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闻兵革话承平，几见承平话战争？
鹤尽羽书风尽檄，儿谈海国婢谈兵。
梦中疏草苍生泪，诗里莺花稗史情。
官匪拾遗休学杜，徒惊绛灌汉公卿。

在鸦片战争爆发后的两三年中，魏源以激越澎湃的爱国热情写下两组反映鸦片战争史事的七言律诗，即《史感前十章》与《史感》。“史感”，顾名思义，自是对鸦片战争史事感怀的意思，以《史感》命题，见出作者对这两组诗颇以“诗史”自期。这首是《史感》中的一篇，也是思想和艺术结合得较好的一篇。

诗写于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南京条约》签订之后。全篇分为两部分，前四句重在揭示形势，后四句重在抒写情怀。揭示形势则出以感喟，抒写情怀则扣紧形势，虽为两橛，却浑然一体。

先说诗的前半。1840年的鸦片战争给予中国的震动是无比巨大的。近代著名诗人黄遵宪后来曾写下这样的诗句：“七万里戎来集此，五千年史未闻诸。”的确，数万里外的国家，飘洋过海，将它的侵略铁蹄踏上中国的土地，是我国几千年古史上不曾听说过的。这场战争以清王朝的屈辱投降告终。战事结束了，条约签订了，和平恢复了，然而真个从此又天下承平了吗？否。以丧权辱国的条约换来的和平，不是将敌人赶跑了，而是把它放进来了；不是将侵略威胁解除了，而是使这种威胁变得更直接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侵略者岂止已踞卧榻之侧，而且并非鼾睡，它虎视眈眈在窥伺扩大侵略，十多年后，不就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吗？这便是鸦片战争结束时的形势，也是前四句诗所要表现的中心内容。

那末，作者是怎样将这种形势化为诗的语言和形象的呢？先从颔联（第二联）谈起。这一联的两句都是直接揭示侵略威胁的，不过诗人没有从侵略者身上落笔，而是从威胁所及的侧面着墨，这样写，使诗句显得实中有虚，不刻板，不呆滞，有活气，有韵味。前一句用了肥水之战的典故。公元383年，号称百万的前秦大军，在肥水上被东晋的军队击溃，史书记载，前秦士兵败逃之际，“闻风声神鹤唳（鸣叫），皆以为王师（东晋军队）已至。”“风声鹤唳”，已带有张皇惊扰的浓郁气氛，诗人却再加以改造。“风声”去其“声”，“鹤唳”去其“唳”，又将“风”“鹤”与“羽书”及“檄”直接联系起来。“檄”是用于征召的军事文书，“羽书”也是檄，不过上插鸟羽以示紧急，故也称“羽檄”。“鹤尽羽书风尽檄”，使原典凭空添加一股军书频传的气息，陡增侵略威胁的实感，描写不安定的局势，可谓锋锐传神。

再看后一句。“海国”，指西方侵略者，因为对中国大陆来说，它们是海外国家。“兵”即兵革之事，谈“海国”、谈“兵”，即谈侵略者、谈战争。妙在用一个“儿”字和一个“婢”字。“儿”是童子。童子尚且如此，大人自无须说；“婢”是使女，婢仆尚且如此，主人更何待言！短短七个字展现出来的画面是：上上下下，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无不把侵略与战争当作了中心话题。真个是户户不得安宁，人人不得安生，刻画侵略威胁的深广，又可谓穷形尽相。龚自珍《己亥杂诗》有“儿谈梵夹婢谈兵”之句，作者从老友那里挪用来，改换两个字，自成佳句新章，不能不佩服诗人的善于偷胎换骨。

战火已经消歇，人们却毫无安全感，仍然是“鹤尽羽书风尽檄，儿谈海国婢谈兵”，岂非咄咄怪事！不错，的是怪事。所以逼出了首联的一诘：只曾听说动乱之年谈说追想和平，几曾见过承平之世纷纷议论战争！诘问得强而有力，显示出感愤的无比深沉。再略加体味一下，不难发现，两句的主旨只在“几见承平话战争”一句，前一句完全是拉来作陪衬的。然而这正是诗人匠心所在。不用单句直叙，而酝酿成对句双出，让它们前后辉照，彼此映衬，使得诗意显豁，诗笔抑扬，诗语峭警，将呆句写活了，平句写奇了。

就内容上讲，一、二两联很难说何者应当在前，何者应当在后。颔联是“承平话战争”的事实，首联是对“承平话战争”的感慨。先言事实，后抒感慨，或先发感慨，后补事实，于逻辑上、诗的脉理上均无不可。然而诗人作了现在这样的安排。不要小瞧了这一点章法上的匠心，何先何后，艺术效果迥不相侔。问诘感喟之句在前，诗语喷薄而出，起势突兀劲拔，全篇都被带活了；换一下位置，从事实叙起，便不免显得平了、弱了。正象唐代诗人王维《观猎》的开篇：“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先给你一个迎风张弓的英武矫健的形象，再补出将军射猎的事实，便起语不凡，警动有神；颠倒过来，“将军猎渭城，风劲角弓鸣”，便啴缓乏力了。

