承了白居易的现实主义传统，发挥诗歌的战斗作用，从更广的角度揭发了官场腐朽、民生凋敝等多方面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大胆地用诗歌干预政治和生活，孕含着强烈的讽谕精神。
咏史诗
魏源是历史家，著有《元史新篇》等多种历史著作，以诗咏史，当行本色，左右逢源。《观往吟》，《观物吟》的大部分和《金陵怀古》等都是咏史诗。作者引古论今，探讨历代兴亡利病，希求在历史演化中寻找改革时弊的途径，即所谓“书生读史谈形势”。因此，魏源的咏史诗一般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评论几个古人和几件古事，而是在总结历史教训，探索改革弊政的借鉴。
咏史诗在我国文学史上由来已久。从东汉班固质木无文的《咏史》诗开始，历代皆有名篇。西晋左思的八首《咏史》更是脍炙人口的杰作。魏源在《观往吟》序中言及左思的《咏史》寄托身世之感，借历史人物和事件，曲折地抒发诗人对现实的看法。
《观往吟》中有一首，提出历史上的失败多为当事人的咎由自取，似乎在告诫清代统治者要从自身内部寻找失败原因，万不可怨天尤人：
项羽之失，不在纵沛公；
苻坚之失，不在优慕容；
夫差之失，不在许舌庸。
木不自腐何由虫，
安能尽锄海内之英雄。
魏源评价历史人物比较客观，从不以偏概全，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历史上存有争议的人物的评价，也能纵观古今，顾及全人，大处着眼。对在历史上一直谥为暴君和昏君的秦始皇和隋炀帝的看法就较为全面和公允：
君不见，始皇竟筑万里城，隋帝竟通千里漕。功在万世罪一世，岂必神禹同疏导。对曹操的看法也比较正确，没有偏见，赞扬其胸襟坦荡：“伟哉孟德千古雄，能容昭烈及关公。”
说理诗
魏源本是政论专家，模仿宋人以论为诗又是当时诗坛的一时风尚，因此，魏源的说理诗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魏源的诗好些都富有理趣，蕴含着哲理性。他的朋友就曾指出他有“议论为诗”的缺点。其实诗中议论，不能一概否定，而应具体分析。如果不是枯燥无味地干巴巴说理，而是寓情于理，那么，这种说理诗在诗歌百花园里就应占一席地位。试看《观物吟》的一首：
君不见禽兽逼人传上古，九州道路横豺虎。
倮虫那敌爪牙横，爰是羲皇制网罟。
弱肉强食翻手势，不惟除害反争利。
燔山竭泽神鬼号，大觉慈悲来救世。
戒杀兼爱无等差，狼麐一律何能弭。
我今以杀来止杀，不容鹰隼与豺獭。
入山但捕獍与枭，入水但斩鳄与鲛。
周处、澹台、孙叔敖，秉畀炎火迎虎猫。
生生杀杀皆天意，枭羹可以祀上帝。
本诗通过上古世界生存竞争的过程，说明“以杀止杀”的正义性和必要性，重申了“虽古之圣王，不能使甲兵之世复还于无甲兵，而但能以甲兵止甲兵也”的思想。作者晚年目睹西方列强侵吞我土地、杀害我同胞的“弱肉强食”的人间不平，逐步清醒地认识到，在豺虎横行的人世间，佛教的“戒杀”和墨家的“兼爱”这样不辨是非、不明善恶的说教都是错误的。魏源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不得不抛弃了宗教式的以善良愿望去改变邪恶的幻想，明确地把吃人的豺狼同善良的麒麟区别开来，鲜明地提出“我今以杀来止杀”的战斗口号，义正辞严地表明了与豺、虎、獍、枭（当指侵入我国腹地的西方侵略军）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坚定立场，号召人们以历史上的周处、澹台灭明、孙叔敖为典范，铲锄一切害人虫。魏源坚信“以杀止杀”的思想是合乎天理人情的。这首诗提出问题之尖锐深刻，认识问题之全面正确，分析问题之犀利精辟，都是难能可贵的。就其思想高度而言，则远远超出当时一般的进步思想家和爱国诗人。惜乎如此好诗，至今无人过问，颇有遗珠之憾，因此，笔者不避词费，全文抄录，稍加分析。
