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与蕴之书

《与蕴之书》见《清代名人书札诗稿》，北京图书馆藏。

这封信的全文是：“蕴之仁兄大人阁下：不晤积载，契阔良深。夏间驾过江南，适弟甫遭大故，戢影东台。顷过广陵，晤童石塘太守，始知行旌北上。一麾出守，就近迎养，差慰积念。并承锦注，拳拳关切，悯范叔之寒，代为束手，尤见故人良友之谊。弟半载东台，只因漕务受前任之累，赔垫四千金，现在交代尚未算值，清查发令之初，未知如何出脱。其尤急者，全家数十口指日悬磬，而先榇至今尚留滞东台，未能奉移，其窘为生平所未尝。倘吾兄有信致云湖都转师（系家兄辛巳座师），望为筹一馆地，俾两载内稍裨薪水，则锡类之仁，身家均感矣。至江省钱漕，日累一日，将来不知作何究竟？吾兄告迎黔阳，洵系卓见。何子贞已得差否？春间曾寄银五十两，托其买高丽参，为家中医药急需。倘子贞出差，望向子愚代询之。其参亦望觅便寄石塘处也。又严仙舫兄一信，望并寄去为荷。谨此泐布，即颂升安。愚弟制魏源顿首。八月十二日。”

这是魏源写给朋友的一封信札原件。这封信写于何时？写给谁（即蕴之是谁）？都需作一些考释工作。

首先，这封信写于何时？信中说：“夏间，驾过江南，适弟甫遭大故，戢影东台。“先榇至今留滞东台，未能奉移。”又说：“弟半载东台。”“大故”指父母丧。据魏源子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载，魏源于道光十一年丧父，二十六年丧母。二十八年葬其父于江苏上元县，葬其母于句容县。《事略》又载，魏源于道光二十五年秋奉檄权扬州府东台县。可知信中所说的“大故”是指他母亲的丧事。写信时间为母丧以后，安葬以前，及在东台半载以后，即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十二日。这时他因母亲去世不久，所以在信中下款署“愚弟制魏源顿首”，盖仍在守孝期间。

我们从信中所涉及的几个人的事迹来看，也可证明这封信是在道光二十六年写的。

信中说：“顷过广陵，晤童石塘太守。”又说：“其参亦望觅便寄石塘处也。”童石塘即童濂，湖北江夏人，道光间自海州分司运判升任淮北监掣同知，二十六年时任此职。同知为五品官，知府为从四品官。同知为知府以下重要官员，级别稍逊于知府。魏源称童濂为太守，或为尊敬之称。广陵指扬州。两淮盐务中心在扬州，东台县属扬州府，所以二人常在扬州会晤。

信中又说：“倘吾兄有信致云湖都转师（系家兄辛巳座师），望为筹一馆地，俾两载内稍裨薪水，则锡类之仁，身家均感矣。”信中所说“家兄”，指魏显达，为魏源堂兄，道光元年举人。其座师为但明伦（道光元年湖南乡试考官）。但明伦字天叙，号敦五，又号云湖，贵州广顺人。都转即都转盐运使。但明伦于道光二十二年自江苏常镇通海道升任两淮盐运使。继以侵帑失察案降职，捐复道员。二十五年再任盐运使，直至二十九年。二十六年时正任盐运使，故信中称他为“都转”。

另据李柏荣《日涛杂著》据所见邓守之日记云：“默深既赴扬履新，率钱谷诸友以自随，守之则与默深叔侄寓旅邸为默深钞《老子本义》及《墨子章句》。”其叔侄中大约就包括魏显达在内。正是由于“赴扬履新”，携带多人，又在东台县令期间代前任赔垫漕项，生活发生困难，因此请受信人代向但明伦求助。

信中又说：“何子贞已得差否？……倘子贞出差，望向子愚代询之。”何子贞即何绍基，湖南道州人，官翰林院编修，曾三次充任考官出差：第一次在道光十九年，充任福建乡试正考官。第二次在二十四年，充任贵州乡试副考官。第三次在二十九年，充任广东乡试副考官。咸丰二年任四川学政。信中所说：“已得差否？”大约指第三次出差去广东。出差前，即道光二十六年，何绍基正在北京。他的诗集《东洲草堂诗钞》中有《琉黎厂火神庙肆因冗不得游，十八日始至，庙肆散矣。乃得莲心先生画一轴，兼有陆篠饮、汪韩门题句，次韵志喜》、《闰端午日韩小亭招集龙树寺，作图纪事》等诗，都作于道光二十六年，可以为证。

