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一辑许冠三《龚魏之历史哲学与变法思想》一文，于龚魏思想，诸多发明，尤对魏源《老子本义》一书极为重视。但许著关于魏源《老子本义》的成书年代的论断，以笔者所掌握的材料看，似不甚确切。兹略抒陋见，以求教正。

魏源在世时，其所著《老子本义》未刊行。光绪四年(1878)八月淮南书局所刻《古微堂外集》卷三载有《老子本义序》，但序文中并未注明写作年代。且《外集》不是按年编排，无法推索。笔者查阅了《老子本义》1931年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1937年商务《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国学基本丛书简编》、1954年中华书局《诸子集成》及1955年中华诸版本，均未见任何记载可判明成书年代。

许著在注解中云：《老子本义》“成于道光二十年(1840)，有著录可据”，惜未披露。但在同条注解中，又提到了王家俭《魏源年谱》一书(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11月初版)。查是书，王家俭确实把“《老子本义》成书”一条系于道光二十年，但同样没有指出确凿的资料来源。在附注中，王著摘录了袁昶《老子本义》跋。从《年谱》全书编辑体例看，作者似以此作为佐证。

那么，袁昶的跋文能否揭示魏源撰成《老子本义》的年代呢？袁昶跋云：“笺注无虑数十百家，罕有揅其深者。……道咸间乃有邵阳魏氏为之本谊，裁翦诸家，下以己意，左右采获，所得较多。”在此，袁昶只是说“道咸间”，显然是一种泛指，并未确定何年。值得注意的是，王著摘录此段跋文时，特地注明“袁昶庚子手跋”，欲暗示魏源成《老子本义》即在庚子年，用心可谓良苦。道光二十年，岁庚子，这是事实。但袁昶所云“庚子”并非道光二十年。因为此时袁昶尚未出生。袁昶生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死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则为世人之所习知，《清史稿》卷472有传。袁昶既然不是魏源同时代人，何以能在魏源撰成《老子本义》时为之作跋呢？事实是袁昶作跋在下一个庚子年，即光绪二十六年。就在上引跋文后，袁昶接着写道：“予即因杨仁山之请，刊焦氏《老子翼》于经藏中。曩复倩方君孝阆迻录魏氏注。”袁昶渐西村舍刊行明代焦兹所辑《老子翼》，计八卷，光绪二十一年开雕，“己亥(即光绪二十五年——笔者)春刊始竣”。由于袁昶“北来匆匆，未及详斠讹敚”。第二年，“庚子四月晦”，即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三十日，方作跋“书其校刻缘起”。同年七月初三，时为太常寺卿的袁昶因“义和团事”被清廷所杀。其子梁肃在跋文后识语中云：“此篇因难已失，庚子冬重入京，始于毁宅瓦砾中寻得两纸，系先人手点改者，今谨补刊。”所谓“因难”，即指此事。由此可见，《魏源年谱》确定《老子本义》成书于道光二十年纯属臆断，实不可信。看来，许著恐是沿袭此一讹说。

《老子本义》究竟成于何时？同治十年(1871)罗汝怀辑有《湖南文徵》，卷八十收有魏源《老子本义序》，篇末有“嘉庆二十五年奉母东下录于舟中，道光之初补叙于此”数语。既然魏源在东下舟中已抄录《老子本义序》，按常理论，成书在前，作序在后，是书在此时当已撰成。

据此，笔者认为魏源《老子本义》成书年代最晚不会迟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比许著确定的道光二十年要早整整二十年，不仅比他自己的《公羊春秋论》、《董子春秋发微》早出，而且几同于、甚至早于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五经大义终始论》暨《答问》诸篇。如是，则许著“成于三十六岁之《董子春秋发微》上卷，便是他的早期三世说之代表作”，“及至《老子本义》成，魏源之三世说乃有重大突破”，以及“魏之‘气运再造’论，如非本于至少亦是因于龚之‘终始三世’说”，“从二人历史学说成长之先后言，魏、龚间之因袭关系更易了解”，等等，似难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