此外《偶然吟》十八首、《家塾示儿耆》、《家塾再示儿耆》、《读书吟示儿耆》等也多为说理之诗。如《读书吟示儿耆》的第一首说的就是书、文和画的不同作用：“画不如书可勒碑，书不如文可枣梨”，“画不如文百世知，文不如画走四夷。重译那知谪仙咏，丹青图重西洋西。横传之远画胜文，竖传之久文胜画。”议论的无非是艺术形式之间的短长得失。道理固然不错，但是，说理的内容用诗来表达的困难和乏味也是显而易见的。
爱情诗
魏源的爱情诗不多，仅有的几首就格外值得珍视。如《蕉窗听雨吟》写的是闺中思妇怀念亲人的微妙而复杂的情绪：
小园入伏花冥冥，曛日酴醾困不醒。
蝴蝶如黏蝙蝠舞，何来檐瀑鸣霄櫺。
丁丁东东蕉上听，飒飒拉拉荷上聆。
佳人扶病阑干立，芳魂翠影怯无力。
一声一滴清一心，千籁沉沉泻寒碧。
君心有若蕉上雨，千珠万珠留不住。
妾心有若荷珠圆，随风荡漾在君前。
蕉扇那能圆似盖，扶疏绿出青天外。
请倾蕉雨入荷盘，留作千秋万岁欢。
明朝雨霁露盘重，空留掌珠酹幽梦。
盛夏黄昏的花园里，一片昏沉迷茫的景象。蝙蝠代替蝴蝶飞舞起来。一阵急雨引起了病中的女主人公的满怀惆怅。滴落在芭蕉和荷叶上的雨珠，此时此地，此情此景显现了“君”心的背离和“妾”心的执着。看来这场爱情波折里，女主人公矢志不移，对其恋人始终怀着诚挚忠实的情谊。全诗用比兴、烘托手法把思妇对游子的脉脉深情，描写得淋漓尽致，细腻入微。
《怨歌行》五首也属爱情诗。有的属于王昭君一类的宫怨。其第五首写的是一场爱情纠葛：“红雨零，红泪续。谷为陵，陵忽谷。玉忽瑕，瑕忽玉。云朝雨暮恣翻复，青天白日仇膏沐。”看来不幸者是一个失恋的女子，她正因受到反复无常、二三其德的男子的欺骗而落泪。封建时代的女子被始乱终弃秋扇见捐者比比皆是，本诗有一定典型性，作者对痴心女子寄予深切的同情。此外《别内》和《代内》几首诗都含蓄而凝炼地写出了夫妇之间爱情的诚笃和深厚，而且写得蕴藉深沉，意味深长。
山水诗
《魏源集》中诗的大部分是山水诗，1844年他亲自编定《古微堂诗稿》四卷，同时写了一首《戏自题诗集》说到了这一点：
太白十诗九言月，渊明十诗九言酒，
和靖十诗九言梅，我今无一当何有！
惟有耽山情最真，一丘一壑不让人，
昼时所历梦同趣，贮山胸似贮壶冰。
渊明面庐无一咏，太白登华无一吟，
永嘉虽遇谢公屐，台荡胜迹皆未寻。
昔人所欠将余俟，应笑十诗九山水。
他年诗集如香山，供养衡云最深里。
这首诗有两层意思。一是说，古代诗人往往对某些事物有偏爱，因而在诗里也有侧重，李白、陶渊明无不如此。那么，我魏源对山水诗的爱好也差堪踵武前人，古今比美；一是说，前人所作山水诗，都难免有失之交臂之憾，身边、眼前的景色都没有描写，陶渊明定居庐山附近，却没有写庐山（按，陶诗《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南山有人说即庐山）。李白到过华山也没有留下诗。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足踏谢公屐在永嘉（今温州）到处漫游，但近在咫尺的天台山和雁荡山却没有游览过。这些前辈诗人的未了之愿，正是我魏源应当继承的事业。从中不难看出作者对山水诗的重视。
魏源的山水诗同一般文人退居林下流连山水、寻求闲情逸致不同，他的山水诗的写作和他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的研究密切相关，是他的“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的哲学思想的认真实践。他平生注重社会调查。南游广东南海县时，吃了荔枝，“方知为果品之最下”，并从中悟出了躬身实践的重要性，立志“不受英雄耳食欺”。他坚信“足不九州莅，宁免并蛙愚”，为了避免井蛙式的坐井观天，只有走出门外到各地调查研究。
