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孔宪彝所编《小莲花室图卷题辞》中，有龚自珍的佚文《学隶图跋》一篇以及魏源的佚诗三首，即《题曹全碑临本后[并序]》二首、《题学隶图》一首。《学隶图跋》一文，不仅以往各种版本的《龚自珍全集》（或《龚定盦全集》）都没有收录，而且，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的《龚自珍全集》所附录的《龚自珍佚著待访目》中，也没有列入此文的篇名。《题曹全碑临本后[并序]》等三首诗，也是《古微堂诗集》与《魏源集》（这个集子的诗歌部分补收了《古微堂诗稿》、《清夜斋诗稿》及《射鹰楼诗话》中的魏源诗作）所没有收录的。这一篇佚文和三首佚诗，分别有助于研究龚自珍的书法见解和考证魏源的生平事迹。本文拟就这一篇佚文和三首佚诗及其有关的问题，试作考略，以利于进一步的研究。
一 龚自珍佚文《学隶图跋》与魏源佚诗三首原文校录
现将龚自珍的佚文《学隶图跋》和魏源的三首佚诗转录并校点如下（原作者的自注加方括号表示，笔者对原刻本中错字的校正加圆括号表示）：
（一）龚自珍的佚文《学隶图跋》：
汉女子善史书者，见班史二人：孝成许皇后、楚王（王，当作“主”）侍者；见范史者三人：和熹邓皇后、顺烈梁皇后、安帝生母左姬也[应劭说，史书是籀文。吾外王父段君于《经韵楼集》中及《〈说文解字•叙目>注》中辨其非是，以为史书即隶书也]。《淳化阁帖》中摹刻卫夫人飞白“江南之人兮”五字，玩其笔势，亦隶书也。吾师朱虹舫少宗伯之爱女葆瑛女士，幼娴八法。其所为今隶规矩翰苑而又能作汉隶书，予获观焉，法度敛而气势纵，盖神明于《礼器碑》而参以《史晨碑》者。既归曲阜吾友孔绣山孝廉，益以学术相规檠，而韩勅、史晨诸汉石迩在庭庑，朝夕扪读之。神仙伉俪，其为乐事，倘所谓得未曾有者耶？抑曲阜祭器款识皆周时古文大篆，如其搨而临之，审六书之源，以实应仲远之说，则汉世徒隶书又不足学也。
（二）魏源的佚诗《题曹全碑临本后[并序》二首：
道光乙巳夏六月廿八日，访绣山兄于阙里，适葆瑛夫人新逝，得睹所临《曹全碑》遗翰，谨题数语，用代挽章，并留示诸阮，志两世交好尔。
访君甫及门，惊赋离鸾操。簪花示遗墨，袭古非形貌。尚言少年作，工力未深造。要之家法存，自可探窔奥。
结聚精灵手泽遗，传语诸郎好护持。此日休同槃（按，当作“鞶”字）帨视，他年几废《蓼莪》诗。
（三）魏源的佚诗《题学隶图》：
班昭家住汉碑林，池墨多从泮水临。底事鲰生来问字，正逢弦断蔡邕琴。
二 关于孔宪彝及其与龚、魏的关系和他所编的《小莲花室图卷题辞》
孔宪彝，字叙仲，号绣山，一号秀珊，山东曲阜人。父名孔昭杰，字汉瞻，号俊峰，曾官江苏盐城知县，后主讲东昌、卫辉、保定等处书院。孔宪彝于道光十七年中举人（按《续修曲阜县志》中说，孔宪彝是“道光丁酉科举人”，丁酉即道光十七年），后官内阁侍读。著有《韩斋文稿》、《绣山文钞》、《还乡吟》、《对岳楼诗录》、《对岳楼诗续录》等书，辑有《曲阜诗钞》、《阙里孔氏诗钞》等书，“以文学见称于世”，兼工绘画篆刻，“善画梅”，“尤工写兰”。
从孔宪彝的诗文来看，他在一八四〇——一八四二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具有一定的反侵略思想。例如：正当英国资本主义势力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时，他在《道旁》一诗中写道：“却出都门两日余，东南消息近何如？道旁一骑红尘过，可是将军破敌书？”殷切期望这场反侵略战争能取得胜利。又如：林则徐被贬戍伊犁后，他在《梦林少穆先生》一诗中写道：“诸葛真名士，崖州古大臣。艰危筹海国，辛苦驻河滨。负罪成孤窜，长城惜此身。须眉浑未识，入梦剧清真。”对这位抵抗派的首领表示敬仰。鸦片战争后，他在《书葛壮节公家书册后》一文中，还曾对英勇抗击英军入侵、壮烈牺牲的“定海三总兵”之一的葛云飞予以表彰，并对清王朝中的投降派进行了谴责。