再说后四句。面对前四句勾勒的形势，作为一个爱国者，怎么能不五内如焚、焦灼不安呢？颈联便转入忧国忧民情怀的抒写：“梦中疏草苍生泪，诗里莺花稗史情。”前一句忧民，后一句忧国。两句同样都不率语直说，而是迂回曲折的体现。前一句忧民之情是从“为民请命”的角度构思。“疏草”即奏疏，指向皇帝上奏章。奏章当然只能醒着的时候写，说“梦中疏章”，连做梦还在草奏，可见寝兴不忘，梦寐以思，忧民深情便跃然纸上了。疏草的内容呢？是人民痛苦。经历战争，人民苦痛之多，何堪举数！多少人家的生计被摧毁，多少人流离失所？沉重的赋税徭役负担，又加重了多少？战争搅扰，江河不治，水旱连年，又有多少人家陷于颗粒无收的境地！“小大东空机杼竭”，“干戈水旱自相争”，“荒年谷贸丰年玉，下赋田征上赋钱”，都是诗人当时写下的诗句。这哪里是几个字包容得了的！然而诗人却只用了一个字——“泪”，真是绝妙的概括，最普通，最平常，又最集中，最有力。后一句忧国之情，则从诗心文情所系这个侧面落笔。产鸦片的罂粟花也写作莺粟花，所以“莺花”即指鸦片战争。“稗史”本对正史而言，指杂记琐事传说的野史，诗人这里则引申为私家的史书著述。他这时刚好初步完成了《圣武记》和《海国图志》。前者记叙王朝历次重大武功，意在鼓舞士气；后者备载世界各国状况，旨在了解敌人，探求应对方针。两书都不出抵御外侮之志。“诗里莺花稗史情”，诗心所系，不出“莺花”，文情所寄，尽在“稗史”，不言忧国，忧国深衷已力透纸背。这两句在艺术表现上的旁推侧转，使得诗意醇深，韵味悠然，耐人吟咏咀嚼。

律诗的中间两联要求对仗。凑两副对子并不难，但要成为上品，做到既精工而又自然，却非易事。作者的这两联，内容质实而富虚神，对仗工巧而具活气，匠心细密而现浑成，不呆不板，不滞不拙。细勘无字不工，读来全然不觉，勘称对仗的典范。

“梦中疏草”，关切民生，“诗里莺花”，系心国事，其结果又会怎样呢？对此诗人有切实的体验。1841年，当战火延烧到江浙地区时，他曾一度入督兵江浙的裕谦幕府，但身微言轻，意见不受重视，“战和谁定算？回首钓鱼矶”，只好怅恨而归。他的《秋兴后》一组诗中，有一首是悼念军机大臣王鼎的。王鼎力保林则徐而言不见用，最后自杀以行尸谏。重臣之言尚且如此，何况一芥小民！于是有了末联的两句。前一句用唐代杜甫的典故。拾遗是职掌讽谏的官，杜甫曾在唐肃宗时任左拾遗，关心国事，屡上谏章。后一句用汉代贾谊的故事。绛指绛侯周勃，灌指灌婴，他们都是汉朝的公卿元老。当时贾谊年少有识，对政事多所建白，结果遭到二人的妒害。两句说，不要象杜甫那样向王朝进谏吧，不过白白招来公卿大臣们的猜忌打击而已。表面上是消沉话，骨子里全是牢骚愤激语，等于说当时的朝廷毫无指望，在这背后展示出来的是王朝的极度腐朽，由此诗意又进了一层。从全诗看，唯此两句略为板拙，然由于思深情激，对诗境有所展拓，便也浑然不觉了。

明人胡应麟说：“近体之难，莫难于七言律。”他提出八句五十六字应当“意若贯珠，言如合璧”。所谓“意若贯珠”，即句意精实而承转如流。这首七律造意无浮说浪语，四联相属如前涛后浪，起伏推激，够得上胡氏所说的“贯珠”的标准：“如夜光走盘，而不失回旋曲折之妙。”所谓“言如合璧”，即用字精粹而妙合无间。这首七律锻字无斧凿之迹，琢句无杈枒之态，也够得上胡氏所称“合璧”的标准：“如玉匣有盖，而绝无参差扭捏之痕。”算得上七律的“合作”。

近体中，七律为难。七律中，写时事为难。何则？以七律抒情，可借景为助，情景相生，易于流美而富神韵。对史事兴感，情况则大大相同，过虚则泛而不切，事无所属；过实则刻板粘滞，质而乏味。本诗不然，首联以对起的诘问增趣，颔联、颈联都善于避正就奇，转实为虚，末联则以用事和反语添一层曲折，虚而不泛，实而不呆，形象丰满，而诗趣盎然，对政治诗的创作，不无借鉴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