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之间的交往大约开始于公元一、二世纪，至隋唐形成了一次高潮。之后由于中国封建制度逐渐走向衰微，再加上日本经过中国文化长期的熏陶，产生了“国风文化”，于是对中国文化的追求便慢慢地失去了原来那样的势头。到了日本封建社会的晚期，由于德川幕府采取了锁国政策，虽然和中国仍旧保持着贸易通商关系，然而中日两国之间在文化上的交往却已不很频繁了。尽管如此，中国的封建文化还是通过各种渠道传入日本，给日本文化以影响。清末著名思想家魏源的《海国图志》，在幕末的中日文化交流中，曾经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就是历史上最好的一个见证。

魏源（1794—1857年），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鸦片战争时期的杰出思想家，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先驱者。1830年，曾与林则徐、龚自珍等人结成宣南诗社，编辑了《皇朝经世文编》。

鸦片战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半殖民地的开端。面临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所代表的一部分具有民族气节的封建知识分子，为了维护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主权，高举起抵抗的大纛，林则徐在广州设译馆，翻译外国书报，编纂了《四洲志》和《华事夷言》。1841年夏，当林则徐遭贬远戍新疆时，曾在江口会见了魏源，并将《四洲志》郑重地交给了他，嘱托他继续研究外国情况。魏源精心著书，耗时十年左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咸丰二年（1852年），写就了一部卷帙浩繁的巨著——《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一书曾先后刻板三次，内容逐步扩充。初版、二版刻于扬州，第三版刻于高邮。由“五十卷本”而“六十卷本”，最后扩充为“百卷本”。魏源在该书“原叙”里开宗明义地指出，他写此书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制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但实际上该书的思想和内容远远超过了作者原来的意图，成为一本博大精深、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

该书的内容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其一，是世界地理部分，介绍了世界很多国家的地理位置、疆域大小，以及物产、风俗和历史沿革。其二，介绍了西方技艺，其中包括军事技术、船舶的驾驶与制造、铁路以及火器弹药的使用等。其三，介绍了西方文化，诸如西洋的历法、货币、语言、宗教等等。最后，检讨了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和战之得失，论述中国抵抗西洋的战术战略，倡议建立译馆、船厂、炮局，并训练海军等等。

魏源为了写这部书，化费了大量的心血。六十卷本完成后，他并不满足已有的成绩。1874年，亲赴广东、澳门、香港，进行实地调查，继续搜集材料。该书所用参考资料相当丰富，计有西人所著之书十余种，国人所著之书七十余种，其它尚附有各洲各国总图七十五幅以及轮船、火器等模型图，等等。

这部巨著虽是魏源主编，但实际上是集体创作的。他们广泛吸取各方面成果，旁征博引，写成了这部近代中国人自己编著的系统的世界历史地理著作，一部当时中国人关于世界知识的百科全书。魏源自己也说：“不披海国图志，不知宇宙之大。”

这部书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可以说是魏源思想发展的顶峰。它所倡导的“以夷制夷，以夷攻夷，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突出地反映了当时知识界“制夷”、“筹远”等谋求祖国独立富强的要求和愿望。因而对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具有启蒙意义和先驱作用，给予清末的变法维新运动以很大的影响。并且还影响到了日本的政治、学术文化和教育等各个领域。

魏源的这部书是在1851年转入日本的。这是，中国贸易船运去三部《海国图志》，因书中有印有天主教字样，触犯了幕府的锁国禁令，故被视为禁书。由幕府以每部银130文的价格予以收购，拨归幕府御文库学问所和老中牧野忠雄保管。之后，在次年又输入一部，也归长崎会收藏。1853年，输入了15部（每部价值银180文）之多。幕府收购了七部，其余八部都投入了市场。这显然与柏利叩关，对外关系日趋紧张，需要借助该书有关。幕府不但解禁，而且允许训点翻印，出版日译本。一时翻译、刊刻、训解者络绎不绝，形成了一股热潮。同年7月，勘定奉行兼海防挂川路圣谟下令盐谷岩阳校订，箕作阮甫注释，翻印《海国图志》的《筹海篇》。此外，中山侍右卫门申请翻译出售《海国图志》的“阿墨利加洲部”（美国部分），也很快得到幕府批准。同年还出版了广濑达、正木笃和皇国隐大等翻译的有关美国部分的三个日译本，凡八种。累计两三年内，即1854—1856三年间，《海国图志》的“训点翻刻本”及“邦译本”（日译本）则多达二十余种。举凡英国、法国、俄国、普鲁士等国地理，以及《澳门月报》、《夷情备采》、《筹海篇》、《国地总论》等无不经人翻译介绍。而金泽、福井、神户、伊势等处之学馆，且曾采用该书作为教授学生世界地理基础知识的教科书。就这样，短短的几年当中，《海国图志》不胫而走广泛流传东瀛，影响之深远，是不可估量的。

训译者在前序后跋中，都高度评价了《海国图志》，一致认为此书“纂述该（同赅）博”，在“幕末海禁告急之时最为有用”，“非他书可比”。训译者们借此以抒发时局感想，宣传爱国主义，启发民族精神。

《海国图志》虽经训点翻译，大量出版，但仍供不应求。数年之间，书价倍增。1851年，每本仅值银130文，到1859年，竟高达436文。幕末先觉者佐久间象山、著名的尊攘运动活动家吉田松限、尊攘派志士桥本左内、赖之树三郎等竞相搜集借阅，皆以一睹为快。他们有的做眉批，有的写摘要，有的写心得，孜孜不倦，如饥似渴地反复阅读，而且还邀集志同道合者座谈，交流心得体会。

吉田松阴曾于1854年披阅并抄录了《海国图志》。他写道：“林则徐、魏源皆有志之士，尤其精通蟹行书（按：指横写的西文书）。我想，无论如何应劝我国有志之士阅读蟹行书。”1855年，他接连写了两篇有关《海国图志》《筹海篇》的读后感。魏源在书中所阐述的思想给吉田以很深的影响。

综上所述，十九世纪中叶，魏源的《海国图志》是对日本朝野上下和广大的知识分子的一部重要的启蒙书。它对幕末尊攘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激励作用和鼓舞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界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指出，魏源的《海国图志》“在今日不过束阁覆瓿之价值，然日本之平象山（佐久间）、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此书所刺激，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饮冰室文集》卷五、六）。应该说这一评语是很恰当的。