孔宪彝在鸦片战争前后的文化界，是一位结交甚广的人物。在当时具有反侵略思想的知名人士中，他与龚自珍、魏源、黄爵滋、包世臣、张际亮等，都有所交往。
关于孔宪彝与龚自珍之间的交往，见于《龚自珍全集》中的最早的材料，是《阙里孔孺人墓志铭》。这篇文章中提到：“阙里孔宪彝，……道光七年，手具状，乞铭母之幽宫。”从而可知，孔、龚之间至迟在道光七年已经在京结识。在这以后，他们两人之间一直有着联系。孔宪彝所撰《盛子履先生泉史跋》中曾说：“宪彝向在京师闻翁宜泉比部所辑泉谱博洽精审，龚君定盦属求其书子外舅朱虹航先生家。……其后宪彝随宦淮壖，执经于娄东盛子履先生。先生……是书（指《泉史》）博采诸家谱录，征引繁富，……异日携之京邸，质诸龚君，当必有欣赏不置者。”这里提到的盛子履即盛大士。孔宪彝在《谿山卧游录•后序》中曾自述说：“癸巳之秋”，始从盛大士问学（“家君命彝执贽于门”）。癸巳即道光十三年。由此看来，道光十三年以前，孔、龚之间已经很熟识了。尔后，孔宪彝《对岳楼诗录》中有两首诗还能说明，道光十八年三、四月间，他与龚自珍在京有过接触（本文中，凡月、日均用夏历，以下不赘）。道光十九年四月下旬，龚自珍辞官，离京南返故乡杭州。同年九月，又北上迎接尚在北京的眷属。中途，十月间曾去曲阜谒孔庙。当时，孔宪彝在京未归，龚自珍在他家住了三天。其间，龚自珍曾向孔宪彝的弟弟孔宪庚提出，愿以自己的次女许给孔宪彝的长子庆第为妻。第二年，龚自珍在苏州时，又将自己《己亥杂诗》的刻本寄给孔宪彝。孔宪彝读后，在诗中写道：“去年来游矍相圃（在曲阜），今年小憩沧浪亭（在苏州）。我归君去两相失，江南河北山空青。”从以上可以看出，孔、龚间的交谊是相当深厚的。
关于孔宪彝与魏源之间的交往，孔宪彝《对岳楼诗续录》中有一条材料。这就是道光二十四年春，孔宪彝在京所写组诗《怀人三十二首》中的一首给魏源的诗。诗云：“早岁官凤池，频年卧江浒。读书期有用，削札记圣武[近著《圣武记》]。晚达遇仍穷[礼闱中式，以试文稿草率，罚停殿试]，著述良堪补。”组诗《怀人三十二首》的《序》中还提到：“甲辰（即道光二十四年）春，余来应部试，同人多相从，谈议文字之饮，几无虚日。迄报罢将归，复相遮留。既别，不能去怀，各为一诗寄之。”由此可知，这年春天，孔、魏在京应试期间，彼此曾有过从。
《小莲花室图卷题辞》是孔宪彝为纪念亡妻朱屿所编。朱屿，字葆瑛，又字小茝，浙江海盐人。孔宪彝《继室朱孺人事略》云：朱屿“生于嘉庆十六年（一八一一年）八月初二日，卒于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年）六月十五日，年三十五岁。”朱屿是一位女诗人，著作有《小莲花室遗稿》二卷（内诗、词各一卷）。同时，她又能画善书。据孔宪彝说：她“尝学陈南楼老人画，得其神理，遂工花鸟。善书，尤精分隶。”又有人说，她与当时擅长篆书的女书法家李纫兰齐名，“有‘朱隶李篆’之称”。道光二十五年，朱屿病故后，孔宪彝将亲友为朱屿书画（包括《学隶图》、《曹全碑临本》、《临陈南楼画册》等五种）所题的序、跋和诗词汇编为《小莲花室图卷题辞》。书名“小莲花室图卷题辞”，是因为“小莲花室”是朱屿的室名。这本书共分五卷。卷一是序、跋，卷二、卷四是诗，卷三、卷五是词。卷首有孔宪彝于“道光二十五年秋八月”所写的一篇《小莲花室图卷题辞序》，内云：“余既刻亡室《小莲花室诗词遗稿》，复辑诸图卷题辞，录为五卷，付之梓人，恐其久而散佚也。”由此可知，该书编成于道光二十五年八月。笔者所见的这本《小莲花室图卷题辞》，是北京图书馆所藏道光二十五年刻本。