信中又说：“严仙舫兄一信，望并寄去为荷。”严仙舫即严正基，湖南溆浦人。原在河南任知州，道光二十一年丁母忧回籍。二十五年服阕，赴礼部引见。道光二十六年任奉天复州知州，因足疾乞去，江南督抚保留江南，不久简放江宁府知府。此时严正基大约正在北京候补或初去复州不久，故受信人在北上至京时，可以顺便代寄其信。如在二十五年以前则不易见到，如在调到江南以后，则不需受信人北上代寄了。

凡此都可以证明这封信写于道光二十六年。

其次，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蕴之是什么人呢？

姚燮《扬州寄汤海秋郎中书》云：“时孔君以‘燕山话别图’示仆，盖孔君于戊戌官刑部时，鲁君与潘君彦辅同寓其宅。于别时，浼温君翰初所作。若张亨甫、梅君蕴之皆有题什。是时仆与足下数数于彼过从。……此直六七年事耳。至于今，潘君逝焉，而若翰初、亨甫、蕴之诸君亦皆身无成名，墓有宿草，披图感喟，又曷禁与宥函诸君遥忆足下之远隔二千里而不与共今聚也”（《大梅山馆集》，《复庄骈俪文榷二编》，卷四，页15—16）。孔君即孔继镕，字宥函。蕴之即梅植之，字蕴生。姚燮在另首诗中也提到这件事：《为孔司马作〈淮南感逝图〉系以诗》注云：“戊戌之春，潘四农德舆、鲁通甫一同、吴稼轩大田，同寓宣武坊孔司马寓斋，温翰初农部肇江为作《燕山话别图》，通甫序之，四农为之记，且有诗。张亨甫际亮、梅蕴生植之两孝廉题其后。数年以来，潘、温、张、梅诸君并下世，开卷为之怃然。因补《淮南感逝图》于后，题二十八言，用潘君韵也。”可知蕴之即蕴生。梅植之《题〈江亭送别图>》诗有“蓟树青云远，燕山落日迟”之句，可能即是姚燮所说的题什（诗见《嵇庵诗集》，卷九，页12）。魏源和梅植之确曾相识，因梅植之系扬州人，魏源长期在扬州居住。张际亮有《不见默深舍人数年矣，今乃遇之扬州。又识梅君蕴生、吴君熙载，喜可知也。……舟至高邮，慨然作诗，奉寄诸君》诗，可知他们在扬州是有过来往的。但梅植之逝世较早。姚燮诗作于道光二十四年，孔继镕《悼江都梅孝廉植之》诗亦作于二十四年，其时梅植之已死，而魏源信则稍晚。而且梅植之只是一个举人，并未做郡守。所以这个蕴之应作蕴生，不是魏源信中所称的蕴之。

同时人字蕴之者还有蔡璨，湖南益阳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字蕴之。但系常德府教授，丁忧后改衡州府教授，与信中所说“一麾出守”的情况不符，时间亦稍早。

又帅远□字蕴之，号逸斋，湖北黄梅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散馆授编修，咸丰二年以后始援例以道员候选，官至江西委用道，死于太平天国战事中，未为郡守，时间亦稍晚。

惟胡林翼的经历与信中所说的情况很相似。胡林翼字贶生，一字润芝（或润之、咏芝、咏之），湖南益阳入。道光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十八年散馆授编修。二十年充江南乡试副考官，坐失察降级。二十一年丁父忧，路过扬州回乡。二十六年二月服满后，再去扬州，原拟由盐运使但明伦署中捐官未成。闰五月入都。六月，援陕西捐输例报捐内阁中书，改知府，分发贵州。十二月出京，仍取道扬州。二十七年三月还家。四月，其母汤氏率眷属乘船至常德与胡林翼会合赴任。六月到达贵州贵阳。十一月，委署安顺府知府。官至湖北巡抚。

魏源信中说：“夏间驾过江南”，指胡林翼于道光二十六年一月自湖南到扬州谋职，闰五月始离开扬州北上，其间还曾到过镇江（焦山）、苏州等处。“顷过广陵，始知行旌北上。”指胡林翼已自扬州去北京的事。“一麾出守”，指于六月间援例报捐。此时胡林翼已写信回家向其叔父报告在京捐官情况，亦必向扬州友人告诉此事。魏源已知他报捐知府，即将去贵州赴任。“就近迎养”，指去贵州途中路过湖南，即将迎接其母一同赴黔。这些事迹都与书信内容相符。可知蕴之与润之为一人，蕴与润在湖南为同音字，魏源得任意写之。

