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1794—1857）是鸦片战争前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生活的年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剧变的时期。当时，清王朝吏治、军治的败坏，财政的拮据，都显示出清王朝的统治危机日益加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始了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开始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魏源的思想正是在这种封建社会危机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不断震荡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魏源亲身经历了鸦片战争，亲眼目睹了英国侵略者的凶狠、残暴和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鸦片战争的失败，引起魏源政治思想的深刻变化。痛定思痛，在回答战争失败的原因中，魏源开始正视“夷之长技”，并大胆的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他主张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长技”，使之“尽成中国之长技”，并以此抗御外侮，振兴中华。

魏源认为，“师夷”首先要了解外国的情况，这就必须冲破清王朝闭关自守的牢笼，改变盲目外的陋见。他指出：在封建的闭关锁国政策下，“儒者著书，惟知九洲以内，至于塞 外诸藩，则若疑若昧；荒外诸服，则若有若无……至声教不通之国，则道听臆谈，尤易凿空”。（《圣武记•武事馀记：掌故考证篇》）以至于道光时，对当前大敌英国“以通市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魏源集•筹海篇》）。如此昏愦、愚昧，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下怎么能不挨打？他总结了林则徐主持禁烟运动和反击侵略者的初步胜利与投绛派在禁烟运动和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认为“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魏源集•海国图志叙》）。

魏源还谈到，要了解西方的情况，必须尽力介绍西方的情况和西方的科学知识。他说：“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魏源集•筹海篇》）但是，顽固自守的清政府，反对任何向西方学习的言论和主张，斥之为“示弱外夷”、“糜费”、“多事”，视西方的先进器械和生产技术是“奇技淫巧”、“形器之末”。对此，魏源一方面尖锐地驳斥道：西方的船坚炮利之长，如我国古代指南，挈壶一样，都是“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同上）。他说“英夷船炮，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洋各国视为寻常，广东互市二百年，始奇技淫巧受之，继则邪教毒烟受之，独于行军利器，则不一师其长技，是但肯受害，不肯受益也”（同上），批判了清朝统治者的迂拘闭塞、愚昧无知。另一方面，魏源不顾清政府的种种戒律，著书立说，向国人传播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经济和社会情况，介绍西方国家的海外贸易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扩大了人们的眼界，加深了人们对世界的了解。他编著的《海国图志》就是在林则徐所组织编译的《四洲志》基础上，结合历代史志以及近日夷国夷语而写成的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代表作。它打破了当时政治思想界的沉闷气氛，标志着中国研究西方的新起点。

那么，西方的长处是什么？怎样去向西方学习呢？魏源在战争中亲眼看到了武器的重要作用，认识到“军 无利器如徒手同”，“力不均，技不等而相攻，则力强技巧者胜”（同上）。英国侵赂者正是在军力上占了中国的上风，这是敌之所以战胜，我之所以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魏源提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即要在军事上师夷之长技，以强我之兵。学习的方法是：引进西方技术，请进西方人才。他说，中国应该学习西方，自己建造船厂和火器局，行聘外国专家来华“司造船械”并“司教行船演炮之法”。我国则选“巧匠精兵以习之”，学习之后可“尽转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武装起自己强大的军队。同时，魏源指出：英国武备所以强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海国图志》卷二十四）。把发展军力与发展工商业结合起来，相互促进。因此，不仅要师其利器以强我之兵，而且要师其“行贾”，“行兵”、”兵贾相资”之长策，以富我之国。他提出造船厂在造足了战舰之后，即可造商船出卖；火器局在造足了枪炮之后即可造量天尺、龙尾车、风锯水锯、大轮机、水轮舟、自来火等，“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这样，“战船有尽而出鬻之船无尽”，“造炮有数，而出鬻之器械无数”（《魏源集•筹海篇》）。魏源还鼓励私人创办工业。他说：“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而“商艘易可佐战舰之用”。这样，军需、民用两便；平日，战时两利，国家就会逐步富强起来。他还认为：“人但知船炮为西夷之长技，而不知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赡之厚，故选之精；练之勤，故御之整。”（同上）因为再好的武器也必须要人来使用。如果不重视用炮之人，没有一支精选勤练，纪律严明的军队，即使有了新式的船炮，也只会“籍兵而资寇”，还谈什么与夷“大洋角逐”呢？魏源要求破除以“贵贱相袭”的用人制度，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他主张，以事功取人，以才取人。凡是掌握现代技术的人，就要提拔起来。不论舵工、水手，炮手，只要他们有一技之长，可以超越国家试取武生、武举人、武进士出身的规定，任用为水师将官。只有这样才能把真正的人才选拔到各种职位上来，使之奸人不当政，财用不受蠹，没有粗制滥造的器物，没有不能打仗的士卒，以致“何患于四夷，何忧于御侮”。

在这里，魏源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与他要求改革内政的主张是密切相关的。“师夷”是为了“制夷”；而为要“制夷”就必须进行改革。他在《海国图志》的序中自问道：“然则执此书即可驭外夷乎？”他的回答是“唯唯否否”。理由是“此兵机也，非兵本也”。魏源认为：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只是解决“兵机”的问题。而“制夷”的关键还在“兵本”即“人心”；为此要“先平人心之积患”。他认为当时的“积患”有两个，一为“人才之虚患”，一为“人心之寐患”。他提出用“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毋冯河，毋画饼”来解决人才之虚患的问题；强调用“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等来解决人心之寐患的问题。他说：“寐患去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那时才能够真正地“制夷”。这正是魏源“师夷之长技”的目的所在。魏源这些改革要求，虽然没有触动清朝政府的统治基础，但在当时是进步的。他把“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与改革内政结合起来的思想，给后人以有益的启示。

魏源在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和办法的时候，表现了另一个可贵的思想，就是师夷而不奴于夷，信夷之长技而不失自信，对中华民族能够富国强兵打败外国侵略者充满信心。他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认识到：中华民族既有灿烂的过去，也定能够创造光辉的未来。他说：“中国智慧，无所不有，历算则日月薄食，闰余消息，不爽秒毫；仪器则钟表晷刻，不亚西土；至罗针壶漏，则创自中国而后西行。”（《魏源集•筹海篇》）这样勤劳勇敢，富于创造智慧的民族，只要能“集众长以成一长，则人争效力”，就能够“风气日开，智慧日出”。那么，不但可以战胜西方侵略者，而且可以赶上和超过西方。

魏源提出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是鸦片战争时期国内外形势剧烈变动下的产物。鸦片战争，一方面给了古老的中国以沉重的打击，闭关自守已不可能；另一方面，唤起了爱国志士在新形势下重新寻求富国强兵的道路。正如马克思所说：“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中国记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就是这个惊醒的表现。这种开眼看世界的主张，直接冲击了当时盲目自大“天朝尊严”的陋见，成为早期改良思想的先声。戊戌变法时期的代表人物梁启超曾说：“数新思想之萌孽，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自珍）魏（源）。”（《饮冰室文集》卷七）魏源编著的《海国图志》一书，十九世纪中叶传入日本，适应了当时日本维新派思想改革的需要，引起日本朝野上下和广大知识分子的极大震动。幕府末期先觉者佐久间象山，著名的尊攘运动活动家吉田松阴、西乡隆盛等。“皆为此书所刺激，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饮冰室文集》卷五）。可见，魏源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客观上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对鸦片战争后我国和日本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改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魏源向西方学习的主张，代表了我国十九世纪初期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驱者的心声，但因为他不懂得封建的生产关系不可能容纳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所以他依靠腐败的清政府来实现政治改革，达到富国强兵目的的主张，只能是一个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