三 关于龚自珍的佚文《学隶图跋》
龚自珍的佚文《学隶图跋》，是《小莲花室图卷题辞》卷一所收四篇《学隶图跋》的第一篇。
关于《学隶图》，姚燮在所题《学隶图跋》中曾说：“葆瑛女士……幼即弄翰，研乎六体之奥；近可成家，参以八分之遒。……是图之作，志所嗜尔。”盛大士所写《学隶图序》中也说：“纪此临池之迹，绘为学隶之图。”由此可知，《学隶图》是描绘朱屿临习隶书的一幅图画。按孔宪彝在《书摹隶图后》一文中曾说：朱屿“尤嗜隶书，初学史晨、孔宙诸碑，后得旧搨《曹全碑》于其从兄朵山（即朱昌颐）给谏，遂专学之，临本不下百余，……。”朱屿也曾自称“年年学隶”。可见，朱屿临习隶书是很勤奋的。
应当说明，《学隶图》并不是朱屿本人所作。盛大士所撰《谿山卧游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述：“绣山为余之门下士，随其尊人旅寓淮郡，……绣山之夫人葆瑛女士，……工隶书，扬州焦君仲梅春为写《学隶图》，系青绿宫体。余拟作水墨写意法，天寒砚冻，尚未成也。”他所写的《题学隶图》一诗，还有“乞写溪山忘我拙”的诗句，自注云：“属作《学隶》第二图”。又，孔宪彝《书摹隶图后》一文也提到过“盛子履先生所作小莲花室学隶图卷子”。从以上三条材料来看，《学隶图》共有两幅。第一幅《学隶图》是焦春（仲梅）所绘，第二幅《学隶图》（或称《学隶》第二图）是盛大士所绘。按《谿山卧游录》是一部论述画法和画家的著作。据盛大士自己说：该书始编于嘉庆二十一年，成于道光二年。道光十三年冬十二月，他在重新修订这部书时，增补了他在道光二年以后所遇画家的事迹（“旧辑《谿山卧游录》，始于嘉庆丙子，成于道光壬午，自壬午距今，又十寒暑矣。曩者持论，犹未尽允洽，所遇画家，亦宜增补，因复删润一过，厘为四卷。……癸巳嘉平十有二日，大士呵冻又识。”嘉平即十二月）。而我们知道，孔宪彝是从“癸巳之秋”亦即道光十三年秋天始从他问学的（说见前），所以，上引《谿山卧游录》中盛大士关于《学隶图》的记述，只能是写于道光十三年十二月。这样，我们又可以推知：焦春所绘《学隶图》成于道光十三年十二月以前，而盛大士所绘《学隶图》则成于道光十三年十二月以后。
孔宪彝在《小莲花室图卷题辞序》中曾说：“《学隶》第二图为汤海秋郎中留观，欲题长歌，未果而殁。卷中如陶凫芗观察、徐星伯太守……诗皆未录。当从其令子藻臣乞归。”这段话里有两点是明确的：一是他在编辑《小莲花室图卷题辞》时，还没有将《学隶》第二图从汤海秋家取回；二是《小莲花室图卷题辞》中，没有收录《学隶》第二图上陶凫芗等人的题诗。至于除他所列举的陶凫芗等人的题诗以外，《学隶》第二图上是否还有其他人的题诗或题跋；如有，而又是否收录，这些他都没有交待。笔者认为，既然当时《学隶》第二图并不在孔宪彝家，看来他所收录的很可能只是焦春所绘《学隶图》上的题辞。因此，龚自珍的《学隶图跋》很可能是题在焦春所绘的《学隶图》上，或者虽系题在盛大士所绘的《学隶》第二图上，但孔宪彝早已将此文抄存。