我们还可从魏源以及信中提到的几个人，如何绍基、但明伦、童濂等和胡林翼的关系来看看。

魏源和胡林翼的关系，首先，魏源和胡林翼都是湖南人，是同乡。其次，魏源曾在两江总督陶澍幕府，而胡林翼自幼即与陶澍第七女静娟订婚，道光十年在益阳入赘陶家。十二年，偕其妻及岳母贺氏至江苏陶澍任所。魏源此时正在陶澍幕中。他们与陶澍的关系，一个是幕府兼旧友，一个是世交兼子婿，关系自然要近些。胡林翼又曾从贺熙龄读书，魏源长期任贺长龄幕友，和贺家的关系也较深。

胡林翼和何绍基的关系，他们都是湖南人，是同乡，又同年进入翰林院。据民国《镇洋县志•李汝峤传》云：“李汝峤，字方壶，……官翰林时，与益阳胡林翼、道州何绍基号莫逆。”（卷九，人物一，页23）又据《梅礼部（钟树）家传》云：“君十上公车，前后交何文安父子，胡文忠父子，罗文僖、劳文毅、贺耦耕兄弟、汤海秋，并一时名人，而湘皋又为其县学官，相得甚欢。以此京朝乡里诸闻人，无不敬礼。”（《梅氏遗书》，传，页2—3）胡文忠父子即胡达源和胡林翼，何文安父子即何凌汉和何绍基，贺耦耕兄弟即贺长龄和贺熙龄，都是湖南人在北京做官。胡达源官翰林院编修、詹事府少詹事等职。何文安即何凌汉，官至工部、吏部、户部尚书，长期做京官，所以两家关系密切。胡林翼、何绍基、李汝峤还是“莫逆之交”。何绍基在胡林翼死前不久，还到太湖营地去看他（见何绍基《胡咏芝由英山移营太湖，书来相迓，留别汪梅村、丁果臣》[庚申]、《挽胡咏芝宫保，客腊在太湖大营小住三日，深谈造微，君为凄感》[辛酉]等诗，均见《东洲革堂诗钞》，卷二十二及二十三），可见他们直到晚年还有来往。

胡林翼与但明伦的关系也比较深。胡达源和但明伦是嘉庆二十四年的同年进士。但明伦是贵州人，道光八年胡达源到贵州任学政，曾为但著《广顺州志稿》作序，关系日益亲密，又在北京做官，后来结成亲戚。胡林翼在《广顺州志序》中说：“（林翼）及服官京邸，纳交黔中人士，率多殊尤异敏。广顺但云湖先生与先宫詹（胡达源）为会试同榜，谊气相符。重以姻娅，林翼又获交哲嗣小云太史。”（《广顺州志》）道光二十一年，胡达源病死，胡林翼扶柩回长沙守制。二十五年十二月，湖南巡抚拟聘请胡林翼主讲湘阴仰高书院，两淮盐运使但明伦特派人持信邀他到扬州去，愿代为捐复官职。因此，胡林翼谢绝了书院的聘请，改为北上复职。但明伦的儿子但培良是胡家的女婿（大约是胡林翼之妹胡春芝之婿）。据梅英杰《胡文忠公年谱》载，在胡林翼去贵州赴任时，从扬州把他带到长沙去结婚。胡林翼所说的“姻娅”关系即指此。正是由于这些关系，所以魏源在信中才托胡林翼请但明伦为魏显达谋一馆地，以解决生活问题。

胡林翼与童濂也有来往。童濂长期在江苏淮北任职，自海州分司运判升任淮北监掣同知，是陶澍的属员，大约就是这种关系和胡林翼熟识的。梁章钜在辞去江苏巡抚以后，曾在扬州住过。他在《石塘招同胡润芝太守林翼、罗茗香、吴熙载及恭儿小饮，九叠前韵谢之》诗中说：“欣联墨缘侣，招饮冶春天。肴核推精美，烟云养静便。纵谈新治谱（润芝新以郡守分发贵州），细酌旧吟篇。此会真堪纪，非徒捉醉筵。”（《浪迹丛谈》，卷十一附，页3）

梁章钜这首诗，未署写作年月。但考梁章钜在扬州居住的时间，据他的《道光年间四太傅》文中说：“道光丙午，余居扬州。”（《浪迹续谈》，卷七，页1）丙午即道光二十六年。又《致刘玉坡督部韵珂书》中说：“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之夏，……前岁因家食不给，挈儿辈出，代为谋官，作糊口计。继因左支右绌，集腋不成，遂在扬州迁延一年。”（同上，卷八，页11—12）可知梁章钜居住在扬州的时间是道光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参加这次宴会当然就是在这一年中。可能就是在胡林翼从北京去贵州赴任经过扬州时举行的，所以梁章钜诗中有“纵谈新治谱”之句，情况与魏源所写正相吻合。这首诗也算是魏源信札的一个有力证明吧。