魏源曾为各地封疆大吏做幕僚，流动性很大，但也为他游览名山大川提供了绝好的机会。而其人“好游览，遇胜辄题咏，轮蹄几遍域中。有小印：‘州有九，涉其八；岳有五，登其四’”。魏源一生足迹遍天下，南到港、澳，北到河北的盘山和长城，东到江苏的海州和浙江的定海，西至四川的剑门和陕西的邠州。自恨：“我生第一伤心事，未作天山万里行。”当然不止天山，现在的东北和西南他都未曾去过。但就当时的交通条件而言，魏源可称得起是一位刻苦和勇于实践的旅行家。
对山水的极端爱好也是他山水诗多产的原因。自称“平生好游山”，而且“半生放浪深山里。”对游历山水有特殊的爱好，认为“我生好游大好事”。我国名胜，他几乎都游遍。诸如庐山、黄山、石钟山、太行山、中条山、天台山、雁荡山，他都畅游过，所到之处，无处无诗。至于钱塘望海潮，泰山观日出，香港逢海市，西湖赏明月，长江穿三峡，漓江游洞崖，更是山水诗的好题材了。
魏源的山水诗继承了我国山水诗的优秀传统。南朝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对魏源有直接的影响。魏源不仅在诗里屡屡提及，而且专写了《永嘉山水诗补谢》六首，有意补谢诗之不足。陶渊明的田园诗对魏源山水诗也有启示。李白的明丽畅达的山水诗对魏源诗风的影响更为突出，他的《蜀道行》、《西洞庭石公山吟》等是刻意模拟李白的山水诗的。
魏源的山水诗，一般地说，形象飞动，描摹细致，文笔雄浑遒劲，气势宏伟奔放，有李白的豪放的风格。他往往把大自然的优美景色，写得瑰奇壮观，生机勃发，气象万千，引人入胜，和他在政治诗中所批判的封建末世的衰败、昏暗的气氛恰成鲜明的对比。当时的光明只存在于大自然中。如《湘江舟行》、《三湘棹歌》、《天台山石梁雨后观瀑》等诗，无不把大自然写得龙腾虎跃，有色有声。请看《登太行绝顶》的第一首：
临险如大敌，奋势成独往。
竭尽筋力能，驯致青冥上。
一壁石怒生，千崖狞相向。
石云昼不收，崖瀑夜逾响。
数日惟一登，不知所历向。
及巅反下视，始悔轻身妄。
俯影如在渊，其深不及望。
中奥何包孕，山于斯府藏。
一降一生妍，一步一回仰。
诗中巧妙地把奋力登上“天下之脊”的太行绝项的诗人豪情与石怒山险的惊心动魄情景融和为一，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魏源的山水诗，不仅充满诗情画意，而且风趣横生，天真亲切之状可掬。无论立意构思还是遣词造句都酷似李白和苏轼的手笔。如《途中》之二：
水边花欲笑，对镜似相迎。
未是寻芳去，多惭照眼明。
雨过山抱恨，风定水摇晴。
身世苍茫里，春鸠故故鸣。
山如镜，风送晴，花欲笑，鸟争鸣。诗人赋予大自然以生机和感情。他有时大胆运用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故作惊人之笔。如《钱塘观潮行》：
世间瑰绝岂有此，江逆飞，海立起。
天风刮海见海底，涌作银涛劈天驶。
病者睹之气皆生，勇者睹之神皆死。
如何十万貔貅夹江峙，但有死气无生气……
魏源的山水诗常常好发议论，他不但见景生情，而且还因情悟理。山水诗也显示出经世致用学者的特色。他的山水诗哲理性很强。如《出峡词》的第二首几乎全是议论：“峡内险在山，峡外险在滩；上滩如上山，下滩如下山。”“出石入石水，出水入水舟，万声许许间，天地怒相求。”最后由“江行恒患风，峡行恒患石，上水惟苦迟，下水惟苦疾”之中领会了人生大道理：“人生万事内，如意安可必；如意不可必，得意其可恃。上水君勿愁，下水君勿喜。”愁和喜显然不单指行船了。这些议论都是旅途中产生的，没有切身体验，也万难有这样的心得：
水在月上，月又在水上，到此湖天互昭旷；
云踞石巅，石欲踞云巅，到此人天割山川。