关于龚自珍题《学隶图跋》的时间，由于该文没有署明题跋的年月，所以只好就跋文的内容，联系有关材料来考索。该跋文中提到，朱屿“既归曲阜吾友孔绣山孝廉，益以学术相规檠，而韩勅、史晨诸汉石迩在庭庑，朝夕扪读之。”这条材料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龚自珍称孔宪彝为“孝廉”。可知当时孔宪彝已经中举，而我们知道，孔宪彝中举人是在道光十七年，所以，龚自珍题《学隶图跋》时间的上限，不会早于道光十七年。第二点：从这条材料中还能清楚看出，当时朱屿已到曲阜孔家居住了一段时间。而根据孔宪彝《继室朱孺人事略》所载，朱屿到曲阜家居是在道光十五年（“癸巳春……又二年，始归曲阜。”又，徐比玉《小莲花室遗稿后序》中也说朱屿是于“乙未归里”，乙未即道光十五年）。道光十七年以后是朱屿到盐阜家居的两年以后。所以，将龚自珍题《学隶图跋》时间的上限定为道光十七年，与这条材料中所反映出的关于朱屿已到曲阜家居的情况，也相符合。又，道光十九年十月以后，龚自珍再没有去过曲阜，也未见过孔宪彝。所以，龚自珍题《学隶图跋》时间的下限，不会晚于道光十九年十月。
值得注意的是，龚自珍在《学隶图跋》中，一则赞赏朱屿能勤于学习汉代碑刻《孔庙礼器碑》与《史晨前后碑》的隶书，再则建议朱屿进一步学习周代鼎彝铭文的大篆书体，而对她的楷书“规矩翰苑”即效法馆阁体这一点，却只淡淡地一笔带过，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呢？
我国清代书坛，继承明代帖学的余绪，嘉道以前，崇尚法帖。但是，伴随着科举制度的趋于腐朽，在科举考试中“以书取士”即偏重书法的倾向日甚一日，由此造成了馆阁体的书法盛极一时的局面。关于“以书取士”的情况，龚自珍曾经谈到：当时，在所谓“殿上三试”即覆试、殿试和朝考中，都要“遴（挑选）楷法”，即以试卷的楷书是否“光致”定优劣。“三试皆高列，乃授翰林院官”。此外，“其非翰林官，以值军机处为荣选。……保送军机处有考试，其遴楷法如之。“京朝官由进士者，例得考差，考差入选，则乘轺车以衡天下之文章（即充任主持各省乡试的主考官）”，而这种考差，“遴楷法亦如之”。楷书如何既然被提到这样突出的位置，成为封建士子“荣辱之所关”，这就驱使那些封建士子纷纷“取一二春风得意者以为随时”，“转相师效”，“日习院体（即馆阁体）”。流风所及，“人习家摹，荡荡无涯”。当时馆阁体的字，正如有人所批评的那样：“平直如算子（即算盘珠）”，毫无生气。同这种馆阁体相对立，还在乾隆时代，郑燮、金农等人的字体就“参用隶笔”，表现出反馆阁体的趋向。尔后，著名书法家邓石如更是苦心孤诣地学习古篆隶笔法，他的篆书取法于汉代碑额，尤能独树一帜。而与龚自珍生当同时的书法理论家包世臣，则大力提倡具有汉隶笔法的北碑。于是，从这以后的清代书坛逐渐兴起了写北碑和篆隶的风气。
龚自珍在《学隶图跋》中所表现出的思想倾向，显然正是同当时书坛风气的转换相适应的。同时也说明，他是嘉道以后新兴书法潮流的一个赞助者。而龚自珍之所以站在书坛新潮流的一边，也并不偶然。这首先因为龚自珍对馆阁体的书法是很反感的。他在道光九年“中礼部试”，考取了进士以后，就是由于不善于写馆阁体，“殿上三试，三不及格，不入翰林；考军机处不入直；考差未尝乘轺车”。基于这种切身感受，他曾特意撰写了一部《干禄新书》，对科举制度偏重书法的弊端予以讽刺。他还这样说过：“馆阁之书，惟整齐是议，则临帖最妙。夫明窗净几，笔砚精良，专以临帖为事，天下之闲人也。吾难得此暇日。”如果说，在这里，龚自珍还只是发泄了他对馆阁体的不满的话；那末，他的《学隶图跋》则透露出，在书体方面，他也是主张打破馆阁体的束缚而别辟蹊径的。
其次，龚自珍之所以站在当时书坛新潮流的一边，也同他与包世臣、邓守之等人的密切交往不无关系。如所周知，包世臣在书法方面是非常推崇邓石如的；邓守之是邓石如之子，何绍基曾说他“作印、作书俱能秉父风”。从一些材料来看，龚自珍至少从道光初年起就与包世臣、邓守之有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在这相互交往的过程中，耳濡目染，他的书法见解自然会受到当时书坛新潮流的影响。何绍基就曾谈到：“包慎翁（包世臣）、龚定庵，……每为余言完翁（邓石如号完白山人）摹古用功之深。”可见，龚自珍同包世臣一样，对邓石如的书法也很赞赏。从这里可以进一步看出，龚自珍在《学隶图跋》中那样倾心于古篆隶书体，是毫不奇怪的。