从以上所举事实来看，可以认为：魏源《致蕴之书》是在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十二日写给胡林翼的。这时魏源已听说胡林翼捐复知府，正在北京候差，便写了这封信托他办几件事。在这以后，胡林翼便去贵州做官。由于路途遥远，他又参加了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事，魏源便没有再和他联系。这封信不但告诉我们魏源和胡林翼有过这样的交往，而且还谈到了他在这几年的情况。因此在考察魏源事迹中它是一件比较重要的史料。李柏荣作《魏默深师友记》收录和魏源有来往的师友共七十五人，其中没有胡林翼，可能是由于没有看到这封信或不知道蕴之是谁的缘故。

　　二  与姚梅伯书

《与梅伯书》见《清代名人手札甲集》。

这封信的全文是：“梅伯仁兄大人左右：小诗奉饯，即祈示正。陈寿卿兄扇已送去，而来信云：伟堂夫子欲求绘团扇数柄，务恳拨冗为之（只用单款可也）。明早送伟师处，并取李芸舫太守之信也。陈世兄来信并附阅。即颂行祺。海秋字均送上，查收。弟魏源顿首。”

梅伯即姚燮，浙江镇海人，著有《大梅山馆集》，善绘画，工花草人物，晚年多画梅。为魏源友人之一。

魏源此信作于何时？据蒋敦复《例授文林郎即选知县姚君墓志铭》云：“道光甲午中浙江乡试榜举人。……十年不字，名在公卿，三荐未售，牍补外吏。戊戌由誊录即选知县。……甲辰计偕后，息影邱园，绝意进取。”（《大梅山馆集》，《复庄骈俪文榷二编》）可知姚燮曾多次到北京应试，最后一次是甲辰，即道光二十四年。

姚燮《扬州寄汤海秋郎中书》云：“自与足下别，河行五十余日，抵清河已夏末秋始矣。……及闻仆将南下，而足下与魏君置酒城东之楼，为仆饮饯。”（《复庄骈俪文榷二编》，卷四，页14一17）这是姚燮追述道光二十四年会试完毕后，返回家乡以前，汤鹏和魏源曾在北京东城酒楼为他饯行。魏源信中所说：“小诗奉饯”，即指此次分别前所作的诗篇。诗题为《走笔送姚梅伯燮归四明》，见《古微堂诗稿》，又见姚燮《曹户部楙坚席上醉后长歌赠魏源兼示汤郎中》诗，附魏源《和作》。（见《大梅山馆集》，《复庄诗问》，卷二十七，页9）

魏源诗云：“年来东海扬鲸鳍，万家荡析无安逵。……仆亦从戎东海湄，翁州普屿狎魅夔。”又云：“君来访我我已违，不逢海滋逢燕圻。”前句咏鸦片战争时魏源曾参与抗英斗争，并曾到浙江定海。后句咏姚燮到定海访魏源，魏源已经离开那里。二人未见于定海，却相逢于北京。据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云：“甲辰，中式礼部会试第十九名。”可知二人于道光二十四年在北京因参加会试而晤面。姚燮未考中，回家前魏源等人设宴饯别，并赠诗留念。此信即作于姚燮将离北京时，故信中云：“即颂行祺。”

信中所云“伟堂夫子”，即陈官俊，字籲尊，号伟堂，山东潍县人。嘉庆十三年进士，翰林院编修，道光二十四年任工部尚书，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曾充道光二年顺天乡试同考官，魏源于这一科考中第二名，又充道光二十四年会试正考官，故魏源称之为伟堂夫子。

海秋即汤鹏，卒于道光二十四年七月，姚燮于这年五月南下，回家路上作《寄汤鹏、魏源》诗。（见《复庄诗问》，卷二十九，页1）不久闻汤鹏逝世，又作《闻汤户部讣，哭之以诗，得七章》，诗中说：“短车五月别，别路沙雨凉。别路仓猝中，慰之后期长。万里两寸心，斗轸遥相望。子死吾不知，知还疑未死。下马城南街，分明手携子。敢以此别后，终无重见期。……”（见《复庄诗问》，卷二十九，页13）二诗均作于道光二十四年。信中云“海秋字均送上”，此时汤鹏尚未去世，故得作书给姚燮。

