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海国图志》出版后，曾“风行海内”（俞樾：《皇朝经世文续编•序》），先后翻刻本子达十余种之多，并传入了日本，介绍评价者不乏其人。它不仅影响当时国内及其后史学界对世界史地和我国西北地理以及元史等的研究，而且影响其后国内和日本的维新变法运动，在中国近代史和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现就其评价影响作一溉说。

《海国图志》主要以林则徐交给他的《四州志》（原为英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1836年伦敦出版，林则徐组织翻译）等译稿为基础，加上他搜集的明末以来直至近期西方人所写的世界史地著作、舆图、科技资料，中国历代史志及近代人研究西方的著作，他本人在宁波和友人姚茔在台湾审讯英俘的口供，等等，钩稽贯串，写成的一部介绍各国地理、历史、科技知识，以及研究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探寻学习富国强兵的道路的鸿篇巨著。据统计，除《四州志》外，书中先后征引的历代史志14种，中外古今名家著述70多种，各种奏折30多种。凡引材料，大都经过“三易”后方才定稿。《海国图志》初刊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五十卷。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增补为六十卷咸丰二年（1852年）又增为一百卷。这两次增补，不仅内容日臻丰富完善，同时也反映了魏源资本主义思想的发展过程。他开始对中国封建君主世袭和专制政体不满，向往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

由于《海国图志》介绍了许多西方的史地科技知识，而且是“以西洋人谭西洋”（在此以前介绍西方的书都是“以中士人谭西洋”），“创棒辟莽，前驱先路”，（见《海国图志•叙》）资料翔实丰富，在当时“实为国人自编最详备的世界史地参考书”，（见《鸦片战争书目解题》）是中国研究西方的新的起点。它被人称为“近来谈海外掌效”之“嚆矢”（王韬：《瀛环志略跋》），或誉之为“国人谈瀛海故实者之开山”（钱基博：《近三百年湖南学风》）。书中表达魏源的开放、变革、富国强兵，“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治思想和经济主张，给当时闭关自守，天下“惟知九州以内”的统治势力开了一剂醒悟良方，也给禁锢得如一潭死水的思想界投下了一块石头，掀起了阵阵波澜，在当时和尔后的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譬如：

书中的思想和论点被洋务派和维新派分别按照自己的需要加以吸取。如洋务派首领奕䜣指出：“治国之道，在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见《筹办夷务始》卷25，第1页）洋务派另一首领左宗棠在为《海国图志》重刻本所作“序”中说：“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肖华匠制枪炮，其长亦差与西人等，艺事末也，有迹可寻，有数可推。因者易于创也。器之精光，淬厉愈出，人之心思，专堂则灵，久者进入渐也。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再如维新派人物冯桂芬班其主要作品《校邻庐抗议》中，强调“辅以诸国富强之术”，“采西学”，“制洋器”，发展军事工业及其他事业。并指出学习西方必须能“自造、自修、自用”。这是《海国图志》中“不仰赖于外夷”思想的继续。还比如郑观应、陈炽等提出政治改革，可以说得助于《海国图志》中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马建忠的“采取矿山自有之财”，康有为的富国之法等，都是与《海国图志》和另一些著作中提出的开矿、铸币、造船、练兵等魏源初期维新思想，一脉相承并有所发展的。“师夷长技”这个口号，实际上成了以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纲领的雏型和先导。无怪乎梁启超曾这样说：“数新思想之萌孽。其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97页）

《海国图志》还影响日本幕府末期的开国论者，对日本的反幕运动及维新运动的开展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海国图志》刊行后，便和相继出版的《瀛环志略》一起传入日本。咸丰四年（1854年）日本翻刻了《海国图志》六十卷本。日本嘉、永、安政年间，许多迫切希望了讲西方情况的日本学者，如佐久间象山、吉田松荫、安井息轩、横井小楠、桥本左内等纷纷争读《海国图志》。田梓材在读魏默深先生《海国图志》一文书谈及了《海国图志》对日本的影响：

彼日本二十余年以前，几致衰弱而难振，故《海国图志》于泰西各国甚不敢忽，而于日本若忽之者，诚以其不足自雄耳。然而，日本虽小，而奋励以图，一切步武泰西，竟俨然为中国之一大敌。

《海国图志》出版至今已快150年了，150年来，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已远不是魏源在书中所记述的情形了。但是，魏源在书中所表现出的开放、变草，了解西方“师夷长技”的精神，在我们今天改革、开放中，仍不失有一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