四 关于魏源的佚诗《题曹全碑临本后[并序]》二首与《题学隶图》
魏源的佚诗《题曹全碑临本后[并序]》二首，见于《小莲花室图卷题辞》卷二。
关于《曹全碑临本》，据孔宪彝说，朱屿生前有关《曹全碑》的临本，“多为人乞去，殁后仅存三、四册，并花鸟画册装而藏之”。又据杨炳春所题《曹全碑临本跋》云：朱屿病故以后，“绣山伤悼之余，检所临《曹全碑》数本装治成册，索题于余，展观再四，如对真本，……道光乙巳七月杨炳春获观于渔山讲舍并跋。”按道光乙巳即道光二十五年。从上面所引的两条材料可知，孔宪彝请人为之题辞的《曹全碑临本》，是朱屿生前有关《曹全碑》的临本中的三、四本，这三、四本临本在道光二十五年七月以前，即朱屿去世后不久，即由孔宪彝装治成册。魏源在其诗作《题曹全碑临本后[并序]》的《序》中说：“适葆瑛夫人新逝，得临《曹全碑》遗翰，仅题数语，用代挽章。”显然，魏源题诗其上的，当是这三、四册临本中的一册。
魏源在《题曹全碑临本后[并序]》的《序》中，一开头就提到他这次到曲阜的时间：“道光乙巳夏六月廿八日，访绣山兄于阙里。”按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载：魏源于“甲辰（即道光二十四年）中式礼部会试第十九名。乙巳补行殿试，第三甲，奉旨赐同进士出身，以知州用，分发江苏。是秋奉檄权扬州府东台县事”。由此可见，魏源到曲阜访问孔宪彝，是在他道光二十五年补行殿试以后，权东台县事以前。这也就是说，魏源是在这一年离京赴江苏的途中去曲阜的。
该《序》中又说：“志两世交好”，可知魏源不仅与孔宪彝，而且与孔宪彝的父辈也有交谊。
魏源的另一首佚诗《题学隶图》，也见于《小莲花室图卷题辞》卷二。
魏源《题学隶图》诗中云：“底事鲰生来问字，正逢弦断蔡邕琴。”足见，他的这首诗也是在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到曲阜，正值朱屿病逝以后所作。
我们已经知道，《学隶图》有两幅。那么，魏源的这首诗是题在哪一幅《学隶图》上的呢？如前所引，孔宪彝说过：“汤海秋郎中”生前曾将《学隶》第二图“留观”，而直到孔宪彝编辑《小莲花室图卷题辞》时，此图也还没有从汤家取回。按汤海秋即汤鹏。据《清史列传》，他子“道光二十四年卒”。由此可知，从道光二十四年汤鹏去世前，到道光二十五年八月，《学隶》第二图都一直放在汤家。而魏源是于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在曲阜孔家为《学隶图》 题诗的。显然，他的这首诗一定是题在焦春所绘的《学隶图》上。
应当指出，关于魏源于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到曲阜这件事，不仅其子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中没有记载，而且，魏源诗、文集中也都没有明确提到过。所以，魏源的《题曹全碑临本后[并序]》等三首佚诗，有助于增进我们对魏源生平事迹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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