前三句写月夜的湖水与长空迷茫一片，下三句写山间的云雾缭绕，用语超出常情，写景中表现了作者的独到见解。
勿庸讳言，魏源的山水诗尽管“山水草木之奇丽，云烟之变幻，滃然喷起于纸上，奇情诡趣，奔赴交会”。然而，由于作者的山水诗产量过多，而见闻和诗情毕竟有限，因之，有些山水诗形象雷同，用语亦多有重复之处。等而下之者堆砌词藻，仓猝急就，甚至以议论代描写，既乏新鲜的意境，又无深邃的感受，只不过以学问为诗罢了。
诗的艺术风格
魏源之于晚清诗坛乃卓然一大家。诗的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手法灵活，都是人们公认的。魏源论学作诗虚怀若谷，努力向前人学习。以诗而言，他对古代各大家的作品能够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他的七言古诗受益于李白、苏轼；五言古诗不难发现陶渊明的情趣；七律奉杜甫为圭臬，感世伤时，沉郁顿挫，如《寰海》，《秋兴》都是“俯仰世变，深抱隐忧”的学杜的成功之作。可惜的是用典过多，文字艰深，诗意晦涩，斧凿痕迹较为显露。古乐府和新乐府明言师法白居易，语言明白晓畅，浅易通俗，艺术性和战斗性都很强。
魏源诗一般来说典雅凝重，但有时也引俚俗生动的口语入诗，乐府民歌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扬州画舫曲》十三首都是明白如话的日常用语。试举两首为例：
二分烟水一分人，廿四桥头四季春。
蒲苇有声疑雨至，谁知湖雾是游尘。
山外青山楼外楼，人生只合死扬州。
养花天气养苔地，轻载吴娃水亦柔。
说这类绝句远源南朝乐府近源刘禹锡《竹枝词》，恐怕不会有人反对吧!
魏源诗，总的风貌是雄浑骠悍，挥洒自如，以气势和富赡取胜，但闻或亦有奇崛之笔。他曾踌躇满志地说过，“笔为怒，骨为崛，倒昌黎，哭昌谷”，当是有意步韩愈、李贺的后尘，故作惊人之笔。《山石》上下两篇，从题目即可看出是效法韩愈的。而李贺的诡奇风格也有遗响：
天风夜半搅江海，禅窗听惯方稳眠。
清彻梦魂肺腑换，何处茫茫下土烟。
何况春明门外车坐阗，何不移来雪岳巅。
只恐冻杀青天月，从此但有世界无山川。
魏源的诗，同代人就开始重视和研究。近代著名爱国诗人林昌彝在其《射鹰楼诗话》中引录大量的魏源政治诗，对魏源的为人深表敬服。认为“默深（魏源字）负命世才，书生孤愤，与余有同志焉”。对魏诗风格也有中肯的分析：“默深所为诗文，皆有裨益经济，关系运会，视世之章绘句藻者，相去远矣。”“诗笔雄浩奔轶而复坚苍遒劲，直入唐贤之室。近代与顾亭林（按，指清初爱国诗人顾炎武）为近，虽粗服乱头，不加修饰而气韵天然，非时髦所能蹑步也。”还有人认为他的诗“奇古峭厉，倏忽变化，不可端倪”。但“冲夷秀旷，宕逸入神，诚有不足”。是说魏诗粗犷豪放有余，而冲淡含蓄不足，评价也还全面。有人则只赞美他的粗豪的一面：“其诗文发物纵肆，字向纸上皆轩昂。”
魏源的诗和近代其他诗人一样，读起来，在字面上总有“似曾相似”之感，在鎔铸前人诗句入诗时因袭痕迹较为显露。整句借用，亦无不可，如果恰到好处的话。但也只能偶一为之，多了就令人生厌，失去了艺术的独创性。魏集类此者触目皆是，如“轻舟已过万重山”，（《观往吟》，出李白《早发白帝城》），“黄河之水天上流”（《观物吟》，同李白《将进酒》首句仅一字之差），“他生未卜此生休”（《秋兴》之七及《怨歌行》，出李商隐《马嵬》），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种情形，宋以后的诗几乎都难以完全避免。
（原载《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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