因此，可知这封信是魏源在道光二十四年姚燮尚未离开北京时写给他的。

　　三  复邓守之书

《复邓守之书》见《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七号。

这封信的全文是“接手札，具悉行旌安稳抵京，甚慰。源与挹之处此，每有寂寥之感。惟有勉理旧业，来春相见京师耳。札中言：本欲回车来口，因源向挹之有成言，是以不来。源反躬自思，不但无此语，即询之挹之，亦并未尝向足下言之。且文驾之去也，军门劝之，挹之劝之，足下亦自决之。而忽有微词于源，何源之命蹇，动辄得咎耶?足下非妄怨人者，源惟有自反而已。天寒尚慎眠食，以时力学，自重为祝”。

又一封云：“前书谓，源与挹之退有后言，方切悚惧，昨札则已释前疑，而止谓词儿之间不甚亲洽。夫舍其大而责其细，宽其重而就其轻，是故人之恕也。交久而不略其文貌，责过而不忽于细微，是故人之周也。源素性粗疏，动多尤悔，故人知之，岂自今日？然在他人则将以为不足责备而置之，自非直谅肫勤之君子，其尚肯齿诸朋友之列而规诲不倦乎？近与挹之讲习切磋，颇知自反，尚望时贶良药，以针以砭，不致遐弃，以全始爱。诗云：‘无我恶兮，不寁故也。’明春入都面晤，乃竭其愚。前接秋舫书，言足下受定公之托，颇不容易，未知日内光景何如？定公正月即可抵京否？日内闭户作何工夫？念念。天寒，惟珍重不宣。”

邓守之，即邓传密，为书法家邓石如的儿子，与魏源为挚友。前信言，二人因某事误会，魏源因此写信自白。后信言，误会已经解释清楚，和好如初。它反映了知交之间，互相諴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友情因之更为增进的情况。据李柏荣《日涛杂著》云：魏源“入都后，治学甚殷，……迄签发江苏，听鼓金陵，遂权兴化令事时，与之往还最密者，惟邓传密守之。……默深既赴扬履新，率钱谷诸友以自随。守之则与默深叔侄寓旅邸，为默深钞《老子本义》及《墨子章句》。”可见二人友谊至老未减。

至于这封信写于何时呢？信中云“来口”，即古北口。“军门”即直隶提督杨芳。“挹之”大约即杨芳之子承注。据魏源与贺熙龄信云：“旧东杨果勇驻节辰州。”（《魏源集》，页840，《致柘农信稿一》）又《宫傅杨果勇侯西征凯旋寿诗集杜》诗云：“昔在严公幕，杜陵有布衣。……稍酬知己分，欲报凯旋归。”注云：“公子承注，旧从余游。”（《魏源集》，页796。按此诗为何绍基代作，另见《东洲草堂诗钞》，《古微堂诗集》不载此诗。《古微堂诗稿》收入此诗，但有改动。）李柏荣《日涛杂著》亦云：魏源“曾馆古北口杨氏家中，教其子弟，兼治举子业”。可知魏源曾在杨芳幕中，授杨承注学。据杨芳《自编年谱》载，杨芳于道光元年六月，奉旨调任直隶提督，九月到古北口任事。道光三年十二月，奉旨调任湖南提督，次年正月起程赴任。魏源大约于道光二年至三年馆于古北口杨芳家中。

又信中云：“前接秋舫书，言足下受定公之托，颇不容易。……定公正月即可抵京否？”秋舫即陈沆，与魏源亦挚交，卒于道光六年，作书时陈沆尚在。定公即龚自珍，号定庵，故称定公。此时龚自珍正在浙江家中。

此信可与龚自珍《致邓守之书》并看。龚书亦见《甲寅》杂志同期。书云：“守之足下，望吾弟之车尘，至于不可复见而后反。归来恍若有亡。转一念曰：吾平生好奇，然未一出塞。足下乃从名将至长城，书剑磊落，又足羡也。古来诗人文人为记室参军者多，然几 人有此英遇耶？重以公子之贤贤而好客，遥想两君高谭驶辩，倾出心肠，足令塞禽惊舞矣。”又云：“天寒岁暮，足下旅居，何以为怀？未卜年内有试事否？兄冒三十三日之冰雪，踉跄而归。家严慈幸皆无大恙。家慈受惊不小，儿子等几乎不救。痛定思痛，言之心骨犹栗。而奇灾之后，万事俱非。或者柳子厚所云：黔其庐，赭其垣，以示人，是亦祝融回禄之相我耶？”这封信也未署年月，但从内容看，前段云，邓守之与魏源同去古北口就馆。后段云：家中发生火灾，这些事都发生在道光二年。龚信又云：“而试期又迫，正月初旬，即须买棹北上。”这是指道光三年将举行会试，龚自珍为了准备应试，正月即须返回北京，与魏源信中所说：“定公正月即可抵京否？”正相一致。由此可知魏源此信大约写于道光二年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